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支援与分散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来自江西省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_对口支援论文

对口支援与散杂居民族地区小康建设——来自江西省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调研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口论文,江西省论文,小康论文,调研报告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05)03-0124-05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小康建设,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增进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少数民族散杂居的江西省,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的现状与特点,通过省直部门对口支援民族乡村的经济发展,在民族地区小康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对此,国家民委副主任牟本理进行了高度评价:“江西为民族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一条新的经验,一个新的方法,江西的经验值得向散杂居民族地区推广”。[1]

一、对口支援与民族地区小康建设:理论分析

按照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G=s/C),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二:(1)投资规模的扩大;(2)投资效率的提高。对于民族地区经济而言,对口支援,不仅带来了资本,促进了投资,而且带来了基础设施、技术(管理)、人力资本、市场理念(制度)和发展精神,提升了投资效率。通过上述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投入,对口支援可以促成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在民族地区小康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对口支援与民族地区投资。

1953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R.Nurkse)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2]该理论的要点是一个著名的纳克斯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若将该理论应用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我们得到以下供给与需求方面的贫困恶性循环:(1)供给方面的贫困恶性循环。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从而储蓄与投资水平也相应低,结果是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经济增长缓慢,产出和人均收入也相应低。(2)需求方面的贫困恶性循环。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从而居民消费和购买力水平低,结果是投资引诱与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导致低产出和低人均收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一方面解释了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且发展缓慢的现状;另一方面给出了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处方”——扩大投资规模,促进资本形成。

从资金来源角度,民族地区经济的投资构成有二:一是内部投资,决定于民族地区自身储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二是外来投资,决定于民族地区的硬、软投资环境、劳动力成本与素质、市场容量等。在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较低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根本没有多少储蓄可言,依赖于储蓄的内部投资增长受到限制。外来投资则受到下列因素约束:(1)地处边远,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2)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相关企业群体和市场体系残缺不全,与外来投资要求的配套能力相去甚远;(3)劳动者素质不高,特别是科学文化水平低,严重缺乏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队伍和专门人才;(4)人们普遍缺乏变革意识、竞争意识、商品意识、法制意识等市场经济理念,与此同时,自然经济观念、小生产观念、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却较为浓厚,且根深蒂固。以上因素决定了民族地区极差的投资条件,既不能保证投资顺利实现,更不能保证项目建成后能得到良好的利润回报,外来投资也只有望而却步。

内部投资与外来投资,不足以使民族地区经济走出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在此情形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小康建设只有依赖于政府投资,对口支援则是政府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按照凯恩斯的乘数和加速数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投资力量,对口支援使民族地区走出贫困恶性循环陷阱,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提高,民族地区内部储蓄能力增强了,投资条件改善了,进而内部投资与外部投资得以不断增长。投资又推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促进了投资增长。于是,在对口支援的推动下,民族地区在走出贫困恶性循环的同时,走进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并由此不断地向小康社会迈进。

(二)对口支援与民族地区投资效率。

在经典的经济增长要素跨国时间序列实证研究中,库兹涅茨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结构中,25%归因于生产资源投入量(投资)的增长,75%归因于投入生产要素生产率(投资效率)的提高。[3]所以,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小康建设中,相对于投资增长而言,投资效率提高将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投资效率是基础设施、技术(管理)、人力资本、市场理念(制度)和发展精神的函数。在广大民族地区,这些影响投资效率变量较低的取值,决定了较差的投资效率,进而较慢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小康建设步伐。对口支援,不仅通过注入资本,推动民族地区走出贫困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通过引入一系列促进投资效率的因素,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小康建设驶入“快车道”。

1.对口支援与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是重要的基础性平台。恶劣的自然条件、偏远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历史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严重地制约了民族地区投资的增长、投资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由于基础性平台的缺失或薄弱,民族地区丰富的水能、矿产、森林、药材、旅游等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与利用,陷入“人在山里穷,宝在山里烂,端着金碗讨饭吃”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和准公共物品的特性,通常被以利润为宗旨的私人部门投资排除在外,而“吃饭型财政”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对此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构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小康建设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依赖于省直部门投资、中央政府的投资。中央财政限于经济实力,短期内对散杂居民族地区不可能投入足量的资金,作为省直部门投资的重要形式和中央政府投入的重要补充,对口支援在这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有效地解决散杂居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缺乏或不足问题,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小康建设构建坚实的基础性平台。

2.对口支援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人物的新增长理论,着重强调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罗默认为,投资会引致知识的积累,知识增长加快了技术进步的进程,技术进步则提高了投资的收益,从而又进一步刺激了投资。在这一正反馈中,经济系统出现了增长的良性循环,从而使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4]卢卡斯则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认为人力资本的规模和人力资本建设的效率,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在我国民族地区,科学、教育、卫生事业落后,技术水平低,劳动者的素质差;因此,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在民族地区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的进程中,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将是重要的障碍和瓶颈。

知识积累和以R&D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是投入大、风险高和耗时长的过程,依靠民族地区自身的内部力量难以实现。但是,在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知识与技术差距情况下,因为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性,通过以下途径和措施,对口支援可以促进民族地区技术与人力后发优势的发挥,在短期内实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跨越式发展:(1)联系省内颇具科研技术开发实力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对民族地区进行科教扶贫,帮助其进行技术创新和改善教育。(2)鼓励和引导省内先进地区带资金、技术、人才和项目到民族地区投资开发,通过科技成果交流、提供技术咨询、联合办厂、技术转让、代培人员等形式,提高民族地区技术水平与劳动力素质。(3)加大民族地区科技普及推广工作的力度,建立健全社会化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努力推广实用技术和有条件发展的高新技术。(4)改变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的落后状态,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5)加强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建设,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发展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促进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的实现。

3.对口支援与市场理念、发展精神。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民族地区市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的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也有所增强。但是,思想观念的全面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旧观念在一部分人包括少数决策者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竞争、科技、质量、效益等观念和意识仍十分淡薄。以省直部门对口支援为契机,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与支持下,可以有效地移植和模仿发达地区的市场经济理念,短期内在民族地区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变迁的效率机制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其次,面对发达的外部环境,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会陷入紧张状态,形成发展的巨大压力。但是,在省直部门的对口支援和正确指导下,这种压力可以演变成发展的动力,一种重要的发展精神。这种发展精神,可以使人们超越某些具体的矛盾和冲突,全身心地去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

二、对口支援与民族地区小康建设:江西经验

江西省有51个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人口共12.57万,在地理上呈典型的“散杂居”分布,共设有7个民族乡,61个民族村,400多个民族村小组。改革开放初期,全省民族地区区域性贫困问题相当突出,民族乡村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发展极其缓慢,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渠道单一,贫困率和返贫率居高不下。当时,民族地区流传的一首民谣——“一把竹梢两头尖,一担干柴换油盐;今天喝碗薄稀粥,明天饥饿去问天”,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贫困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地区逐步告别贫困、解决温饱。尤其是,自1997年积极开展省直部门对口支援民族乡村经济发展工作以来,江西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小康建设的框架与做法。

1997年,以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根本出发点,结合散杂居民族地区经济现状与特点,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和部署下,省直部门对口支援民族乡村经济发展工作全面展开。在对民族地区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的特点,民宗局、计委、财政厅、交通厅等省直部门选择了对口支援的民族乡村,形成了对口支援的总体框架(表1)。

表1 江西省直部门对口支援民族乡村的总体框架

省直部门对口支援民族乡村

民宗局 弋阳县葛溪乡雷兰族村畲族村

计委铅山县徨碧畲族乡

财政厅 贵溪市樟坪畲族乡

上犹县平富乡信地畲族村

铅山县太源畲族乡

溪县乌石镇新月畲族村

都昌县多宝乡多宝回族村

大余县池江镇九水畲族村

大余县青龙镇元龙畲族村

林业厅 泰和县西阳山畲族村

新闻出版局 莲花县下坊乡冲头黎族村

工商局 全南县龙源坝镇瑶族村

资料来源:江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

在确定对口支援对象的基础上,各省直部门明确了分管领导和承办处室,并制定了详细的对口支援方案和步骤。如果综合各省直部门的具体做法,不难发现他们对民族乡村的对口支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缺失或薄弱,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构成了省直部门对口支援的重头戏。譬如:交通厅投入60万元,为信地畲族村修建了一条7.5公里的出山公路,一下子拉近了少数民族群众与山外发达地区的距离,沉睡太久的资源得到了开发,食用菌、香菇、木耳开始了规模生产,成为了少数民族群众致富的重要来源。水利厅先后投入50万元,为九水畲族村解决了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问题:(1)修复加固了章江河堤,使农民生命财产免受洪水侵袭,消除了老百姓的心腹之患;(2)解决了农业用水问题,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增产增收能力;(3)对进村道路进行了扩建与维修。

2.通过技术、人才、市场援助促进优势产业发展。对西阳山畲族村的对口支援,林业厅重点强调了科技扶贫和教育扶贫的作用。为配合毛竹低改工程的实施,特派本系统的专家赴西阳山举办技术培训班,并向村民赠送了技术资料和VCD技术讲座光盘,深入浅出的理论授课和生动形象的实地示范使50多位村民受益匪浅。为提高人才素质,从该村应届初中毕业生中选拔3名少数民族学生,采取补助学费的优惠政策,将他们送到江西环境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相关专业进行为期3年的培训,毕业后回乡村服务。市场方面,财政厅通过支持民族地区名优特新产品和土特产品参加全国性展销会,提高民族地区产品的知名度与品牌,销售范围也由省内扩展到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3.培育市场理念和发展精神。在开展对口支援的过程中,省直部门时刻提醒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要注意克服“等、靠、要”思想,在艰苦创业、增强造血功能上下功夫,将外部支援和内部努力有机的结合起来,逐步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并重点强调,民族经济通过扶持发展起来了,要有后劲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只有经受市场的考验,才能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对口支援的项目开发中,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理清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学到了搏击市场的门路和方法,使他们由旁观者转变成唱市场经济大戏的主角。对口支援,加强了少数民族同政府部门的情感互融、精神与力量互动,增强了民族地区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小康的斗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发展精神的形成,才是对口支援的最大价值所在。

(二)对口支援有力地推进了民族地区小康建设。

就江西整体而言,自1997年以来的对口支援,在近13万人的民族地区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改变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000—2003年,民族地区获得各类扶持资金5500万元,民族乡财政收入、GDP连续4年保持12%以上的增幅。2003年,全省农村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达到2000元,20%左右的民族村突破了3000元,民族乡实际招商引资也突破了3亿元。在短短的几年里,民族经济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不断形成,建成了10万亩高效油茶林、30万亩毛竹林、3000多亩生态果园和2000多亩特色花卉、苗木、药材基地,一批绿色、生态、高效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与全省同步推进的民族地区“两基教育”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超过了2500人。70%以上的民族乡村用上了自来水和卫生达标的饮用水。民族地区开始出现了协调、和谐、快速发展的趋势,全省民族团结的良好风尚得到不断增强和弘扬。

从乡村个案来看,贵溪市樟坪畲族乡的发展颇具典型,在省直部门的对口支援下,畲族乡的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

樟坪畲族乡是江西省最早设立的民族乡之一。全乡总面积12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109亩,山林面积7.6万亩,总人口3800人,下辖4个行政村40个村民小组,属于典型的散杂居民族乡。改革开放以前,该民族乡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少数民族群众思想观念陈旧,民族经济十分落后。

1997年,樟坪畲族乡利用省政府开展省直部门对口支援民族乡村经济发展工作的机会,争取到财政厅70万元的资金援助,着手修筑全长10公里的樟桃公路,并于2000年1月竣工通车。在财政厅、交通厅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下,又先后修筑化坪、姜山、太源3条公路,共计40多公里。6年来,全乡共投入公路建设的资金近300多万元,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结束了畲民肩挑背驮的历史。其次,在省电力公司、省电信移动公司的大力支持下,2001年樟坪畲族乡南电联网、农网改造工程先后竣工,打破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电力“瓶颈”;并开通了移动通信基站,架设了有线电视网。至此,路、电、通信三项基础设施基本到位,为樟坪畲族乡的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消除基础设施障碍的条件下,樟坪畲族乡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对毛竹林实行低改,开始建立高效丰产的毛竹林基地,创办了竹制品加工厂,生产竹凉席、竹椅垫、竹地板等产品,并成为了贵溪市重要的毛竹销售基地,有力地促进了畲族乡的经济发展。在“走出去”的同时,樟坪畲族乡实施了“引进来”战略,奔赴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吸引客商前来投资,先后兴办了保健茶厂、荧石矿厂、白水际电站等企业,既解决了畲族群众的就业问题,也破解了群众增收渠道狭窄的难题,有效地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1996年,樟坪畲族乡国民生产总值1000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300万元,农业总产值400万元,财政收入11万元,人均收入1200元。在省直部门的对口支援下,到2001年,全乡国民生产总值2000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800万元,农业总产值600万元,财政收入31.9万元,人均收入2103元。在樟坪畲族乡,上述各项经济数据5年内实现了翻一番,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数,并荣获贵溪市委、市政府的奖励,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不但脱了贫,致了富,并且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小康之路前进。

三、结论与启示

按照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的理论,我国落后的民族地区经济将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状态,而且走出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在于扩大投资规模,促进资本形成。然而,因为内部投资受到自身的储蓄能力的限制,外来投资又受到恶劣的投资环境的约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小康建设只有依赖于政府投资,对口支援则是政府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口支援不仅是一种外部资本注入;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基础设施、技术、人力资本、市场理念(制度)、发展精神等一揽子要素,促进了民族地区投资效率的提高。通过对投资和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对口支援在引导民族经济走出“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的同时,使之踏上经济发展与小康建设的快车道(图1)。

图1 对口支援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的作用机制

上述理论观点得到了江西省的实践经验的充分证实。自1997年以来,在江西省散杂居民族地区,周密部署和切实可行的省直部门对口支援,成为了民族地区经济摆脱“贫困恶性循环”陷阱首要推动力;并且,通过加强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人才、市场援助促进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市场理念和发展精神,对口支援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

对于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如湖北恩施州),限于地方政府部门的财力,省直部门恐怕难以实施大规模的对口支援活动。但是,对于类似于江西这样少数民族人口不足13万的散杂居省份,省直部门有足够的资金对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并且可以利用这些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人力资本、市场网络方面的优势,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从本质上讲,对口支援是一种政府投资行为;与私人部门投资相比,因为投资主体目标函数的根本差异,对口支援同样具有政府投资低效率问题。所以,在省直部门对口支援中,投资效率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周密部署和切实可行的计划与实施是决定对口支援实施成效的关键,江西的成功也源于此。从表面上看,作为一种政府投资行为,对口支援与以政府投资不断收缩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并不相符。但是,对于发展严重滞后且投资环境恶劣的民族地区而言,在发展的内部力量不足以使之走出“贫困恶性循环”的情况下,对口支援或其他形式的政府投资则是民族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不可超越的阶段。当然,经过这个阶段以后,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内部力量的加强,对口支援将有一个逐步退出的过程,这又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相吻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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