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童 王亚会
（山东科技大学 266590）
摘 要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使一直被用来衡量译文质量标准的“对等”被另一个评枯标准“充分”所取代，从而为翻译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以目的论为理论框架， 首先介绍了《红楼梦》与文化负载词，之后探讨了目的论的基本原则，最后对杨霍两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杨译本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而霍译本则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结论，并对杨霍译本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进行分析挖掘。
关键词：目的论；红楼梦；杨宪益；霍克斯；文化负载词
1.文化负载词
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生活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等，生活在不同国度和地域的人们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传统，这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表现在词汇系统上就被称之为“文化负载词”。它们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反映了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特性。
2.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是将目的论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活动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即翻译应能在译入语情境和文化中，按译入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
3. 杨译以异化为主，霍译以归化为主
霍克斯将“黄泉”译为“a shade”，属于地道的英语表达，能使英语国家读者毫不费力地理解小说。而杨宪益将“命入黄泉”译为去黄色的泉水了，这对外国读者的汉文化储备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斥责一个孩子是“孽障”，在中国传统的父母为上的家庭关系中很好理解，而在西方父母和孩子较为平等的关系中，“monster”显得非常过分。杨并非不懂这点，而执意译为“monster”目的在于体现中国古代这种父母至高无上的家庭关系。霍克斯译为“naughty boy”则是出于文章通顺性和可接受性的考虑。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在中国文化中是神秘高贵、威力巨大的化身；而西方文化中“dragon”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两者的联想意义在两国文化中完全对立。霍将“龙王”译为“King of the Ocean”目的在于既不引起西方读者不快，又传达原文意思，而杨目的在于让西方读者也逐渐接受“中国龙”这一概念。
4. 杨译以归化为辅，霍译以异化为辅。
“纱帽”是古代文官戴的一种帽子，后用作官职的代称。在这句话中，杨将纱帽的隐含意义“official rank”翻译出来，霍则直译为“hat”，两种翻译方法都是其各自根据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作出的决定。
“木鱼”一词，杨译的“wodden clapper”目的在于描述木鱼中空的发声结构，给译文读者想象到“木鱼声”是怎样的声音；霍译为“wooden fish”在塑造声音方面略显欠缺。
5. 不同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
从翻译目的角度看，杨氏夫妇的翻译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霍克斯把译文读者的阅读感受放在第一位。
从社会环境角度看，杨氏夫妇翻译《红楼梦》时，中国正处于黑白颠倒、人人自危的“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采取异化翻译也有一定的迫不得已的因素；霍克斯的压力则只来源于出版社，译本必须受西方读者喜爱，才会被出版社出版、才会畅销。
从当时的主流翻译理论角度看，杨氏夫妇翻译时，中国翻译界占主导地位的翻译标准为严复的“信、达、雅”，“宁信而不顺”；在霍克斯所处的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为奈达的“动态对等”，因而霍译时则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不拘泥于具体形式。
结 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西方文化也深奥丰富。归化和异化各有千秋，采用任意一方，必然丢失另一方文化的长处。但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成就一部好的译作。
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的读者，只求一睹“神秘东方”，想获得流畅的阅读效果，选择霍克斯译本是很好的决定；对中华文化有较大储备，想要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则一定要阅读杨氏夫妇的译本。两个译本的对照阅读，则更上一层楼，可以俯瞰到最真实、最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使不懂中文，也能最大程度地获得如同阅读原作一般的感受。
参 考 文 献
[1]Hawkes, Davi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ume I, II, III) [Z].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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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翠敏, 刘泽权.《红楼梦》中的文化负载词及其在三个英译本中的翻译[J]. 外语艺术教育研究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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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崔丽童 王亚会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1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4/25
标签：目的论论文; 译本论文; 目的论文; 红楼梦论文; 负载论文; 文化论文; 读者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1月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