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理论机制研究与探索_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理论机制研究与探索_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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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4)01-0004-0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35年来,改革开放最主要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及其相关文件对党的基本理论认识作了重大深化和发展。这需要我们联系历史联系实际,进一步作机理研究与探索。

       一、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论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提出来的,提出这个理论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工人无国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世界(至少是在数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取得胜利,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判断。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思想。虽然他同时提出了在一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但是其着眼点仍在于由一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打破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并最终实现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曾多次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独特认识,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也因此,这个革命同时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就革命的阶段而言,第一个阶段是要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革命胜利以后不能立即搞社会主义,而是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当的发展。然后再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经由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的阶段。同时,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支持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和义务。革命时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仍然影响着已经执政了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党如何转型为执政党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在一个社会经济十分落后且又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里,我们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样走,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正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改革也是革命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邓小平在80年代前后就多次提到了改革也是革命的命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则更明确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改革也是革命的理论判断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的执政党,必须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必须把目光从世界范围里的“革命”聚焦到中国国内来,聚焦到如何建设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上来。从那时起,中国的革命与改革成了同义语。执政党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改革,以解放社会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普遍共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有了重大的深化与发展:

       一是明确提出改革是我们党的最鲜明的旗帜。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曾经说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强调的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条生路。习近平同志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把坚持改革开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旗帜,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前一句话强调了要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后一句话不仅坚持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也是革命的思想,同时把它上升为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表明我们党对于坚持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于改革必须是全面深化的改革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逐步推进,由点到面的;先有农村的改革,再有城市的改革,再到建立经济特区;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其他改革围绕经济改革展开。这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规律性的东西有了更深程度的把握,使得全面深化改革的条件开始具备;与此同时,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凸现出来。我们党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通过反复研究讨论,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的深化改革方案,涉及六个重要方面,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决定》指出以经济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有了十分重要的深化和发展。

       三是反复强调改革永无止境是党对改革所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决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习近平同志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共产党要永葆青春活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实现自身的不断地完善,就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提出过的不断革命论,在理论探索中有可能转化成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改革论。同样,既然改革永无止境,没有完成时,那么我们只能把改革置于社会基本矛盾不断发展的视域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一步的改革都要十分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都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最大实际出发。今后,哪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跨过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迈入了社会主义比较更高级的阶段,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的相应改革仍要不断进行下去。改革不能停顿,这就是改革不断论;而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并有阶段性目标,这就是改革发展阶段论。把改革不断论与改革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可以合理地理解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的突破性贡献。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从此开始,中国的改革将不再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方法论它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必须有“顶层设计”,还必须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与智慧,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在改革实践中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明确的答案。《共产党宣言》给我们留下的就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②但是《宣言》中还有一句十分重要的话,即“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③这一句话至今仍对我们有着十分深刻的启示意义。对于社会主义应该有怎样的经济制度,他们虽然也有许多设想,其基本要求就是建立公有制,但是没有机会付诸实践。原苏联搞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即除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以外,不允许再有其他所有制的经济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承袭了原来苏联的做法。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单一的公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一段时间曾经不那么纯粹,比如允许农民留有少量的自由地等。但是,这些不那么纯粹的部分也被认作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迟早是要割掉的。发展到后来,其指向就是极端的“一大二公”,甚至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观点。总之,传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指向是建立全民所有制及其相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的结果证明,它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重重障碍,逐渐丧失经济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的路线。从那时起,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伴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在“姓公还是姓私”的持续争论中逐渐深化。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冲击的改革实践首先发生在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发生了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惊人创举。1982年中央1号文件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农村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的。这是认识上的大突破。至1985年,人民公社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农村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的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也十分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姓公还是姓私”的理论争论始终存在。争论的焦点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是否允许除了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这个争论在党的十五大上画上了句号。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了在所有制理论上的新突破,对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起了极大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发展:

       一是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决定》中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两个毫不动摇”的提法进一步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将对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信心,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是指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五大曾经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其中已经有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但没有明确指出非公有制成分能否也成为混合所有制中的一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当然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同时,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准确规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所必须进行的改革。由此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坚持了十五大有关混合所有制的论述,而且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认识深化发展的一大亮点。

       三是强调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表明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在保护非有公有制经济的权益方面出台了许多措施,但是相比较于国有企业而言,实际上非公有制企业在许多情况下仍然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必须在产权保护上给予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权利,才能真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赋予其勇于发展、勇于创新的动力。全会要求,“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在产权保护制度中,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与发展的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强调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认识有了深刻的变化与发展。

       三、对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在传统的理论认识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这个观点源自于原苏联的斯大林时期。按照原苏联时期教科书式的理论逻辑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因此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必须自觉地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承袭了这一套理论认识,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集中统一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开始认识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但是仍然有严格界定,认为只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实践的结果就是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改革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认识开始逐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这个过程却是十分艰难的。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也都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④其后的十余年间,邓小平曾多次提出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改革中缓慢地向前推进。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面对改革步履蹒跚的局面,内心充满焦虑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大声疾呼:“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此彻底突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据此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但是局限于市场只能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所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有了重大的深化和发展: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其中的差别深刻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认识;从理论上揭示了市场经济本质,即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自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0余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虽然也有市场经济的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倾向等等因素,但就中国的实际而言,更重要的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政府掌握大量资源配置的权力,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我们未能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关。所以,习近平同志在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

       在资源配置中究竟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清一方面反映了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还未彻底打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还不成熟。实际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其本质要求就是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和贯彻价值规律,通过竞争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发挥好对资源配置作用。因此,在资源配置中只能由市场而非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三中全会的新表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

       当然,强调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要否认或取消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即“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是因为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并不是对经济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只不过在发挥两方面作用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政府的手不要伸进市场作用的职能里去,市场的手也不要伸进政府作用的职能里去。不论哪一方越俎代庖,都会违背客观规律。通俗地说,就是该是政府管的,政府要管好;不该政府管的,政府不要去管。该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就让市场发挥作用;市场起不了作用的地方,就让政府发挥作用。双方既不相互越界,而又相互协调配合。这样,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四、对开放型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社会主义是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答案是肯定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⑤资本主义已经把市场世界化了,那么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只能比资本主义更加开放。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下无法开放。这也因此形成了一个固有的理论认识,即社会主义国家无法也不能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并存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是可以开放的,而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就只有对立和竞争,不可能相互开放和合作。但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孕育极其有限,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开放度也极其有限,加上政治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建国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情况也不例外,基本上采取的是闭关自守的方针,即使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开放也只是极其有限的。

       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邓小平曾多次谈及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⑥“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⑦由此,我们党开始认识到经济建设中对外开放的重要性。1980年,中央作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就是开辟经济特区,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对外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格局,沿海、沿边、内陆逐步对外开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东的开发与开放。1986年,中央又作出另一个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即正式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当时叫“关贸总协定”)。入世谈判长达15年。入世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入世谈判以及入世以后加入国际经济活动,我们逐渐学会按国际经贸规则办事,逐步达到世界市场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和完善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也曾伴随着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争论。但是通过对外开放,我们逐步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看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除了对立、斗争的一面外,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利用的一面。但在对外开放的初期,我们尚未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又采取了试验的态度,认为如果不行,关了就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开放型经济理论的认识有了重要的深化和发展: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各类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和协议大量涌现。这表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活动中又竞争又合作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我们党总结35年对外开放历史经验,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改革要求及其一系列重要措施。

       一是放宽投资准入。今后外资的引入,不再是简单的资金引入,而是更注重吸收国际投资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注重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领域的引入。至今为止,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块短板,需要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同时还要创新利用外资的新模式。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个重要决策,以此契机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二是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21世纪以后的十年里,世界各国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占迄今全球贸易总数的70%,反映了区域自由贸易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实施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此同时,改革我国的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

       三是加快对外投资。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近十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跻身对外投资大国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扩大对外投资合作空间。

       四是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一系列措施,表明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认识到国内外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必要性,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必要性,加快培育与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必要性。因此,今后中国不是退出经济全球化,而是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并以此为契机,开启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新的历史进程。

       五、对国家治理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我们传统的理论认为,国家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利益的统治工具。国家源于社会,最终强大到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国家表面上成了代表全民的社会管理者,实质上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的使命之一就是促使国家消亡。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促使国家消亡,让社会自己管理社会。然而在原苏联的实践中,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高度集权地管理社会。这种管理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后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模式,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政府集中管理经济、社会、文化,也就是国家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于政府经济社会不分、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在很极端条件下,最终会导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削弱与破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们开始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于是相继有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等等思想与政策的提出。在经济方面,认识到政府不能集中管理经济,经济发展的前提只能是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职能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所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把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作为重要改革任务。在政治方面,认识到必须加强民主制度和法治制度的建设,认识到高度集权的结果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丧失与政府管理体制的僵化,以及官员的权力寻租和腐败滋生。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于是政府从管理转为治理的改革被普遍接受,并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扩展,比如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到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等等。但是,政府管理社会和包办一切的传统观念并未彻底打破,同时由于政府管理的权力涉及部门和局部的利益,使得政府职能的转变遭遇相当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家治理理论认识有了重大的深化与发展,提出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最大的亮点。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加强三个方面的建设,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权力运行制度建设。

       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要推进人民民主,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实现理论和实践创新。健全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健全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制度。要推进协商民主,使之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权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协商渠道。充分发挥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形式所独具的优势。要推进基层民主,健全基层民主机制。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基层群众监督机制,加强基层自治制度建设。

       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制度建设。要坚定地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因此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以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人权要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必须构建和完善司法保障制度,使之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道重要防线。

       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权力运行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最重要的是要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要推进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公开。只有规范和公开,才能让权力运行受到全社会的有效监督。监督应是全方位的,因此要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核心就是制约和监督权力,实现制约和监督的有效办法就是让权力运行规范和公开。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给我们开拓了关于国家治理理论探索的巨大空间。从现代国家治理的历史发展看,治理与管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治理强调的是国家上下协力、多元共治,而管理则是强调以上治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包括政府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当前就中国改革的紧迫性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只有政府退出市场才能有效监管市场,市场只有脱离对政府的依赖,政府才有可能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发挥好作用。经济治理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完善市场治理体系。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因此,只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才能加快政社分开,释放社会组织活力。

       从我们改革的全部实践看,只有理论上的坚定与清醒,才会有政治上的坚定与清醒。开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理论机理研究与探索,应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注释:

       ①②③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286、288、27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⑥⑦《邓小平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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