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辽金元史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元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的辽金元史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拓展。其中，尤以蒙元史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
一、辽金史研究
关于辽金政治的研究。何天明近年注重研究辽代的政府机构。他在《辽代北宰相府的设立及职官设置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类似于北、南两府宰相的主管官虽早在耶律阿保机即位前就已纳入契丹官制之中，但作为政权机构一部分的北宰相府，其草创时间应是辽太祖元年，而当时的宰相府还没有固定的办公衙署。在《试探契丹北枢密院的职能及历史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中，何天明考述了契丹北枢密院四个阶段的职能变化与历史作用，以为契丹北枢密院是辽代的军政核心，其职能包括兵机、武铨、群牧及行政、经济、文化、司法等。孟凡云《论辽代后权的双重性及齐天后失败之原因》（同上，第6期）一文，则考察了辽代后权独立与依附性并存的双重性，指出无子而居后位的齐天后的失败，说明依附性是后权的最基本特性。此外还有关树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柳孟训《耶律德光的历史作用》（《学术交流》1997年第4期）等。
关亚新《论金代女真族的村社组织——谋克》（《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一文，对谋克的形成、特点及作用作了探索。王景义的《略论金代的勃极烈制度》（同上）则探讨了金代官制勃极烈制度的产生、发展、作用等，以为勃极烈制虽带有原始军事民主性质，但对金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靳华《史鉴对金世宗施政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等。
关于辽金人口与经济的研究。孟古托力的《辽朝人口蠡测》（《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5期），将辽代人口按民族划成五大部分逐一考索，求得了公元1114年和1000年两个标准时间的总体人口，并指出了辽代以契丹人为主体，汉族人为多数，其他民族共同构成的人口特点。王兴文的《金代盐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对金代盐业资源、盐制、盐价、盐课及盐使设置与管理等进行了探讨，认为金代盐业虽然不很发达，但盐利在国家财政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郭正忠《临潼金代解盐银铤考》（《文物》1997年第4期）一文，对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临潼出土的15笏盐司银铤作了研究，认为它们不是“盐税银”，而是盐司收到的商人买盐“入纳银”，它们原属私财，并对银铤铭文作了考释。曾代伟的《金朝物力通检推排法浅论》）《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系统阐述了金代通检推排法的颁布、修订、施行及经验教训，指出通过此法分享了贵族富豪家财，不能简单地斥为是对普通民户的搜刮掠夺。
辽金教育、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研究。黄凤岐的《论辽朝的教育与科举》（《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对辽代的官私学、师资教材及科举制的创立、形式、内容、影响等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辽代契丹贵族子弟以军功、门荫授官，专门选拔汉人入仕的科举制常被斥之为“民族歧视”。对此，周怀宇颇有异议，他在《辽王朝的科举制考察述论》（《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一文认为，这种政策客观上调节了各少数民族在科举制中不平衡的地位，对各族融合和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张文毅、董丽《契丹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的汉化》（《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契丹在文学、儒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诸方面接受、吸收汉文化的影响，从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辽文化。辽墓壁画是反映契丹民族社会生活的生动材料。刘素侠的《从辽墓壁画看契丹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指出，由辽墓壁画可以看到契丹人游牧、渔猎、居住、饮食与“捺钵”生活及契丹人的绘画水平。张国庆、朴忠国撰写的《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23万字），是我国迄今第一部全面论述辽代契丹族习俗的专著，该书阐述了极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契丹人的生产、生活、人生、社会、娱乐、宗教信仰、习俗及契丹习俗源流等。王曾瑜《宋辽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等崇拜》（《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对辽金的多神崇拜进行了考述。
周腊生的《金代贡举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对金代科举考试作了新的探索，指出金代举行进士考试43次，共约取士15000人，状元74名。马明达《金代书画家任询考述》（《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1997年10月）一文，对任询生平事迹、书事成就作了评述。安贵臣、蒋维忠的《金代的忠孝意识评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指出，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为金朝统治者、庶民所接受，为推动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起了促进作用。此外还有：苍松《论女真文化体及其演进》（《求是学刊》1997年第2期）、王春雷《从一枚金制佛像看金初佛教的盛行》（《中国文物报》1997年10月12日）、张敏杰《关于徒单镒“状元”说之我见》（《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任崇岳《王鹗与〈汝南遗事〉》（《元史论丛》第6辑）。
关于辽金民族与对外关系的研究。王成国在《略论辽朝统治下的汉人》（《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一文中，对汉人进入辽朝境内的时间、地理分布、汉人代表在辽朝的政治地位与影响等作了论述，指出辽境内的汉人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他们却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魏志江的《论1020-1125年的辽丽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深入研究了那个时期的辽朝和高丽国之间的关系，认为1020-1125年是辽丽朝贡体制全面确立，辽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由于金的崛起和辽金战争的展开，高丽国停止对辽的朝贡，辽丽关系遂告终结。申友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成《中国北族王朝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15万字）一书，该书对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民族分布、人口与社会结构、社会经济、民俗传统、民族融合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
二、元史研究
1997年，元史方面出版有综合性著述四部。刘迎胜新撰的《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23万字），作为二十五史新编本之一，基本上采用纪传体撰法，全书分“纪事”、“传记”、“志”、“表”四部分叙述。“纪事”章概述蒙元军政要事与皇位传承情况；“传记”章则为蒙元时期帝王将相、谋士文人、外交使臣及起义首领共计74人列传，并附加评议；“志”章论述蒙元部族、文化情况及政治、兵制、经济等项制度；“表”章列有元帝系、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世系表。姚大力的新著《漠北来去》（长春出版社1997年8月版，18万字），选择成吉思汗帝国的兴起、大蒙古国的三次西征、灭南宋、管理西藏、对云南的统治、蒙元时代的中外关系、中元政治中的“国俗”与儒术及红巾起义与元朝灭亡等重大历史史实进行了生动的阐述。此外有达林太等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邱树森的论文集《贺兰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版）。本年度还出版了《元史论丛》第6辑（所收文章将在以下专题中分别介绍）。
关于元代政治的研究。对于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调整、完善产物的元代行省制，李治安近年作了系列研究。他在《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南开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对元行省制的来源、三个发展阶段、行省地方最高官府体制的确立条件等作了新的探讨。以为世祖末成宗初，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行省由临时派出处理军政事务的机构而逐步过渡为地方最高官府体制，但仍长期保留有派出机构的性质。在《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中，李治安指出了元行省制的三大特点：一是行省的两重性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二是行省主要为中央政权，兼替地方分留权力，三是行省权力大而不专。其作用在于创立了一种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这种新体制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刘如臻的《元代江浙行省研究》（《元史论丛》第6辑），专门探讨了江浙行省的建置、选官、职掌及元末农民大起义后的江浙行省。张帆的专著《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20万字），着重研究了宰相机构、名号、任免、职权、僚属等问题，尤其对元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宰相内部关系、宰相权重原因及相权的突出表现诸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考察。肖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元史论丛》第6辑）一文，考析了蒙元时期译职人员的来源、设置、功能及政治与社会地位。认为元朝译职人员的功能主要是为统治阶层内部沟通，有一定的政治前途，充分反映了沟通人物在多元民族国家中的重要性。周清澍的《关于别失八里局》（同上）则重申此局设在京师大都，而不是别失八里。桂栖鹏《元代进士仕宦研究》（同上）一文考证元代进士显宦者111名，指出元代进士的升迁制度除受元代官员迁转制度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各自才能、族别、家庭背景、登科年份与名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陈朝云、淮建利的《试论元代官员的乘驿接待制度》（《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探讨了元政府官员的接待制度、驿站供给的食宿条件、交通工具以及元廷采取的一系列维护这项制度的措施。此外还有姚继荣《略论元朝仕进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雷莉《元朝管理青海方略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曾晓玲《从萨都剌诗歌看元朝政治的衰变》（《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关于元代经济的研究。陈高华的《元代的酒醋课》（《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首次对元代酒醋课的起源与发展变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指出，元代的酒课，或官榷，或散办，不同时间与地区时有反复变化。作者认为，无论是官榷还是散办，元代酒的生产、销售都要受政府管理。文中还对元代酒的产销管理机构酒务、酒醋课管理部门、酒醋课的数额等作了考察。在《元代商税初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中，陈高华又探讨了元代“汉地”赋税制度来源与商税的种类、内容、收入、收税机构、防漏税法令等。认为，元代商税是一种交易税，只有住税而没有过税。商税是三十取一，主要取之于全国三四十处大中城市。并指出，元代走漏商税的主要原因是权贵、僧道的公开逃税与税务官吏的营私舞弊。高树林的《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23万字），则是迄今第一部研究元代赋役的专著，该书对元代赋税、工商税、办役，以及诸色户计和民军站匠户、禁榷、矿治户计及诸色杂户诸问题作了考察，尤其是深入剖析了元代实行南北税制不一、“税粮”、“科差”、税役渊源等问题。姚恩全《论元代江南租佃经营模式下劳动力的组织管理》（《辽宁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考察了四种劳动力组织管理形式，指出，由于佃农身份地位及生产经营自主性的变化，提高了生产力。邱树森《元代回回人的商业活动》（《元史论丛》第6辑）一文，着重研讨了蒙古国时期及元代的回回商人、回回商人对元代外贸的贡献、回回商人与“斡脱”钱诸方面。认为通向漠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云南通天竺的朝觐之路的开辟，与回回商人有密切的关系。修晓波的《元代色目商人的分布》（同上），稽考群籍，爬梳剔抉，按地区对元代色目商人的活动作了考察，指出：色目商人遍及全国，愈往东南，色目商人愈多。高荣盛致力于元代经济方面的研究。他在《元代匠户散论》（《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中，研究了蒙元时期工匠的来源与类别，“系官工匠”的劳作方式、系官匠户的身份待遇诸问题，以为元代工匠并不常年入局劳作，经济状况较一般劳动者要好。高荣盛又发表《元代市镇管窥》（《江海学刊》1997年第3期）、《元代畜牧业概观》（《元史论丛》第6辑）二文，前文探讨了元代市镇分布及基本面貌，尤其考察了中心城市的城市管理制度、经济功能、中小工商业者、居民结构变化以及大都、上都的商业市场；后文对元代畜产品的需求、畜牧业管理、牧地分布及畜牧业兴衰进行
了论析。王培华的《土地利用与社会持续发展：元代农业与农学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元代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单产较唐宋时的提高，主要在于当时农学家对土地利用的新认识。此外主要还有田俊迁《成吉思汗发展经济的措施和指导思想》（《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陈崇凯《元明中央对西藏经济的扶持政策及作用》（《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叶世昌《元代的信用和信用机构》（《河北学刊》1997年第3期）。
关于元代思想文化、宗教的研究。陈得芝在《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对宋季士风、宋元之际的江南士人动向、元初江南士人思想和政治态度的演变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两宋养成的不良士风，使得士人中坚守气节、拒仕元官者仅占少数。入元后，因受元廷歧视，南士抵触情绪浓重。到世祖末、成宗初，随着尊儒重士政策的实施，南士对元统治由不满而趋于“认同”。王风雷《论成吉思汗教育理论与实践》（《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一文，从广义教育的角度，对成吉思汗在军事教育、法制教育、习俗教育、伦理纲常教育等方面的理论及实践作了论述。胡务的《元代庙学的兴建和繁荣》（《元史论丛》第6辑），探讨了元代庙学修建类型及资金、庙学的规模结构、发展过程、分布特点等，并列“元代各朝所修庙学一览表”。马明达的《元朝三皇庙学考》（《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1997年10月），对元朝独创三皇庙学的基本情况作了一番考察，认为三皇庙与孔庙相并列，实质上是以医学与儒学相并列，这是蒙古人特有的文化观念与中原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乌力吉《关于“腾格里”的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一文，疏理了“孟克腾格里”、“胡日穆塔腾格里”、“额色润腾格里”这三个“天”的意义。指出三个“天”的具体应用很混乱，并不规范。此外主要还有：白春雨《成吉思汗统战行动中的哲学内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宝贵珍《论成吉思汗的伦理思想及其政治意义》（《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2期）、舒振邦、舒顺华《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孙宏曲《元代初社会思潮中的返儒倾向》（《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张志勇《元代儒学与契丹名士》（《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马明达《元代雕塑家钩沉》（《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汤惠生《关于萨满教和萨满教研究的思考》（《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的道士生活》（《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2期）。
关于元代民族、边疆及对外关系的研究。刘迎胜《关于元代中国的犹太人》（《元史论丛》第6辑）一文，分元以前犹太人移居中国的文献记载、元代的术忽回回、元代杭州的犹太人与犹太寺院称呼四部分，对元时期犹太人在中国的情况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周良霄在《札记二篇》（同上）中，分别对蒙元时期“色目”、“南人”与“北人”的概念范围作了界定。曹相《云南契丹后裔探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认为入滇契丹人最初即是随蒙古军征战至云南的契丹族官兵。尚衍斌的《元代中书省的畏兀儿族大臣》（《元史论丛》第6辑），则考索了在元中书省、行中书省中任职的畏兀儿族大臣状况。王
《大蒙古国兀鲁思封授问题管见》（同上）一文，研究了有关成吉思汗在位时的兀鲁思封授、东西道诸王各兀鲁思封授地域等问题。苏北海的《元代金帐汗国的建立及其统治》（《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对金帐汗国的兴亡、民族、经济文化与宗教信仰等逐一作了论述。罗贤佑的《元代畏兀儿亦都护谱系及其地位变迁》（《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对不同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作用，作了较系统的探讨。毕奥南《乃颜——哈丹事件与元丽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一文，通过平定乃颜——哈丹叛乱，考察了元廷与其内属藩国高丽的关系，指出在平叛上高丽国与元廷保持一致，赢是了元统治者的信任，但元廷从没有取消过对高丽实行众建分势的策略。林远辉《元代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1997年10月）一文，认为元廷虽然对安南等国发动过侵略战争，但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是主流，且比过去有所发展。其它还有：林远辉《宋元时期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关系的发展与华侨》（同上）、李迪《元代与马八儿国、俱蓝国关系初探》（《内蒙古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等。
关于元代历史地理的研究。陈得芝《赤那思之地小考》（《元史论丛》第6辑）一文，对赤那思之地作了精审考论，认为赤那思之地应是指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至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的具体地点，尚有待考古发现。苏北海的《阿力麻里古城的位置及其历史发展》（《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探讨了伊犁地区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及伊斯兰教、经济文化情况。庄景辉《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光明日报》1997年9月2日）一文，对泉州海外贸易的兴盛、港市繁荣及元廷对泉州港建设在政治、经济、交通、市舶制度方面的积极经营作了分析考察。
关于元代人物的研究。陈高华在《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氏》（《元中论丛》第6辑）一文中，对山东东平严氏集团的盛衰作了精细的考论。指出，严实父子在家族世袭、中下级官员任命、民事刑事案件审判等方面有相当的独立性，但军队调遣、赋税上交、派遣质子及元廷派驻达鲁花赤、各投下在东平分地置官员等则又表明，严氏父子的自主权是有限的。该文还阐述了严氏父子收容儒士，以及在文化上所作的贡献。王启龙《元朝帝师八思巴家世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一文，考述了八思巴所诞生的款氏家族之源流，以为这个显贵佛教家庭为八思巴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中，王启龙又对忽必烈结交八思巴的复杂过程、他们与噶玛拔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新的阐释。萨兆沩《一位蒙古族化的色目诗人萨都刺》（《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认为萨都刺虽称色目人，但西域少数民族特性早已基本消失，其族籍应是蒙古族。吴海涛的《贺惟一与元末政治》（《阜阳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研究了贺惟一在元末的主要活动。桂栖鹏《元代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除勾勒拜住仕履外，又指出拜住晚年寓居高丽，曾担任高级官职，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杨志玖一直关注马可波罗的研究。他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中，针对英国弗兰西丝·伍德博士著作中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事，指出，伍德博士虽多方论证，但说服力不强，游记中确有一些错误夸张甚至虚构之处，但准确可靠者也不少，若非亲见难以解释。杨志玖又在《马可波罗问题争论的焦点何在》（《光明日报》1997年10月4日）中，提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中国史籍中未发现有马可踪影，包括其人之名及在中国的真实身份等。此外主要还有：石金民《成吉思汗的用人之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丹林《多达纳波对蒙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的贡献》（《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陈松柏《试论张养浩的最后岁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李棣华《试评元监察官杨朵儿只》（《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关于元代文献及史学的研究。蔡美彪在《马可波罗归途记事析疑》（《元史论丛》第6辑）一文中，对《游记》中有关归途记事的真伪问题作了辨析，包括马可归途身份、阔阔真公主和“蛮子国王的女儿”马可在波斯及奉使英法辨伪等。那木吉拉的《释〈蒙古秘史〉中的“塔马察”》（《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研究“塔马察”的语源及其用于人名时的读音或称呼，从而揭示了古代蒙古人名词汇、音变现象和蒙古与突厥、契丹等古代北方民族在人名、官名上的传承关系。杨富学《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同上，第5期）一文，利用回鹘文《七星经》，论证“合罕”、“合罕皇帝”称号并非专指窝阔台汗。并指出，在西域、敦煌发现的回鹘文写刻本中，与汉、蒙、藏有关的资料不少，值得重视。顾诚的《〈至正直记〉的作者为孔克齐》（《元史论丛》第6辑），认为该书作者不是孔齐，而是孔克齐，孔齐乃孔克齐的误写。江湄《欧阳玄与元代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系统论述了欧阳玄的家学、交游与史学成就，认为欧阳玄主持编修宋、辽、金三朝正史，参修《经世大典》等，功绩卓著，应予以充分肯定。此外还有：马明达《元修〈三阳图志〉和〈三阳志〉》（《文史知识》1997年第9期）、修晓波《〈元史〉土土哈、不忽木列传订误》（《文献》1997年第4期）等。
本年度元史其它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有：宝音德力根《成吉思汗葬地“大斡秃克”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群克加、雷英《成吉思汗灵柩迁移过程》（《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卢明辉《13世纪以后亚欧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与蒙古游牧文化的变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奇格浩斯《试述古代蒙古的经济立法》（《内蒙古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杨平《从元代官印看元代的尺度》（《考古》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