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主义论文,外交政策论文,美国论文,传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国际社会出现以来，称霸世界几乎是每个世界强国追求的目标。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等世界强国，都曾推行过诸如海上霸权、殖民霸权、军事霸权等不同形式的霸权主义。20世纪以来，美国作为后起的世界强国，其外交政策在摆脱孤立主义羁绊，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同时，霸权主义趋向也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而变得日益明显（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霸权问题研究近年来已经开始受到美国学者的关注，其研究角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1990年以来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大卫·斯皮罗：《美国霸权的隐蔽之手：石油美元回收和国际市场》(Davide E.Spiro,The Hidden Hand of American Hegemony:Petrodollar Recycling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纽约1999年版；马可·罗迫特：《制造霸权：大生产和美国全球势力的政治》(Mark Rupert,Producing Hegemony:the Politic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American Global Power)，纽约1995年版；李·布雷尔迈尔：《美国的霸权：唯一超级大国世界中的政治道德》(Lea Brilmayer,American Hegemony: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纽黑文1994年版；西门·布罗姆：《美国的霸权和世界石油：工业、国家体制和世界经济》(Simon Bromley,American Hegemony and World Oil:the Industry,the State System and the World Economy)，宾夕法尼亚1991年版；斯迪芬·吉尔：《美国的霸权和三边使命》(Stephen Gill,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纽约1990年版。论文主要有：克里斯多弗·雷恩：《重新考虑美国的大战略：21世纪的霸权还是均势》(Christopher Layne,“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Hegemony or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世界政治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1998年夏季号；马丁·沃尔克：《美国新霸权》(Martin Walker,“The New American Hegemony”)，《世界政治杂志》1996年夏季号；克里斯多弗·雷恩：《美国的霸权——没有对手》(Christopher Layne,Benjamin Schwarz,“American Hegemony-without an Enemy”)，《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1993年秋季号；国内目前研究美国文化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著作主要有：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终于结束了与苏联争霸的时代，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老布什总统1990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注：《美国总统的公开文件：乔治·布什：1990》(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George Bush:1990)第2卷，华盛顿1991年版，第1219页。），来全面解决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经济、环境、毒品、恐怖主义和移民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从而表明美国在确立其世界霸权地位的同时，其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已正式形成。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美国的新霸权主义主要是针对欧洲列强的传统霸权主义而言。其不同之处表现为：美国作为20世纪末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其霸权的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而且其推行霸权的理论和形式，以及推行霸权的目的，都和先前的霸权主义有一定的区别，故而称之为新霸权主义。在理论上，美国的新霸权主义鼓吹其维护国际社会秩序的责任，强调其霸权主义所具有的道德基础与合法依据。在形式上，美国新霸权主义重视运用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多种方式，其军事干预的目的不是通过武力征服来占领土地，而是通过军事手段来惩罚那些违反国际秩序和人权的国家，并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其最终目的则是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推行、政治制度的推广、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思想意识的传播，来实现美国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最大限度的安全和利益，领导整个世界的发展。很明显，美国新霸权主义的这些特点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如果说其范围和程度主要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那么其方式、目标和手段则主要是美国政治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
从外交政策和政治文化观念之间的联系来看，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对体现国家政治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本来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对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研究必然在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研究表明，深入分析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不仅是认识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本质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只有通过对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政治文化根源的分析，才能理解其特点形成的真正原由。相比较而言，欧洲早期的传统霸权主义主要产生于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其政治文化传统中带有明显的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强权主义的思想痕迹。而美国新霸权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中，虽然也受到了欧洲传统霸权主义思想基础的影响，但其发展轨迹始终主要决定于新教伦理中的选民和使命意识以及自然权利思想中的民主和人权思想所构成的美国政治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正是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导致了美国新霸权主义与传统霸权主义不同的特点。为了说明政治文化传统在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的影响，本文从思想基础、认识模式和实际体现三个方面，对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政治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影响展开深入全面的分析，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美国新霸权主义的特点和实质。
一、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思想基础
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思想基础中包含着美国政治文化的两个重要内容，就是新教伦理观念和自然权利思想。作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新教伦理观念中的“选民”和“使命”意识构成了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追求世界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究其来源，“选民”和“使命”意识都是美国早期的神学家和政治家对《圣经》中有关“选民”传统进行的人为解释。它们经过美国建国后一个半世纪的刻意宣扬而逐步形成。这种观点认为，在《圣经》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族代表了上帝的选民；而《圣经》新约时代的选民，则是接受新教信仰的信徒。美国作为一个由新教徒占主体的移民建立的国家，自然也就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上帝特别选择的国度，负有拯救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自从殖民地时期以来，“选民”和“使命”意识就受到美国统治者的广泛重视。殖民地时期的革命领袖们，曾把这种思想作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美国独立后，历代有影响的政治家继续大力宣扬“选民”观念和“使命”意识，以此作为实现美国世界领导地位梦想的理论依据。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民，上帝已经挑选他们为自由的领导者，“为了人类的利益来维护自由”。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又公开宣称，美国的旗帜“不仅是美国自己的旗帜，也是全人类的旗帜”。到一定时候，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将要转向美国来寻求那种奠定一切自由基础的道义力量”（注：威廉·陶伯曼编：《全球主义及其批判：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争论》(William Taubman,ed.,Globalism and Its Critics: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ebate of the 1960s)，列克星顿1973年版，第97页。）二战以后，“使命”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杜鲁门在民主党1952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在他的行政当局领导下，“美国已经负担起上帝先前安排我们承担的领导这一代人的任务”。他还明确表示：“应始终牢记美国指导世界走向和平的使命，这是美国在一战后就应该领导国联来完成的任务。”（注：M.B.施奈普编：《杜鲁门纲领》(M.B.Schnapper,ed.,The Truman Program)，华盛顿1948年版，第31—32页。）
除了政治家的大力鼓吹外，美国的政治理论家也积极致力于建立政治文化中“选民”和“使命”意识的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宗教思想家布朗逊(Orestes Brownson)和政治理想主义者贝弗里奇(Albert J.Beveridge)。布朗逊从加尔文的“预定论”出发，认为世界历史上每个大国都被上天赋予一种特殊的使命去实现某种目的，所以每个大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上帝挑选的民族。在科学、哲学和艺术上，美国的使命是超越希腊；在政治领域中，美国不但要超越罗马，而且要使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成为每个国家真正的目标。它的使命就是“协调公众的权威和个人的自由，实现权威和自由的辩证统一，即社会公共权威和个人自然权利的辩证统一”（注：奥兰特·布朗逊：《美国的共和：宪法、倾向和命运》(Orestes Brownson,The American Republic:Its Constitution,Tendencies and Destiny)，纽约1966年版，第3页。），因为“世界盟主的地位是为他们保留的”（注：奥兰特·布朗逊：《美国的共和：宪法、倾向和命运》，第434—435页。）。
神学沙文主义者贝弗里奇把美国1898年在美西战争中的胜利看作上帝指派美国作为其世间计划执行者的明证。他宣称：“上帝1000年来为说英语的条顿民族所作的准备工作，并不只是为了让他们自我默想和自我赞赏这样一些无意义的目的。”上帝做这些准备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世界的组织者，在这个充满混乱的世界上建立制度。他给了我们进步的精神，去消除全世界反对进步的力量。他使我们成为政府管理的能手，以便管理那些野蛮和落后民族的政府。他使美国成为他所挑选的国家，最终将领导这个世界的新生。美国神圣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为人类带来利益、光荣和幸福”（注：阿尔伯特·贝弗里奇：《时代的意义与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的其他演说》(Albert J.Beveridge,The Meaning of the Times and other Speeches by Albert J.Beveridge)，印第安纳波利斯1936年版，第84—85页。）。
美国政治文化中，自然权利思想是构成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思想基础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自然权利思想，来源于奠定西方文化基础的基督教宗教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从约翰·洛克、卢梭到托马斯·杰弗逊等思想家所建立的启蒙主义哲学原则。作为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依据，自然权利思想宣扬要尊重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潜能，扩大国内外个人和团体组成的共同体等一系列目标。自然权利思想还强调，美国社会所推崇的道德和伦理观念不仅是国家内部个人和团体的行为准则，而且同样也是美国在外交行为上所遵循的规范。这表明，美国的国家利益代表了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所有个人的利益，所以应该把美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在自然权利思想中，对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思想基础最有影响的是杰弗逊的民主观点。这种观点把美国的民主理念与和平的国际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认为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都与全球和平、稳定的前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在一个民主得到保障的世界上，国家之间才最有可能实现和平共处的前景。所以，美国应该积极致力于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体制，并把外交政策建立在这个逻辑基础之上。威尔逊一战期间提出“让世界为民主提供安全保障”的口号，表达的正是这种观念。他强调世界和平的前景与民主的政治秩序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和平并追求美好的生活。而造成国家之间战争、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专制的政治统治集团为了争夺更多的权力。这些利己的政治统治集团控制和操纵了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使得世界和平的前景只能取决于他们难以预期的行动。因此，美国外交政策必须致力于影响其它国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对领导者施加压力，让他们放弃过分的外交野心，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外交争端。
为了说明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推行的国际新秩序的合理性，自然权利思想提出人类社会能够或者至少可能成为和谐而且合作的共同体，反对把冲突和隔阂看作人类不可避免的缺陷。美国的自由派思想家赫伯胡斯(L.T.Hobhouse)指出：“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想，就是要在人类社会中创造一种‘伦理的和谐’。”（注：L.T.霍布豪斯：《自由主义》(L.T.Hobhouse,Liberalism)，伦敦1964年版，第9页。）根据这种思想观点，自然权利思想宣扬要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一种和谐的政治秩序。因此，新霸权主义的口号就是积极致力于促进更加温和的国际关系行为，消除国际关系中的压迫和暴力，推动国际政治行为与人类利益更为一致。自从1900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为实现其新霸权主义目标提出了大量创造性和改革性的方案。其中包括裁军会议和武器控制条约，建立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在国际法中把战争确定为非法，提高国际法的权威地位和扩大其范围，用各种方法促进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和理解，推动学生交换、科学技术交流和人员流动。新霸权主义所基于的自然权利思想的信念就是，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理解越多，就越能消除他们之间的冲突。而解决引起战争和政治不稳定原因的根本做法，就是消除全球贫困和推动落后社会现代化。同时在外交事务上，坚持采用劝说、谈判和外交方式，而不诉诸于军事行动。在整个20世纪中，新霸权主义始终把这些措施看作实现一个以美国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更加和谐与社会化的、有建设性的国际社会秩序的基本方法。
在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中，美国政治文化中新教伦理的“选民”和“使命”观念以及自然权利思想的理性民主观点，都力图从价值观念的角度为美国外交政策中追求世界领导地位提供合法的理性依据。但事实上，这并不能改变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霸权主义本质。美国政治文化为霸权主义确定的思想基础，只不过是从美国社会所崇尚的新教信仰出发，解释了美国称霸世界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而在美国社会中为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道德依据。而自然权利思想则从现实角度为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理性和哲学解释，指出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美国社会民主实验成功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强调美国生活方式不但为整个世界树立了榜样，而且为世界的进步与变革确定了方向，所以美国具有领导世界的义务和责任。同时，自然权利思想标榜的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等思想，又为美国外交政策在实现其领导世界最终目标时确定了与历史上其它霸权国家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在自然权利思想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基础上，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在实现方式上始终把推行民主体制和人权思想作为干预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借口和理由；并且把其它国家对待民主体制和人权的态度，与维护美国的自身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时，根据自然权利思想强调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放弃了通过占领其它国家领土来进行扩张的方式，代之以对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为此，自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计划》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一直以维持世界和平、制止侵略和支持民族自决等代表道德原则的口号作为其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借口。
二、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认识模式
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政治文化因素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它为美国外交政策确定的认识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模式。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决策主体对外部世界认识上的总体观点，通常受到民族国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信念体系等方面的影响，体现为一个国家相对稳定的外交政策认识模式。对于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来说，它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模式由于受到政治文化中新教伦理和理性民主等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存在认识上的严重偏见。总的来说，这种认识上的偏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强调国际社会和美国社会之间由于政治文化中价值观念的差异，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敌意和本质的冲突。另一方面，它又从政治文化中的“使命”意识出发，坚持美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是一种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美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影响下对外部世界的这些看法，就形成为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认识模式的基本内容。
美国政治文化中，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敌意是美国社会建立以来始终没有改变的基本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造成了美国外交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偏见，使得美国外交政策无法在认识上接受和信任这个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美国政治文化价值标准的外部世界，并对国际社会中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始终怀有戒心和成见。美国早期清教徒移民从“选民”意识出发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使得美国社会在心理上自以为与众不同，甚至与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欧洲国家也有某种隔膜。这样，美国政治文化意识中这种对自身地位的评价，就成为决定美国社会把自己视为不同于国际社会中其它国家的重要原因，并成为它始终对外部世界怀有成见和保持某种距离的认识根源。
具体而言，美国政治文化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态度有其思想和历史的原因。早在美国社会建立初期，它就对当时被视为国际社会中心的欧洲大陆在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情绪。自我标榜为“选民”国度的美国社会认为，他们以清教主义伦理和加尔文“山巅之城”理想为蓝图建立的实验性新兴国家，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而欧洲国家不仅内部政治腐败，战争和冲突不断，而且各国竞相扩张海外，各种标新立异的思想也大量向外蔓延。因此，美国社会要保持自身信念和思想意识的纯洁，就必须在实际行动和心理上尽量减少和欧洲发生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为此，美国国会1783年6月12日在它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宣布：“合众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它尽可能少地介入欧洲国家的政治和争端。”（注：理查德·利奥波德：《美国外交政策成长的历史》(Richard W.Leopold,The Growth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纽约1962年版，第18页。）根据美国政治文化的观点，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欧洲国家政府的行为，有悖于殖民地人民崇尚的清教主义道德标准，欧洲社会的等级观念也和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格格不入。而且他们还认为欧洲各国政府在外交活动中的行为极其阴险乖僻，如果美国政府和欧洲那些腐败的政府来往，就会沾染上腐败的习气。
20世纪后，虽然美国的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美国对国际社会事务的参与也不断加深，但美国外交政策在认识上却没有放弃美国社会对外部世界的传统看法，反而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政治文化偏见。这种偏见的突出体现，就是强调二战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敌意和夸大不同意识形态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究其根源，这主要是代表美国政治文化中新教伦理的势力在美国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所以他们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也对外交政策具有主导作用。在认识上，这些团体经常把新教的道德和伦理观念，以非常简单化和感情化的方式与他们对国际问题的观点联系起来，以此表明美国基督教会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这些代表美国政治文化保守势力的观点认为，战后蓬勃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新兴国家中兴起的具有强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必然会和美国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这两种思想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尖锐对立。特别是在其哲学基础上，美国的政治文化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新教信仰基础之上，崇尚私有制和个人主义；而共产主义则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基础之上，强调公有制和集体主义。所以，自从共产主义在苏联建立政权以来，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保守势力一直把共产主义视作美国建立世界领导地位的最大障碍和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并由此形成了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对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端仇视。
在强调国际共产主义思潮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基础上，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政治文化决定的认识模式强调，战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敌意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美国在海外推行的美国式民主、民族解放和个性自由的观念，都充满敌意而且拒绝予以配合。第二，苏联自二战以来推行的共产主义扩张政策，已经在价值观念上威胁到美国和其它西方自由国家的安全。造成这种威胁的具体原因，是战后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神论思潮否定了奠定美国政治文化基础的新教信仰的有神论思想，因而也就否定了建立在此思想基础之上的“美国生活方式”。第三，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全球实现由莫斯科控制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因而造成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全面衰落。对此，美国前总统里根多次指出，苏联是当代世界的“罪恶之源”，它的野心和它在古巴、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等国推行的扩张政策，始终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危险。第四，美国外交政策还受到来自被美国政治文化视为宗教异端的伊斯兰教文化的敌视。里根和他的行政顾问们曾多次公开谴责伊朗和利比亚等国家，指责他们依靠和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来推行他们对美国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圣战”。所以，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认为，20世纪后期国际局势的反复无常和各种危险，不仅对美国实现其外交政策极为不利，而且对美国社会内部的影响也是有史以来最难以接受的。
在强调国际社会对美国充满敌意的同时，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认识模式又把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看作一种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拯救的方式主要是美国社会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民主实验成功榜样和对国际社会发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美国外交政策认识上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受到美国政治文化中“使命”意识的影响。这种思想还大量充斥于美国哲学家的演说和文字作品之中，而且也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所以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美国社会都具有重要影响。从独立之初的立国先驱，到后来国力强盛时期的政治家们，都确信美国将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崇高角色。
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认识模式中的这种政治文化偏见，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美国建国之初，政治文化中“使命”意识的影响，主要是宣扬美国独立成功对其它国家推翻专制制度所起的榜样作用，美国社会把世界各地爆发的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都看作是他们撒播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宣称，美国通过其榜样给欧洲人民送去的有益教训，比他们自己从许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中学到的东西更多。如果没有美国革命的成功，爱尔兰可能不会享有“今天的商业和立法权利”，尼德兰国王的臣民“也不会敢于并最终取得他们要求的权利”。而法国人民反抗封建的斗争，正是追随美国殖民地人民的先例（注：约拉丹·埃利奥特编：《有关通过联邦宪法在若干州的争论》(Jonathan Elliot,ed.,The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aral Constitution)，华盛顿1863年版，第424页。）。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事实，为美国外交政策实现政治文化中的“拯救者”使命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的《生命、时间和财富》杂志宣布，整个世界都在展望即将来临的“美国世纪”，并宣称，美国将成为“世界自由的主要保证者，世界贸易的强有力领导者，人类技术工人的训练中心，自由和公正理想的源泉，以及确信施予比接受更有福气的好撒玛利亚人”（注：亨利·卢斯：《美国的世纪》(Henry R.Luce,The American Century)，纽约1941年版，第39页。）。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也充满自信地宣称：“正如大英帝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所承担的责任一样，今后几百年世界的文明将主要依靠美国。”（注：亨利·华莱士：《美国的选择》(Henry Wallce,The American Choice)，纽约1940年版，第212页。）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在维克森林学院(Wake Forest College)的一次演讲中公开表明：“美国正站在历史的柜台后边一个最显著的位置上。因为世界正观看着我们，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文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行动。”他还指出，美国为实现和平花费了极大的努力，并为此克服了困难，作出了牺牲。尽管人们一直在争论这一切是否值得，但他认为这不仅值得去做，而且必须去做。“因为这都是命运为美国安排的使命，也是我们整个民族过去几个世纪全部经验的成果”（注：迈克奈尔·伯恩斯：《美国使命的理想：国家目标和命运的概念》(McNall Burns,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Concepts of National Purpose and Destiny)，新不伦瑞克1957年版，第10页。）。
在理论上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的“拯救者”责任描述最为明确的，是美国著名编辑兼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李普曼早在1939年就宣称：“古代的罗马帝国和19世纪的大英帝国对世界所承担的责任，正是美国明天要对世界承担的责任。”(14)(注：沃尔特·李普曼：《美国的战争目的》(Walter Lippmann,U.S.War Aims)，波士顿1944年版，第73页。)他还强调，美国的这种责任是由一系列事实所决定的。二战后的国际局势变化，使美国不再处于西方文化的边缘，而是站在西方文化的中心。如果美国否认这个事实，拒绝这个命运，“作为我们世界光荣的西方文明，就会在苏联和亚洲新出现的民族面前陷入混乱和褪色，失去中心的地位”（注：沃尔特·李普曼：《美国的战争目的》，第209—210页。）。另外，李普曼不仅强调美国有照看落后民族的责任，而且把“美国优越论的传教士精神”与“自以为善良公正的干涉主义”结合起来，指出美国的光荣“就是去完成立国者和先驱们所相信的那种美国使命，让新大陆成为一块古老信念重新繁盛的地方，最终得到它应许中的拯救”（注：沃尔特·李普曼：《美国的战争目的》，第209页。）。李普曼的理论表明，美国政治文化中“拯救者”责任在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认识模式上的真正含义，就是要确定美国世界中心的主宰地位，建立当代的新罗马帝国，像凯撒帝国统治地中海那样支配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
三、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政治文化的具体体现
美国外交政策就其范围和规模而言，可以分为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两种趋势。它们就像同一枚硬币不同的两面，表现出美国外交政策不同时期的特点。在这两种不同趋势的外交政策中，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为它们确定了具有新霸权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动机和目标。在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中，新霸权主义的性质主要是指其中包含的试图以自身榜样来影响世界，以期最终建立世界领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动机和目标。在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中，新霸权主义的性质则表现为美国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建立全球经济模式，推行民主政治制度和宣扬美国生活方式来建立其世界霸权的政治文化野心。
孤立主义虽然产生于美国建立之初，但它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当今全球主义盛行之时，孤立主义依然时有流露。它常常和美国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相互融合，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新孤立主义。美国政治文化对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在思想意识上抵制欧洲当时盛行的各种传统观念，避免刚具雏形的美国政治文化受到18、19世纪欧洲涌现的大量新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它把孤立主义确定为美国社会发展自身力量、最终实现“使命”意识的重要途径。美国建立之初，在世界强国中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它既无法根据“使命”意识对世界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也没有能力改变国际体系，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为此，美国外交政策只能通过树立自身成功的榜样，对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在美国政治文化影响下，孤立主义对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发展所起的作用，就是确保了美国社会实验的成功，从而为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同时它还建立了以榜样作用来影响外部世界的外交政策模式，形成为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特点。
在集中体现新霸权主义特点的美国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中，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全球主义外交政策直接体现“使命”意识。全球主义是指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在它公开宣布彻底放弃孤立主义，推行全球主义的外交政策的时候，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来全面干涉国际事务。虽然美国政府常常为其对外干涉行动冠以国际主义、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等不同名称，但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这些政策都是美国政治文化中“使命”意识的体现，是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典型。另一方面，美国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中的霸权主义性质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中从杰弗逊自然权利思想发展而来的自由主义政治信念。正是根据这种信念，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积极鼓吹民主、自由、平等、进步和人类制度的可完善性，以及对理性的程序和现代科学的信心，公开宣称美国外交行为的目的就是要保卫和促进美国生活方式的整体目标和价值观念，在全球推行民主体制和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
美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中霸权主义倾向的影响，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政治文化的这种新霸权主义观点在1832年的《门罗宣言》中已经有所表露。一位资深外交史学家曾明确指出，《门罗宣言》无疑是“一篇意识形态的声明，它赞扬民主的原则，高举民主的思想来反对欧洲的君主观念”（注：塞西尔·克莱伯：《决策和批判：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冲突》(Cecil V.Crabb,Jr.,Policy-makers and Critics:Conflic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纽约1986年版，第192页。）。在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中，美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中干涉主义倾向的影响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在美国对待当时一些具体国际问题的态度上。在欧洲问题上，门罗和很多美国人都对19世纪20年代希腊为摆脱土耳其统治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深感兴趣。他们强调，美国外交政策对希腊政治问题的介入，目的是保证希腊的自由和民主运动获得成功。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政治大风暴时期，美国几乎一直在口头或物质上积极支持欧洲爆发的所有反对现存政治体制的革命。很多美国人甚至号召美国各界组织一支精神大军，把欧洲从专制制度之下解放出来。在此期间，美国社会在对待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和争取自由斗争的态度中，带有特别明显的干涉主义情绪。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明确表示：“我们非常乐意看到美国的模式能在多瑙河下游的匈牙利国土上实现。”（注：艾米尔·朗格耶尔：《来自匈牙利的美国人》(Emil Lengyel,Americans from Hungary)，费城1948年版，第43页。）当沙俄1863年镇压波兰民族主义运动时，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首次从人权的观点说明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干涉主义倾向。他指出：“鉴于我们的制度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之上，所以共和国的建立者们不但是政治改革者，而且对于世界各国那些宣称具有同样性质的革命，即使不能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也会立刻给予他们期望得到的有效同情。”（注：诺曼·格雷布纳：《理想和外交政策的思想传统选读》(Norman A.Graebner,Ideas and Diplomacy:Readings in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纽约1964年版，第310页。)二战以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主义信念进一步发展，最终具体形成为美国对外干涉的人权外交模式，成为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推行霸权的重要手段。
从美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来看，美国战后的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主要就是政治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体现。根据美国政府广泛宣传的观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在罗斯福1941年提出的“四项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罗斯福提出的四项自由，不过是美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具体化。以此作为建立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原则，就是要在全世界确立美国的生活方式。
总的来说，美国政治文化在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强调发挥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作用，建立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文化中不同层次的信念体系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主义观点坚信美国应该使用它的影响力来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认为扩展民主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联系。但与美国政治文化中“使命”意识所代表的新教信念相比，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只是表层的，它必须服从更深层次的新教信念。这就是说，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对海外民主事业的支持必须服从于对意识形态整体的维护。其结果就是，美国外交实践中时常会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做法，美国二战前后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外交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尽管佛朗哥领导的那场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流血叛乱一直受西方自由派团体的强烈反对，但美国为了推行其遏制战略，竟然不顾欧洲盟国的反对和国内自由派团体的激烈批评，把西班牙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不过，美国政治文化不同层次信念体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观点和“使命”意识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代表的外交政策倾向也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从哲学意义和思想意识来看，这些观念都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把整个世界纳入美国的政治文化体系。其差异之处，只是它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外交政策方式有所不同。伦纳(Max Lerner)曾经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往往具有相同的基本目的，就是在外部世界创造有助于增进美国自由、民主和福利的环境。其区别在于，自由主义的信念强调在外交事务上不参与外界的冲突、保持中立和任其自然，通过美国自身建立的榜样在海外造成稳定与和平的环境。“使命”意识则不局限于这样的方式，而是敦促美国政府扮演积极公开的干涉主义角色，创造适合美国国内民主生存和向全世界扩展的条件。在保持和完善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的同时，促进世界范围的民主进程，以维持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以上分析表明，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主要是指以新教伦理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自由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的乐观看法和进步运动对美国前途所表现的信心的一种信念体系。这种信念体系不但建立了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而且确定了它的认识模式，决定了它的基本动机和目标。因此，对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然而，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信念体系终究是美国社会自身的一种价值观念。当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夸大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所尊崇的价值观念。其实，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使命”意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偏见和不平等色彩。它在强调美国新教徒是上帝的“选民”的同时，已经把其它民族看作是需要美国来拯救的对象。所以，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使命”意识自身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权利思想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原则和进步发展观点在人类社会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其目的也不是为全人类谋求真正的福利，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关系，而只不过是为美国谋求世界的领导地位提供合理的依据，因此必然要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抵制。但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必然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深入研究其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特点和实质也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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