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赋的社会批判精神——明赋主题研究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社会论文,主题论文,论明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它写什么、怎样写，也不论它是什么样式、形式，其内在意蕴都必然包含着作者的某种认识和评价，某种价值取向，这就是作品的主题。韦勒克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材料’，在一个层次上是语言，在另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所有这些包括语言在内，都以另外的方式存在于艺术作品之外；但是，在一部成功的诗或小说中它们是被审美的这一原动力吸引在一起从而组成为复调式的联系的。”（注：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第277页（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84 年版）。）可见，作品的主题，或称审美目的，就是融贯作品中的思想和态度。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主题，是非常复杂和丰富的，但是，如果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歌颂和批判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两大主题，这是不难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得到印证的。
赋体文学创作的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主题特征。例如，“劝百讽一”的汉大赋、杜甫的《三大礼赋》、周邦彦的《汴都赋》等，其立意都在歌颂；扬雄《解嘲》、赵壹《刺世嫉邪赋》、潘岳《西征赋》、鲍照《芜城赋》、庾信《枯树赋》、《哀江南赋》、杜牧《阿房宫赋》、皮日休《桃花赋》等，其宗旨皆在讽刺批判。明赋承继赋体创作歌颂与批判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风貌。本文仅从两个方面谈谈明赋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批判。
一、抨击政治腐败
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帝国后，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政权机构，将诸多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极大地加强了君主专制，这不仅使对人民的统治更加严酷，也造成了对功臣、文士、儒士的猜忌、打击，其间许多正直士子文人遭到陷害，乃至杀戮。洪武七年（1374），著名诗人高启与王彝，坐知府魏观事皆被杀，（注：《明史》卷285 《文苑传一·高启》：“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
之未发也。……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仅三十有九。”）一代文宗刘基，是明朝立国功臣，授太史令，累迁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后受朱元璋猜忌，洪武四年（1371），辞官归田，洪武八年（1375），为权臣胡惟庸陷害致死。（注：见《明史》卷128《刘基列传》。 ）权臣胡惟庸谋反，宋濂长孙宋慎连坐，宋濂一家被谪迁四川茂州。（注：见《明史》卷128《宋濂列传》。 ）胡惟庸案被牵连被诛杀者多达三万余人，（注：《明史》卷308《奸臣列传·胡惟庸》载：“惟庸既死， 其反状犹未尽露。……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延，迄数年永靖云。”）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学之祸》中说：
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明初赋文学以其独有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明初君主专制政治的冷酷、黑暗。宋濂《孤愤辞》、刘基《伐寄生赋》等堪称这时期此类题材内容赋的代表性作品。《孤愤辞》，我原来以为作于元代，（注：见《中国历代赋选·明清卷》，第1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现考察宋濂的《文宪集》发现，此赋当作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长孙宋慎坐胡惟庸案之时，或在此前，但不会是元代。《文宪集》卷29载“辞”38章，其排列大体是以时间先后为次，《孤愤辞》前的《碧崖亭辞》《著存轩辞》，其后的《李都尉字辞》，三篇“辞”皆有序，序中分别提到明初的“太常卿魏观”、“御史中丞刘伯温”（即刘基）和明太祖的“顺德公主”，可见，三篇“辞”皆作于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前（洪武14年宋濂辞世），因此，夹于三篇“辞”中间的《孤愤辞》必作于同一时期。《孤愤辞》正是明初残酷君主专制政治统治下士人苦闷人生的写照。
《孤愤辞》写“中州人士”“无罪而被废斥”，抒发作者对小人弄权、贤良遭谗的悲愤之情，痛斥权臣的虚伪、阴险。赋作以第一人称自述形式，叙述贤士的不幸和愤慨。“中州人士”，志节高洁，言行符合礼义：“曩有志乎学古兮，指前修以作则。非秋兰奚敢纫兮，非申椒吾
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谓无施而不可。”就是这样的正直人士，却被罗织罪状，排陷于坑阱：“悲世涂之崄巇兮，曶独中兹危祸。胡萋斐之小文兮，竟成之于贝锦？刚指方以为圆兮，揆人情为已甚。……既挤予于坑阱兮，复弯弓而下石。”赋作于是痛斥奸臣违背人情，戕害良心，禽兽不如，天理难容：“纵祸予其曷伤兮，吾惧戕汝之良心。睹日月之光照兮，闻雷霆之隐耽。予固不足畏兮，汝宁不畏于天？天道微而难索兮，斯焉足以责汝。彼黄鸟之嘤嘤兮，犹求友而弗止。将七尺之美躯兮，乃一禽之不如！”宋濂论文主张“文者，道之所寓也”，“秩然见诸礼乐刑政之具者即文也”，（注：宋濂《文宪集》卷7 《徐教授文集序》（《四库全书荟要》本）。）“文辞与政化相为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资之以达务。”（注：宋濂《文宪集》卷7 《欧阳文公文集序》（《四库全书荟要》本）。）其创作正是他文学思想的实践。《孤愤辞》触及到了明初洪武年间君主专制制度下士人的不幸遭遇，包含着丰富深厚的政治内涵。
刘基是明朝开国功臣，深得明太祖宠信，朝中军事政治大事，太祖多征问取计于基。《明史》卷128《刘基列传》载：“及善长罢， 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刘基的直言敢谏，不仅取怨于达官势要，对皇帝也多有触犯。刘基终于在谗言、猜忌中，于洪武4年被赐归还乡。 刘基的《伐寄生赋》尚无材料可认定其具体作年，但我们却可以说这是他还乡后的作品。《明史》本传说刘基“还乡山中，惟饮酒奕棋，口不言功”，《伐寄生赋》序则称：“余山居，树群木，嘉果骈植。”又，刘基于洪武八年（1371）为奸相胡惟庸所害。由此，可以认定《伐寄生赋》作于洪武四年至洪武八年之间。大体作年的确认，提供了我们理解《伐寄生赋》批判主题的背景环境，这显然是很重要的。
《伐寄生赋》序自述，身居山中，“树群木，嘉果骈植”，由于“人事错迕，斤斧不修”，而恶草滋长，花木枯萎。待“剜条剔根，聚其遗而燔之”，恶草即除，则树木复苏，“老干挺立，新荑濯如”。作者进一步提出斩除恶草，“若疮疡脱身，大奸去国”，这就把自然之恶草
与隐伏朝廷之奸臣联系起来，点明赋作主题：借对伐寄生恶草的描写，寄寓作者对害国大奸的愤慨、仇恨，以及斩除大奸的坚决态度。
赋作首先描写寄生恶草无用而有害：
天生五材兮，资土而成。汝独何为兮，附丽以生？疣赘蛭嘬兮，枝牵蔓萦。瘠人以肥已兮，偷以长荣。状似小人之窃据兮，谓城社之可凭。观其阴不庇物，材匪中器，华不羞于几筵，实不谐于五味，来乌鸟之哤聒，集虫豸以刺蚝。果被之而实萎，卉蒙之而本悴。坛杏无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亶无庸而有害，矧眶睫之可置。
寄生恶草从枝叶到花实不仅对人全无价值，且使树木萎枯憔悴，它的存在只能是“人以肥己，偷以长荣，状似小人之窃据兮，谓城社之可凭”。对于这样的丑恶事物当然要剪伐斩除，“建修竹，升木末，运斤生风，以剪以伐。脱缠牵于乔竦，落纤蕤之骚屑，剜藓肤以除根，
去毒而刮骨”，断其枝，斩其根，去毒刮骨，决不留后患。作者曾自称“疾恶太甚”，《伐寄生赋》并非作者见景抒情之作，而是借斩除恶草，抒写他对丑恶事物坚决打击、彻底根除的态度。赋作最后由物及人，引征“三桓竞爽”、“姜陈易位”、“大贾入秦”等故实，进一步突出主题：“蠹凭木以槁木，奸凭国以盗国。”大奸盗国，必须象斩除恶草一样，动用斧钺加以消灭，否则国家灭亡，百姓罹难，这是历史的教训，这是前车之鉴，人不可自惑：“坚冰戒乎履霜，羸豕防其躅踯。谅前辙之昭昭，何人心之自惑！”
《伐寄生赋》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刘基深知奸臣胡惟庸的为人，曾谏言反对胡氏为相，后果然做了丞相。“未几，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 ”（注：见《明史》卷128《刘基列传》。）此赋即刘基忧愤中所作。《明史》卷308 《奸臣列传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已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甚，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遂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
《伐寄生赋》当是刘基对奸相胡惟庸的凶狡自肆，贪赃妄法、陷害忠良、弄权窃国的揭露鞭挞。刘基死后，胡惟庸终因谋反叛逆被诛，《伐寄生赋》对“蠹凭木以槁木，奸凭国以盗国”这一政治生活现象的真理性概括，已为历史所印证。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这样的贴近，在明代的赋体创作中，我们的感受尤为清晰、深刻。
中国的封建政权，一旦为宦官所把持，不论是哪朝哪代，必然出现腐败黑暗。清人赵翼说：“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注：《廿二史札记》卷5。）明代的宦官干政滥觞于永乐年间，至英宗、宪宗、孝宗、武宗等朝则形成宦官专政的政治局面：“英之王振，宪之汪直，武之刘瑾，熹之魏忠贤，太阿倒握，威福下移。”（注：《明史》卷74《职官志三·宦官》。）其中，武宗朝刘瑾的蠹政败国最为严重。刘瑾于弘治初得侍东宫，以排弄取得太子朱厚昭的喜欢。弘治十八年（1505），14岁的太子即位成为武宗皇帝，翌年改元正德。刘瑾逢君作奸，朝夕与其党人马永成、高凤、罗祥、魏祥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毬走马，或放鹰逐兔”，（注：清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43“刘瑾用事”条。）少年皇帝武宗日以继夜沉湎于游乐，竟一日不见刘瑾则不乐。刘瑾得宠，操纵吏、户、礼、兵、刑、工部及皇帝的最高决策机构内阁，矫诏行事，威福任情。自正德元年（1505）至正德五年（1510）长达5年之久，主少国疑， 群小当政，忠臣罹难，宦寺之祸危及国运民生，从而使武宗朝成为明代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明代文学复古派号称“前七子”中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等，正值刘瑾用事，并身受其害，他们的一些赋作都是有感于宦官干政误国而作。时户部尚书韩文上疏请诛刘瑾，其陈述刘瑾罪行的奏疏，即当时身为郎中的李梦阳所写。事败，韩文等诸大臣皆被斥逐贬谪，李梦阳也为刘瑾“矫旨谪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士”，（注：《明史》卷286 《文苑传二·李梦阳》。）其《疑赋》就写于被谪“西归”之时。赋作通过对宇宙人间诸多怪异现象的罗列，揭露阉宦当朝倒行逆施，乱政误国的罪行，抒发作者的愤慨仇恨之情。
赋云：
下乾上坤，高卑易矣。星辰在下，江河逆矣。夭乔乔夭，雉鸣求牡矣。鱼游于陆，冠苴履矣，呜呼噫嘻！当昼而夜，宵中日出。我黑彼白，妇须男裼。铅刀何銛？湛卢何钝？丈则谓短，谓长者寸。凤鸣翩翩，群唾众愆；鸺鹠胡德，见之慕焉？呜呼噫嘻！
这里描写自然界人世间改变了固有存在形态和性质的众多现象，如天在下，地在上，星辰在地，江河倒流，铅刀锋利，宝剑迟钝，凤凰被唾弃，猫头鹰为人羡慕，赋作以如此鲜明意象，比喻原本是内宫侍臣之微者，而今把持朝政，恣意横行，造成朝纲紊乱，民穷盗起，国势日衰，道德沦丧，所以作者以“疑”名赋，对此怪异变乱大声疾呼：“呜呼噫嘻！”赋作这一思想内容与李梦阳为韩文所写的请诛刘瑾的奏疏中所言太监马永成、刘瑾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花”（注：清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43“刘瑾用事”条。）完全相同，不同仅在于赋作所写则是“天道失序”的具体化，赋作没有直呼太监之名。
在明代，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预政，本为定制。而刘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当是时，……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其年夏，御道有匿名书诋瑾所行事，瑾矫旨召百官跪奉天门下。瑾立门左诘责，日暮收五品以下官尽下狱。”（注：《明史》卷304《宦官列传·刘瑾》。）这就是赋作所云“下乾上坤、 高卑易矣”的深层涵义。
《疑赋》接下去写道：
贞莹内精，谗嫉孔彰。乖滑淟涊，名崇智成。软诡歊欹，驰聘爽达；歼良媚势，光烂门闼。……盗跖横行，回宪则贫；上官尊荣，原陨厥身。直何以仇，佞何以亲？彧何以颠，操何以振？飞何以屈，桧何以伸？西子何恶，嫫母何姝？乘黄瘠弱，御者骀驽；舍彼灵明，溺任糊涂。
如果说赋作开头是虚写，是暗喻，借“天道失序”说明君臣礼义道德的败坏，这段文字显然笔墨所及则是直接针对朝政腐败的：善良聪明的人遭嫉妬诋毁，狡诈邪恶的人飞黄腾达，阿谀谄媚的人封官进爵，贤士如颜回、原宪者窘困，忠臣正直之士如屈原、岳飞等，或投江自沉，或被害死于狱中。这正是对刘瑾专权朝政黑暗的真实写照。《明史》卷304《宦官列传》云：“瑾势日益张，毛举官僚细过， 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赡。”毛举细过，施以重刑，杖责、致仕、谪贬、下狱，凡为刘瑾所排挤、打击者，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手段，往往丧命。《明史》刘瑾传说刘瑾对官吏施刑，创用枷法。“枷死者无数”，又说：“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遍道路。”
刘瑾用事，李梦阳屡遭打击，正德三年春，李梦阳又一次被下狱治罪：“逮李梦阳下锦衣卫狱，寻释之。梦阳代韩文草疏，瑾已谪出之，犹未释也。复罗以他事械至京下狱，将置之死。”（注：清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43“刘瑾用事”条。）后经翰林修撰康海救出，得归故
里。李梦阳的不少赋作如《钝赋》、《述征赋》、《省愆赋》等，就是他这种仕宦生涯、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正德三年（1509），李梦阳出狱得归乡里后作《钝赋》，揭露官场相互倾轧、陷害的卑劣行径，讽刺群小趋炎附势投机取巧以进身：“余窃悲机巧之竞进兮，性灵利而激昂。众倜傥而鑚刺兮，务棲径以求成，势犬牙苟相轧兮，白刃起而相仇。戈戟攒于心肺兮，蹈槛穽而靡忧。”刘瑾专权得势，群臣争先献媚，朝廷内外形成强大的小人控制朝政的政治集团。《明史》卷306《阉党列传》云：“明代阉宦之祸酷矣， 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正德初为右都御史的刘宇，因以万金贿赂刘瑾，不久便晋升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文选司郎中张彩，一意阿谀瑾，一岁中而官至六卿。钻营投机者身居要位，变为朝廷重臣；忠臣正直之士屡遭打击，以至下狱身死。故《钝赋》作如是揭露：“喟时俗之反覆兮，常宝伪而弃真。斥莫邪使不御兮，挈铅刀而自珍。吾纵有湛卢与龙泉兮，反孤立而危惧。按明月之玉环兮，尘星斗使不露。”
与李梦阳齐名的何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注：《明史》卷286《文苑传二·何景明》。）， 他不满刘瑾檀权窃国，曾劝吏部尚书许进等勿与刘瑾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为瑾所忌恨。正德三年景明罢归乡里，作《述归赋》，其序叙说自己与阉
宦人生道路不同，理想追求各异，殊途异趣，不可同观，不能强合，如同屈原、贾谊一样，被放逐谪贬，而决不改变操守，决不随波逐流：
仆闻之殊途者不可以同观，异趣者不可以强翕。故嗜竽者不媚之以瑟，好圆者不进之以矩，何则？殊途而异趣也。故贾子投荆南，仲舒屏江都，屈原游泽畔，三子者非容之不能，谋有不合，有不可以容者矣。故射者不为人易其彀，琴者不为人改其操，故师可易，而法不可易也。是以物有不以贵易贱富易贫荣易辱者矣。故茂草不负垣，美谷不生辙，惧所托者非也。
赋作指斥阉宦专权，造成世事淆浊，善恶颠倒，美丑不辨：“世淆浊而莫察兮，修短错而不伦。刍桂芝以秣蹇兮，各糠粝以饲人。豢罢牛而以文服兮，良马弃而不陈。贱馨烈而不御兮，反逐臭于海滨。”重用庸人佞奸，排斥贤良忠臣，朝政黑暗，不仅是篡权的阉宦所为，显然赋作批判的锋芒，也指向了至高无上的皇帝。
何景明还有一篇《蹇赋》，作于正德四年，是李梦阳《钝赋》的和赋，“抽其绪余”而作。赋作一方面揭露阉宦弄权，世道险恶，讽刺群小逢迎苟合、贪婪钻营：“悲世涂之迫阨兮，互险坦而多歧”，“世周迎而径造兮，高健羡而卑德；谓康庄为迂兮，谓蹊为直。予岂不知儇捷之逢合兮，与奔竞之先至，爰却走以求完兮，固宜盘桓而弗利，闵疾行之冒险兮，孰贪进而靡害。”一方面抒发自己怀才而遭受打击的愤懑之情：“世淆杂而溷糅兮，弃骐骥而不骖。 兰芷芎不植于路兮，蒿艾蔽而成林。予纵有龙驹与紫燕兮，孰能执策为余先容。”
王世贞评论何景明的诗文特色时说：“何子为文，刻工左、史、韩非、刘向家言，大柢于诗雁行云。”（注：《何大复集序》（《四库全书》本）。）何氏为赋，学骚仿汉，重视讽谕，承继汉魏风骨，多有感而发。其《织女赋序》说：“予尝观谢朓、王勃《七夕赋》，皆组词绘句，务极妍蒨，其意不过侈二星灵光之会合，述一时游燕之盛靡，于比讽之义或缺也。予病值七夕之夜，感织女之事，托意命辞，作为兹赋，以附风人之旨，而事之荒怪固不必有征也。”何氏赋的“托意命辞”“以附风人之旨”，则多关涉自身宦海汪洋，沉浮体味，往往是对朝政缺失的讥刺批判，除上述《蹇赋》、《述归赋》外，其《渡沪赋》、《画鹤赋》、《进舟赋》等，莫不如是。如叙写仕宦生活：“遇则霄汉，失则荆杞。”（《画鹤赋》）“进惘惘而获咎兮，退茕茕而见尤；过之则犯忌而招戾兮，不及者诚可羞。蹈履之不少检兮，或语默而婴忧；左右前后无方兮，昧上下之所由。戆则至于触藩兮，智或流于刻舟。”（《进舟赋》）这里对仕人官场生活描绘得那么逼真，作者的感受那么细腻、深刻，不仅写出了出仕为官进退两难的困惑、艰险，写出了仕人临深履薄的忧惧惶恐，而且在很深层面上暴露出封建政治的冷酷、残暴。对于耿介之士，为官到最后只能是“弃捐胡忧，登庸胡喜？非恃宠而乘轩，亦何心于倾市。”（《画鹤赋》）这是正直、善良、美好人性的毁灭！何景明、李梦阳赋作对封建政治揭露得如此入木三分，在赋史上是罕见的。
在以揭露奸臣弄权为主题的明赋中，王世贞的《老妇赋》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严蒿相世宗，起于嘉靖二十年，去位于嘉靖四十一年，盘踞要津，窃权网利，误国害民，确为无恶不作的奸臣。这是史有定论的。《老妇赋》则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奸臣严嵩的丑恶嘴脸。赋作首先借富豪耄老晚娶败媪老妇讽刺嘉靖皇帝宠信奸臣严嵩：“臣居下里，有一耄老。谷量六畜，海积珍宝。膏畎鳞带，母钱突奥。臧藏百辈，颐指顺好。晚娶败媪，厥字嫫母。”耄老富有，其拥有六畜之多要用粮谷颗粒来计量，珍宝推积如大海，肥沃土地广阔无边象鱼鳞般排列，金钱堆积如山，奴婢无数，耄老颐指气使，无不随顺。这显然是暗指嘉靖皇帝。明世宗于嘉靖十八年（1539），“葬帝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严嵩）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政事一归嵩。”（注：《明史》卷308 《奸臣列传·严嵩》。）严嵩专国政近二十年，同其子世蕃、义子赵文华等广结党羽，杀害异己，招权纳贿，破坏吏治，可谓罪行累累。后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先后弹劾严氏父子罪行，严嵩被削籍抄家，子世蕃等伏诛。《老妇赋》以败媪老妇比喻严嵩，十分贴切。
赋文描写老妇外貌形体丑恶：“曷鼻魋肩，挛膝昂肘。额若蒙箕，颊若丛玑。耳若张蝠，齿若焦犀。指若蛴螬，踵若蹲鸱。舌若袅虿，目若含弹。发若刺蝟，眉若结蔓。顶若峨阜，尻若承案。”写其言谈举止、饮食起居的怪异丑恶：“捬心若呕，学步若跛。龋笑若哭，振袖若裸。咳唾获发，津汗潦堕。高舂乍起，沐不及栉。剽攘中厨，嘈杂织室。”写其智能低下有如白痴：“百艺莫解，小善淫泆。”老妇的这种形象，即是严嵩父子狡诈、阴险、如鬼如域丑恶嘴脸的象征，字里行间蕴含着多少正直之士的多少仇恨愤怨。当时朝廷大臣许多人冒死论劾严嵩父子负国大罪，揭露其种种丑行。正如刑部郎中徐学诗上言称：“天下之人视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测识，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诚畏其阴中之也。”（注：《明史纪事本未》卷54《严嵩用事》。）赋文写老妇对主父甜言蜜语，献媚取宠：“夜媚主父，肩胁肤战。
捐辅属体，披靡婉
。甘辞泉涌，投主之宴。”严嵩对明世宗贡谀献媚，手段诡巧，用心良苦。《明史》严嵩本传说：“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网利。”《明史》卷210 载赵锦劾严嵩疏说：“今言诛，而嵩得播恶者，言刚暴而疏浅，恶易见，嵩柔佞而机深，恶难知也。嵩窥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谄谀侧媚之态，似乎恭顺。”明世宗信奉道教，曾经头戴香叶冠，并赐给大臣，而大臣们都不肯戴，惟严嵩戴这种道士帽，取得皇帝的欢心。严嵩迎合皇帝写青词，《明史》严嵩本传说“醮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可见，严嵩确为“邪谄之徒，寡廉鲜耻”（《明史》卷210《列传第九八·王宗茂》）。
赋文写老妇对主父察颜观色，媢言猋出，对善良美丽的人，对她不喜欢的人，则排斥打击，冷酷无情：“媢言猋出，乘主之间。捶榜炮烙，淫刑百端。侧目摇手，噤曷敢言。嫡孽流离，淑美弃捐。”严嵩专政时，对于异己，对于触及其利益声誉者，对于上疏劾其罪恶的忠良，严嵩采取种种手段，加以陷害、排挤、打击，或贬谪边地，或削籍为民，或下狱处死，手段阴险残酷，即使如首辅夏言也在数难逃。《明史》本传说：“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可以看出，严嵩乘机构陷，残害忠良，确是冷酷，不择手段。
赋文写老妇“发主胪积”，动用主父储备，“招要轻薄”之徒，谁能不憎恶老妇之丑，但贪图钱财还是“淫目耽耽，揄袂以嬉”，与老妇勾搭成奸。“嵩相二十余年，贪
盈贯”，（注：《明史》卷 210《列传第98·赞》。）“子为侍郎，孙为锦衣中书，宾客满朝班，姻亲尽朱紫”，（注：《明史》卷210《列传第98·张翀》。）一般士大夫“辐辏附嵩”，“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注：《明史》卷308《奸臣列传·严嵩》。）严嵩贪贿纳污，植党营私， 误国覆邦，与赋中老妇的丑恶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世贞为官清濂，为人刚正，却屡遭严嵩打击，其父王忬也为严嵩陷害致死，国难家仇刺伤他的心灵，这也成为他这时期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他的赋除《老妇赋》外，《离闵》、《沉怪》、《续九辩》等，也都是针对奸臣严嵩窃权纵欲以及朝政弊端而发的。
二、同情民生疾苦
自诗骚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总是把国运民生整合为一，总是把对人民生活的关注、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作为重要主题加以表现，可以说这是包括赋文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这一点，明代的赋体创作体现得非常突出。
明朝尤其是中叶后，土地兼并愈益严重，徭役繁重，征敛无度，加之连年不断的水旱灾害，天灾人祸，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广大农民丧失了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常常陷入饥寒交加濒临死亡的绝境之中。明赋中不少篇章对此作了真实描绘。吴宽的《哀流民辞》、徐献忠的《布赋》、何景明的《东门赋》等，是这类题材内容的典型作品。
吴宽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重要诗人、散文家。他的《哀流民辞》写于成化十七年（1481）。序云：
成化十六年九月不雨，至于今年五月，北方高亢，旱乾尤甚。野无麦苗，赤地亘数千里，流民就食者相枕籍道上，闻之可哀，乃作《流民辞》。
可见，有感于当时北方干旱，流民移地谋食相互枕籍死于道上，作者哀而作此赋。赋作首叙农民迁移原因：
嗟尔流民，何去其土而不顾也？莫不有室家，亦莫不有坟墓也。民曰有之。岂不知居此而安兮，适彼而无所附。奈遭岁之不易兮，迫死期于旦暮。幸吴楚之小康兮，将呿口而待哺。聊假息于涸辙兮，冀升水之活鲋。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家庭观念重，乡土意识强烈，安土重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注：《汉书·元帝纪》。）所以赋作开篇运用反诘句提出，这里的农民本来有土地可耕耘，有家室可安居，有祖坟可尽忠孝，他们为
什么无所顾及地要离开世代生息之地？赋文笔锋一转点出了农民迁移的原因：“奈遭岁之不易兮，迫死期于旦暮。”农民遭逢干旱、饥馑、死亡，死在旦夕，“适彼而无所附”，也就顾及不得了。赋作接着描绘流民迁移的悲惨情状：“慨千百以为群兮，相携持而南下。朝揽采乎凫茨兮，夕窜伏乎宿莽。彷徨于河济之壖兮，又乏舟楫之可渡。对洪波而长号兮，殆饿死而交仆。”逃避灾荒的人们，百人为群，千人相聚，成群结队，男男女女，扶老携幼，白天野菜充饥，夜晚露宿坟旁，徘徊长号，走投无路，“殆饿死而交仆”。这是当时流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实也是有明一代农民悲苦生活的反映。且看这些记载：
洪武二年，湖广，陕西饥。四年，陕西洊饥。五年，济南、东昌、莱州大饥，草实树皮，食为之尽。……天顺元年，北畿、山东并饥，发茔墓，斫道树殆尽。父子或相食。……（成化）十六年，北畿、山东、云南饥。……（正德）九年春，永平诸府饥。民食草树殆尽，有阖室死者。……（嘉靖）三年，湖广、河南、大名、临清饥。南畿诸郡大饥，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弥千里。……（万历）四十五年，北畿民食草木，逃就食者，相望于道。……（崇祯）十年，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注：《明史》卷30《五行志三》。）
从上述引征可以清晰看到，明代从洪武至崇祯近300年来，易世变号，更迭不断，而世世代代的农民却无法摆脱灾害、贫穷、饥馑、逃亡、死亡的威胁。由此，我们可以说《哀流民辞》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哀流民辞》首先描写天灾给农民带来的苦难，实际上农民生活的困顿、贫穷，乃至流亡、死亡，尚有更深层次更复杂的背景和原因。赋作对此作出如下揭露：
嗟尔流民兮，一至此哉！尔其何辜兮，遭此天灾。纳之沟中兮，孰手而推？召此旱暵兮，其有自来。将征敛之无芒兮，夺私家之蓄积。将贡献之争尚兮，拟正供而诛责。岂
牝之蓄养兮，为军兴之未息。抑瓴
之抟埴兮，缘土功而重役。唯有司之奔走兮，曾赤子之不皇恤。肆箠楚之强暴兮，兼败官而贪墨。
这里明确指出，流民转死沟中，并非天灾，而是人祸。作者一连列举六件事实：一是征敛无度，二是争相进贡，三是军兴未息，四是徭役繁重，五是官吏阿附逢迎，六是居官不法，残暴贪婪。赋作对朝廷横征暴敛、吏治腐败的揭露是深刻真实的。这是明王朝中后期非常普遍的社会政治问题，稍后于吴宽的李东阳于弘治十七年（1504）上疏言：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烦，科派重迭。京
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蕃，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北，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击，闸河官吏莫不奔骇，鬻败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注：《明史》卷181 《李东阳列传》。）
将《哀流民辞》与李东阳的奏疏作比较，不难发现其对朝政诸多弊端对民不聊生现实的描写概括，虽在发生的时间上有先后，但其内容何其相似！可见，《哀流民辞》虽篇幅短小，却有着重大的主题，有着深邃的历史内涵。
《哀流民辞》写农民灾年在流亡中死去，徐献忠（嘉靖四年举人，曾官奉化知县）的《布赋》，叙写正常年景农民在艰辛、饥饿中挣扎，在死亡的威胁下度日。《布赋》通过对江南吴兴织农生产生活状况的描写，反映明代自成化至嘉靖近百年来存在的“民已穷而益逼，霜既结而冰从”的重大社会矛盾，揭露统治者、各种腐朽丑恶势力不顾生民死活而变本加厉地敲榨盘剥。
《布赋》序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甿之困，藉以稍济。然其为生甚疲困，非若他郡邑蚕缫枲苎之业，力少利倍可同语也。”全赋以邑人“为生甚疲苦”为叙述中心展开描绘议论，层层深入，环环相扣，言简意赅，耐人寻味。首叙织妇织紝劳动的艰辛：
若乃铁木相轧，手挽足压，且餧且扐，出絮吐核。张弓挂弦，弦急声噎。牵条络车，吚哑错杂。借光于膏，继夜于日。心急忘寐，力疲歌发。衾簟空寒，漏水寂溢。妇子喧阗，老稚毕力。……含秋入机，凝寒弄杼。
次写织户卖布的艰难：
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粉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臂以授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贾师以如父。……妇辞机而望远，子牵裳而诉饥。先洁釜而待米，旋汲水而候炊。……索子钱而不释，并布母以如飞。夫狼攫虎啖，肉寒骨解。
无一语之抗声，犹三
而称怪。握两手以授之，拂空拳而吞咳。
农夫饿着肚子，长途跋涉，持布入市，盼望着千辛万苦织出的布能够快些卖出，可集市上，奸商狡榨，官吏蛮横，农夫受尽刁难，终于成交了，心里该多么高兴，妻子翘首以待，孩子牵着母亲的衣服哭喊着要吃饭，家里正等钱买米下锅。可是，农夫万万没有想到，高利贷者途中狠毒地索取子钱，农夫饮泣吞声拱手交出卖布所得。索子钱的人凶狠残暴，有如虎狼攫夺吞抢食物，农夫心惊胆战，恐惧紧张，无钱无粮，一年的生活，怎么维持！可他挥动空拳不敢作声，只能回到家里向妻子哭诉。赋作在这里已揭露出，奸商、官吏、高利贷者的多重盘剥造成了“一妇织而衣十人”、“一室肥而众俱瘵”的社会不公！这种社会不公，就是赋作所写的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社会财富，自己却“手不停机而终岁无衣，穷年仡仡而不赡其口”：
海上之民，土薄水浅，其恶易遘。枵腹者未知其税驾，鹑衣者徒羡夫长袖。夫广储丰积，出自农夫之耕；一丝寸缕，皆从匹妇之手。然而，茧丝告成，置蚕不问；耕犁召丰，于牛何有？是固天下之同风，惟江南为丛薮。亩钟之地税从升，涂泥之末路计斗。是以手不停机而终岁无衣，穷年仡仡而不赡其口。
这段文字清晰地描述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在叙述中发表议论，一方面表达作者对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的承认、称赞，对创造财富的劳动群众反而贫穷、反被遗弃表示深切同情；一方面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对统治者、剥削者的愤慨，对不公正社会现象的不满和批判。
赋文接下去写遭遇天灾，木绵绝收，织农在饥饿病痛中挣扎，而“里胥蹀躞，督邮喧豗”，以供“国计”为名，残酷地征敛有增无减。再接下去写纺织技术技巧的提高，布帛花色品种的增加，本该改善织农的经济收入，可事实上，更多布帛被官吏征收送往宫廷，“一匹遂抵于千缗，联筐始达于重瞳。民已穷而益逼，霜既结而冰从。”朝廷聚敛无度，农民尽管贫穷到了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绝境，仍然是敲骨吸髓，盘剥榨取不止。
《布赋》通过江南织农生产生活状况的叙写，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现象，统治者以种种手段方式，对广大农民实行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民已穷而益逼，霜既结而冰从”，从而造成农民终年不停地劳作，却过着无衣无食的悲惨生活，常常在饥寒中死去。显然，表现这样题材内容的文学作品，对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来说，是具有非常普遍意义的。
当然，在赋史上对这一社会现象作艺术观照，并不始于徐献忠的《布赋》，早在汉代，蔡邕《述行赋》就曾尖锐地指正：“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西晋束皙《劝农赋》、《贫家赋》等都有触及。在明赋中除《布赋》外，尚有何景明的《东门赋》、陆深的《瑞麦赋》等都是这类题材内容的典型作品。
明赋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就其暴露的一面讲，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领域，内容相当复杂、相当丰富。本文仅就对朝政腐败的揭露，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加以探讨。我以为，管中窥豹，仅此亦可发现，明赋蕴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明赋最富有价值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