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唐代论文,诗歌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是关于中国宗教与文学关系的一份讲演稿，主要讨论道教对唐代诗歌语言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种种原因，道教语言逐渐与儒家语言、佛教语言形成了差异，其风格是追求古奥与华丽。在唐代，道教语言给诗歌带来了道教古奥的语言形式和华丽的词汇意象。当然，还应当指出对道教故事与境界的想象使唐代诗歌更富有神奇缥缈的意境，道教对生存的忧患使唐代诗歌有了深沉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 文学 道教 唐诗 语言
一
中国的宗教与文学之间有很深的关系，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事实。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里，佛教总是比较受重视，而道教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却比较被忽略，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阶层就越来越看不起道教，觉得佛教理论高深、生活高雅，而道教则属于迷信，比较粗浅。文化阶层对道教的轻视态度影响了研究者对古代社会生活中道教的地位的判断，误认为古代也和现代一样，道教影响很小。其实这是不对的，只要看一看古代，尤其是唐代道教的兴盛情况和唐代文人对道教的热情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是近现代文化阶层却以他们的印象代替了古代的事实，所以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对道教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佛教的兴趣，研究成果与水平也相对不如佛教研究。
第二，道教经典的时代、内容、语言十分复杂，时代不清、作者不明、隐语很多；道教的理论常常隐藏在它的法术、神谱、仪式背后，很难清理它的思想系统；尤其是它和道家思想、佛教思想有很多彼此交叉之处，要说某种文学样式、文学现象、文学作品里有道教的影响，就要首先分辨它不是道家思想、不是佛教思想，的的确确是道教的思想。可是，这种系统的资料整理、思想清理工作还没有做好，换句话说，就是道教研究还没有给深入的文学研究作好准备。
第三，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道教辞典的编纂还不够细致，至今中国还没有一部非常广博、非常细致、非常准确的道教大辞典，可是道教偏偏词汇又非常隐晦、深奥，隐语极多，这使得很多研究者很难深入这一领域，所以道教和文学的研究至今还不是很成功。
那么，是不是说这些年来道教和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就一点成绩也没有呢？不是的，近年来，中国大陆关于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也有了一些专著与论文，可是，这些专著与论文常常把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思想影响，就是说，只是把道教作为文学的一个文化背景，来分析文学家的思想；二是题材影响，就是从道教经典和文学作品中各找出一些相似的故事来确定它们的关系，因为要找“题材”、找“故事”，所以这种研究多数集中在有情节、人物的小说、戏曲方面。
可是，我总觉得这还不够。五年前，我在写完《道教与中国文化》后就把其中最末一节进行大修改，写成了《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一书，对道教与唐代的小说、诗歌、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这里，我就根据这本书对道教和唐代文学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分析主要集中在道教和唐诗方面。
二
诗歌的基本要素是语言，道教对唐诗的影响首先也要从语言开始讲起。那么，道教语言的风格是什么呢？
十年来，读《道藏》，有两个印象很突出，一个印象是觉得道教语言很古奥，一个印象是觉得道教语言很华丽。
“古奥”是指道教经典的语言有很浓厚的复古意味，从《太平经》时代起，道教就一直有意在创造一种古拙的语言形式和神秘的词汇系统。从文字形体上，是从楷书复古到隶书、从隶书复古到篆书，从篆书进而神化为更艰涩的“古文鸟迹，篆隶杂体”的“云篆”，按道教的说法，这才是“丹明耀”即“天刻之文字”，比如所谓的“灵宝五符真文”，据说在刚刚问世时就是“文字非常……篆书不可识”的；从语言形式上，是越来越古奥深涩，他们很爱模仿先秦典诰和汉代辞赋的句式，让人看上去似乎来历很早，他们也很爱把自己的步虚、赞颂写成汉代五言古诗甚至《诗经》式的四言诗、楚辞式的杂言诗体，在后代律绝体盛行的时候，他们的颂赞也多是古体诗或古风，很少有近体，这当然也是为了显示道教经典很古老，有来历，因为写成近体诗，就显得历史很短了。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来讲，这才是从上古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云篆光明之章”，不是普通人能精通的日常文字；从辞汇上来说，道教很多术语都有“隐语”，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一者隐名，二者隐讳，三者隐事，四者隐义”，就好象诗歌里的典故、代语一样，这些隐语常常很华丽也很难猜。我想道教经典尤其是符咒颂赞之所以要把语言变得古奥艰深，一方面是为了“取信”，也就是使信仰者相信它是“天授神意”，一方面是为了“隐密”，使普通人不能了解和掌握，也使道士不能胡编乱造，正如《真诰》卷一《运像篇》所说的两句话，“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绪”，“使吾等不有隐讳”。
“华丽”是说道教经典的语言一方面追求古奥艰涩之外，一方面又追求流彩溢金，有如金碧辉煌的道观建筑和五彩缤纷的道教仪式。这里的道理很简单，道教比较强调神灵的力量对人的拯救的意义，即比较重视人生解脱与超越中神力的作用，它的追寻目标之一就是成为神仙，因此，为了宣扬神迹、树立神权，道教经典常常用各种极尽想象力的华丽辞藻来反复叠地描写仙境、仙人的美妙，鬼怪、阴间的恐怖，其中尤其是写仙人的形象、仙境的布置、神仙出行时的仪仗时，常常用“金”、“玉”、“紫”、“绛”、“烟”、“霞”一类辞汇意象来渲染与烘托意境，使道教经典的语言风格十分华丽铺张，在这一点上它又显然借用了汉代辞赋的技巧。这样，道教语言就和佛教语言、儒家语言大不相同。佛教在唐代逐渐强调“心灵拯求”，靠信仰者内在自觉自我拯救，一面讲究对理论的理解，真正从理性上理解“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面讲究对人生的感悟，真正从直觉中体验心灵的清静与自然，所以语言应当是浅近、明显的，不应当成为意义的“障碍”和“遮蔽”，所以整个唐代，佛教语言是向日常化、口语化、浅明化发展；儒家主要在强调“道德拯救”，圣人只是导师，不是万能的神灵，人都有可能是尧舜，能拯救精神的是自己的道德自觉，所以儒学宣传主要是“规劝”，而规劝主要是需要清晰的理路和严肃的箴言，没有必要神秘诡异，语言也同样需要平直朴素。而道教则是强调“神灵拯救”，一方面要由道士垄断沟通人、神的权力，对信仰者产生震慑力量，一方面要把俗界与天界隔离开来，使天界更有诱惑力量，所以它的语言就需要“古奥”，古奥才会有神秘感，也需要“华丽”，华丽才会有吸引力。所以总的来说，唐代影响文学的宗教中，佛教语言趋向浅近自然机智。儒教语言趋向平直、朴素、严肃。道教语言趋向于古奥华丽诡秘，正是因为佛教重在启迪，儒家重在劝说，道教重在想象。
中国人常说“古怪”、“奇怪”，古奥使人觉得“怪”、奇丽也使人觉得“怪”，道教影响下的唐诗就很可能显得有些“怪”。首先，受道教影响的一些诗人普遍爱好古拙的古体诗或古风而不太擅长写近体诗，像陈子昂、李白、顾况、韩愈、李贺，除了李商隐之外，他们出色的诗歌大多是古体诗，也比较擅长使用古奥的语词；其次，受道教影响的诗人在写一些有关道教的作品（如赠道士、咏道观）时，特别喜爱用一些色彩浓艳的神奇辞藻，除了人们熟悉的“黄庭”、“紫府”、“玄霜”、“绛雪”、“赤城”之外，还有“金薤”、 “玉阳”、 “绿辀”、“十二琼楼”、“九枝灯”、“黑翮白羽”、 ““红霞紫气”，也特别爱用一些神奇缥渺的词藻，比如“金锁玉函”、“霞气氤氲”、“碧落”、“灵风”等等，这样就使诗歌显出了华丽的意味，至于那些“蓬莱”、“瀛洲”、“松乔”、“跨鹤”、“骑鲤”之类的典故，就更容易让人想到神奇玄妙的故事，它们被用到诗里，就会产生绮丽、铺张的效果；再次，有一些诗人为了增加诗歌古奥的效果，还会采用道教颂赞、乐章的形式和辞语，比较明显的例子如孟郊的《列仙文》就和步虚辞很相似，樊宗师的《蜀绵州越王楼诗》就和道教押韵咒祝很相似，特别可以提到的是被误解为受儒家经典影响或受密宗壁画影响的韩愈《陆浑山火》，其实它是受道教《黄庭经》、《度人经》和《汉武故事》的影响，道教经典中的奇特语式和古奥词语使这些诗歌显得深涩朴拙，也造成了这一类诗歌的复古意味。可以顺便提到的是，这些诗歌也反过来影响了道教后来编成的经典，在道经中能找到一些这方面的痕迹，例如《度人经》后六十卷中的一些颂赞和《太上三洞神咒》中的一些诗歌式咒语。
三
对于不满足于常见语言的诗人来说，道教古奥华丽的陌生语言是他们的一个绝好的材料库，在道教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平时很注意积累道教的典故、词汇，也很注意吸收道教的句式、句法，当诗歌创作需要的时候，就从记忆中把它们找出来，放在诗歌里，使诗歌也有一种古奥、华丽的风格。
但是，仅仅有记忆力是不够的，诗歌还需要有想象力，道教给唐代诗人提供的不仅仅是语言、词汇，也刺激了诗人的非凡想象力。我在《道教与中国文化》、《想象力的世界》两本书里都讲到这一点，这里我还补充一些资料。首先是道教信仰者在仪式上、在炼气时，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力，《真诰》卷九曾说道教徒应当“注心道真，玄想灵人”，就是说要集中注意力以心灵体验道的真谛，用想象力去想象仙人的风姿，《登真隐诀》卷下则说“入静”的方法是目视香炉，祝祷太上玄元、五灵老君、功曹使者、龙虎君，并玄想百万里之外，使耳中出现美妙的音乐、眼中出现神奇的仙境，而“存想思神”就是一种对于诗人很重要的幻想力；其次是道教服药后产生的幻觉，道教的丹铅之术有很多成份是很有刺激性的，如硫磺、水银，当人服食了这些药后，平时朝思暮想的景象会出现在幻觉中成为真实，西洋曾有不少人对迷幻药的致幻效果进行过调查，而中国尚未有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我曾问过一些道士，据他们说服食药物确实可以使自己“飘飘欲仙，如登天界”，唐代诗人如卢照邻、李颀、韩愈、白居易都服食过丹药，很可能这种经验会对他们诗歌创作的想象力产生刺激；再次，道教的盛大仪式、神奇壁画会对诗人产生影响，关于这一点，《想象力的世界》一书曾有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现代人很难体会到唐代人对于道教的虔诚和热情，陈子昂、王勃对于道教的崇拜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卢照邻服丹药生病依然迷念丹药，连元结这么理智的人都对道教有这么大的热情，更不必说李白这种真正的道教徒了。中唐以后，有很多人更信仰道教，大历诗人吉中孚当过道士，李端早年想当道士，韦夏卿受过正一派道录，顾况受过上清派大法，曹唐本来就是道士，刘商最终是入了道，李商隐早年在玉阳山学道，李贺据说死后到了天帝那里去代天帝写文章，连当了县官的人也会弃官修道，当了太守的人也会挂冠入道，当了宰相的人（权德舆）也要和道士一起守庚申，这样热情而执着的信仰一定会使他们深深地沉浸在宗教气氛中，发挥他们想象的热情，并把这种想象运用到诗歌创作里，而宗教那种虔诚的感情和非凡的幻想，有时和文学的真诚感情及丰富想象本来就是一样的。
四
对道教典故与词汇的记忆给唐代诗人带来了道教古奥的语言风格和华丽的词汇意象，对道教故事与境界的想象使唐代诗歌有了神奇缥渺的意境，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道教更使诗人有了深沉的生命意识。
道教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生死问题，而这也是人类永恒的忧患，从《古诗十九首》起，这就是诗人的一个主题，到了唐代，诗人依然在反复写这种主题，敦煌卷子里有一首诗叫《北邙篇》，其中有两句就写到“呜呼哀哉洛阳道，相思相望蓬莱岛”，前一句里的“洛阳道”指的是唐代洛阳的著名坟地北邙山，那是象征死亡的地方，后一句里的“蓬莱岛”是道教传说中著名的仙岛，那是象征着生存的地方，诗人害怕生命短暂，盼望生命永恒，就很自然地会亲近道教，期望在道教那里得到永恒，当然还有自由和幸福，在道教信仰很深的诗人的作品里，生命意识一直是不断吟诵的主题，李白、李商隐、李贺的诗里，这一点尤其明显。
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受了这种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会显示出一种特别的风格，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顾况，他中年以后受道教影响，晚年到茅山定居，曾在衢州开元观等地读道书，受道符，他的诗歌尤其是古风就被皇甫湜评价为“出天心，穿月肋，意外惊人语”，意思是他的诗歌想象力非常丰富，语言非常奇特。
第二个是韦渠牟，他当过道士，权德舆就说他信奉道教之后，“多言其神奇之迹”，“不复赋人间之事”，而且诗歌语言“缛彩绮合”，也就是说他信奉道教后，诗歌不再写人世间的事情，主要是吟颂神奇的事情以表达自己对仙家生活的向往，语言也变得华丽而多彩。
第三个是刘商，据武元衡记载，他晚年弃家学道，“梦寝灵仙之境”，于是写的古歌诗变得想象很玄妙，语式很奇特，辞彩也很华丽奇诡（思入窅冥，势含飞动，滋液琼环之朗润，睿发绮绣之浓华）。
这是不是能说明道教对唐诗的深刻影响呢？
（附记：本文是1994年7月6日在日本关西大学所作学术演讲的演讲稿，承蒙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森濑寿三为我翻译，日文译文曾以《道教与唐代文学》为题发表在《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报》第六十号（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