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因素与“新经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经济论文,因素论文,政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为了探寻一种更为理想的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许多人把目光转向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曾经实行过的新经济政策。 在我国，学者们对新经济政策均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不断著述加以褒扬，这似乎是可 以 理解的。但与此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看起来更加理想的 社会 主义发展模式为什么在20年代的苏联夭折了?是什么因素最终决定了它的命运?在 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已远远超越了新经济政策、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处在 新的探索 的情况下，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认为，在20世纪20年 代的苏联， 新经济政策既是因政治需要而出台的，也是因政治问题而被中止的，是政 治因素决定了 它的兴衰命运。
政治考虑：
新经济政策的先天不足
新经济政策虽然是意在发展经济的政策，但它的出台却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了社 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而是出于保住政权的考虑。“政治考虑(保住政权的需要)压倒 一切”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政策与行为的基本出发点。这是由它当时所处的社 会 政治环境决定的。
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俄国整体上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具有浓重农奴制色彩的小 农国家，市场经济发育水平低下，工业极其落后，产业无产阶级为数很少。在各种主客 观因素的作用下，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社会基础、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尔什维克党虽 然 在十月革命中顺利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执政后所处的环境必然是险恶的：执政基础 薄弱 ，国内各主要阶级及政党不承认其垄断政权的合法性，纷纷起来与之对抗。这样 ，革命 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和可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政权， 其全部政 策与行为均须服务于这一目标。为了保住政权，布尔什维克党曾不得不实行 一系列与先 前的理想相背离的政策转变，而且这种转变通常是急剧的：为了保住政权 ，布尔什维克 党1918年初以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一直被各界看作是政权合 法性的最重要的 源泉，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前也是致力于其召开和发挥作用的。为了 保住政权，布尔什 维克党不顾社会各界及党内诸多派别的反对，1918年3月同德国签订 了“布列斯特和约 ”，使民族利益遭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损失。在革命前，它是坚决 主张当祖国受到侵略 时会奋起进行正义战争的。“布列斯特和约”也背离了它一贯坚 持的“世界革命”的理 想。为了保住政权，布尔什维克党不惜对农民诉诸暴力，实行 粮食专政和与左派社会革 命党决裂。而十月革命前后，它是采纳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的纲领，实行了有利于农民 的土地政策的。反对战争、实现和平曾是布尔什维克党夺 取政权的理由，但为了保住政 权，它毫不妥协地打了近3年的内战，而内战造成的灾难 又远是一战所不能及的。
1920年下半年，历时近3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灾难， 社会上和布尔什维克党内都出现了要求改变经济政策的呼声。然而经济危机和党内外 的 呼声，都没有促使布尔什维克党考虑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21年春，经济 危机 开始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工人骚乱，连军队也参加了进来。农民、工人、 军人这 些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支柱如今的要求不仅是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自由贸易 ，而且还 要求政治自由和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党人参加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的执 政地位被严 重动摇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住政权，布尔什维克党才不得不再 次作出急剧的 政策转变，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坦诚新经济政策是政治危机的产物，是形势迫使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1921年 ，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 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1]如果不进行政策的转变， “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 是 不可能的。”[2]因此，新经济政策对布尔什维克党而言“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 问 题”[2]。
既然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没有带来布尔什维克党意识形态 观念的转变。新经济政策仍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与党的本质是不相容的。列宁 在1921年3月党的十大上说：“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 义……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 贸 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 家和 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2]。同年10月，他仍强调： “新 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 …同外 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把企业租给私人企业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 本主义， 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农民在全国人口和整个经济中占极大 的比重，因 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不可能不滋长资本主义。”[3]
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那么实行它对党和国家而言就不是前进，而是退却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我们“开始作战略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 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3]季诺维也夫也指出：“新经济政 策——这是类似于布列斯特的退却，是类似于1917年6月以后的退却。”[4]退却的目 的 是为了什么呢?自然是为了将来的进攻。列宁在1922年3月的党的十一大上说：“我 们已 经退却了一年。我们现在应该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 个时期就要结束或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1] 。当 新经济政策开始向自由贸易、商业竞争和货币流通深化后，列宁的担忧与日俱增 ，他在 十一大报告中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 是否按照 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 车，似乎有 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它要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 的地方”[1] 。他开始更多地从战争和“谁战胜谁”的角度看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待 这些事情：谁 战胜谁?”[3]“目前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是…… 资本家呢，还是 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3]。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若干年内，政治问题始终被布尔什维克党置于经济问题之上。国 家政权机关力图把全部经济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任何被认为弱化了党和国家对经济控 制的思想，都会受到无情的批判。1923年，一些经济部门领导人，像奥新斯基、克拉 辛 等反对党和国家机关对经济活动进行琐碎和无理的干预，季诺维也夫批驳奥新斯基 说： “奥新斯基同志，你同列宁同志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列宁来说，党的专政是理所 当然的 事情，是所有前提的前提。”[5]前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丁诺夫指责克拉辛是一 个目光 短浅的技术主义者：“克拉辛的主要错误是急于在社会中阶级矛盾尚未消除的 情况下以 经济代替政治”[5]。由于国家对经济进行不合理干预，致使经济领域经常出 现问题， 这反过来又使人们把经济问题政治化。20年代末斯大林主义者对布哈林派的 胜利，归根 结底也是政治考虑对经济合理性的胜利。
政治发展趋势：
与新经济政策本质的背离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如布哈林所说，是要在苏维埃俄国确立市场经济原则。市场经 济是一种以个人和社会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随着它的发展，必然要求造就一种自下 而上的社会政治结构，把国家权力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即使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 反 过来说，也只有实现了政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社会有了表达自己利益的充分的手 段， 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经济上的后果是消灭了市场经济，破坏了 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上的后果则是恢复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将人民群众排斥在 了政治生活之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逻辑上说，必然要求恢复政治上的多元化和 民 主化。但实际情形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还在实行 新经 济政策的情况下大大加强了。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一党制的彻底确立，二是党 内集权 的进一步强化。
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俄国逐渐形成了多党政治。各个政 党作为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言人，开始对沙皇专制权力进行制约。1917年二月革命后， 多党政治更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各政党不仅合法存在，而且当时并存的两个政权— —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也都是多党联合机构。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国家也曾建 立了 多党联合政府。内战开始后，非布尔什维克党派受到镇压，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 一党专 政。但严格意义上的一党制并没有形成。许多政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它 们宣布放 弃武力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目标后，还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合法活动。左 派社会革命 党和社会革命党少数派出版了自己的杂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 表应邀出席了 1920年12月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这些政党在国家转向新经济 政策方面都发挥 了积极作用。
然而，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其他党派的处境骤然恶化了。像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喀朗施塔得叛乱，也没有号召武力推翻政府，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以 它们对政府的敌视态度助长了叛乱为由，逮捕了它们的领导人。列宁在1921年4月指出 ：“1921年春天的事态再次表明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帮助动摇的小 资 产阶级自发势力背离布尔什维克、帮助‘政权’作有利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变动’ 。” [2]当时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人员瓦尔金曾上书中央表达不同意见：“我认为让 ‘所 有政党’而不是‘一党’参加苏维埃选举极其重要，我们在苏维埃中需要有反对 派。非 党工人反对的一党专政指的是在苏维埃中缺少能够经常反映他们职业的和日常 生活的、 而不是阶级的利益和需要的政党。”他提醒说，沙皇政府一方面流放布尔什 维克去服苦 役，同时也容许杜马中存在布尔什维克党团。[4]俄共(布)政治局坚决拒绝 了他的建议 。1922年2月，列宁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 和资产阶级 代理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 迅速、最符合 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3]同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重 申：“凡是公开 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将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 我们的法庭，而天 晓得是什么东西。”[3]十一大决议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 的政治集团的自由 ”，“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政党。”[6]这样，到1922年底， 其他政党就从苏俄 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一党制终于确立起来。
一党制的确立导致了政治自由的消失。当国内外舆论对此表示谴责时，列宁表示了坚 决不妥协的态度：“在国外，各种政党出版几十种日报，用世上所有的曲调来赞美政治 自由。这一切都是废话、空话。我们必须善于抛弃这些东西。”[3]在1922年3月列宁 重 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 件下 ，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 分子来 对待。”[1]针对党内有人对此也提出异议，列宁说道：“资产阶级(在全世界) 还比我 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 = 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 治组织的 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我们不 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3]1922年8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了《关于行 政驱逐》的法令，对待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前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成员采 取行政措施， 有的被驱逐出国，有的被流放，社会上没有了不同声音。
一党制的确立使苏维埃制度也失去了原有的含义。苏维埃作为全民的机构，只有在多 党存在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左派社会革命党就曾在苏维埃 中对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过有效的监督。一党制形成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机构不可能 不 同苏维埃机构融合，苏维埃从而不可能起到独立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作用了。列宁 在“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说：“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 何一个 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7]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他仍然坚持：“我们 的党是 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 2]
苏维埃政治体制向集权化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党内集权的加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 史上，有一种不成文的传统，即党内允许具有不同纲领的派别组织合法存在。这是由布 尔什维主义本来就不是一种严整统一的学说、不同的人对其有着不同理解的情况决定 的 。在通常情况下，派别的存在对党保持生机和活力、避免犯大的错误是有益的，列 宁在 长时期里也予以认可。新经济政策实行后这种情况改变了。列宁认为为了抵销新 经济政 策带来的危险，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正是在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党的第十次 代表大会 上，在列宁的要求下，同时通过了关于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列宁解释 说：“我们 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险还要大， 因此我们不仅 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坚固的团结。为了建立这种团结，我们就 非有这样一个决 议不可。”[2]
党内禁派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加强了党内形式上的团结的同时，也使不同意见、尤其 是正确意见受到压制，使少数派处于不受保护的地位。党的权力此后更加集中。中央书 记处设立了总书记职位，政治局的权力向书记处转移。书记处加强了干部登记与分配 机 关，对各级干部进行任命。通过加强监察机构和大规模清党，有独立见解的党员被 清除 出党的队伍，留在党内的日益变成了顺从的官僚。
上述事态发展使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失去了有力的体制保障。集权体制越发展，新经济 政策的实施空间就越狭小。当一党专政演变成个人专制后，新经济政策就终结了。
党内权力斗争：
推动新经济政策走向终结
前已述及，苏联政治体制的基本特性决定了新经济政策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然而新 经济政策在20年代末而不是更晚的时候被终结，则与布尔什维克党自身体制存在的弊端 及由此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党内权力斗争的进程有关。
人们在对布尔什维克党内体制的认识上，长期存在一种倾向，即一方面指出它是一种 集权体制，存在过于集权的弊端；另方面又认为在党的最高层，至少在列宁时期，仍存 在着集体领导。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准确的。毋庸讳言，布尔什维克党自成立之日起就 不 存在一种民主化的结构，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集体领导。列 宁具 有很高的民主素养，算不上是一个独裁者，但由历史造就的他在党内的地位是独 一无二 的，决不是其中平等的一员。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列宁是布尔什维克 “政权的 化身。他在党内的威望是无可争议的。把威望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使他成为 一个无限权 力的人。”[8]索可里尼可夫：“列宁既不是政治局的主席，也不是总书记 ，然而，列 宁同志……在党内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布哈林：“列宁是一 个最好意义上 的独裁者。”[9]这导致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也存在着领导职务终身制。 列宁作为党的 创始人，去世前在位逾20年，如果不过早去世，他肯定还会继续在最高 领导岗位上干下 去。这种状况给党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党的稳定只能系于 某一个超强的领导 人，列宁之后必然要求形成新的个人集权；二是党不存在权力交接 的有效机制，新的个 人集权的建立必然伴随残酷的党内斗争。在这种局面下，任何方 针和政策都必须服从于 权力斗争的需要。
由于在布尔什维克党意识形态中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因此谁如果想在党 内权力斗争中取胜，谁就要祭起反新经济政策这面大旗。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 ，有实力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伙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 最 初，考虑到党面临的危险，也出于对列宁权威的服从，他们都全力支持新经济政策 。然 而列宁去世后，随着权力斗争的进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第一轮权力斗争是 在托洛 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之间展开的。托洛茨基从开始就处于少 数派地位 ，为了发起进攻，他首先改变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托洛茨基指责中央多 数派向资本 主义作过多的让步，主张加速发展工业，向富农施压，尽早结束新经济政 策。季诺维也 夫等人则站在与托洛茨基誓不两立的立场上，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 。托洛茨基被逐 出权力中心后，季诺维也夫(伙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变成了权力斗争 的主角。季诺维也 夫在中央政治局是少数派。为了向多数派发难，他转而采取托洛茨 基的立场，对新经济 政策展开猛烈批评。斯大林则联合布哈林予以回击。
随着季诺维也夫及其后组成的联合反对派在权力斗争中的迅速失败，从理论上说，新 经济政策有了长期坚持下去的理由，因为获得了胜利的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是该政策的坚 定捍卫者。但个人集权仍未最终建立，权力斗争的逻辑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布哈林开 始 时虽不是最高权力的有力竞争者，但在反对派被打倒后，他已上升到与斯大林成为 党的 共同领袖的位置。他不可能居于斯大林之上，但却是斯大林取得个人绝对领导地 位的障 碍。为了建立个人集权，斯大林必须将布哈林打倒。斯大林开始改变自己的策 略，由捍 卫新经济政策转向压制乃至取消新经济政策。他不惜照抄此前的死敌托洛茨 基的纲领， 强调加速工业化和消灭富农的必要性，把继续捍卫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说 成是富农的代 言人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
目前国内学者们倾向于把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末被中止归咎于斯大林，指责斯大林没 有很好地领会列宁的思想，把新经济政策当成了权宜之计。这种指责是有失公允的。应 该说，无论谁获得了最高领导地位，都会作出类似的抉择。因为在20世纪初的俄国， 个 人专制已失去了合法性。要重建这种合法性，就必须诉诸俄罗斯传统。俄罗斯传统 的核 心因素是民族主义，是强国的诉求。要强国就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为了 在短时间内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以强制措施将全体居民控制起来，特别是要 控制农民 ，榨取农业。这样一种严酷体制的确立，必然使旨在给个人以自由、给社会 以主动性的 新经济政策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