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维护还是破坏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基于霸权收益计算的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实证论文,美国论文,世界经济论文,收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9-04-12]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05-0017-11
一 引言
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发展之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霸权国家和此次危机的发源地为全球所关注，“美国维护还是破坏了世界经济的稳定？”这个问题已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2006年开始显现并在2007年大规模出现的美国次级债务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不仅是美国经济走入衰退的重要信号，还是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急剧波动的重要冲击变量。2008年上半年，美元持续贬值不仅对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冲击，还成为导致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但2008年9月15日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则直接冲击了全球经济，使得世界经济步入衰退阶段。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深陷其中难以脱身，成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重要国际政治与经济事件。有的学者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导致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①但一些西方学者仍然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维系了世界经济的稳定。②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权力不仅对本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到国际贸易。③
霸权国家行为对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也会产生影响。④在那些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看来，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调节者。⑤而在那些霸权非稳定论者看来，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越来越被视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威胁之一。⑥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各国决策层关注的焦点，而且成为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者争论的重要议题与焦点，已有相关研究文献发表。
霸权稳定论是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于1973年提出⑦后由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学者进一步发展而来。⑧该理论最初关注并解释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稳定性之间的相关性，认为霸权国家的存在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金德尔伯格认为，1929-1939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大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当时的霸权国家的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以稳定世界经济，因此导致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⑨吉尔平认为霸权国家(霸主)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导者，⑩只有霸权统治下的国际体系才是稳定的，否则就会出现战争与混乱。(11)吉尔平主要从成本与收益、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角度分析国际体系变革的内在动力。(12)霸权稳定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经济与政治背景，它透露出为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霸权提供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某种动机。已经有学者指出霸权稳定论的局限性，(13)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批评性评析的文献也大量涌现，甚至出现霸权非稳定论。
在霸权稳定论与霸权非稳定论者看来，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这种相关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流派中，无论是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还是主张霸权非稳定论的学者，都把国际公共产品的低成本、有效供给作为立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把霸权国家当做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可靠而有效的供给者，认为当霸权国家愿意而且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霸权国就能够给国际社会带来稳定。一些主张霸权非稳定论的学者则认为霸权国家会利用其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垄断力量，谋求本国私利，在国际社会制造矛盾和冲突，使国际社会处于非稳定运行状态。事实上，国际社会中的公共产品可以区分为国际纯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re public goods)和国际俱乐部产品(international club goods)。对于国际纯公共产品，可以由一个具有某种道义约束的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体系的领导者(霸权国家)统一提供。因此，以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为基础，分析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稳定性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必须首先了解霸权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如何进行收益计算及霸权的根本特征。
从现有文献分析，无论是霸权稳定论者还是霸权非稳定论者，大都把国际公共产品作为抽象的物品，忽略了国际公共产品本身是在特定供给与需求条件下对多种类型产品的一个概括性界定，并不是一种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单一产品，是多种具有差异性的不同类型产品的集合。本文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现实背景，以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从动态学与稳定性角度分析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从理论角度解释霸权稳定与霸权非稳定的条件，进而给出霸权中性的理论解释。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二部分构建动态理论模型分析霸权国家的利益计算与霸权中性；第三部分以第二部分的动态理论模型为依据，从霸权中性的角度分析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稳定性；第四部分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对世界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 霸权国家的利益计算与霸权中性：一个动态理论模型
本文把承担向世界各国提供国际纯公共产品的国家称为全球型霸权国家。国际俱乐部公共产品则只可能由共同享用此俱乐部公共产品的国家中的某一个国家提供，但该国家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领导国家(霸权国家)而存在，因为该领导国家或者霸权国家既没有为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也没有作为世界领导国家(霸权国家)而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在本文中，笔者把只承担为本俱乐部成员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称为俱乐部型霸权国家(俱乐部型领导国家)。根据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类型的不同，我们可以把霸权国家区分为全球型霸权国家与俱乐部型霸权国家。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美国是一个兼具全球型霸权与俱乐部型霸权的国家。
对任何一个全球型或者俱乐部型霸权国家而言，在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计算问题。这不仅是对提供公共产品本身的收益与成本计算问题，还有一个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比较问题，同一个霸权国家在不同的政府或者利益集团治理下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方法也存在着差异，因为不同的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成本承担与治理权力应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对历史的评价与未来的预期也存在差别，也就是时间贴现因子(the discount rate)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对同样稳定状态的国际秩序，同样一个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集团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治理下，对其所做的收益与成本评价也存在着差别，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
从上式可以看出，当霸权国家实现最大化目标时，霸权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所耗费资源的增长率与把该资源投入政治、经济活动的边际产出正相关，与该国的时间贴现因子负相关，与该国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负相关。只有当霸权国家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政治、经济活动中时，也就是说没有闲置与浪费时，该霸权国家才可能实现最大化目标。如果霸权国家把资源投入到国内政治、经济活动与投入到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收益率相等，时间贴现因子相等，则霸权国家在提供国内产品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之间进行平均分配时，能够实现最大化目标。
任何一个霸权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目标与预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霸权国家的时间贴现因子是会发生改变的。
在图3中，垂直虚线表示时间贴现因子为ρ″时，霸权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处于稳定状态时耗费的经济资源数量为
，水平实箭头表示稳态垂直线移动方向。可见，当霸权国家调低时间贴现因子，霸权国家会增加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与经济资源量。
在国际社会中，无论是全球型霸权国家还是俱乐部型霸权国家及其国家集团，在向国际社会提供产品以谋求霸权利益时，会进行经济行为与政治活动的成本与收益计算，这种成本与收益计算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向国际社会提供产品与向本国提供产品之间的权衡；二是在向本国提供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之间的权衡；三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之间的权衡。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霸权国家内部政治与经济活动始终处于调整过程之中，主要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也会调整。特别是霸权国家主要统治者、决策者更替或者利益目标及决策偏好出现变化时，霸权国家的目标函数与时间贴现因子也会出现变化，导致霸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与本国的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分配可控制资源的最优条件发生改变，并导致霸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内容、结构的调整，产生各种经济利益矛盾与政治冲突，最终导致国际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如果这种调整还没有出现，或者虽然出现了调整但调整幅度、范围在现存国际社会秩序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则不会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性造成破坏。也就是说，霸权与国际社会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但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必然关系，霸权并不必然导致稳定，也不会必然导致非稳定。美国作为一个兼有全球型霸权与俱乐部型霸权的国家，并不必然给世界经济带来稳定或者不稳定。
事实上，霸权国家的存在是国际社会历史演变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国际经济与政治不平衡发展的必然结果，霸权与稳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霸权并不必然导致稳定或者非稳定，霸权是中性的(hegemony neutral)。在本文中，霸权中性是指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集团(包括全球型霸权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俱乐部型霸权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存在与国际社会中的秩序与制度安排的稳定与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霸权的存在并不必然带来稳定，也并不必然带来不稳定，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否是由影响国际社会的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霸权稳定与霸权非稳定只有在特殊的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是霸权中性在特殊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背景下的表现形式。美国霸权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演化的产物，在不同利益集团和党派的控制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三 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基于霸权中性的分析
根据上节的动态理论模型不难看出，霸权国家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控制下，其利益偏好与目标函数存在着差异，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最优条件也存在差异。即使是控制霸权国家的利益集团没有发生变化，其利益偏好与利益目标也会随着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导致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最优条件的调整。霸权国家并不必然导致世界经济的稳定或者不稳定。在不同的条件下，霸权国家控制的资源在国内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最优配置条件会发生调整，导致霸权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干预方式、程度与结果出现较大差异，对世界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影响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长期而言，霸权国家对世界经济稳定的影响是中性的，即霸权国家并不必然导致世界经济的稳定或者不稳定。
由上节的(1)式可以得到下式：
对于一个全球型霸权国家或者俱乐部型霸权国家而言，当其作为全球纯公共产品或者俱乐部成员国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时，如果能够给世界经济运行或者区域经济运行带来稳定的秩序，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其一，霸权国家必须保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国内产品供给的稳定性，即
＝
，要达此目的，霸权国家在向国际社会提供纯公共产品时不影响其本国私人产品的供给，霸权国家提供的国际纯公共产品边际收益等于其向本国提供非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霸权国家提供的国际纯公共产品不能够损害非霸权国家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提供能力，也就是说，霸权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纯公共产品不能损害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的非纯公共产品(包括国际俱乐部公共产品与国际私人产品)的提供能力。
其二，霸权国家必须保证其他各国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使用霸权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使霸权国家的时间贴现因子ρ、资源投入的边际产出率r(t)和风险规避系数θ保持相对稳定，即
为一个稳定的值。要达此目标，霸权国家在提供国际纯公共产品过程中，必须保证世界各国消费的该类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也就是说，霸权国家必须具有保证世界各国都能够免费消费或者使用国际纯公共产品，同时还必须保证任何国家或者国际行为主体对国际纯公共产品的使用不影响其他国家或者国际行为主体对该公共产品的消费与使用。
其三，霸权国家必须稳定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预期与需求预期，即保证衡量预期稳定性的相关经济变量或者参数保持相对稳定，并使之成为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也就是使、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要达此目标，霸权国家必须保证不利用对跨国纯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能力的影响，谋求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最大化并损害非霸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否则就会导致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在国际纯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竞争、矛盾与冲突。同时，霸权国家不能够通过它的支配与垄断性力量把国际纯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向其他国家转移甚至从转移中谋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把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转移到非霸权国家，而霸权国家的确享受到了霸权带来的好处，则在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会形成成本与利益的博弈，导致非稳定状态的出现。
相反，如果不能够满足如上三个条件，则霸权国家的行为必然导致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
其一，霸权国家不能够保证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出现≠。特别是当霸权国家地位下降，不能够有效承担起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仍然利用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阻碍其他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时，必然导致霸权国家与潜在霸权国家及其他非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国际秩序不稳定。或者霸权国家通过它的支配与垄断性力量把国际纯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向其他国家转移甚至从转移中谋求自己的利益，导致霸权收益高于霸权成本，形成霸权红利(霸权国家从霸权中获得的收益减去获得霸权而支付的成本)，当霸权红利高到引起非霸权国家的不满与抵制并产生冲突时，霸权国的行为必然导致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其二，霸权国家不能够保证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使用，霸权国家的时间贴现因子ρ、资源投入的边际产出率r(t)和风险规避系数θ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即为一个不稳定的值。例如，霸权国家不能保证各国“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消费和使用其提供的国际纯公共产品，通过各种歧视性措施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国家对国际纯公共产品的消费与使用，或者对某些国家消费与使用其提供的公共产品给予特别的优惠，引起非霸权国家、受歧视国家与获得优惠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破坏国际社会的稳定秩序。当霸权国家利用对跨国纯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能力与影响，谋求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最大化并损害非霸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时，必然导致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的竞争、矛盾与冲突。
其三，霸权国家不能够稳定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预期与需求预期，也就是不能够保证衡量预期稳定性的相关经济变量或者参数保持相对稳定，不能够使相关变量与参数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知识，也就是使、不稳定且难以预期。例如，霸权国家在向国际社会提供纯公共产品过程中损害了其他国家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导致其他国家的反抗与抵制，引起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当霸权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下降，没有能力继续向国际社会提高纯公共产品时，国际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可能导致矛盾、冲突与秩序不稳定。
长期而言，霸权国家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中性的，霸权国家的行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稳定。无论是全球型霸权国家还是俱乐部型霸权国家，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有可能损害非霸权国家或者俱乐部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导致全球型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全球型霸权国家与俱乐部型霸权国家之间、俱乐部型霸权国家与俱乐部成员国之间、俱乐部型霸权国家与非俱乐部成员国之间、霸权型俱乐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冲突和矛盾，这些利益冲突与矛盾都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不稳定。霸权稳定论的立论依据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够严密的。
就当代国际社会而言，美国作为一个兼有全球型与俱乐部型的霸权国家，在向国际社会或者俱乐部成员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时，不可能完全满足上述条件。美国并不必然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稳定秩序，也不是破坏世界经济稳定的唯一罪魁祸首，美国霸权的存在对世界经济运行而言是中性的。美国霸权的存在给国际社会带来稳定的秩序与制度安排只有在一定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与条件下才可能成立。此外，美国霸权的存在也不会必然给国际社会带来不稳定，因为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全球型霸权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纯公共产品、俱乐部型霸权国家向俱乐部成员提供俱乐部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一定领域范围内可以满足上述条件。
四 美国维护还是破坏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实证分析
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的主要霸权国家，其政治、经济与军事行为具有全球影响。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霸权相比，美国霸权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更深、更广泛。虽然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都是美国，但美国霸权仍然是中性的。
现根据联合国统计部门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选择1971-2007年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见表1)。
现根据表1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假定存在如下回归方程：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与全球总资本形成增长速度、政府对最终消费品购买的增长速度、商品与劳务出口增长速度正相关。该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高，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djusted R Square)(14)达到87.2％。这表明：样本数据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利用全球资本形成、政府购买与出口额指标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对较好地解释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现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
分别表示美国总资本形成年平均增长速度、美国政府购买的最终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美国商品与劳务出口增长速度，其他符号与(3)相同。同样利用表1的样本数字，可以得到如下参数估计结果：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与美国总资本形成增长速度、美国政府对最终消费品购买的增长速度、美国商品与劳务出口增长速度正相关。但该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不高，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只有51.7％。这表明：美国样本数据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低，利用美国资本形成、政府购买、出口额相关指标数据难以解释世界经济的增长变化。
前面的回归分析表明，美国虽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仅仅利用美国相关经济数据难以解释世界经济增长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相关经济数据的变化与世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即美国霸权与世界经济稳定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美国霸权是中性的。现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与解释：
第一，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政府向国内与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相对能力变化。霸权国家对国内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与购买能力体现了霸权国家对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影响和干预能力大小。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该国政府的预算支出规模及其变化，也就是政府购买最终产品的能力及其变化；二是该国的资本形成规模与能力，能够显示该国向国际社会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支持的潜在能力。笔者以美国政府对最终商品购买量和美国的总资本形成量为替代变量，分析美国向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的能力变化，探讨其对世界经济运行秩序的影响。
1970-2007年的38年间，虽然美国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预算规模不断扩大，但在美国政府财政支出占世界的比重则表现出波动性下降态势。同样，美国社会的总资本形成规模虽然也持续扩大，但占世界总资本形成规模的比重也表现出波动式下降态势(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1970-2007年间，美国政府对最终消费品的购买支出占世界的比重呈现出周期性波动下降态势，从1970年的36.34％下降到2007年的23.81％。这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公共支出向国内与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的相对下降，美国政府干预世界经济运行的财政能力呈现出周期性波动下降态势。从2001年开始，美国家庭消费、政府的最终消费购买支出、总资本形成占世界的比重都表现出下降态势，其中总资本形成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得最快。这表明：美国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控制与调动资源的能力相对下降，美国政府向国内与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相对能力下降。美国霸权维护或者破坏世界经济稳定的能力呈现出长期下降态势。
第二，从商品与劳务的进出口角度分析美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一国商品与劳务进出口贸易量占世界商品与劳务进出口贸易量的比重越高，表明该国通过进出口贸易影响世界市场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也越强。霸权国家市场规模与进出口贸易量越大，进出口贸易量占世界进出口贸易量比例越高，该国对国际市场的政治经济干预能力也越强。
1970-2007年间，美国商品与劳务出口规模从1970年的59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6 430亿美元，增长了约27.5倍；美国商品与劳务进口规模从1970年的55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3 510亿美元，增长了约42.1倍。美国商品与劳务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却从1970年的15.76％下降到2007年的9.51％，美国商品与劳务进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则从1970年的14.61％下降到2007年的13.94％(见图5)。
图5显示，1970-1982年间，美国商品与劳务进出口占世界的比重波动式下降，1982-1985年为持续上升阶段，1986-1996年间为波动式下降阶段，1996-1999年间为波动上升阶段，2000-2007年间为持续下降阶段。这表明：1970-2007年间，美国通过进出口贸易方式影响国际市场与世界经济运行的能力处于周期性波动下降态势，美国霸权通过市场手段影响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持续下降。
图5 1970-2007年间美国商品与劳务进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第三，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美国经济规模与世界经济规模的绝对差距分析美国与世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但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呈现出波动式下降态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呈现出下降态势。作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hegemony)，虽然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整体呈现出下降态势，但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视。根据联合国统计部门的估计，按当年价格计算，200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1 922.90亿美元，当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为485 979.03亿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约为27.15％。事实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见图6)。
图6 1970-2006年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图6显示，从2001年开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开始下降。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速度加快，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低速增长甚至衰退现象，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一些转型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远未达到超越美国的程度。随着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下降，美国霸权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呈现下降态势。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降低了其对世界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美国经济的产出规模与世界经济产出总规模的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绝对影响呈现出较快的递减态势。美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并不与世界经济的增长态势完全保持一致。根据联合国统计部门的数据，1970-2006年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32 802.86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485 979.03亿美元，增长14.81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10 25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31 922.9亿美元，增长12.87倍。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倍数大于美国经济增长倍数(见图7)。
图7 1970-2006年间世界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单位：当年价格计算亿美元)
从图7可以看出，1970-2006年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增长较为平稳，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增长却表现出一定的上升波动性。197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为22 552.86亿美元，2006年增长到354 056.13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约15.7倍。这表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其经济产出对世界总产出的绝对贡献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其经济总产出的变化对世界经济总产出变化的影响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态势。美国经济产出对世界经济产出稳定性的影响下降趋势显著。
第四，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周期性与波动差异分析美国与世界经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不一致性，世界经济的稳定性高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凭借和依托。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幅度大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幅度。1971-2007年间，197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高，达到5.9％，1982年最低，为-2％，相差7.9个百分点；1973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高，为6.4％，1990年最低，为0，相差6.4个百分点。(16)
1971-2006年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波动幅度高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幅度，一些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变化趋势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表明：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在某些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与共同趋势性，在某些发展阶段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不一致性甚至反趋势性。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既不是维系世界经济稳定性的唯一力量，也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唯一力量，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否是国际社会中多种政治与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前面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集团的产生作为国际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宏观层次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微观层次的企业、家庭(个人)等社会组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国际社会制度安排演进的结果，与国际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充分—必要条件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集团的存在既不必然给国际社会带来稳定，也不会必然给国际社会带来不稳定。相对于国际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集团的存在对国际社会秩序的影响是中性的。美国既没有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也没有破坏世界经济的稳定，美国霸权本身就是国际政治、经济演变的结果。
五 结论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明确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因为无论是全球型霸权国家还是俱乐部型霸权国家及其国家集团，在向国际社会提供产品以谋求霸权利益时，它们都会进行经济行为与政治活动的成本与收益计算，但霸权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计算方法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处于调整与变化之中。霸权国家并不能必然维系世界经济的稳定，也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唯一原因。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霸权国家内部政治与经济活动调整，主要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出现调整，特别是霸权国家主要统治者、决策者更替或者利益目标及决策偏好出现变化时，霸权国家的目标函数与时间贴现因子也会出现变化，霸权国家在向国际社会与本国提供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时所投入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的最优条件发生改变，导致霸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内容、结构的调整。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集团的产生作为国际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世界经济运行稳定与否，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集团的存在是中性的。霸权国家的行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不稳定运行或者稳定运行。如果不考虑具体的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条件，简单地在霸权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之间建立某种直接的因果或者充分—必要条件关系，则不仅可能导致脱离事实依据的错误结论，还可能阻碍我们对世界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本文初稿是作者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经济学系做访问学者(2006-2007年)期间完成的，感谢合作教授费牟·麦森(Wim Meeusen)博士和项目主任米克·菲米尔女士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评审，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韩宏博、张敏：《对“霸权稳定论”的评析》，载《理论观察》，2006年第2期，第45～46页；周丕启：《霸权稳定论：批判与修正》，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1期，第13～23页。
②孙晓玲：《“霸权稳定论”与中国新安全观：一种比较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52～56页。
③Krasner D.Stephen,"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Vol.28,No.3,1976,pp.317-347.
④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保建云：《国际区域合作的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金亨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合作论》，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5期，第1～6页。
⑤程新章：《制度化霸权机制探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20～128页；冯艳君：《霸权稳定论和美国的新霸权主义》，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38～41页。
⑥郭树勇：《评“霸权稳定论”》，载《欧洲》，1997年第6期，第16～19页；樊勇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政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9期，第20～23页；牛震：《关于霸权稳定论及其评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第22～27页。
⑦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宋承先、洪文达译：《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⑧樊勇明主编：《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第348～369页。
⑩事实上，作为霸权稳定论的重要理论来源的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public goods theory)，对公共产品不同的类型与供求特征有着明确的区分与说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其最优提供主体与外部性范围是不同的，简单地用泛公共产品概念讨论其最优配置与最优提供主体的选择并以此作为国际机制和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基础是不全面的，必然会导致理论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11)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8页。
(13)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3～187页。
(14)拟合优度值是一个描述样本观测值与模型拟合程度的统计量，拟合优度越高，则表明样本观测值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t值是对变量显著性进行检验的统计量，是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是否显著的变量。F值是对方程显著性进行检验的统计量，旨在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总体上是否显著成立做出说明与推断。
(15)图4～图7为作者根据联合国统计部门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与绘制，参见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ectionbasicFast.asp.
(16)参见联合国统计部门数据库数据，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ectionbasicFa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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