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儒家政治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是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一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学派。汉武帝时期，儒家由先秦时期在野的诸子之一，逐步登上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从此之后，儒家学说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就几乎从未中断过，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均有极大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是关注社会政治的学问，是修己安人之学，所以，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建国后，由于思想文化领域里“左”倾思潮的日趋严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和全民批孔，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在长时期内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甚至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视为儒家传统业已死亡的标志。但近30年来（从1976年“文革”结束至今），特别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思想文化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勃勃生机。1978年中国大陆举行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儒学讨论会，随后儒学研究开始“解冻”，走出“冷宫”，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而蓬勃兴盛起来。据统计，仅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研究儒学的文章就超过1000篇，儒学开始“复兴”，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反传统”文章增多。针对“文革”时期左倾思潮对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消极影响，学术界在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方针指引下，对“传统看法”展开了质疑与讨论。这类文章很多，颇有影响的如赵光贤《驳孔子要恢复奴隶制说》一文就提出“现今史学界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孔子要恢复奴隶制……我却以为有些材料可以说明孔子是反对奴隶制的。从孔子的思想体系来说，孔子的中心思想——仁的学说正是对奴隶制的否定。而建立在以仁为中心的世界观，又是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儒家思想的基础，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对孔子和儒家的全面否定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不相容的。”此文一反“文革”中对孔子政治思想的全盘否定，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又如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一文针对“学术界某些人往往把司马迁与董仲舒作为一对矛盾，大谈这两人的思想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有进步性与反动性的分野”的说法，认为“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及政治态度，异的不多，同的不少，其思想是相通的。”施丁此观点新颖独特，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又如樊树志《朱熹：作为政治家的评价》一文也是针对“当代中国大多数论者对朱熹作为一个政治家都横加非议，多所责难”，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说：“朱熹一贯反对和议，岂可列入妥协派”，“当权者禁锢朱熹道学与反投降无涉”，“朱熹为政实有可观”，故朱熹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值得赞许的。还有顾全芳《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一文，针对学术界只肯定司马光的史学成就，在政治思想方面却论定他是“守旧派”、“顽固派”的看法，用大量史实来证明“作为政治家，司马光不是帅才而是干才……其政治思想，并不落后于时代，一些方面，还提供了时代所缺少的东西”。呼吁“当代的史学家，应当笔下留情，摘掉司马光的‘守旧’、‘顽固’帽子，还司马光以本来面目”。
（二）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以前学术界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面较窄，往往主要集中在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研究上。而近30年来，除了孔、孟、荀、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康有为、梁启超等重要儒家外，探讨贾谊、司马光、李贽、唐甄、苏轼、黄宗羲、曾国藩、魏源、林则徐等人政治思想的文章开始也出现，且愈来愈多。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除前面提到的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顾全芳《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外，还有张岱年《黄梨洲与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在这篇佳作中，张岱年认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讲民主讲的有典型意义的，要算是黄梨洲了”，并从黄梨洲民主思想的渊源、民主思想的特点及中西民主思想的比较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其民主思想，呼吁我们“要发扬其民主观念，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易孟醇《曾国藩的礼治思想》认为，“礼治”乃曾国藩政治思想的核心，以“礼”为根本，以“刑”为手段，以“诚”为途径，以“恕”为条件，是曾国藩“礼治”思想的全部内涵和特点。马育良则在《汉初政治与贾谊的礼治思想》一文中对贾谊的礼治政治思想作了系统而详实的论述。而对于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人政治思想的探讨则更成为这一时期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研究中最亮丽的一点。如解见伟《张君劢的新儒家政治哲学》一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张君劢“一生兴趣，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海外学人也肯定他‘以儒家精神落实于宪法上而有功’，他的以儒家人文主义与‘德性的理性主义’为两大支点的新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成果，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再如陈少明《徐复观：政治儒学的重建》一文指出：在传统社会解体后，儒学原有的社会、政治功能被一再削弱，徐复观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一员，矢志负起重建现代政治儒学的重任。他的重建有其重要特点：“强化儒家思想的批判功能，在与专制政治势不两立的鲜明态度下，彰显儒学为现代政治发展张目的经世意义”。另外，从1992～1996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国学大师丛刊》中也有专门对梁漱溟、熊十力、贺麟、钱穆、冯友兰、张君劢等人的评传，在相关章节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有比较客观、中肯的剖析和评价。
（三）研究深度不断加大。这一时期知识界之学人大多都能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儒家的政治思想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而且还能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形成这些思想的原因、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区别及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如王好立在《从戊戌到辛亥梁启超的民主政治思想》一文中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可以析解为三大要素：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进步主义，这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结构的变化，使他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爱国主义的主题始终是鲜明的。民族、民主、进步三大要素，围绕爱国主义的主题，客观上构成了结合松散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又如罗耀九、郑剑顺《林则徐与龚、魏政治思想之比较》一文指出：“改革内政、振兴国力、抵御外侮”是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政治思想之共性，接着又指出：“林、龚、魏虽同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同为改良维新思潮之先驱，然而，他们的政治思想仍然各有自己的特性，同中有异。林则徐基本上是个实干家，龚自珍开风气之先，而魏源思想则富于历史性指导意义”。再如路德斌《面对君权：儒家的思考、理想及其困境——试论儒家政治观念之根本误区和盲点》一文，就儒家政治观念之根本误区和盲点即“避免君主滥用权力从而促成君主专制制度的瓦解”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观点新颖，视角独特，发人深省。汤一介《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的一些观点，如“儒家思想是将来引起政治上的冲突和战争的因素”及“西方中心论”等作了全面的批驳，认为“我们应在全球意识下来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以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个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发展”。牟钟鉴《国际政治需要儒学》一文，从分析20世纪90年代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原因，引发对当前国际政治之思考。认为当今社会更应大力提倡孔子“和而不同”的政治主张，指出：“国际政治需要儒学，世界政治家需要孔子的智慧。我们应当把儒家仁爱通和之学推向全世界，让孔子的思想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道路上一面鲜艳的旗帜。”
（四）关于政治思想专题研究的著作大量问世。这一时期关于政治思想专题研究的著作大量问世，其中不乏宏篇巨著。如由张岱年、敏泽主编的《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于1999年10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这部巨著共五卷，400万字，内容涵盖了整个20世纪百年来中国社会人文思潮发展所积累起来的浩繁文献史料，对于每个历史时段有关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论争”都做了专题研究，且立论新颖，史料翔实，分析透彻。又如，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及其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史组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陈哲夫、江荣海、谢庆奎、张晔主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郑家栋、叶海烟主编《新儒家评论》等，这些著作对儒家政治思想从古代到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作了较为系统详实的论述及相关资料的收集。再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专著，其中崔龙水和马振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就是非常出色的一部。该书围绕着“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儒学”、“如何总结‘五四’以来批判儒学的经验教训”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三个专题，收集了全国26位著名专家学者关于这些方面有真知灼见的论著，于1996年集结成书。此书一问世，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好评如潮。由孔子研究院发起编撰，傅永聚、韩钟文主编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的《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卷（本文作者主编）以时间为经，以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人物为纬，力求全面、客观、科学地总结和评述20世纪100年来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特点、贡献和局限，是一部专门系统论述和收集儒家政治思想的专著。
（五）“大陆新儒家”的出现。李泽厚等就自称为“新儒家”，试图在大陆形成异于港台的“新儒家群体”。由青年学者编辑的《原道》辑刊，也公开表明其文化保守主义宗旨。他们在《原道》第五辑中就公开地打出了“大陆新儒学”的旗号，说：“如果我们已经克服了对儒学的排斥心理，开始把儒家视为一种荣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建立可与港台新儒家互补对话的大陆新儒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鹅湖》月刊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不久，就分两期连载了大陆学者蒋庆写的3.5万字的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文章指出，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和政治民主问题，而是“复兴儒学”，“儒学理应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蒋庆又于1995年出版了《公羊学引论》一书，“希图从（公羊学）中发掘出儒家传统的政治智慧，以解决中国政治文化重建中如何吸取传统思想资源的问题”，“重构儒学，重建中国文化”。
另外，港台与海外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论著也大量问世。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台湾地区系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且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他在对儒家政治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西对比的方法，以西方政治思想为参照，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精义略加点染，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实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扛鼎之作，在海峡两岸学术界颇有影响。而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何信全《晚清公羊学派的政治思想》；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等则大都是现代新儒家继续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诠释的著述，他们力图通过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最终完成儒学向现代民主的自我转化。在这一时期，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在海内外学术界十分活跃，且影响越来越大，但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和著述并没有突破他们的前辈。
总之，儒家的政治思想在20世纪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在20世纪初，由于思想文化的“滞后性”，代表中国数千年自给自足宗法封建社会意识的儒家政治伦理，出现了“寿终正寝”前的回光返照，加上康有为、袁世凯及封建遗老遗少们的推波助澜，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为其高潮。然而，随着儒学所维护的封建官僚制度无法回应咄咄逼人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儒家之政治思想很快陷入危机，并在激进的知识阶层的反对声中开始了它的历史性衰落。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都带有一种猛烈批儒反孔的色彩。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以及东亚各国（特别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经济的相继崛起和腾飞，儒学（包括儒家政治思想）又时来运转，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它的形象，由现代化的障碍性因素一变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或现代文明的资源，知识界响起了“儒学复兴”的声音。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随之也进入到了黄金时期，以《孔子研究》为例，从2000～2003年四年来发表的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章就有44篇，相当于整个90年代10年来的总和。这些著述不同于20世纪初期与文革时期的文章，以批判、破坏为主，而是以理解、建设为主，让文本自己说话，深入体悟儒家经典中的政治思想，具体入微地作创造性诠释，视野开阔，立论新颖。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学术界过于重视以孔、孟、荀等为代表的某个儒学大师政治思想的个案研究和挖掘，而缺少把“儒家政治思想”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上加以把握和研究。又如学者们过多的探究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影响，缺少研究儒家政治思想该怎样应对当今社会（尤其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其咄咄逼人的挑战。因此，人们应厘定儒家政治思想之精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特色理论的指导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一个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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