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齐桓晋文之事》与《劝学》有感
刘光泉 陕西省汉台中学 723000
摘 要：本文试图从孟子、荀子生活的不同背景上来解释性善与性恶说的来由，概括了两种人性说的主要内容，并指出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的目的是一致的，是为统治者的治世提供理论根据。
关键词：性善性恶 时代差别 目标一致
说起先秦诸子中的儒家，人们自然会想到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三个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而孟子和荀子是继承者，但这两位继承者的很多观点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例如，孟子和荀子在王道上尽管具有相同点，但是荀子不像孟子那样强调统治者要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强调的是要以社会行为规范——礼约束民众，并且他并不排斥在治民中使用刑罚。尤其是二人在人性的看法上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前者从性善论出发，大大地深化了孔子的修己、按人学说，如存心养性，反身而成，养浩然之气；而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广泛吸收先秦道法名阴阳等学派的思想成果，他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自然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二人都以孔学正统继承者自居，有点让人莫衷一是。
孟子和荀子在对人性本质问题认识上之所以不同，我认为这与二人所处的时代差别有关。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二人是都是战国中晚期的人，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是孔子之孙子思的门徒，因而受孔门的古贤王治世思想影响较重，其政治理念中多少有些怀旧和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其中人性善的理念，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代表体现。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经济正急剧变化，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展开了剧烈的斗争。战争频发，强凌弱，大并小，是一个贪欲膨胀、血流成河的时代。连续不断的战争和横征暴敛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使人们陷入长期水深火热的灾难。孟子对此痛心疾首，然而，本着对人性善的认知，他欲挽狂澜于即倒，东奔西走，游说诸侯王们，希望他们实行仁政，使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他对王道并不感兴趣的齐宣王挖空心思、苦口婆心地讲王道，通过剖析齐王以羊易牛的行为，得出王有不忍之仁心，指出把这种不忍之仁心推恩到百姓，王道可成了。理想主义者总是要被残酷的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当时的诸侯国君都认为他的学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合时宜），不予采用。
荀子生于约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晚了孟子60年，逝世时离秦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也许是时间上差异之故，因而在对现实的认识和态度上，比孟子就更加客观冷峻，没有了孟子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看到天下趋于统一的大势，是在血与火中完成的。这其间，人性的贪婪和残忍暴露无余，这似乎都印证了人的本性。或许是如此，荀子得出了人性恶的认识。他在《性恶》篇开首说：“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他指出：“古之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性情而导之。”所以，正人之性情，导人之性情，正是他写《劝学》篇的初衷。他在此文里阐述了学习在改变与提高人的方面的重要意义，“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说明了通过学习可以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还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学习还可让凡人成为圣人。相比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理论在当时更具现实指导意义，在对人的教育改造上，由性恶出发，提出了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主张，更具可操作性。他的学生韩非、李斯发展其法治思想，并使之成为秦王朝的治国理论基础。
然而，尽管二人在人的本性上的认识截然相反，但二人都不否认教化的作用，都承认人性的可塑性。不论是迷失了善的本性的人，还是先天是性恶之人，都是可改造使之成为君子乃至“圣人”。他们提出的性善性恶的主张，虽搭就的理论基础不同，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理论体系所追寻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治世的思想理论，从而实现天下一统、社会安定，也就是说他们思想理论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善性恶，殊途同归。
论文作者:刘光泉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2016年2月总第94期供稿
论文发表时间:20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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