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理性地估计教育“卖方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卖方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教育界正在热烈地争论着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问题，尤其在经济领域出现“消费疲软”现象后，倡导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同志，更提出教育是最后一个“卖方市场”、应以教育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立论基础，但同时也存在着为迎合观点而出现主观估计的倾向。笔者认为对教育“卖方市场”、教育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应该冷静地、理性地分析。
一、教育“卖方市场”存在着假象
从我国教育总规模看，尤其是从非义务教育的规模看，的确存在着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事实，但在估算教育“卖方市场”时，存在着脱离国情、过于乐观的现象。
1.百姓期望得到什么样的教育？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教育，这种计划性使百姓——教育的消费者获益最大。这种计划性表现为：高成本低收费，使教育消费者视教育为纯公益性、福利性的事业，争得受教育的机会意味着争得国家福利；高就业无风险，多年以来，受教育者把挤入高校门槛当作最终、最高的追求目标，从娃娃抓起的“应试教育”现象足以说明这一点，由于“包分配——百分之百就业及取得较好职业，使教育消费者对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充满热忱。我们在估算教育“卖方市场”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些充满热忱的教育消费者等待着给予教育消费的机会，而不够冷静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热忱背后的观念、动机、目的。在我国高校完全“统包统配”的时期，师范院校门庭冷落，实行“并轨制”后，师范院校忽然变得门庭若市，原因何在？根本的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师范院校几乎是最后一块包“销售”的“净土”。我们的百姓受教育的观念并非很成熟，以人力资本理论讲，百姓的“热忱”来源于长期的接受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可以达到最大化的“计划”观念。
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后，受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与以前相比将大大降低，我们的百姓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吗？争着受教育的热忱会不会因此而减退？教育的“卖方市场”是否估计过“热忱”减退对“卖方市场”的影响？
2.百姓到底有多高的消费能力？
“教育产业化”、 “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们的眼睛直直地盯牢1998年六万亿的银行储蓄，据此推出百姓有很高的消费能力；另外，根据他们的调查，百姓储蓄的第一投资意向是教育消费，据此更得出教育“卖方市场”潜力巨大。但这种估算有脱离我国国情的嫌疑。
首先，六万亿储蓄总额的80%掌握在极少数（20 %）的人手里，80%的普通百姓只占有20%的储蓄份额。这就意味着，极少数的富有者可以悠闲地享受千百次的教育消费，而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可能无福享受高层次、高消费的产业化后的教育消费。拿目前尚未产业化、市场化的高等教育而言，大学生人年均消费1 万元左右，约占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一半。产业化、市场化倡导者们的一个理由就是以高收费缓解教育经费不足问题，故产业化、市场化后，大学生人均年消费额必将大幅度提高。但他们似乎没考虑到，在高价位的高层次消费下，我们的普通百姓有多少人具备这种消费能力？教育“卖方市场”究竟有多大？
其次，百姓银行储蓄的第一投资意向是教育消费，并不意味着百姓有很强的教育消费能力，也得不出教育有极大的“卖方市场”的结论。随着我国教育收费的逐年增加（尚未产业化、市场化的收费，只是计划收费的提高），许多普通百姓产生了“受教育难”的想法，为了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影响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普通百姓开始为孩子受教育而储蓄。但这种储蓄大多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节省日常支出，挤出部分收入储入银行，以当前尚未产业化、市场化的教育消费标准储蓄，而并非按产业化、市场化后的教育消费标准储蓄（因为谁也不清楚产业化、市场化后的教育消费标准，何况百姓）。因此普通百姓确实会把教育消费当作储蓄的第一意向，但这是建立在对孩子教育消费的担心基础上作的预期准备，而并非富足且无其它投资意向后等待着高层次、高消费的教育享受。假若教育真产业化、市场化，普通百姓极少份额的银行储蓄足够他们的教育高消费吗？他们还有能力承担这种高消费的压力吗？教育“卖方市场”真的还很大吗？
经济领域目前有一种说法，叫消费疲软，作归因分析时，一般人都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及高层次消费群无法形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我国高档次的消费品，不是百姓不想消费，而是百姓还没有富余到有能力消费的水平。前几年，有人曾估计（媒体作过许多鼓动性富传）近年来我国将出现家庭用车消费热，但事实上几年下来，并未形成这种局面，表面上看家庭用车供过于求，而实质上是“求”的能力还未追上“供”的层次。教育领域可能也存在着过于理想化的市场估计，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后，同样可能出现教育消费疲软，“贵族学校”曾经以其一流的硬件，一流的后勤服务，一流的收费标准，红极一时，但除了一些经济超前发展的几个沿海城市之外，似乎大多面临着生存的尴尬。原因可能很多，但百姓尚不具备教育高消费的能力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高等教育是百姓期望的高层次享受，但我们的百姓恐怕并没有在心理上、能力上作好高消费的高等教育的准备。如果真按投资—补偿、成本—效益的市场方式运作教育，我们对教育市场的估计会不会又像“家庭用车”估计一样产生错觉？过高地估计百姓的教育消费能力，会不会造成教育消费的疲软现象？
二、对教育“卖方市场”的主观估计可能带来诸多问题
改革开放2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同时有过惨痛的教训。解放后30年，由于一直存在着短缺经济现象，总供给不能满足总需求，形成了卖方市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策的开放，经济领域发展异常活跃，商品供给量增加，但总供给量仍不能满足总需量，卖方市场给极具寻利性的商家提供了钻营的机会，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我国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这给商品市场造成了无序、混乱的状态，也给消费者带来了许多损害。随着商品总供给量的增加，高消费群的难以形成，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而教育据说则成了最后一块卖方市场。应该承认这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如果我们对教育“卖方市场”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急于全面推进“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那么经济领域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过程中出现过的许多惨痛教训就可能在我们教育产业、教育市场上重演。
首先是教育质量问题。教育质量直接影响着教育产品——人才的质量。教育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往往是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决定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师资。我国目前150万左右的教师总量， 只是基本满足当前教育规模的需要，实际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总量缺口仍较大，素质上总体并不理想，仅学历结构一项指标就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至于学历水平、教学水平则问题更大。而师资培养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试图立即改造教育体制，通过“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的方式满足“买方”的需要，则势必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取得数量上的扩张。这种教育“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是学生）无异于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商品。给这些不合格的教育“产品”贴上合格的商标，只会助长社会上浮躁的学历主义。假冒伪劣商品带来的社会危害是有形的、有限的，且由于对商品的鉴定、评价相对简单，因此相应法规、制度的制定能使商品市场逐渐规范。但教育的假冒伪劣，危害是无形的、不可逆转的，因无形而鉴定、评价困难，尤其是对教育的社会效益几乎是不可能量化评价的。教育的对象、产品都是人，它的影响有着不可逆转性，假冒伪劣教育对学生个人、对社会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其次，教育产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问题。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这“两化”吸引投资者把资金投入教育，并借助市场规律调节教育经营。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资产聚积者在聚积资本时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寻利性仍然是他们最大的动力。我国目前的确存在着非义务教育供不应求的事实，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后，会不会因投资者的寻利性，而采取教育产业的短期行为呢？“短期行为”一般指经济领域的投资者或经营者为了在短期内赢得最大的利润，采取以降低质量或过度消耗资产为代价的、不作长远经营计划的企业、商业行为。而教育产业的短期行为则可能以最低的教育条件、以降低教育质量、减少运营成本，达到短期内获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的投机行为；这种行为不作长远计划，只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成本，然后赚取利润。事实上，我的担心可能并非是杞人忧天，笔者所在地区私立学校发展较快，有些学校确实办得很不错；但许多学校校舍简陋或临时租用，教学条件很差，教师七拼八凑，教学计划、授课计划随意变动，招生行为无异于地摊拉客，个人有利可图时，学校尚能勉强维持，当无利可图时，就出现随意停办或“倒卖”学生。更有一些投资者利用办学的优惠政策，如土地优惠、免税等，投资教育；待收回成本后，就设法转让学校，从中谋利。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部分（甚至不在少数）投资教育者是因利益驱动而采取的短期行为。从有关媒体报道看，这种现象也绝非某地的偶然现象。
第三，社会公平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许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走出原始积累，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垄断性霸气。社会财富聚积在少数人手里，贫富悬殊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旨在把教育以产业的形式推向市场，教育的成本与利润将作为对学生收费的主要参数，教育将成为一种高消费。掌握着财富的少数人自然可以悠闲地享受这种高消费的待遇，但对绝大多数尚处在温饱阶段的普通百姓来说，这种高消费可能就可望而不可及了。如果按某些同志所说的，让先富裕起来的家庭在付出一定的教育选择代价后，让自己子女享受更多更好的教育——以高价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那么尚处温饱阶段或贫困阶段家庭的子女因出不起价即使学业优秀、潜质很强，也只能或“望学兴叹”，或只能就读一些富人选剩下的学校和专业；而富家子弟只要出得起价，不论学业如何、潜质如何都拥有选择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专业的机会。教育“卖方市场”的存在，教育经营者拥有待价而沽的权利，富有者就拥有了“报价”的机会、选择的机会，贫困者只好等待选择后的剩余。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大特点是：知识与权力、利益的相关程度将越来越高，这种“先富起来”与“温饱”、“贫困者”由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同，将来的权力、利益差别也必将愈来愈大。它不可能像有些同志所说的最终达到“劫富济贫”、“共同富裕”的结果。因此在我国，普通百姓尚没有富余到像发达国家的普通百姓那样，支付子女教育费用并不构成家庭压力的情况下，急于促成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必将拉大贫富悬殊，社会公平问题将愈益严重，最后必将影响社会安定。
三、对“教育产业化拉动经济增长”的理解存在着误区
首先，投资量增大与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我国的经济领域，在计划向市场转轨时，出现的低层次、重复投资现象屡见不鲜，从生产规模、投资总额看，确实在大幅增涨，但这种低层次、重复投资不但没有拉动经济增长，相反使市场处于无序状态，造成不同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商品积压。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不具备大幅度提高教育质量的内外环境，尤其是不具备足够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因此加大教育投资，追求教育质量上的扩张，很可能不但不会提高教育质量，反而会降低教育质量；并且可能会因无序的竞争，使现有的师资不能充分地利用；另外，还可能会使现有教育资源如校舍等因无序竞争不能得到合理配置、有效使用。总体讲，急于使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可能难以避免地导致低教育质量的重复投资，这种教育投资虽在规模上扩张了，投资总额上增涨了，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未必有效。
其次，教育产业化对百姓抽出银行储蓄用于教育投资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银行中六万亿的储蓄，据教育产业论者们推算，即使抽出10%投资于教育，也有6000亿元。这种推算的错误在于：掌握着80%储蓄份额的总人数不到20%的“大款”们乐意抽出4800亿元投资教育吗？尤其是我国制定规定教育是非赢利性的，这些“大款”们能放弃他们寻利的本性而投资于无利的教育吗？如果单纯从教育消费看，少数有消费能力的“大款”们不可能有巨额的教育消费，占绝大多数的消费能力较弱的普通百姓则可能缺乏在“教育产业”上消费的能力。总体来看，教育产业化对抽出银行储蓄用于教育投资的总量是有限的。
第三，从长远考虑，鼓励百姓超前的教育消费，未必能拉动经济增长。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百姓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在整个世界处于中下水平。因此我国百姓的消费能力并不高；普通百姓银行储蓄的人均值均很低，百姓用于教育的储蓄是从孩子的长远考虑的。期望借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以教育的高消费迫使百姓抽出银行储蓄，用于超前消费，无异于杀鸡取卵。短期内，这种做法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率，但从长远考虑，却无益于国民经济的增长。
第四，教育产业化、市场论的倡导者们在具体计算中过于主观。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推算：大学生消费年人均1万元，增加1万名在校生，即增加和拉动1亿元消费。这里所谓“增加和拉动1亿元消费”的计算方法，显然忽略了国民人均消费的基数。大学生消费年人均1万元， 这些大学生若不进大学，则就不需要基本的生活消费了？另外，他们不进大学，肯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社会财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好事，但谁又能否定为社会创造财富也是好事呢？我们在考虑消费拉动经济的刺激作用的同时，是否在观念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具体计算教育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的时候是否有为了迎合这种极端而夸大事实的倾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