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评定智力的若干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智力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沙里淘金，从浩繁的古代文献中提炼出若干个中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笔者认为，这些标准即使放在现代科学心理学的视野内审视亦不无价值，甚至有许多真知灼见还可弥补现代智力理论或测验的不足。文章认为，我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虽然在精确性或数量化方面与现代智力测验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较充分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智力，较充分地体现了智力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及社会文化因素，而这正是现代智力测验所缺乏的。
关键词
智力 以微知明 知人 见机而作
智力或智慧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现代心理学已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智力理论， 主要有心理地图模式（ The Geographic Model）理论、计算模式（Conputational Model）理论、智力三元结构理论（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PASS模型理论等，〔1〕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编制了各种各样的智力测验对人的智力和能力进行评定和测量。中国的古代虽没有形成如此完整的智力理论，但对智力问题也并非愚昧无知，事实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智力的认识是颇深刻的，许多见解即使是今天看来亦不失为真知灼见。一个人所共知的事例便是孔子对人的智力所进行的三种水平的划分，即孔子将人的智力划分为“上智”、“中人”、“下愚”。孔子的这个划分与现代科学心理学将人的智力划分为“超常”、“中常”、“低常”三种水平不谋而合。有趣的是，孔子并不是按照智力测验的标准来进行这种划分的。他只不过是在教学中发现了“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他是根据教学中学生能否掌握高难度的知识划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采用的这一经验水平的标准却居然得出了与现代科学完全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说，一些古代思想家在切身实践与理论探索中总结出的某些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即使放在现代科学心理学的视野内审视亦不无价值。不仅如此，我以为中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还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现代智力理论或测验中的不足。因为按照美国当代智力理论家斯腾伯格（R·J·Sternberg）的观点， 现代I·Q测验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未能把构成智力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社会智力涵盖在内， 或者说， 它对智力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consequentiality）及社会文化因素对智力的制约作用重视不够”。〔2〕而我认为，我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 虽然在精确性或数量化方面与现代智力测验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确是从社会智力的角度出发的，较充分地体现了智力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及社会文化因素。因为我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是在社会的具体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即在社会的人际交往活动、管理活动、教育活动、军事活动等具体活动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所以，它与古代社会文化有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我认为，我国古代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不仅真实地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智力，而且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在此，笔者仅据已掌握的资料，提取若干以飨读者：
标准一：“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
中国的古代虽未出现“知识爆炸”，但许多有识思想家已意识到“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矛盾，并认为，若“以有涯随无涯”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为。思想家们似乎意识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式就是开发智力和能力。于是对智力和能力的研究就成了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一些思想家纷纷对智力、能力问题发表看法。仅就智力而论，孔子就说过“知者不惑”，〔3〕“好学近乎知”〔4〕。这里的两个“知”均用作“智”。又如《尸子·分篇》云：“虑得分曰智”。汉代著名学者扬雄把智力和认识活动看成一回事，即所谓“智者，知也。”〔5〕墨子更是直截了当地把智和眼、耳、鼻、口、形（即视、听、嗅、味、触）等所谓“五路”联系在一起，如《经说下》云：“智：以目见。……惟以五路智”。在此，智和知密切相关，即聪明之意。在我国古代，智力与智慧也是相当的。这从韩非与墨子的言论比较中清晰可见。韩非的话是：“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6〕。 墨子的话是：“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7〕。 这里韩非所用的“智力”与墨子所用的“智慧”是等价的。智慧又作“智惠”，《荀子·正论篇》写道：“天之者，……道德纯备，智惠甚明”。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对智力或智慧的研究是丰富多彩的。
在对智力或智慧的热烈讨论中，自然也就涉及到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问题。我国古代思想家在躬身实践与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其中之一便是“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其原文出自荀子的一段话：“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8〕。 荀子的这一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在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思想家的言论中都得到了体现。关于“以近知远”，其涵义是以眼前可见的事物推知遥远的不可见的事物，它是智力或智慧推理能力和预测能力的一种体现。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一个人是否聪明智慧从他的这种“以近知远”的推理和预测能力中可见一斑。如《吕氏春秋·长见》中就有“智所以相过，以其长见与短见也”。即吕氏认为，一个人是否智力过人就看他对问题见识的长短。他还说：“智者其所能接远也，愚者所能接近也”。〔9〕《淮南子》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中发挥了这一思想。它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而汉代的董仲舒则从对祸福的认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10〕关于“以微知明”，其涵义是以可见的小事物或事物的微末迹象推断出大事物或事物全体的能力，即所谓“以小见大”。这是智力或智慧的推理能力和预测能力的又一体现。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一个人是否聪明智慧从他“以微知明”的推理和预测能力中也可见一斑。如东晋的葛洪就在其所著的《抱朴子》中写道：“聪者，料兴亡于遗音之绝响；明者，睹机理于玄微之未形”。〔11〕《淮南子》认为圣人与愚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圣人能“以微知明”。他说：“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爪甲于剑，而利钝识矣；臾兜、易牙、淄、绳之水合者，
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12〕。《淮南子》中类似的论述还有，如“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明大”〔13〕。最形象、最生动，并带有总结性的论述要算《吕氏春秋·察今》篇。它说：“故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关于“以一知万”，其涵义是以极少量的信息而推知多个或多量信息的发散思维能力。我们的古人认为，一个人所使用的信息越少，而推知到的信息越多便愈聪明智慧。孔子“闻一以知十”便是这一思想的最早体现。据《论语》记载，有一次：“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14〕。孔子的学生陈亢与伯鱼对话也有类似的意思，陈亢在问过伯鱼后说：“闻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也”〔15〕。有的学者认为《论语》中的这一思想开了用数量标明智力水平的先河。
我国古代这一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与西方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见解亦是不谋而合的。比如著名科学家布鲁诺就曾说：“聪明睿智的特点就在于，只需看到和听到一点，就能长久地考虑和更多地理解”。著名哲学家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和阿芬那留斯的费力最小原则也都体现了同一思想。所谓科学的思维经济原则，就是希望用尽可能小的劳动，尽可能小的思维消费，尽可能短的时间，获得尽可能多的所要求的东西。〔16〕马赫的这个原则在19世纪70年代广泛地被科学家们所接受。其中最著名的是爱因斯坦。他在悼念马赫逝世的文章中说道：“我甚至相信，那些自命为马赫的反对派的人，可以说几乎不知道他们曾经如同吸他们母亲的奶那样吸了多少马赫的思考方式”〔17〕。从爱因斯坦对马赫的评价中，难道我们还不能认识到我国古代“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价值吗？
标准二：“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我认为，现代智力测验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见物不见人，即测验题目的设置都是对于客观物质世界各种关系的认识，而没有涉及到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就是说现代I·Q测验只能测量到（准确地说是部分测量到）人们认识、把握自然现象或物质世界的智力或智慧水平，而对人类自身精神世界的智力水平却无法测量到。直率地说，目前的智力测验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测验。可是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明确认识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讨教什么是“智”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答道：“知人”。孔子一生中最担心的是“不患人之不知已，患不知人也”〔18〕。其实孔子是很善于知人的。我们从他对学生的了解程度上便可洞若观火。孔子对自己学生的智力、能力、兴趣、志向、性格、品德等各个方面真可谓了如指掌，他几乎能指出每一个学生的优缺点。据《列子·仲尼篇》载：“子夏问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辨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美贤于丘也。’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何为事夫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赐能辨而不能讷，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许也。此其所以事吾而贰也’。”看了这段话还有谁不相信孔子就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物呢？孔子不仅善于知人，而且还提出了某些知人的原则和方法。如“听其言而观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9〕这些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国时的刘劭在《人物志》中明确地把“知人”当作聪明智慧的标准。他说：“夫圣贤之所美，莫贵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遮绩之业兴矣”。正是在这种“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著名的“八观”、“五视”的知人方法。
我国古代思想家为什么把“知人”当作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呢？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对人的认识比对自然界的认识还要困难得多。如南北朝《刘子新论·心隐》中就有“凡人之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不可得而知也”。由此可见人心之难知就在于人的心理可以表里不一、变化莫测，即所谓“心居于内，情伏于衷，非可以算数测也”〔20〕。三国时的诸葛亮还具体分析了人“美恶既殊，情貌不一”的具体表现：“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21〕。诸葛氏并据此提出了“知人七法”，即：“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22〕。而刘劭认为知人之难在于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存在着七种似此非此，似彼非彼的所谓“七似”，所以识人时也常常容易犯七种错误，即所谓“七谬”。正因为我国古代思想家认识到人心如此难知，因此他们坚信，那些能对“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23〕的人的内心世界有准确把握的人，一定是智力超群者。
标准三：“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一个人是否聪明智慧不仅在于他能否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于他能否看到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利害关系，从而有效地趋利避害。正所谓“大丈夫相时而动，趋吉避凶者为君子”。《孙子兵法》中的一段话准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24〕。原意是指一个智慧超群的将领，就在于他能在不利条件下看到有利因素，在有利条件下看到不利因素。尤其要注重不利因素对成败得失的影响，从而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孙子兵法》中的这一观点远远超出了军事活动的领域，而成为人们评定智慧的一项准则。如前文中所引董仲舒的“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就是这一准则的具体体现。那么在实际活动中怎样才能“杂于利害”呢？最关键的就是要“知彼知己”。关于“知彼知己”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首次作了最精譬的论述：“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的这段话因其揭示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千百年来已被广泛地迁移到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竞争性活动中它的真理性更是颠扑不破。由此可见，我们的古人已深知，一个人是否聪明智慧其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他在竞争活动中是否有能力充分把握内外信息，做到“知彼”又“知己”，从而有效地“趋利避害”，做出合乎科学的决策，取得事业的成功。正因为如此，汉代的王符认为，一个聪明智慧的人，则无论做什么都“必察彼己之为”〔25〕。
标准四：“智者善因危设奇”
“智者善因危设奇”〔26〕，语出南宋思想家陈亮，原意是指一个英明的军事指挥员能根据危险的地势而设置奇兵。其实这不过是《孙子兵法》中“攻其无备，出奇不意”〔27〕思想的承传。“攻其无备，出奇不意”不仅是一种战术，而且作为将领的一种智慧品质受到历代思想家与实际工作者的重视。实际上它已成为评定将领智慧高低的一项标准。对这一思想的最精彩的表述莫过于《孙子兵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28〕“因危设奇”也好，“攻其不备，出奇不意”也好，用现代心理学进行诠释无非就是在面临问题险境时能不拘一格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只有创造才能使人的智慧“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何以言之？因为在我们的古人看来：一、凡有创造力的人，即所谓“奇智”者必有丰富的知识与远见卓识，如南宋陈亮说：“天下有奇智者，运筹于掌握之间，制胜于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终无一如其言者，此其谙历者甚熟而所见者甚远也”〔29〕。这种“所见甚远”是一般人难以觉察的，即所谓“人弗之察也”，或以为荒诞不经，或以为神秘莫测。二凡具有创造力的人，即所谓“奇智”者必能“见机而作”或“因机立胜”。如诸葛亮就曾论述道：“夫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在于机也。非智者孰能见机而作乎？”〔30〕这里“机”即指时机、机会、机遇，也就是说在诸葛亮看来，那些所谓“智者”就是那些能够发现、捕捉机遇并进行行动的人。而发现、捕捉时机或机遇要靠人的“机智”，所以“机”从主观方面来说又是“机智”，即人思维的敏捷性和灵活性。所谓“见机而作”在战争中无非就是“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31〕泛指在一切活动中根据时机、形势灵活地采取行动。在诸葛亮看来，“见机而作”的关键是出其不意，即所谓：“见机之道，莫先于不意”〔32〕。由上可见，我们的古人是把创造性思维，尤其是把远见卓识和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作为评定智力的标准的。
标准五：“以天下之心虑者，则无不知”
人之所以比动物聪明智慧，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人“善假于物也。”这是荀子的一个著名观点。但对一个管理者或统治者来说，他的智慧不仅是善于“假物以为用”，而且在于善假人以为用。如韩非就认为一个圣明的君主就在于他能“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33〕。战国时的另一思想家管子似乎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34〕在管子看来，只有“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才是最大的智慧。在《吕氏春秋》看来，“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只有“假人之长”才能“以补其短”，所以他说，“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认为所谓假人以为用，无非就是发挥天下臣民的专长。它说：“通乎君道，则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语矣”〔35〕。《淮南子》的一段话似乎是对这一思想的总结。它说：“君人者不下朝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这就是说一个君主或管理者只有集众智为己智，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认为，我国古代的假人以为用的思想，如果剔除其神秘性和权术思想的内涵，对于今天仍有启发意义。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借鉴别人的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进行创造以及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借脑发财”等等不都是假人以为用的最好证明吗？
除上述几种评定智力的标准外，我国古代还有一些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如汉代的扬雄将“夫智用不用，益不益”看成评定智力或智慧的标准。其意是说人是否聪明智慧就看他是否具备将无用的事物变成有用的事物，把无益的东西变成有益的东西。即人们常说的“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再如《吕氏春秋·贵卒》中还提出：“力贵突，智贵卒”的标准。在吕氏看来，两个取得相同成果的人，速度快者优于速度慢者，即所谓：“得之同则速为上，胜之同则湿为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也有智力测验的评定标准。在中国古代也存在为数可观的心理测验，当然这些测验与现代科学心理学测验无论就其信度和效度都无法相比，但也不可忽视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这些测验中最能体现智力或智慧测验的有抓物“试儿”；连环测验（如九连环）、形板测验（如七巧板）、迷津测验（如八阵图）等，这些智力测验由于设计者的目的不同，其测验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对此，已有许多人做过论述，我就不必重复了。
收稿日期：1996－02－09
注释：
〔1〕吴正、张厚粲：《智力理论和智力测验的新发展》， 《心理科学》1993年第3期
〔2〕李其维 金瑜：《斯腾伯格（R·J·Sternberg）三重智力理论述评》，《心理科学》1994年第5期
〔3〕《论语·子罕》
〔4〕《中庸》二十章
〔5〕扬雄《法言·问神》
〔6〕《韩非子·八经》
〔7〕《墨子·尚贤中》
〔8〕《荀子·非相》
〔9〕《吕氏春秋·知接》
〔10〕《春秋繁露》卷八《必仁且知》
〔11〕《抱朴子·外篇·广臂》
〔12〕〔13〕《淮南子》卷十六
〔14〕《论语·公冶长》
〔15〕《论语·季氏》
〔16〕〔17〕李殿斌 杨赋斌主编：《现代西方哲学简明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9、30页
〔18〕《论语·学而》
〔19〕《论语·为政》
〔20〕《刘子新论·心隐》
〔21〕〔22〕《诸葛亮集·知人性》
〔23〕颜邦逸 陈进等编：《中国传统观人术精要》，大连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149页
〔24〕《孙子兵法·九变篇》
〔25〕《王符·潜叹》
〔26〕《陈亮集》卷八《马燧》
〔27〕《孙子兵法·计篇》
〔28〕《孙子兵法·势篇》
〔29〕《陈亮集》卷八《崔浩》
〔30〕诸葛亮《心书·应机》
〔31〕《陈亮集》卷五《曹公》
〔32〕诸葛亮《心书·机形》
〔33〕《韩非·奸劫弑臣第十四》
〔34〕《管子·九守》
〔35〕《吕氏春秋·用众》
〔36〕《吕氏春秋·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