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妇女政治意识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妇女论文,意识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3X(2003)04-0094-04
清末民初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清末民初的女性在中国妇女史上担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角色。探究这段时期女性的政治意识对于明白此后中国妇女在政治史上的作用和当代政治视野中妇女的政治地位都极有裨益。鉴于当时中国的政治重心主要在京津一带，扩大来讲就是华北一带，因此，本文不打算全面笼统地阐述当时整个中国妇女的政治意识，而主要就华北妇女的政治意识做些探讨，以起到以点窥面的作用。
从戊戌辛亥期间和五四期间妇女的政治表现和要求来看，清末民初中国妇女的政治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这是当时内忧外患特定历史境遇下的结果。在探讨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几千年封建统治下中国妇女与政治相隔绝的历史传统。
一、妇女与政治隔绝的历史传统
纵观中国封建政治，“圣君当政”，政治不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还打上了鲜明的男女有别的烙印。《礼记》中讲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注：礼记·郊特牲[Z].）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即是“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注：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Z].）可见，“男女之别”是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所谓的“男女之别”指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权力”，扩大来讲，政治是属于男性的，女子无权涉足。并且，统治阶级制造了“女人祸国”的谬论，严禁女子干政。比如《诗经·大雅》中所讲：“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非降自天，生自妇人！”（注：诗经·大雅·瞻仰[Z].）因此，《礼记》上规定：“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注：礼记·郊特牲[Z].）夫荣妻方贵，妇人自身是不能取得政治地位的。可以看出，封建男权的政治制度在使妇女失去了独立人格的同时，还完全剥夺了她们的政治权利。
尽管中国封建史上，曾经出现过女子掌权的情况，但她们掌握权力，并不是建立在全体女性享有政治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得益于父权或是夫权的庇护。这些占据最高位置的女性统治者，几乎都未曾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同性别的臣民们争取一些以往不曾有的权力与自由。她们往往更加维护男性专制制度，以表明她并非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来统治男性，而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在尊重父权文化的前提下君临天下。而所谓的“夫人参政”、“垂帘听政”只是男性政治社会中的一种变态形式。也正因如此，近代半个世纪以来，政权掌握于慈禧太后之手，而妇女的地位没有丝毫改变。可见，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女性要想掌握权力，稳定权力，必须要比男性掌权者更加努力地维护男性的利益，才能换得社会主体——男性的支持。改变妇女的政治地位，并不决定于某一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社会行为。统治阶级通过权力话语将政治的性别限定固化成一种绝对的模式深植于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中，使得“妇女不得干政”成为天经地义的规则。这个规则直到戊戌年后才得以逐步打破。
二、戊戌辛亥期知识女性政治意识的萌动
甲午战争后，戊戌精英们提出以“废缠足”和“兴女学”为救亡的手段之一，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同时，他们又以“废缠足”和“兴女学”作为解放妇女的突破口，以西方的“天赋人权”为理论武器，积极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由此揭开了解放妇女的启蒙之幕。戊戌精英的思想启蒙对中国近代妇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使了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从历史上看，妇女中自我意识较强、觉醒较早的往往文化素质较高。中国近代觉醒最早的女性便是城市资产阶级上层的知识女性，这些女性大都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家境较好，很多人曾到国外留学，她们是中国妇女中最先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人。女权意识觉醒和西方民主思想直接促成了她们的政治意识。在戊戌辛亥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她们的政治意识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为己任的爱国意识
甲午战败后，国事危亡，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逐渐觉醒的知识女性在忧国愤世的同时提出了疑问：“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注：林宗素.〈女界钟〉序[A].见金一（金天翮），女界钟[Z].上海爱国女学校发行.）显示了她们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愫以及责任感。为此，她们从通俗的爱国主义教育入手，灌输女国民意识，“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与有责任焉”（注：林宗素.〈女界钟〉序[A].见金一（金天翮），女界钟[Z].上海爱国女学校发行.）。把妇女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历史责任感，激发了女性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解放妇女的过程中，知识女性将争取男女平等看作是“救国”的一部分。杜有秋在《男女平权足以救国论》中，鲜明提出男女平权为“救国之良策，兴国之根本”（注：民立报，1912-06-10.）。因此，救国图亡，“女子岂甘人后”。秋瑾在《勉女权歌》里唱出了知识女性“爱自由”更要“恢复江山”的共同心声，“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人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注：中国女报：第2期，1907-02-24.）有的知识女性勉励妇女以法国女革命家贞德为榜样，“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号召妇女起来投身于救亡运动，“姊妹乎，姊妹乎，其二十世纪中华之主人翁乎？吾将扬守伸眉，登昆仑山而大呼曰：中华万岁！二万万同胞姊妹万岁！”（注：松江女士莫雄飞[N].女子世界：第5期，1904-05-15.）
除了理论宣传，知识女性还组织了团体，扩大爱国影响。1903年4月8日，留日女学界建立了第一个女子团体“共爱会”。该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表示要“兴我国于己亡，拯斯民于涂炭”（注：秋瑾集[C].中华书局，1960.32.）。不仅提倡争取女权，进而强调女子的国民意识。社团的成立说明了知识女性已将其爱国意识向社会各方面渗透。
（二）以“驱除鞑虏”为感召力的革命意识
造成国家沦陷、民族危亡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专制的清政府也是实现男女平权的最大阻碍。为了实现男女平权，挽救国家命运，就必须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自由的新政府。秋瑾的《精卫石》中集中体现了知识女性的这种革命意识：“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例，男女还须一例担。”号召“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同心协力”，为推翻清王朝共同战斗，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权，从而恢复女权（注：中国女报：第2期，1907-02-24.）。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一些知识女性积极加入同盟会，以勇于献身的精神参与了同盟会的反清活动。武昌起义后，知识女性在南方等省建立赤十字队、女子革命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军团、女子暗杀团等反清组织。辛亥革命时期，先进女性积极参加反清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十几年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妇女约400人左右，其中女同盟会员近100人。她们怀着“只有自觉的承担救国义务，才能与男子得到同等权利”的信念，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为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表现出坚决的反清革命意识。
三、五四运动中妇女的爱国运动及爱国意识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不断侵吞中国，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肆意欺凌中国民众，尤其是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女性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忱与坚定的战斗勇气。下面仅以华北妇女为例来展示当时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意识。
华北妇女参加爱国救亡运动首先自学界女性开始。她们提出“救国不能后人”、“爱国不分男女”的新口号，率先投入战斗。这些口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辛亥时期知识女性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无责”的口号，不仅意味着女子同男子是平等的人，而且意味着女子要与男子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在反帝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男性与女性的利益与国家的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将爱国主义精神升华为一种神圣的理想。这个政治口号的出现，不是某个人瞬间提出来的，而是有着艰辛的斗争历程和痛苦的认识过程，表明了中国女性政治觉悟的提高。
女学界初期的爱国活动主要是组织罢课游行活动，召开爱国会议，从而唤起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她们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进行经常性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组织讲演是学界女性深入群众宣传爱国思想的主要方式。天津女校，组织了颇具规摸的讲演队。讲演队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全队分成几组，每组划分一定地段。“到街头去，和更多的民众见面”是讲演队的新口号。“女学生之善演讲者，悲中国之耻辱，愤政治之腐败，慷慨陈词，热忱奋发，声泪俱下，闻者动容，咸为感奋”（注：庞守信，林浣芬.五四运动在河南[C].中州书画社，1983.14.）。在女学界的带动鼓舞下，华北妇女纷纷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爱国运动。河南国耻大会上，“有张女士者，对于国家事宜，极抱热忱，党纪登台演说。至痛快淋漓之际，竟将中指咬破，以血大书‘坚持到底’四个字，足证爱国情深。一时满足，顿现悲状，甚有忧愤泣下者。所谓巾帼英雄，不让须眉，信然”（注：庞守信，林浣芬.五四运动在河南[C].中州书画社，1983.9.）。“开封阎女士断指书‘坚持到底’四字，当时鲜血淋漓，后复伤风，以致全身（手）肿大，医者谓病甚危险”（注：庞守信，林浣芬.五四运动在河南[C].中州书画社，1983.16.）。开封召开国民大会时，近处有个六七十岁的老妇人，拿一个茶壶，几个茶杯，送给演说的人喝。天津有位母亲曾写信激励她的女儿为国家效劳：“母有一言寄汝，宁愿汝死于囹圄中，以救得国家，勿逍遥于庭帏内，而为日后之亡国奴也。吾心虽悲，为救国计，亦愿忍痛。汝之尽孝在此，汝之报国亦在此”（注：益世报，1918-08-29.）。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也说：“因家庭数千年前皆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已视为国粹。现在国家危险，人民如在锥子上立足一般。又国家一树，树上有鸟巢，树若倒，巢焉能不覆？”（注：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编写组，五四运动在天津[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299.）天津有李孟氏者，家境并不富裕，典当了衣物印制传单。从这些妇女的言行来看，她们体现了当时城市妇女相当高的爱国意识。
在爱国精神的激励下，为了进一步壮大声势，北京女学界迅速联合起来，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为主，协和大学、协和女医学校、协和看护妇学校、培华女校、中央女校、贝满女学等十几所女学校组成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联合会的发起人杨玉洁女士慷慨陈词：“呜呼，我国灭亡之祸迫于眉睫，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奔走呼号，筹谋解免，何啻二万万女同胞独退缩不前，志气如是之消沉也。……夫日人何厌之有，既垄断山东之权利，安不知蚕食鲸吞，以及各省卧榻之侧已睡他人，其灭亡我国斯起点耳。设不据理力争其乌乎，可玉洁等不揣愚昧，发起中国妇女救亡会，为刍荛之献，以尽国民之天职云云”（注：王慧民.北京的社团：第二辑[Z].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55.）。联合会以“提倡社会服务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规定“凡属北京市高等小学以上女学校赞同本会宗旨愿假如者，其全体学生皆得为会员”（注：王慧民.北京的社团：第二辑[Z].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54.）。
同时，“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以女学生为主，包括女教师、女职员、宗教团体的妇女及部分思想开通的家庭妇女在内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于1919年5月25日成立，其在招征会员的启事中指出：“我女界亦国民分子，岂能不尽其卫国责任？总是起舞无剑，何难昧旦司鸡？此爱国同志会所以思唤醒我无量无知识之女同胞，使人人皆有国家思想、国家责任也。”（注：益世报，1919-06-22.）“凡女学校之学生及教职员入会者以及凡外界赞成本会宗旨由会员二人以上介绍经职员认可者”（注：大公报，1919-05-25.）均可成为会员。她们决心以爱国主义精神“自励其身，兼以教其子女，苟能普及全国，人人如是，则异日者或不致再蒙今日之强权欺凌，不致再现今日之卖国孽种，而爱国同志之天职以尽矣”！（注：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编写组，五四运动在天津[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40.）爱国同志会员必须恪守下列规约：（一）一切用品均需采用国货（惟书籍教育用品药品本国确无者不在此限）；（二）应负劝导他人购用国货者；（三）应以文字或语言发表个人之意见以唤起女界之爱国心。
成立爱国团体,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大影响，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参加爱国运动。在北京和天津女性的感召下，华北其他省份女学界也纷纷组织爱国团体，比如河南女学界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为主体组织了妇女同志会等。女子爱国团体的成立，说明女学界已经形成统一的爱国意识。
爱国团体成立后，积极组织罢课、演讲、游行、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抵制日货是五四爱国运动中国民普遍参与的一项爱国活动，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手段，而且是反对日本侵略者企图“使我之金钱变彼之枪炮而置我死命”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妇女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强的斗争意志。比如山东济南女师范的学生，一律穿土布衣、用国货，并且还自制布衣、书报、雨伞等物在爱国商店出售。她们在书包、手绢上印着“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的字样，一时供不应求。抵制日货运动，是一次具有某种观念变革意义上的爱国反帝运动。妇女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用商业绝交的方式来表达爱国情绪，表明这一时期妇女已经萌动了具有某种理性因索而又区别于盲目排外的近代民族意识。
在五四运动中，华北妇女界的爱国行动，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参加的人数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家的沦亡和严重的民族危机曾给她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民族危机也为她们的觉醒提供了契机。在这场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华北妇女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以坚持到底的斗争勇气与斗争精神谱写了一曲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赞歌，体现了她们“国家不能敌，而民自敌之”的民族责任感和义务感，表明了清末民初中国妇女在政治参与意识上的醒悟与自觉。
收稿日期：2003-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