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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自2001年7月颁布以来，争鸣日久的语文课程总算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定位，圈内圈外对语文教育教学的批评也开始聚焦《课程标准》的解读、建议与展望。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前瞻性行为的确代表了语文教育教学的美好未来，是新课程走向全面实践的舆论准备，但新课程的实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除了广大语文教师实现理念的更新和角色行为的定位外，更需要课程实施内外条件系统的重新构建，这将是语文教育的一场痛苦的革命。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的语文教学离新课程究竟有多远？
一、理念的更新是痛苦的生命蜕变
尽管我们提出更新语文教育教学观念已很多年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倡导并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以来，更新观念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现实中的语文教学依然沿袭了过去的传统，教师凌驾于课堂之上，学生惟教师的马首是瞻。是什么原因使得传统观念如此根深蒂固？笔者认为，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传统语文教学模式的惯性和简单易行。今天的语文教学模式根源于两个历史因素，首先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已成为人们千百年来不变的信条。教师是什么，就是教学生知识的呗，教师是知识、学问、权威的化身，凌驾于课堂之上是天经地义的，学生只有老实听、老实学的份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老师的话就是好学生。其次是建国初期前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的全面推广，其教育过程的“三中心论”（教师、教科书、课堂教学）、“五环节说”（预备、复习旧课、教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家庭作业）、以及教学本质“特殊认识论”的哲学立场、以讲授法为核心的“九大教学法”等，这种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教育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文化的有机嫁接，愈加凸显出社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对人统一标准的社会化要求。这种教育教学模式操作起来程序一致，标准统一，简单易行，且具有“掠夺性”种植的“短平快”效应，教师传授，学生接受，再加上必要的机械训练、强化记忆，尽管耗时费力，却能给一线教师带来“理想”的教学成绩、经济效益和社会荣誉，何乐而不为呢？
二是目前语文教育教学的矛盾导向，使语文教师产生了观念的困惑。一方面，各类教育期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后现代课程理论、接受美学、建构主义等，使一线教师应接不暇；另一方面，这些杂志又用很多篇幅登载语文教学的应试技巧，如模拟试题、命题指南等等，两相比较，还是后者实惠，什么这观念、那观念，能为教师带来实惠的还是应试技巧，顺手拿来，针对性强，需要成绩立竿见影。比起令人目眩的新课改理论对教师素质的种种要求容易多了。
三是长期以来考试的甄别选拔功能使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形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学生还未毕业，便早早结束了教材教学，拼命研究上级业务部门（尤其是命题部门）的“考纲”，提前训练应试技巧。这意味着学生不需要读太多的经典名著，教师也不需劳神费力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只要摸准命题方向，教会学生解题技巧，严格进行机械训练，就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成绩，哪需要什么观念更新，教法更新，学生要想考上重点高中、名牌大学，谁敢不听教师的教诲？
二、目前的考试模式不允许真正的多元解读
《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多元解读是认识规律在阅读教学中的具体体现，是语文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独立人格与创造品质的重要途径，但现实的语文教学往往并不如此。
1.有些经典文本必须如此解读。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教学中。如执教《藤野先生》一文，由于其创作背景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而学生却是在以电子传媒为大众文化消费主要方式的环境中长大的，生活经验、欣赏习惯、思维方法与文本的距离相当遥远，因此，品读具有厚重文化背景、浓郁文化底蕴的文本与欣赏商业娱乐文化的轻松浮躁直观迥然不同，学生对文本精神体验的不适应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依靠丰富的背景资料和学生易于接受的技术手段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以求把握文本最基本的人文内涵。即使如此，学生的解读状况仍然不能完全达到教学目标的理想期待，让学生借助自身的经验体悟文本丰富的原始意义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疏导过程。如果该文以阅读的形式出现在中考试卷中，学生的解读违背了该文本的四个基本义项（鲁迅先生的爱国精神、藤野先生的高尚人格、鲁迅对藤野的真诚思念、鲁迅先生把这种思念化作战斗的勇气），阅卷老师会给一个满意的高分吗？
2.随着语文命题评价方式的改革，近年来的语文试卷普遍增加了主观题的比率。即使是这样，这些主观题也都有给定的义项作为评价的基本依据，而学生的答案不靠近义项是不会得高分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鉴于考试成绩的压力，必须尽一切努力教会学生揣摩命题意图及评价标准。学生长期形成的为考试而学习的心理惯性不可能让学生用真正个性化的体验方式进行阅读，也就是说，这种背景下的阅读最起码不完全是主体的个性行为。
3.文体知识决定你必须如此解读。有些涉及文体写作技巧的阅读是必须如此的，譬如，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承上启下（或曰过渡）；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首尾呼应，点明题旨；这句话在文中起什么作用，烘托背景，渲染气氛。这些题在阅读测试中出现频率很高，尽管形同八股，有悖于阅读“披文入情”的主观化、个性化、感情化的特点（据说有些作家的孩子把关于父亲文章阅读的测试拿回家，令作者都感到瞠目），但你必须得讲，而且须花大力气、无条件地让学生反复训练，方能取得理想的考试成绩。
三、语文教学中人文内涵的长期熏陶、浸染过程为“短平快”式的机械训练所代替
对语文课程的人文性，《课程标准》反复强调：“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使学生“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但现实的语文教学又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我们不否认很多具备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的优秀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做到了这一点，最起码也有这种明显的意图和趋向，但并不是所有的语文教师都具备了这种素质。我们都明白，社会评价一所高中，是多少人考上了名牌大学，评价一所初中，是多少人考进了重点高中。我们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考试制度如何改革，什么时候都有应试技巧，而这往往是众多教师的第一需求。语文课程人文内涵的熏陶、浸染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而这又往往不能充分体现在量化的应试成绩中，因此，很多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走的是一条非人性化的“捷径”。
目前的语文考试大多分成三大块，一是积累，二是阅读，三是写作。好了，你不是考积累吗，每个生字拼写几遍，把生词解释并造句，把所有要背诵的古文全背过，然后把古今中外关于珍惜时间的、热爱生命的、重视读书的、强调修养的、赞美自然的名人名言、诗词佳句分类选出几条背过不就得了。你不是考阅读吗？各种文体概念、表达方式、修辞技巧、描写方法、谋篇艺术烂熟于心，通过机械训练，反复操作，准让你披文得分。你不是考写作吗？什么话题展开的艺术、小标题的设置方法、半命题作文的补题技巧、名人名言的适当点缀让你运用自如，再把各种版本的考场满分作文背上几篇，学会嫁接与拼装，如果再强调书写认真、篇幅圆满，保证能得高分，何须涵咏，何须熏陶、又何须把古今中外大部头的名著搬来耗时费力？这种应试技巧，也不需教师有什么高水平、高境界的人文素养、语文素养，只要对学生要求严厉一点，作业检查严格一点，自习时间多占一点不就得了！
四、单位时间内完成给定的教学任务，使教材的重组、课程重构、自主探究、合作实践几近空谈
《课程标准》在“实施建议”部分对教材编写、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自主探究、综合实践的学习方式等方面为教师教学才华和教学个性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意味着语文课程的实践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实践风格将是个性化、民主化的。在目前应试的压力面前，语文教学的现实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一是考试命题依然注重于教材，以教材的内容、水平、风格、导向为基本依据。从这点上说，没有哪个教师敢于根据自己的教学个性和学生的学况自主增删、编选教材，即使是编选了，那也是辅助性的，删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二是应试训练的紧张。明摆着，谁的学生应试技巧熟练，就意味着教师具备了角逐荣誉、成绩的实力，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你必须完成教材容量，掌握必需的应试技巧，教师对课程的重构、学生进行自主探究的学习只能是美好的发展目标，即使有，也只局限于个别教师个别课堂个别低年级的浅尝辄止。叶澜教授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就我国目前状态看，一些课程改革的先行学校，相当多的是把这些观点体现在新创设的‘研究性’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中，而学科课程的教学还是采取较为稳妥的传统方法，以确保改革背景下的升学率的万无一失。”
三是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全部，生活中处处蕴含着语文课程资源和实践的机会。可现实中的语文教学往往是只注重了文本资源的利用，而这种文本资源还往往不是真正的文本，大多是教辅资料、应试指南、考试宝典之类。对学生主体资源的开发，只是尽最大可能地扩充了“容器”的容量，训练成考试解题的熟练技工而已，远没有调动、开发学生作为主体的生命内驱力。这种教学模式也谈不上对教师资源的开发利用，没有从教师的教学个性和文化个性开发其教育潜能。前段时间媒体广为报道的湖南浏阳某中学语文教师刘平一波三折的教学经历，就是一个典型。
五、评价机制，一个难以走出的“瓶颈”
在《课程标准》“实施建议”部分的“评价建议”中，强调了语文课程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强调了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的结合，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结合，有人称之为后现代课程评价。这种评价体系的基本特点是由于课程目标的不确定性、动态性、开放性而没有具体的参照系，因此没有具体而精确的达成度。在目前把考试作为甄别和选拔的惟一参照手段的条件下，这种评价制度要想成为现实尚有一段距离，用云南曲靖一中任玲老师的话说只能是“梦想突围”。
再说行政评价，政府职能部门怎样评价一所学校，一言以蔽之：升学率、高分率、名牌率。社会评价也是如此，不断膨胀的人口压力、无数家长望子成龙的就业期待，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名牌考研，通过高学位而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享受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优厚待遇呢？正是由于社会大环境决定了考试制度，因此行政职能部门如此评价学校，社会如此评价学校，学校也就如此评价教师。于是晋职评优树先、工资奖金挂钩、职务竞聘上岗使一线教师对应试训练一刻也不能放松。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踏踏实实”的现状了。
六、营造绿色语文教育生态，是我们理想的奋斗目标
大哲学家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凡是存在都有其必然性。现实语文教学中种种不如意的现象，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随着人口的膨胀，就业压力的增大，教育发展的“精英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有人断言：目前的中学教育，是重点高中的竞争，目前的高等教育，是名牌的竞争。升入重点高中，基本等于已考上大学，升入名牌大学，就意味着步入“精英”阶层，一步之差，天壤之别，莘莘学子十年寒窗，不通过考试量分选拔，似乎别无选择。由此而论，新课程标准中的评价建议，只能是理想的期待，与目前行政人事制度中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具有同等的讽刺意味。
由目前的语文教学联想到今天的食品市场，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你看，哪一种食品不是人工催化的结果，哪种肉食不含有动物激素，哪一种蔬菜没喷洒农药，哪一种庄稼没施过化肥？于是，绿色食品成了时尚的消费。再看我们的语文教育，学生身上有多少令人欣慰的人文素养，真正为学生发展而奠基的语文素养究竟有多少？我们究竟向学生灌输了多少急功近利的“应试激素”，这种人文素养的缺失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民族文化“种”的传递的负面效应该怎么计算？
历史呼唤绿色语文教育，呼唤语文教育中的民族文化大气。
马克思说过这么一句话：一旦社会有了某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从传统的人才观中走出来的时候，当人才不以学历为根本衡量标准的时候，当素质教育真正走入现实的学校生活而不是喊在嘴上、挂在旗上、写在牌上的时候，哪一个语文教师还敢凭着自己的一点“应试技巧”沾沾自喜而固步自封呢？
理想的语文教育不是靠空想就能实现的。首先，靠教育的预言家来唤醒人们的精神，带来语文教育的曙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对语文教育的批判和语文教育自身的反思，强烈的社会舆论和明智的历史前瞻，使语文教育首先进行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其次，靠先驱者的勇敢探索，伴随理论界的先行革命，工作在教学一线的觉悟者也进行了顽强的实践探索，并因此出现了一批语文教学的名师，如辽宁的魏书生、北京的宁鸿彬、上海的于漪与钱梦龙、湖北的洪镇涛、河南的甘其勋等，他们丰厚的文化底蕴、高度的文化含量、个性化的文化气质、民主的教学风格为语文教育展开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影响并带起了大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相当一批语文教育教学的“精英”的出现只是为我们带来语文教育的春的气息，他们的成功不仅靠他们实践教育理想的勇气和执著，也在于优秀的应试成绩。春天向我们走来，但是还没有到来。一花独放不是春，须到万山红遍时。语文教育的春天靠我们所有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新课程带来了一场语文教育的革命，尽管这场革命从舆论到实践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最终是不可战胜的，相信这场革命必将冲破目前的应试“瓶颈”，让苏霍姆林斯基、第斯多惠、赞可夫、普斯特曼、叶澜走进现实的语文课堂，带我们走进语文教育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