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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产国际为中心
第二国际破产后，为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列宁的提议下，组建了新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对该组织的定位，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章程》规定：“共产国际实质上应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活动的党是它的各个支部”（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60页。）。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曾指出：“共产国际就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奴隶所进行的解放运动的核心。”（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0页。）共产国际成立后一直都扮演着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和“劳动人民斗争事业的坚定而可靠的组织者”的角色。（注：参见[苏]索波列夫等著《共产国际史纲》，吴道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直接帮助下，“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2页。）。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通过的决议还规定：“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注：《“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页。）。1922年7 月中共二大通过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第三国际是“代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中共“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7页。）。这样，中共接受这种隶属关系，形成了以共产国际为中心的格局。以遵义会议为界，以共产国际为中心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的直接结果是中共党内事务基本由共产国际代表包办，中共的自主权完全被剥夺，被动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一是表现为中共的一系列决策基本由共产国际越俎代庖。例如，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布勃诺夫使团屈从于蒋介石的压力，撇开中共进行了满足蒋介石要求的处理；在蒋介石抛出整理党务案后，鲍罗廷全权代表中共与之达成妥协；中共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体党员书》和中共土地革命政策主张，都由共产国际代表提出；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后即否定中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迫使中央取消对王明等人的处分，代为起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指定参加会议人员和拟定中央委员名单等等。二是表现为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共，基本上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自己的行动纲领唯命是从，压制党内正确意见。如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成为中共分析形势、指导工人运动的依据之一。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坚决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不仅发表宣言和通告，还制定冒险计划。王明也是“武装保卫苏联”的衷心拥护者，“九一八”事变后把“反对进攻苏联”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大搞“拥护苏联周”活动。而刘少奇在“九一八事变”后因对国内工运形势的估计与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央的认识不同，被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被撤职。三是表现为中共中央人事变更也由共产国际决定。陈独秀被瞿秋白取代及中央改组，向忠发当选总书记，李立三上台与下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抬上中央实际领导者的高位，都是由共产国际一手操办。四是共产国际的集权体制、领导作风在中共党内克隆为陈独秀的家长制。“八七”会议以前，下级党员群众从没有讨论过党的政策，一切问题只由党的上层领袖决定，下级党部只有绝对服从，根本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组织上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支部生活，支部仅仅成为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注：参见华岗：《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353页。）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前夕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以共产国际为中心的第一时期结束。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并没有改变隶属关系。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恢复后，共产国际的中心地位通过下述方式来体现：一是由中共六大后设立的共产国际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王明、王稼祥、任弼时等都当过负责人）来沟通；二是中共中央不定期派代表去莫斯科汇报工作以获得指导，如遵义会议后，中央派陈云途经上海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红军到达陕北后又派邓发前往莫斯科，1938年春派任弼时，次年冬又有周恩来去苏联疗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都作了相关决议；三是中共中央直接向共产国际递交报告，如1937年12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了《中央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及决定事项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以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四是中共中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向共产国际请示、接受指导和获得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政治主张。次年1月，共产国际得到国民党有意拉共产党代表加入政府的消息，专门致电中共中央不应参加国民政府。中共中央接受其建议，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不参加国民政府的决议。（注：参见《洛毛致朱彭任电》（1938年1月14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8日。）另外，在对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的支持特别宝贵。
与前一时期相比，此一时期最大的不同是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中的问题，坚持自己的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和策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而非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西安事变爆发后，《国际通讯》、《消息报》都对张、杨大张挞伐，《真理报》指责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注：《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0页。）。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央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鼓励日本的侵略。”（注：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6页。）毛泽东却认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注：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16页。）。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以为，只要“正确地加以扭转‘中共’对待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具体地规定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军事原则，提出比较可行的民主共和国口号，使共产党人“以全面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动员全国舆论，使一切爱国者拒绝剿共内战，从而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甚至幻想取消南京政府的中心地位，通过普选来召集新的“中华全国议会”，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他们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本不要求削弱苏维埃，不要求将红军溶入抗日大军和将共产党溶入中国某种总的政治联盟等。（注：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对其他提议则从中共当时的实际处境和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出发，提出“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的设想（注：《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等电》（1936年11月8日）。），还考虑承认国民党在未来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实力地位的前提下，对红军名称、苏区政权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及其他革命政策方面作相应改变，并在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的初步接触中作了超出共产国际预想的让步（注：参见《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谈话》（1936年9月22日），《救国时报》1936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可照曾谈原则协定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13日）。）。1937年1月2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提出了放弃苏维埃制度和普遍没收地主土地的做法，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的建议。中央据此决定，在抗日与和平的方针之下，准备拥护能够和平统一的南京政府，同时向各方表示，红军和苏维埃可以不待民主政府和民主共和国建立就改变名称和番号，苏区可以统一于中央政府并实行民主制度，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放弃逼蒋方针，实行联蒋、拥蒋抗日策略等。（注：参见《中共中央对叶询各点的答复》（1937年1月23日）。）继而在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通电中，作出了“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的“四项保证”。这种让步大大超出了共产国际的预料。对此，共产国际曾一时不能接受，但并未干涉中共的决策。正是中共既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爆发后顺利建立。面对蒋介石破裂统一战线的活动，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共不惜代价、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来避免统一战线的危机；但中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存在。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作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中央表示赞同，认为它“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共产国际的解散，结束了中共以它为中心的历史。
以苏共为中心
由于共产国际以莫斯科为靠山和依托，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斗争的旗帜，国际的旗帜”（注：[苏]索波罗夫等著《共产国际史纲》，吴道弘等译，第46页。），“共产国际宣布：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是共产国际的事业”（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84、785页。）。斯大林时期通过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体内体外控制形式已使联共（布）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中共遂接受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双重领导，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和斯大林的遥控，执行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指示，形成了事实上“以苏共为中心”的格局。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 但毛泽东认为联共（布）仍是世界共产党的总司令，形式上共产国际没有了，而实际上没有哪一国的共产党不注意苏联的广播，中共也不例外。（注：参见周文琪、褚良如主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4页。）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中共赢得发展空间，毛泽东深谋远虑，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加强与莫斯科的联系，希望得到来自远方的支持与指导，自觉认同“以苏共为中心”。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虽然它声明不是共产党的国际中心，但会议发表的宣言却称世界已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国际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中共虽未被接纳为伙伴，但由于意识形态相同，加上情报局对美帝国主义的侵华和武装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径予以谴责，因而情报局成立后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对情报局的决议给予支持并自觉向其靠拢，并认为中共是属于苏联民主阵营一边的。12月25日，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次年11月，他在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阵营中去。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制度大大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4页。），这为中国革命夺取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强调，“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回顾，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率先承认，成为人民民主国家的一员。毛泽东在访苏时强调：“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时在车站的演说》，《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8日。）；还在庆祝斯大林70寿辰上的祝词中称他是“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苏联是“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空前大团结”（注：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3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认为，随着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的发展，“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这也成为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共识。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中共把自己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注：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2页）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以“我们阵营”明确了这一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页））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在讨论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认为，过去提“以苏联为首”还是对的，现在仍然要这样提；同时针对国际共运中流行的所谓“多中心论”，应明确提出以苏联为中心，因为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注：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6页。）。所以，在此文中明确提出苏联“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88页。）。鉴于当时国际共运的混乱状况和苏共的困难处境，中共还向南共建议，由两党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的问题。后因南共不赞成而作罢。（注：参见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01～10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以苏联为首”、“以苏共为中心”（注：毛泽东：《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1957年11月2日；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16、18日。）。他对赫鲁晓夫说，我们所以提出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你们才能领头，你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了40年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表现出少有的“谦虚”，提出以苏中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毛泽东的提议正合赫鲁晓夫的心愿。因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及情报局解散后，加上波匈事件的影响，使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大跌。赫鲁晓夫欲借十月革命40周年之机，让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齐集莫斯科，按照苏共的意图为国际共运制定统一的纲领和路线，重树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恢复其领导地位。但中共提出“以苏联为首”后，东欧一些国家兄弟党担心这是共产国际和情报局的复活，因而对中共的提议忧虑重重以至抵制。为消除他们的疑虑，毛泽东在会下做了大量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在11月14日的讲话中说：“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他又重申了坚持以苏为首的重要性，并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经过毛泽东的努力，中共提出的“以苏共为中心”获得了与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的同意，并写进了《莫斯科宣言》中。（注：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第100～132页。）
中共倡导“以苏共为中心”后，一直致力于维护这一格局。1958年3月，南斯拉夫发表了即将提交给南共七大讨论的纲领草案。苏共立即向中共通报了他们即将采取的措施。中共接到苏共中央的信后决定与苏共“采取一致的步骤”，共同批判南共联盟的修正主义；并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中，批判南共“对于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一系列恶意的攻击，而对于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则表示了逢迎和感恩戴德”（注：《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期，第12页。）。
但是，国际共运“以苏共为中心”既遭到了国际反动势力和“修正主义者”的“诽谤”，也与赫鲁晓夫最初的期望相距甚远（注：苏共领导人曾两次向中共提出过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和成立一个统一组织的建议，就是想重建类似共产国际那样的国际指挥中心，但为中共所否定。）。苏共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后，心情并不愉快（注：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苏共领导人就抱怨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感到充当“中心”是一个包袱（注：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21～123页。）。1959年1 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前，苏共就致函中共，拟在报告中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对此，中共中央表示不赞成。中共认为，“以苏共为中心”将有利于同西方帝国主义作斗争。中共代表团向苏共领导人反映了我党的意见并为苏共所接受。（注：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03～204页。）周恩来在向大会致词中指出：自莫斯科会议以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以苏共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有了“重大发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承认苏联“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堡垒”，驳斥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附属’于莫斯科”的说法，声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等的、自主的，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胜利负有责任”，回避了“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注：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22页。）
从1960年开始，中苏两党在有关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存在分歧并发生争执。中国虽然有人提出“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注：《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1960年8月29日）。），但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在国际共运中，中共既没有“向莫斯科提出挑战”（注：[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46页。），也没有从“苏联手中‘夺取’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注：[苏]奥·鲍·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第106页。），相反，中共一直倡导并竭力维护“以苏共为中心”的格局。在1960年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面对苏共的突然袭击，中共在奋起反击的同时，呼吁团结，并从大局出发，在会议公报上签了字。同年11月召开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不要再写什么“为首”，并说苏共当不了头。中共表示同意。（注：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71页。）此后，中共虽然参加世界共产党会议，一再呼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但因两党分歧升级而不再坚持“以苏共为中心”。
国际共运没有中心
在中苏两党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分歧中，苏共领导人为维护自己的大党权威，千方百计想通过“集体努力”来压服中共，导致两党在国际会议上屡屡发生冲突，不欢而散。随着两党大论战的展开，双方互相攻击，甚至发展到互不承认的地步。1965年3月苏共一意孤行召开的莫斯科会议，由于中共的抵制，只有19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到会，会议不得不更名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莫斯科三月会议标志着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已分崩离析，统一的国际共运不复存在。此后苏联虽然仍掌控着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但号召力大大下降，已不可能再现中苏合作时的辉煌。1968年8月苏联纠集50万大军入侵捷克，公然干涉一个兄弟党国家的内政，侵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不仅遭到了中共及欧洲一些共产党的反对和谴责，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抨击。在中苏论战和反对苏联入侵捷克的斗争中，许多国家共产党猛醒，逐渐认清了苏联对外扩张、大党主义的真面目，纷纷强调独立自主，不仅反对大党主义干涉，而且不再接受苏共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垄断权，不再把苏联模式及经验神圣化。从此，国际共运进入各党独立自主发展的新时期。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本身就是对“领导中心”的否定。意共陶里亚蒂在与苏共的争论中曾宣传“多中心主义”，就很有代表性。以意共、西共、法共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各党相互关系问题上与苏共展开了激烈论争。1977年3月，意共、西共、 法共三党在马德里发表联合公报，明确提出了处理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在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尊重在自由选择符合各国情况的、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的基础上，发展国际主义的团结和友谊”。
由于中苏论战及继之而起的“文化大革命”，在“左”倾思潮的支配下，1967年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编辑部发表文章对外宣布，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就是要当“领导中心”。中共九大提出要“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在与兄弟党的关系上“常用中国的尺度和标准要求别国党”，从而恶化了同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到1976年，全世界8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同中共中断了党际关系或停止了交往，使自己在国际共运中陷入孤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总结了近几十年来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苏共搞“老子党”，把兄弟党的关系扭曲为“父子党”、“上级党”与“下级党”的教训，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离不开一定的国际条件和各国人民的支持，但在根本上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赖别的国家或者什么国际指挥中心发号施令。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注：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29日）。）。
正是通过对当代国际共运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对苏共搞“老子党”所造成的恶果的反思以及对国际共运党际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共提出了国际共运“没有中心”的论断。国际共运的历史已经证明，“领导中心”总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这就势必侵犯其他党的利益，限制各国党的独立行动。1980年5月，邓小平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和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9页。）。他倡导应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党与党之间的新型关系，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2年6月，中共领导人在会见荷共主席胡克斯特拉时明确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页。）写进了党章。1983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共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到，世界各国共产党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次年6月，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所以“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6～237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相继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恢复或建立了正常的党际关系，为推动国际共运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以共产国际为中心”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组织制度所决定，而非中共的自愿选择。根据共产国际二大、五大通过的章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赋予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几乎没有边界的权力。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各国党只能惟其马首是瞻，而且它“不只决定‘主要的策略路线’，它还密切检查这些路线在实践中应用的情况”（注：[西班牙]中费南德·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8页。）。在此种关系中，幼年时期的中共作为它的下属支部，不能自行决定自己的纲领、路线、政策，只能被动地接受、执行其指示、决议（注：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共产国际在1927 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第139页。共产国际还单独指示鲍罗廷：“对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6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革命随着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与错误而起伏。这种状况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改变，突出表现为有了自主性，独立自主地制定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一是因为中共与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的联系减少，既没有钦差大臣的耳提面命，也“得不到那里的超级思想家的忠告”（注：《毛泽东同斯诺的四次谈话》，《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中共丢掉了“洋拐杖”，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逐步走向成熟，“已经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0页。）。二是共产国际也总结过去的领导经验，停止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或全会的做法，撤销了地区书记处和地区局，取消了派遣国际代表制度，改由执委会与各国的最高领导人直接联系的方式，赋予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根据国情制定策略的权力，改变了“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做法。同时挟共产国际、苏共自重的王明等人也失去了对中共的控制。三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性，不是像以前的领导人那样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遥控，在一些问题上抵制了来自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错误干预。另外，中共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打击了以王明为首的奉国际路线为圭臬的人，使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较为松散，关系较为正常。以共产国际为中心虽然使“中共在其生长发育的痛苦过程中遭到严重的挫折”（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339页。），使中共对联共（布）的对华双重政策很少持批评态度；但也使中国革命获得过指导和帮助，有了国际盟友，把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
“以苏共为中心”是中共从中国革命的大环境及实际需要出发而提出的，是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运用的结果，也是中共提出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以苏联为首的逻辑发展。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苏共的国际共运“中心”并非“自诩”或“自封”的，而是历史形成的，中共对这一“中心”的确立作出过“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提出的“以苏共为中心”并非“以苏联为尊”，建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而是对其职权范围加以限制并建立在各国党独立、平等的基础之上。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中共饱受苏共大党主义、老子党之害，不会作茧自缚，再酿苦酒。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讲：“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他认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最完全，成就最大，有全副武装，又发射了人造卫星，跑到西方国家前头去了。因此，“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注：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和兄弟党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各国党之间为加强联系，“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以苏共为中心”对促进国际共运的团结和发展，对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推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苏共利用其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常以“国际主义”、“共同战略”、“共同规律”、“协调行动”等名义干涉和约束其他党，要把召集人变成了领导人，把协商场所变成领导中心，把兄弟党变成“父子党”，迫使中共为平等而斗争，最终导致这一“中心”的瓦解。
国际共运“没有中心”，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共运的新特点。一是过去以共产国际或苏共为“领导中心”，虽对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但由于从“世界革命”理论出发，过分强调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党的建设的共同规律，忽视各国党及其所在国家具体情况的差异，把一国一党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教条化，忽视各国党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导致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给各国党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是难以愈合的伤痛。因此，没有中心比有中心更好。二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苏两党论战带来国际共运的分裂，中共在追求平等的抗争中陷入极“左”泥潭而导致“光荣孤立”。苏共也因其老子党作风和霸权主义行径而在国际共运中威信扫地，事实上难以成为中心（注：“由于中国党的批评反对，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伍修权：《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2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551页。）。三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及各国政策的调整，各国共产党更倾向于独立自主，寻求各自的发展道路，使国际共运进入多元自主发展的时代。苏东剧变使国际共运遭到巨大挫折。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中共一枝独秀但不“当头”。
中共关于国际共运的三种主张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它是中共在国际共运中成长的历史写照。从中共的历史经验看，国际共运搞“领导中心”，容易形成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原则指导而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因而不利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损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提出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从当前国际共运发展的现状看，各国党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如何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构建加强世界各国共产党建设经验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以推动国际共运的复兴，是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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