中国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基于统一增长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视角论文,中国人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经历了强盛、衰退和复兴的过程，它的发展历程对人类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年，人口转型带来了中国人口“质与量”的转变，推动着中国经济完成了从停滞到增长的起飞。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且经济总量将有可能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停滞两千年的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统一增长理论提供了一种从长期视角检验不同国家或文化经济绩效的自然框架。①借助统一增长理论来分析我国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起飞的过程与面临的挑战。 统一增长理论的基本结构 2000年以来，以Galo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并发展了统一增长理论，它实现了宏观模型和微观基础的统一、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统一。②统一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马尔萨斯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仅着眼于某一个发展过程的限制，对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转型机制提供了一个简洁的理论框架，为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后续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统一增长理论，如工业革命起源③、人力资本形成④、李约瑟之谜⑤等。下面就统一增长理论中三个历史阶段、转型机制和理论模型三方面进行阐述。 1.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其特征 统一增长理论把人类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尔萨斯时期、后马尔萨斯时期和持续增长时期(见表1)，并从人均收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出发，为三个阶段之间的演化过程提供了良好的微观基础。统一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技术进步的源泉不同，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在人类发展早期，人口规模是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开始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
在马尔萨斯阶段，由于处于农业社会，人类一直为维持生存而努力，出生率高，死亡率亦高。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都微不足道，难以对生产力产生显著推动作用。这个阶段的教育微乎其微，而且与生产力基本无关。 在后马尔萨斯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大拓宽了市场交易范围，推动了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口和人均收入同时快速增长。由于人口自然生育力有一个最高限，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最终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口转型开始。它逐渐改变了人口的年龄分布，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及其比重(人口红利)，经济进入工业革命第一阶段。此时教育也发展了，但一般被看作是文化的附属品，人们对教育的投资基于非经济因素，例如宗教、教化、道德形成、社会控制等，生产过程对其需求很低，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很小。 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对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加，马尔萨斯稳态逐渐消失，经济转向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当然，地理因素、历史偶然性、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使得各国人口转型和经济起飞时间有所不同，形成了世界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大分流。在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逐步增加。这一阶段的技术进步增加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同时人力资本的增加也促进了技术进步，形成了良性循环，最终父母开始偏好子女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引发人口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型，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总的来说，统一增长理论解释了人类经济从停滞到增长的整个过程，其三阶段转型可用图1表示。 统一增长理论三阶段转型 马尔萨斯时期 间歇性技术进步和资源扩张使得人均收入增长被人口规模抵消：由于人口调整滞后性.人均收入微增长；人力资本在生产中作用微小，父母缺乏投资教育激励。 技术进步加速 人力资本需求增加，人口转型 人均收入的增加仅部分被人口扩张抵消，使人口与人均收入均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使家庭分配更多资源到子女质量上.也放宽了预算约束，使家庭提升子女数量。 持续增长时期 技术进步提高经济体对人力资本需求，同时，投资教育使得技术进步加速，产生一种良性循环。父母偏好子女质量超过数量，完成人口转型。
图1 统一增长理论的三阶段转型过程 2.统一增长理论模型 Galor和Weil在2000年首次提出了能够解释人口、技术进步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内生演化且与几千年来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统一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解释了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实现从停滞到增长转换的驱动力。 模型假设：人力资本由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共同决定，适应新的技术所需要的时间与受教育水平成反比，与技术进步率成正比，技术进步率由受教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共同决定。
为t时期一个成年人拥有的子女数量，它代表人口增长率。经济中的个人在面临抚养子女和参加劳动总的时间约束下，选择孩子的数量和质量。
分别为t时期单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率、人均有效资源、潜在收入和成年人数量，经济发展由序列
的联合演化所主导。 模型动态系统由两个不同体系组成。在第一个体系中，经济处在马尔萨斯时期，个人受生存消费约束。他首先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将剩余的资源用于抚养子女。经济的演化由一个四维非线性一阶自洽系统主导：
其中，初始条件是由历史给定的。 在第二个体系中，经济突破了生存边界，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抵消作用被消除，不再有生存约束，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的相互影响产生了良性循环，经济跳出马尔萨斯边界，开始了人口转型。在持续增长时期，技术进步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有效资源开始增加。假定人口增长是外生给定的，即假定人口数量是固定的，在持续增长的稳定均衡中，教育水平、技术进步水平、人均资源增长率以及人均产出都将会是固定的。经济的演化由一个三维的系统控制：
下面描述技术进步率和教育在三阶段中的动态变化。 在给定人口规模L时，技术和教育的动态由序列
表示，这个序列在每个时期t都满足：
(3)式定义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率之
说明即使没有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率也会随着人口增长而提高
说明在有了人力资本以后，技术进步率随着人口和受教育水平增加而增加，但是以递减比例增加；
为刚好产生人力资本时的技术进步率。 鉴于函数的性质，这个动态的子系统有三种不同的结构，如图2所示。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由一种结构内生地演变到另一种结构，
曲线向上移动表明人口增加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
图2 技术进步率与教育的关系 在马尔萨斯时期(图2A)，人口总量较小，经济处于马尔萨斯稳态，
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人力资本保持在0水平上，表明这个时期没有人力资本。 在后马尔萨斯时期(图2B)，具有中等规模人口，规模经济、市场交易扩大、专业化分工等因素使这一阶段技术进步加快，技术进步曲线向上移动，收入增长不再被人口增长完全抵消，经济处于过渡状态。动态系统有三个均衡状态，两个稳定的均衡点：
随着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经济正在向持续增长阶段过渡。 在持续增长阶段(图2C)，具有一个较大的人口规模，技术进步更快，技术进步曲线持续向上移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更加旺盛，父母的偏好由子女的数量转为子女的质量，开始加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动态系统具有一个全局稳定的均衡状态：
随着人口规模单调增加。 总的来说，Galor等人认为，在马尔萨斯时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为0，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几乎没有贡献，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对生产力的贡献逐渐凸显，投资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最终触发人口转型。直至今日，人口转型和人力资本需求增加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进入持续增长时期的重要标志。 中国经济两千年的盛衰交替 按照统一增长理论的阶段特征，我们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马尔萨斯时期(1949年前)、后马尔萨斯时期(1950-1978年)和持续增长时期(1978年至今)，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两千年之轮回：马尔萨斯停滞时期(1949年以前) 自秦统一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一直较为缓慢。从图3中可以看出，公元1年我国人均收入为450国际元(1990年水平)，自此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直到宋代达到顶峰600国际元；自此开始停滞不前，1820年后甚至出现衰退，经过战乱，1950年人均收入又回到公元1年的水平，仅为448国际元，笔者把它称为两千年之轮回。
图3 中国人口和人均收入变化(1—2008) 资料来源：Maddison,A.,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 AD,University of Groningen,2010. 两千年来我国人口增长也相对缓慢，从西汉末年(公元1年)的5960万人缓慢增加到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1.38亿，年均增长率仅为0.78‰，也基本符合马尔萨斯特征。 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不同的是，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先于人均收入增长。从图3中可看出，进入18世纪以后，中国人口增长明显加速。乾隆六年(1741)统计人口首次突破1亿大关，达到一亿四千万。至道光七年(1827)，中国人口已跃至4亿以上。⑥ 到了清代后期，人均耕地面积从清初的7.2亩锐减至2.2亩⑦，人口增长已经远远超出物质资本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清代人口平均寿命仅在30～35岁之间。⑧人口恶性膨胀严重阻碍经济发展，1820-1870年间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从600国际元(1990年水平)降到了530国际元。1949年前的两千年，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快速增长，人均收入没有大幅增加，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一直处在马尔萨斯时期。 2.经济与人口增长加速：后马尔萨斯时期(1949-1978年) 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中，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生产力才开始逐渐恢复，人口和人均收入同步快速增长，我们认为中国进入了后马尔萨斯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户，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均收入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增长。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以后，人均收入从1951年的491国际元增长到1958年的690国际元，年均增长率为5.8%。
与此同时，和平环境之下的出生率也很高，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幅降低。从图4中可以看出，1949-1957年，总死亡率由20‰下降至10.8‰，出生率在这个时期基本保持在32‰以上的高水平。而且，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以后，国民经济转好，由于补偿性生育的原因，生育率更是大幅度上升，1962-1978年间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37‰之间，同时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6.25‰左右，在这期间人口增加了将近3亿。
图4 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1949-2010)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图中剔除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不正常年份。 虽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政治运动对我国人均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人均收入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率。从198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重工业在1952-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是轻工业的2.6倍，工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34%提高到1978年的62%。我国人均收入从1962年的550国际元增长到1978年的978国际元，年均增长率为4.9%。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同步增长使得我国突破了马尔萨斯边界，开始向后马尔萨斯时期过渡。 3.历史性的转折：一胎化政策的出台 统一增长理论认为，人口转型完成是经济开始进入持续增长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人口转型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经济自发转型(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的提高，父母更加偏好用子女的质量代替数量，从而降低人口出生率，最终实现人口转型)；另一种是采取政策手段人为转型(控制出生率以迅速实现人口转型)。 生育率的自发降低需要改变父母的偏好。这就要求经济必须发展到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中工业发展不依赖人力资本而依赖人口规模的扩大)，形成生产部门对人力资本的强烈需求，而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是不现实的。当时中国仍然处于较落后的经济状态，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工业部门无法形成对人力资本的大量需求。 同时，1950-1970年的高生育率使得我国人口快速增加，这对粮食供给产生了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出现了巨大的隐蔽性失业。⑨为避免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必须控制人口出生率，以减少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抵消作用。如果按照1973年人口增长速度增长，那么在2001年我国人口会达到16亿，2050年将达到44.6亿，很显然这种恶性人口膨胀将会使经济掉入马尔萨斯陷阱。 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载入宪法。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 4.新时代的到来：持续增长时期(1978年至今)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新生人口显著下降(见图5)，1978-200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2‰下降到5.08‰，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4.79‰。根据2013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总和生育率，世界平均水平为2.5，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为3.0，而中国只有1.5，被归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直至今日，中国已经完成了由后马尔萨斯时期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向持续增长时期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型。
图5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均收入(1978-2008) 资料来源：人口自然增长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人均收入来自Maddison,A.,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 AD,University of Groningen,2010。 一胎化政策的有力推行大大降低了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导致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急剧增加，中国在短期内形成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蔡昉估算出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对1982-2000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⑩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减少人口抚养负担，增加适龄劳动力供给。例如，我国就业人口从1978年的4亿增长到1993年的6亿，2011年达7.6亿。同时，人口负担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1》，我国总抚养比1982年为62.6%，2011年下降到34.4%。二是提高居民储蓄率，为我国高资本积累提供了巨大资金保障。我国20世纪80年代平均储蓄率约30%，90年代初储蓄率在35%以上，2012年储蓄率达到52%，为全球第一。汪伟通过分析1989-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指出，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的重要因素。(11) 虽然我国的人口转型被认为是人为造成的，但工业化进程依然符合统一增长理论。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工业化的到来，这导致了对人力资本的巨大需求。如图6所示，我国初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26%增加到2010年的62%，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从1%上升到9%。教育水平的提升促进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使得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不断扩大。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从根本上改变了父母的偏好，导致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迅速增加。
图6 各类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201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1》。 虽然过去三十多年里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物质资本积累，但人力资本积累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逐年增加。根据相关学者的估算，1978年我国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分别为6254.4亿元和1335.364亿元，两者比例为4.68∶1；到2007年两者都有了飞速增长，存量分别达到117908.2亿元和43190.23亿元，比例变为2.73∶1，人力资本积累快于物质资本积累。(12)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增速下降与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符合统一增长理论中持续增长时期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认为中国自1978年开始进入持续增长时期。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一胎化政策以来，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成功地将人口控制在低生育率水平。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人为控制出生率在为经济转型带来动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如提前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等。 超前人口转型带来的挑战 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的人口转型并非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通过政策干预来加速完成的，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前就实现了人口转型。从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来看，这种加速人口转型在获得“人口红利”的同时也放大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 1.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通过一胎化政策控制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巨大“人口红利”，但紧随“人口红利”而来的就是“人口负债”。图7为联合国对中国各年龄段人口的预测结果。根据这个预测，2015年我国人口红利将达到最高峰，之后将逐渐减少。由图7可以看出，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1975年为5.11亿，之后开始持续增长，直到2015年达到峰值，总量为10.1亿，之后劳动力绝对数量将呈现逐步减少趋势。
图7 预测中国人口总量(1975-2045)
图8 预测各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75-2045)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2013. 从图8可以看出，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逐渐增加，而14岁以下人口占比逐渐缩小，我国老龄化将会越来越严重。197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56%，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5%；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72%，65岁以上人口为9%；2045年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23%，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为63%。由此可见，中国人口结构将会在未来30年之内完成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转变。 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发达国家大多用45年以上的时间来实现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上升到14%，其中，法国所花的时间是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尽管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挑战，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也存在差异。但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由于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技术创新也处于前沿水平，因此，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迄今也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13)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只用了近30年就完成了老龄化进程，是目前唯一一个以较低收入进入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大国。(14)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在于：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全面超越世界水平，地区分布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老龄化超前现代化。(15)发达国家老龄化是在完成经济结构转型的前提下到来的，但我国在出现老龄化的同时，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经济结构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水平，结构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呈现“未富先老”情形。 2.中国加速人口转型的模型解释 要进一步理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统一增长理论模型作一些补充。 (1)计划生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统一增长理论中L代表t时刻成年人(全部参与劳动)数量，n代表一个成年人新生小孩的数量，也就是人口增长率。中国在刚进入后马尔萨斯时期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降低了出生率。假定劳动人口不变，统一增长理论中子女教育水平
和技术进步率
之间的关系如图9所示，模型公式详见前文的(3)式。
图9 技术进步率和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时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初期，
(技术进步率还处在g即产生人力资本需求的最低技术进步率以下)，人力资本对生产贡献很小，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需求很低。随后计划生育限制了子女的数量，父母的偏好自然就转到对子女质量进行投资。父母对子女教育
的投资会导致技术进步率
的提高。当技术进步率提高到
时，
和
之间就会出现正相关关系。随着对教育投资的增加，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人力资本开始对生产起到促进作用。这时，技术进步也对教育产生了更大的需求。
和
的良性互动加速了经济发展，使得人均有效资源
快速增长到
，导致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变化过程由图10表示。
图10 计划生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注：图B中向右下倾斜的点状线为有条件的马尔萨斯边界，经济处在马尔萨斯时期和后马尔萨斯时期状态时都在边界以下，突破马尔萨斯时期后处在该边界以上。 教育水平从
提高到
(图10A)带来了技术进步率的提高，使得经济体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进入持续增长阶段。图10B是统一增长理论中受教育水平和人均有效资源之间演化关系的相位图。受教育水平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突破马尔萨斯边界后，人均有效资源相应地从
提高到
。 (2)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由(3)式可知，技术进步率
不仅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成年劳动人口数量也对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当经济发展到t+1时期，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来临，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将会减少，
曲线向下移动到
，它的下降将削弱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使得父母削减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即
。技术进步率和受教育水平的下降最终会导致人均有效资源从
，这就是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同时，老龄化又分为自发的老龄化和人为加速的老龄化，其形成方式不同对经济绩效产生的影响也大不相同： 其一，自发人口转型引发的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自发转型后，老龄化将会导致劳动力人口
小幅减少到
。由于
，劳动人口减少虽然会影响未来技术进步率和教育投资进而影响人均有效资源，但影响不是很大，不会使得经济跌出持续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又会复苏到之前的持续增长水平。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由图11反映，双向箭头表示经济过程可逆。
图11 自发人口转型引发的老龄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小幅度人口规模减小使得技术进步率从
减少到
，技术进步放慢使教育投资从
，人均有效资源也从
。但经济并没有跌出持续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复苏，该过程可逆，经济仍会回到最优的长期均衡状态。 现阶段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高与人口老龄化有很大关系，但是这些国家已经进入发达阶段，技术进步并未出现衰退，增长率稍低不会使其跌出持续增长阶段。此外，发达国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大大抵消了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停滞或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图形上表现为技术进步曲线
的斜率变得更大了，使其均衡点往右移动。 其二，人为加速人口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人为加速完成人口转型后，若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成年劳动力
将会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这将导致技术进步率持续下降。一旦技术进步率下降到保持持续增长的最低门槛以下，即
，经济将会陷入发展陷阱，若没有外部冲击，它将很难重新回到持续增长阶段。长期人口下降的动态过程由图12表示。
图12 人为加速人口转型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大幅度人口规模减小使得技术进步率从
减少到
时，经济跌出持续增长阶段，开始出现长期衰退。此时，技术进步放慢使教育投资从
，教育与技术进步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消失，人均有效资源也从
。对于一个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国家而言，该过程不可逆。 中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来加速人口转型，在未进入发达阶段就出现了人口老龄化，人为超速进入老龄化时的技术进步率低于自发进入老龄化时的技术进步率。老龄化来临时，给定同样降幅的技术进步率，人为加速的中国也就更容易跌出持续增长阶段。因此，中国可能会因老龄化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而难以进入高收入阶段。 应对超前人口转型问题的对策思路 为了减缓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衰退，保持持续经济增长，我国的人口政策应该作相应调整。 通过对统一增长理论模型的补充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短期的一胎化政策可加快经济转型速度，使得“人口红利”提前到来；但是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将导致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人口问题有一定的惯性，“一胎化”一旦成为社会习惯，生育率将会很难再提高。现今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已经成为家庭中最主要开支，很多普通家庭无力负担多子女抚养成本。而且，统一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放松“一胎化”政策不会引起人口出生率的猛增，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会更加偏好子女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放松一胎化政策将不仅可减轻人口抚养负担，而且可拉动内需，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尽快放松一胎化政策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必要前提。 另一方面，应当大幅度增加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性质(16)，而中国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教育基础相对发达国家还是较为薄弱。因此，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是增强中国未来创新能力的战略性举措。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普遍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农村师资数量和质量都相当薄弱，加之农村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无力负担高额学费，致使农村青少年不得不放弃接受更好更多教育的机会。我国应把教育资源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快速提高，以抵消人口结构老化和人口数量减少所造成的技术进步率下降。 ①②Galor,O.,"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Unified growth theory",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2005,1,pp.171～293. ③Jones,C.I.,"Wa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vitable?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very long run",Advances in Macroeconomics,2001,1(2). ④Galor,O.and O.Moav,"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4,71(4),pp.1001～1026. ⑤汪川、赵亚奎：《重视“李约瑟之谜”：“统一增长理论”的视角》，《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⑥石蕾：《试论清代人口膨胀的成因及其后果》，《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6～519页。 ⑧宁可：《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⑨郭熙保：《发展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236页。 ⑩Fang,C.and D.Wang,"Demographic transition:Implications for growth",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2005,34. (11)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期。 (12)雷辉：《我国资本存量测算及投资效率的研究》，《经济学家》2009年第6期；焦斌龙、焦志明：《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估算：1978-2007》，《经济学家》2010年第9期。 (13)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14)邬沧萍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15)郭熙保等：《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持久性影响及其对策建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2期。 (16)郭熙保、习明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后发优势与经济增长——基于国家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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