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稳定增长中实现转型——经济转型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定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转型指的是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转型理论针对原有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失业、腐败等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并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政策建议。由于波兰、俄罗斯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上采纳西方萨克斯等人的“休克疗法”，因此，西方的转型理论大都是以这些国家为背景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减少转型过程中的摩擦，降低体制转换的成本。
一、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论题
经济转型即由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转型理论把转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便是各个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已经进行的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第二个阶段便是在1995年开始的以追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为内容的改革。
转型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经济转型的内容，主要包括：1.内部市场自由化（自由的国内价格，取消国家的贸易垄断）。2.外部市场自由化（放松对外贸易的制度，包括取消出口控制和关税，通货可兑换）。3.便利私人部门进入（私有化企业，改革银行部门）。对第一次转型思考的焦点是市场化和自由化的速度，出现大爆炸（big bang ）式与渐进（grandualism）式两种改革战略的争论。前一种战略又称“休克疗法”。
在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不同的国家市场化的重点不同（如波兰、俄罗斯等国家重点在私有化，中国的重点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了大爆炸改革战略。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战略），改革的效应也不一样。虽然，进行经济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显著地高，经济增长率显著地低，甚至多年处于负增长。与此相反，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在转型阶段经济增长率持续处于高水平（10%），通货膨胀率也比这些国家低得多。
转型的第二阶段
1995年初世界银行组织了一次关于第二次转型的讨论会。会议主持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Bruno 就第二次转型提出了三个论题：
1、转型国家稳定、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依赖关系。 特别强调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意义。
2、企业重组（restructuring）问题。大批企业私有化后提出了企业重组问题，需要解决谁控制那些私有化的公司？谁是公司实际的所有者？
3、法律的规则。 这涉及腐败问题：腐败在转型经济中是否制度性的？是转型本身产生更大的寻租（rent—seeking ）机会和增加腐败吗？或者是旧制度的遗产吗？或者是早前的限制瓦解了？腐败是转型过快还是过慢引起的？
这3个论题是分开的，但不是胡乱选择的。 它们都直接关系宏观经济的稳定。就第一个论题来说，宏观经济需要结构的调整来支持。就第二论题来说，宏观经济调节和产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当重要的。就第三个论题来说，腐败可能破坏稳定甚至延缓改革的进程。因为它可能降低政治的可信度和对政府的信心。
二、经济转型中的困难
经济转型国家（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的自由化的改革没有产生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效应，经济转型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
转型阶段的通货膨胀
经济转型国家大都面临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许多学者将其基本原因归之于这些国家在改革前遗留下来的困难的结构性条件。他们认为，最初的国内和外部条件是决定给定经济政策成败的重要因素。转型国家政治稳定的程度不是唯一地由他实行的市场经济计划的类型决定的（Lezek Balcerowicz and Alan Gelb，1996）。
科尔内指出了经济转型所面对的两难选择：
首先，为了改善它们的贸易和通货的国际收支平衡，某些国家需要贬值其通货，这样做，可能迅速引起通货膨胀。为了停止生产的下滑并迅速恢复，国家需要运用财政手段，从对私人投资计划的税收让步延伸到公共的财政投资，但是这可能推动预算赤字的增加。
其次，为了改善财政平衡和严格财政纪律，国家需要保证硬的预算约束，不能保护落后者，采取不让步的姿态。可是这将直接产生因失业而过剩的人口，总需求下降，在短期中增长减慢。
第三，减少预算支出或者控制通货膨胀的强制，同时又会大大降低市民的生活质量，威胁社会安定。
萨克斯分析了转型阶段政府的社会开支增大的原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是世界上用GNP的百分比表示的社会福利预算最高的一些国家。 当这些国家开始转向市场经济时，便需要一个广泛的安全网。
在所有东欧国家中，社会开支在GDP中的百分比很大。 主要表现在：1.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表现为普遍的广泛的给予权利和大方的承诺：一生的职业保障，普遍的养老金，慷慨的伤残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假期，健康，住房等。尽管即使在原有制度中这些承诺是不完全兑现的。2.因为东欧人口增长缓慢，人口相对老化。 与大多数相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抚养率高。这就增加了国家养老费用的额外负担。3.在这些国家，超过45岁的成年人很难适应生产条件，对老工人来说，转移成本很大，再训练很困难，因此，改革选择了“买断”这种工龄段的政策。通过为提早退休作慷慨的安排，通常是从45～50岁开始，提供宽裕的伤残人标准。结果是领养老金的占成年人非常大的比例。
萨克斯还以俄罗斯为背景分析了危及宏观经济稳定的各种传染性行为：
1、逃税。公司可能为逃税而选择进入地下， 虽然意味着失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大部分企业不交税，国家也不能提供给企业大量的公共物品，剩下的公司也会转入地下和停止交税。
2、犯罪。如果较多的公司违反法律， 剩下的公司也会同样这样作，只要受惩罚的机会不大。如果较多的公司守法，其他公司也会守法。
3、地区分割。联邦政府应该从地方收取税收。 地方可能拖延或隐瞒他们的联邦税义务。税收扣留会减少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因而中央政府可能要进行惩罚，如果足够多的地方阻止，其他地区也会积极地这样作。
4、外国投资者的恐慌。如果每个债权人增加小的新贷款， 比政府的容纳力还要大的无限的欠款负担要归还。如果更多的贷款者不能解决最初的欠款威胁问题，未付欠款累积绝对增加。这种情况如果发生，政府就受破产的打击。
5、卢布的飞行（flight）。通货膨胀时，更多的公司逃离卢布。 无法摆脱卢布的公司最终要承担严重的通货膨胀税，如果更多的公司抛卢布，其他公司也会这样作。
Joseph S.Berliner 在关于中国转型模式的分析中说明了转型中经济关系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他指出，分权和市场化的改革产生了新的经济关系，其中包括：货币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是消极的因素，在经济活动方式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力。投资需求不再只是依赖于计划者的偏好，企业的投资功能开始出现。流入家庭的货币不再完全由计划者控制，家庭剩余开始增加，家庭持有财产、现金和储蓄存款，这些数额很大。在这些新的经济关系中，由于以下原因，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了。
1、国家预算赤字增大。原因是， 作为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税收制度基础的国有企业的收入下降，政府在某些方面如消费补贴的开支增加。
2、企业货币收入和家庭货币收入严格分开的制度已经瓦解。 改革给企业更大的权力运用其赚得的利润，利润可以以支付工资的途径漏入家庭，因而货币不能以事先计划的比例流向企业和家庭。
3、经济分权趋向于地方分权。 地方政府设法保留集中在当地的利润和收入的大部分，减少上缴中央的部分，进一步减少中央收入。地方政府也利用扩大的力量在地区内投资，保护本地企业，并迫使银行给本地企业扩大贷款。
4、新建的商业银行扩大贷款给回报率高的企业作投资。 过去由国家贷款总额计划控制的贷款，现在由新的分权的贷款源泉提供。
5、落后企业仍旧得到保护。国家为维持充分就业， 使落后企业继续指望在软性预算约束条件下得到贷款。那些被银行拒绝贷款的企业倾向于从它的投入品供给者那里得到资源，甚至以拖欠贷款的途径维持。
6、在双重价格体制下， 通货膨胀的压力集中在市场轨道的价格上。市场定的价格和国家控制价格的距离扩大的结果是，产品从计划渠道流到市场渠道。于是，国家计划价格（低价）供应的产品减少，市场价格（较高价格）供应的产品增加。
以上原因便可说明为什么转型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难以避免通货膨胀。
转型阶段的腐败
经济转型时期造成不稳定的另一个问题是腐败问题。耶鲁大学教授Susan Rose Ackerman认为，腐败在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中盛行。 其原因是，大多数瓶颈路段阻碍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计划经济通过分配稀缺的物品和服务为回报（payoffs）提供刺激。 这在转向开放并在法律上转向市场经济是违法的。在计划经济制度崩溃后，本来预计合法的自由市场的规则将普遍，不合法的回报和其他的腐败将减少。但在现实中这种效应没有出现。腐败成为转型国家的共同问题。为什么？有人说，盛行腐败是转型国家增长的痛苦。但是腐败盛行将毁灭转型本身。
在Susan看来，在转型阶段腐败仍很严重， 主要原因在国家继续保持着对钱袋的控制，它们可能有回报问题和其他内部交易。但人们又发现，私有化过程通过它最终因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牵涉而减少腐败，但在现实中腐败没有因政府作用的减少而减少。人们试图在新的制度中经营并在他们的交易中寻找必然的手段，可能试图创造新的要求进一步回扣瓶颈路段。最坏的例子是人们决定退出第一经济，不再依赖有组织的犯罪，以防国家和其他知情者干预。
基于上述产生腐败的原因，克服腐败的途径，不仅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这就是Susan所指出的， 转型国家试图建立法律标准，同时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要通过去除或减少补助、贸易限制和政府购买中享受的优先待遇来减少寻租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国家应该尽可能有节制的管理经济。
三、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措施
面对转型国家通货膨胀严重和经济增长停滞的状况，研究经济转型的经济学家开出了各种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药方。在世界银行进行的关于第二次转型的讨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tanley Fischer 把旨在实现稳定和增长的第二次转型的重点概括为三个方面：（1 ）改革财政制度；（2）改革金融制度；（3）改革汇率制度。这基本上反映了转型理论的主流观点。
通过改革财政制度来改变转型国家的财政困难，被排在实现稳定和增长的各种措施的首位。
研究转型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转型国家首要的困难是财政困难。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在转型报告中指出了转型过程中造成财政困难的几个原因：在转型过程中福利改革增加公共财政的紧张。税收收入更难收集，因为经济活动逐渐地集中在私人部门。出现新的费用压力，如公开失业的后果，健康和家庭保险的费用增加等。改革需要大众的关心。对某些个人来说，改革福利制度可能提高实际的边际劳动收入。在某些情况下，额外的劳动收入甚至要高于被额外的税收抵销的部分。
在经济转型前，税收的基础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转型开始以后，由于需求的结构性改变和价格比例的变化，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低的生产者，没有什么税利。于是原有的财政基础在改革中瓦解了。在这种情况下，为克服财政困难，一些转型国家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方面通过对国有企业提供财政的和准财政的（由银行体系提供）补贴来保护原有的财政基础；另一方面增加税收。Lezek Balcerowicz 等人认为采取这种维持财政收入的办法会侵蚀财政的基础，为了维持财政收入给公共企业提供补贴，不可控制的财政赤字将破坏改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高税收将减慢私人经济。他们认为，财政困难在中期是不可避免的，忍受一会儿，渡过难关。关键是政府层次的开支要减慢增长，并改善支出结构。
在许多研究转型的经济学家看来，克服财政困难的主要途径是减少社会费用和增加国际援助。这就是萨克斯所主张的：在今后几年，中东欧重要的财政工作是减少社会开支水平，使其在GDP中的比例适度。 美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不得不将对东欧的关心集中在隐约出现的财政危机上。
在减少社会开支方面，萨克斯提出了改革养老制度的方案。他指出，在可行的长期的安排中，福利水平相对于工资将减少，退休年龄将提高到国际标准，合格的特别的养老福利将紧到只是包括实际需要。长期的改革目标是改变养老制度，其基础是个人储蓄帐户，实行量入为出（pay—as—you—go）的养老制度。个人储蓄计划让每个人选择，自己抉择储蓄水平和在时间偏好和细节方面的项目。个人化的制度还剔除不适合的旧制度中普遍的帮助无力还债者的功能。私有化的过程可能连接养老制度的改革。由指定的私有化收入和企业分担现在由国家支持的变为私人的制度化的养老制度。在养老改革上破除继续的有害的旧制度的财政遗产。
第二次转型的另一个重点是改革金融制度。Stanley Fischer 发现，在大多数转型经济中，银行已经不是主要扮演金融投资的作用。这里有现实的鸡和蛋的问题。如果银行贷款给不可靠的公司，银行也是不可靠的。没有外部金融，公司不能发展。因此他主张需要推进新的银行调整计划。
萨克斯则主张通过国外贷款的方式解决财政和金融问题。他说，为了实现金融的健康活动，政府应该进行财政制度的根本改革，或者从外部接受贷款。他主张货币扩张应该有限制，这一方面要求固定预算赤字，同时也要求控制贷款。最多的贷款给企业以补偿通货膨胀税，不如说是货币扩张的独立源泉。考虑到逃税，政府可以通过从国际公司贷款以最大可能的利率保证公共物品的水平。这反过来鼓励企业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并支付它们的税收，不问其他的公司怎么做。只是国际贷款方式的提议确定被采用。传染性的逃税消失了，政府将以吸收贷款的方式代替收税。John Williamson针对萨克斯的计划提出了疑问。 按照萨克斯的方案，几乎占俄罗斯一半的财政预算赤字（9%GDP）通过外国援助。大的问题是，他能否说服60亿稳定基金+140 亿预算赤字的外国金融给俄罗斯，使政府能实行这个稳定计划。他说，他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但担心，如果贷款给企业是大量的，后果便是造成通货膨胀。
对于汇率制度，Stanley Fischer认为，没有汇率的调节， 稳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一般上，暂时的汇率调节是为了迅速下降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汇率固定从不变动，这种汇率调整是很危险的。因此，从长期看，应是改革汇率制度。萨克斯的主张则是，政府需要宣布稳定汇率以防范通货膨胀。它也应该用国际的贷款方式（稳定基金），目的是有能力稳定通货。他认为，在有外国帮助建立稳定基金时规定固定汇率是有益的，政府可以在短跑中解放出来，开始建立信心。
John Williamson在评论萨克斯的方案时， 对给面临着严重的经济不稳定问题的转型国家（主要是俄罗斯）政府提什么样的建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了争取基本的健康状况，转型国家所要做的是：平衡预算，限定存款，使实际利率为正，安排竞争的汇率，避免超额的需求。遗憾的是，这只是在理论上假定，只有当公众完全知道情况（合理的期望）时，这些将导致促使公众恢复信心。如果国家无力履行它的核心功能，社会处于坏的均衡状态，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其结果是险恶和残忍的。所以，如果政治领导承诺自己有力地管理，并有能力实施上述规定，他将有好的机会说服人们相信实现好的平衡的稳定政策。
最后需要指出，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的一个重大的区别是，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时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背景的经济转型理论不完全适应中国的经济转型分析。但是，经济转型国家在转型中无一例外地遇到了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尽管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而且，各个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使所面对的“体制病”有许多相同之处。与此相应，在体制转换时所要解决的体制问题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同时各个国家在实行市场化改革时都有稳定经济的要求。因此上述关于经济转型的理论对我国研究当前的改革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对策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当然，在以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转型时需要作中国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