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政治论文,建构主义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的学理特色 曹德军(以下简称“曹”)：您曾将建构主义的兴起界定为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转向? 袁正清(以下简称“袁”)：建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之后，形成了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的局面，沃尔特(Stephen M.Walt)把它描述为解释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之一。①我在《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一书中，认为建构主义开始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②“社会学转向”主要针对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语境而言，因为在欧洲，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学研究有悠久的传统。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依然在美国，在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出现的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趋势。③国际关系的社会学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本体论上，国际关系学科探讨的对象从物质事实转向社会事实。本体论问题是指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外在世界，还是说这种实在是人们主观的创造。极端的客观主义立场完全是自然主义的，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世界基本上是一个事物，与自然界没有什么区别。极端的主观主义立场完全是观念主义的，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世界基本上是人们共享的观念，它是由语言和概念建构而成的。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国际政治领域被理解为一种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独立并外在于人类的活动，因此，其行为方式客观地存在于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国际关系学就是对它进行一种客观的事实陈述，把国际关系理解为物理力量之间的简单行为反应，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这种行为方式加以把握和认识。 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是社会本体论，认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物质世界，而是我们实践活动的产物即社会世界或社会类别。社会世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intersubjective)和集体意义的世界。主体间性的意义并不是个体信念的集合或简单相加，而是作为集体知识或共同知识存在，它被嵌入在社会图式(social routines)和实践之中。 第二，在方法论上，从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从个体出发，以行动者为取向来理解整体，整体不过是个体行为的结果，对整体的理解来自于对个体的剖析。分析还原的方法就是个体主义的基本路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通过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来解释国家行为，分析国际政治。这也是“新新综合”(neo-neo synthesis)的一个重要表现。而方法论整体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分析起点是整体，以结构为取向，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行为。行动者的行为总是被嵌入在国际体系的结构之中。嵌入性体现的是一种制度和规则属性，规则或制度不仅制约了行动者的行为，也定义了行动者的身份。 在建构主义的作品中，很多社会学概念如简单学习、社会学习、传授、认知进化、社会化、社会网络、制度化、集体记忆、文本、社会事实等成为认知国际政治的工具。另外，诠释性的方法，如谱系学、常人方法学、符号学、叙述分析、认知图谱法和象征分析也嫁接到国际关系学科上。 第三，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队伍发生了变化。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国际政治学家常常与经济学家和博弈论者合作来探究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安全研究和国际制度研究最明显地反映了这种现象。由于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不同，国际政治学者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联袂来追寻国际社会的建构过程，探究国际体系的因果和建构关系。一些社会学家特别是社会组织理论学者用其理论来分析国际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进化。 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的基本动力，主要与国际现实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关：从国际现实而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遇到了困难。国际格局的转换并不像新现实主义所理解的那样，以一种战争的方式结束，而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完成，这种变化的现实超越了原有理论的解释。这种预测的失败激起了理论者的反思，这就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变化了的现实；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逻辑而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经过“新新综合”之后，两者之间的争论集中在国家行为解释的绝对获利还是相对获利上，理论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窒息了理论发展的活力，经济学帝国主义把丰富多彩的国际政治变得单调乏味，而不适应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现实。最后，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迅速波及国际政治领域，原有的国际政治的实证主义信念受到动摇，以后实证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主的反思主义重新思考主流理论的价值，揭示主流理论所遮蔽的理论视域。各种理论流派和方法大举“入侵”国际政治理论的原有阵地。 曹：1999年，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了《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在前言《国际组织与世界政治研究》中指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既有差异也存在互补性，您认为这种互补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袁：他们主编的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一场对话。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理性主义是指行为体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偏好是既定的，以工具理性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从工具理性出发来理解国家行为，而建构主义质疑的恰恰是理性主义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即偏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内生于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主义内部基本上有以下几种处理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 温特(Alexander Wendt)在元理论层次上对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在一些情形下是彼此竞争的，在某些方面是互补关系，彼此之间不是争论而是对话。它们之间的最大差别体现在本体论上，即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如何产生的。理性主义把身份和利益看成是外生给定的，与行动者的互动进程无关，因而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就是在既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用最大化；而建构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身份和认同内生于行动者的互动进程中，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身份和认同可以发生变化，因而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不仅仅是追求手段和目的的一致，而且还要符合他们的身份，行为体根据这种身份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和行为。理性主义对本体论的处理是把它看成分析的前提条件，而建构主义则把它作为质疑的对象。这样，被理性主义看成是既定的东西恰恰是建构主义分析的出发点。这种本体论上的差异导致了对国际体系变化的不同理解。国际体系的变化不再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而是文化的转变。 温特认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差别仅仅是它们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不一定非要涉及实质性的分歧，所有的理论都要设定某些东西为给定因素，最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把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看成是观察社会实在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立场或对世界的经验描述。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如果能够确定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过程中不发生变化，那么，理性主义模式就可以解释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应对行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解释模式。如果身份和利益在发生变化，那么，建构主义就是一种很好的解释模式。换言之，确定身份的问题交给建构主义，对战略行为的探讨赋予理性主义。一般来说，考察问题的时间段越长，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建构主义模式更适合。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身份和利益的稳定性较强，理性主义模式则更适合。如果说建构主义关注的是社会进程的长时段，那么，理性主义探究的就是这一长时段中的相对稳定不变的阶段。 切克(Jeffrey Checkel)从规范顺从或遵守的角度更具体地提出了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关系。在切克看来，以往对行动者遵守规范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行动者顺从规范来自于理性主义的考虑，即行动者在计算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认为接受制度的安排有利于其利益的最大化，行动者遵守规范的理由是推论的逻辑，新自由制度主义是这种分析的代表；二是建构主义的分析，行动者遵守规范是社会结构的作用，强调行动者行动的适当性逻辑，即行动者遵守规范是因为规范内化的结果，被视为理所当然之物，国际关系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就是这种视角。切克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补的，每一个都抓住和解释了规范顺从过程的重要因素。不过，尽管建构主义的理念是结构—行动者的相互建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更多地聚焦结构的层面，而对行动者的一面关注的较少。切克从行动者的层面，特别是对精英社会学习而不是大众动员的角度透视了规范顺从的机制，进一步扩大了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话范围。他认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对规范顺从做了解释，哪一个更恰当，则要依具体的条件和范围。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朝着综合的方向发展。 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在《国际组织与世界政治研究》一文中，认为将来国际关系领域的争论主轴是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他们把共同知识看成是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互补点。理性主义者把共同知识理解为行动者参加博弈行动的背景知识，并且行动者被假定为具有既定的偏好，知道游戏的基本规则，这种共同知识使得行动者能够进行战略互动，有助于行动者在复杂和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协调它们的行动。建构主义则认为共同知识是主体间性的理解，不可能还原为个体心理上的特征。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惯等都是共同知识建构的，属于社会类别。这些制度都是以一定的共同知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不仅仅是行为体理性计算的结果。建构主义分析的是支撑这些制度的共同知识如何产生的。如果国际关系学者不了解国家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共同知识，他就无法解释国家的行为。他们对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采取两阶段的处理方法，“建构主义在使用工具理性分析之前，要知道偏好是如何形成的，知识是怎样产生的”。④在分析一个政治结果时，既要考虑行动者在共同知识背景下的战略互动，也要注意共同知识的来源。 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认为建构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是研究社会互动，两者相结合可以对政治行为给予充分的解释。在对具体的国际政治进行分析时，社会建构与工具理性的战略互动彼此深深地纠葛在一起，人们可以把理性选择看成是社会知识的模式，也可把社会情形视为理性选择的背景，一切取决于要研究的问题。这是对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关系的阶段分析，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关系的争论反映了建构主义对主流理论的态度从早期的疏远到逐渐靠拢，中间地带越来越模糊。当然这种趋势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在两者辨证综合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更能揭示国际政治发展的理论。 曹：请您介绍一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主要类型和地区特色。 袁：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在1989年由奥努夫(Nicholas Onuf)提出，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哲学主张、研究视角和所依据的理论资源不同，建构主义学者内部对建构主义本身的定义也有差别，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国际关系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分类。大体上上有以下几种：(1)霍普夫(Ted Hopf)提出的传统派和批判派。传统派不是要与主流理论彻底决裂，而是要弥补它的不足，承认微弱的本质主义和社会实在的客观性与可认知性。批判派更多地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强调反基础主义、反实证主义。(2)鲁杰(John G.Ruggie)提出的新古典、后现代和自然主义。新古典的建构主义在认识论上倾向实证主义，在分析手段上吸收借鉴了言语行为理论、交往行动理论和认知进化理论的思想，侧重主体间性意义的探讨；后现代建构主义的思想源泉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强调语言的主体建构，话语实践构成了本体论上的原初物，话语是世界政治分析的基本单位；自然主义建构主义则位于上述两类的中间，走中间道路。(3)斯密特(Christian ReusSmit)从层次的角度把建构主义分为系统、单元和整体三个方面。系统层次强调的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单元层次则聚焦国内社会、法律规范和国家的身份及利益之间的互动。整体层次则试图沟通体系和单元，把国内和国际领域看成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两个方面，侧重探讨全球变化的动力机制。 这些派别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影响也不一样，对主流理论的冲击有强有弱，而且互有重叠。相同之处就是在本体论上都持社会本体论的立场，强调国际结构的主体间性，以及行动者和结构的相互构成关系，强调社会规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不同之处更多地体现在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目前，持温和立场的建构主义居于主流地位。 此外，建构主义还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受到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影响。美国的建构主义追求一种宏大的理论和体系，特别关注结构对行动者的建构作用。温特试图确立一种新的、与沃尔兹有别的正统国际政治理论，这打上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传统。另外，从规范研究看，美国学者着重于国际规范对国家社会化的影响。他们大量借鉴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组织的规范对行为体的作用，强调国际规范的决定作用。 建构主义的另外一支是在欧洲。欧洲建构主义的主要阵地是《欧洲国际关系》《欧洲公共政策》《千禧年》等学术刊物。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传统而言，欧洲建构主义的思想根基非常厚实，建构主义的思想之根本来就在欧洲。它更注意行动者方面的分析，而不是追求庞大的体系结构和宏大叙述。在德国，建构主义借鉴了言语行为理论，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那里吸取营养，偏重于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早在1994年，德国学者就召开过一次有关国际关系学中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分析的会议。瑞斯(Thomas Risse)跳出了美国学者把行动逻辑聚焦在“推论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的巢臼，进一步扩展了建构主义“适当性逻辑”的内容，增加了争论逻辑，把理性的范围从工具理性、规范理性扩大到争论理性。德国和美国的建构主义的最大差异在于德国强调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而美国偏重于工具理性与规范理性的区别。另外，“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的研究也具有强烈的建构主义色彩。 美国与德国的建构主义差异的原因除了理论旨趣外，多少还与美国和欧洲理论家的问题意识有微妙的关系。美国人的“自我中心论”和世界领导意识使其意识到体系和秩序的重要性，而欧洲的建构主义比较多地关注欧洲本身的问题，欧盟的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重塑欧洲观念的过程。这种塑造也是欧洲国家(行动者)的一个沟通、辩论的过程。当然，在认识到美欧差异的时候，也要看到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点，即它们都对工具理性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统治地位不满。 曹：当前国际学术界建构主义的主要议题是什么，未来的研究方向如何? 袁：在国际学术界，建构主义的研究仍然围绕其核心概念——规范和认同展开。在温特提出建构主义的宏大理论之后，建构主义的发展进入常规时期。一方面是理论的修补和完善，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域的案例研究，以此丰富和检验理论的解释力。对规范的研究是建构主义研究的最大亮点，也是与其他理论对话的资本。规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芬尼莫尔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理论，她阐述了规范产生、扩散和内化的机理和过程。规范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分析框架内进行，包括规范退化、夭折和竞争等方面的讨论等。起初规范研究借鉴了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资源，从国际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理解规范，自上而下，挖掘的是国际规范进入国家，被接受的过程。江忆恩(AlastaiIan Johnston)，关于中国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研究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后来的规范研究聚焦到国家层次，研究的是国际规范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有的被接受了，有的被拒绝了，有的国家只接受某些规范而排斥另外的规范，国家遵守规范的程度为什么不一样，跟国内政治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国家层次的规范研究强调的是国际国内条件的匹配，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等。阿查亚(Amitav Acharya)关于东南亚地区规范的研究堪称代表。身份研究集中于不同地区和领域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这些地区对国家身份的影响。切克在这方面做了突出研究。现在建构主义的宏大理论叙述变少了，更多开始关注国家间的日常行为，强调国家之间的实践活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新崛起的国家。以前学界的研究多以欧美为重心或中心，国际规范的研究集中于欧美规范向世界扩散，欧美是规范的输出者，其他国家是规范的接受者，西方和非西方扮演着老师和学生的角色。现在则到了学界关注非西方力量对规范塑造的时候。全球化的冲击和世界力量的碎片化，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都对国家的身份带来新的变数，世界政治的很多冲突涉及身份的冲突和博弈，这些也是建构主义可以开拓的领域。当然，建构主义的研究不是封闭的，应该跟其他理论有更多的沟通和对话。 二、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曹：自2000年前后，建构主义引入中国是一种什么情况，为什么在中国青年学者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 袁：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以前国际关系理论引进的情况明显不同，建构主义介绍到中国基本上与国外主流建构主义的发展保持同步的过程，其间的时间相隔较短。1987年召开了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此后中外学者的学科对话和交流也多了起来，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袁明老师主编的《跨世纪的挑战》，这本书已出了修订版。同时也有意识地翻译出版了部分评介国外主要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与相互依赖》《国际政治理论》基本是在1992年左右翻译出版的。⑤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关于建构主义的作品译介要迅速得多。《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和自卫队》等被及时翻译过来。⑥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也被及时翻译发表，其中，有关建构主义的文章也比较多，涉及的领域比较广。特别是《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被译成中文之后，中国的主要国际政治学术期刊出现了一个研究建构主义的高潮。在一定的意义上，建构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比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更为集中和自觉。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到，国际政治研究除了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对策服务外，更多地要将其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需要进行理论建设。国内一些学术刊物上设立了国际关系理论栏目，如《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等，国际关系理论专著也相继问世。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召开过多次理论研讨会。⑦这种理论自觉即学科意识的自省是建构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 (2)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互联网的发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学术信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增多，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增多。一方面，中国学者走出去，到国外或攻读学位，或做访问学者，或开国际学术会议；另一方面，国外的学者也到中国来，或实地观察中国，亲身感受中国的变化，或做学术报告，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在这些密集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把国外的最新研究进展向国内推介，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关注的问题能够很快地被中国同行注意到，一些外国学者也积极推动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作品在中国出版。因此，在世纪之交，有关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译著大量面世。⑧除人员交流外，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知识的传播，现在可以更快地上网搜索到有关的学术文献和信息，也可以和国外同行进行网上的沟通和交流，在中国的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能够得到大量有关国际政治理论方面的数据库，互联网的发展为知识的引进提供了平台和便利。 第二，从研究队伍来看，以青年学者为主，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在发表的有关建构主义的文章中，除秦亚青教授外，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这批人主要是刚毕业的博士和博士生，对理论的兴趣比较浓厚，他们希望在结合中国具体问题研究之前，能够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前沿问题有较好的把握。建构主义作为新出现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视角，和以前的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另外，从学科本身发展的情况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基本结束，两者形成了“新新综合”，研究的前提假设和分析框架基本趋同，都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路。要想在理性主义的框架内有较大的突破比较困难，更多的是技术性工作，应该说中国对理性主义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按照学术发展本身的规律，当旧的理论比较完善，讨论的问题也不够新，人们所做的工作重复性越来越多，研究者对它的兴趣就会下降，希望另辟天地，拥抱新的领域。国外建构主义的发展和兴起为青年学者提供了新的兴奋点。 曹：在您看来，20年来的中国建构主义研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有何特点? 袁：以2005年作为节点，可以把中国的建构主义研究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为什么选择2005年呢，这是因为2005年《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发表了秦亚青与温特之间的学术对话《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在这篇文章里，两位学者围绕建构主义的理论层次和理论内涵进行了交流，特别是秦亚青提到了以地缘—文化概念，对建构主义另行分类。秦亚青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分类的理由：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与自然结构不同，前者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亦即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第二，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划定了社会活动的境域(context)，行动者只能在这种境域中互动，他们不可能在超越这种境域的空间和时间里进行互动，在这种境域中的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第三，由于在微观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明显的地缘文化特征，不同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很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路径走向宏观结构。不同地缘一文化境域中的社会可以产生不同地缘一文化特征的建构主义流派。这篇对话已经展现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2005年之前是第一阶段，主要是学习和引进。中国的学术期刊如《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观察》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的有关建构主义的文章70余篇。发表的文章既涉及建构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来源、研究视角的辨析，也涉及建构主义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和分歧。此外，一些著作如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在“全球主义与百家争鸣”一章介绍了建构主义。秦亚青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中简要阐述建构主义在国家利益判定方面的基本观点。倪世雄主编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专门辟了一节评介建构主义。陈玉刚的《国家与超国家》论述了建构主义在一体化方面的解释。⑨出版的专著主要有郭树勇的《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方长平的《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同时大量的建构主义作品被翻译过来，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芬尼莫尔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彼得·卡赞斯坦的《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和自卫队》、阿米塔夫·阿查亚的《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莱斯勒的《世界政治研究50年：探索与争鸣》、威廉姆·卡拉汉(W.A.Callahan)的《文化与跨国关系》、艾伦·卡尔森(Alan Carlson)的《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麦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芬尼莫尔的《政治、权力与国际组织的病症》、亚历山大·温特的《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在此阶段，虽然中国的建构主义研究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创新意识，但基本上是引进消化吸收别人的东西，主要是美国的主流建构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学习创新阶段，一方面是继续追踪和消化国外建构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开始使用建构主义的概念和视角来分析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一些杂志更多地参与到建构主义的研究中来，如《中国社会科学》《外交评论》《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研究》《东北亚研究》《国际观察》等。在这一时期，追踪消化的前沿研究包括芬尼莫尔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即规范的产生—扩散—内化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规范的退化和竞争等议题，还有切克、江忆恩的国际制度的学习和社会化分析框架、阿查亚的地区化视角。分析层次也和国际学界同步，既有体系层次，也有国家层次，还有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层次。研究的视野更开阔，涉及的领域更广泛，在吸收引进中为我所用，具有较强烈的批评意识和创新意识，包括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伊拉克战争的分析，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理解，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人权规范的讨论等。⑩创新的部分是把建构主义和中国国际关系所面对的问题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构造，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秦亚青领衔的外交学院团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建构主义研究的评估与发展前景 曹：在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建设中，建构主义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袁：目前，建构主义研究仍然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在具体问题领域有了更广更深的拓展，研究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产生了原创性的成果，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秦亚青教授领衔的外交学院研究团队。只要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建构主义研究的学术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就会发现大多和外交学院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要么是外交学院的老师，要么是外交学院毕业的学生。外交学院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建构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该团队除了紧跟国际研究前沿外，围绕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这一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挖掘。在中国建构主义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秦亚青翻译了大量国外作品，最有影响的是《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深刻的评析文章，为后来的原创性研究做了前期准备。这集中体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权力·制度·文化》之中。在第二阶段，秦亚青以建构主义为切入口，旨在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在中英文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代表性作品有《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作为过程的国际社会》、《治理、规则和关系》等。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秦亚青2012年推出了《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在这本专著中，秦亚青借鉴西方理论，挖掘中国资源，融贯中西，通过交互格义理路，提出了以关系为本位、以过程为本体、以元关系为认识核心、以中庸和谐为方法基础的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框架，在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图谱中刻画了新的一脉，与结构理性主义、过程理性主义、结构建构主义(温特结构建构主义)构成了一幅以结构—过程为纵线和物质性—社会性为横线的完整理论象限格局。在此基础上，秦亚青提出了更为宏大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11)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并不是沉寂了，而是在沉淀和创新，并取得了原创性的高水平成果，并不是西方没有新的宏大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停止了。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终结，我们就以为国际关系理论也终结了。正好相反，随着中国和一些新兴力量的崛起，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迎来了发展机遇，在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大厦中，中国并没有缺席。建构主义研究使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曹：在您看来，在建构主义领域，有哪些前沿议题值得研究?当前的研究存在什么缺失? 袁：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物质力量的变化将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中国的物质力量壮大后，如何理解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作为一个进入国际社会的后来者，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面对已经构成的以西方观念为主的规范和原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外观念的互动和碰撞将更加密切和频繁。规范和身份仍然是建构主义研究的关键词。从体系层面而言，原有的国际规范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其中的机制怎样，效果如何，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分析概念是否适合解释中国行为的变化。就单元层次而言，中国在参与和塑造国际社会中，将会提出更多的理念、主张和议程，中国提出的观念怎样让更多的国家和组织接受，采取什么样的扩散战略和路径，形成国际社会的共享观念和规范，这些值得深入思考。中国学者以前可能比较注重国际社会规范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适应的问题，现在要更多地研究中国对国际规范形成的影响和贡献。例如，新中国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扩散，中国人权规范的演进和创新，还有新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如何能够更好地带回和植入国际社会。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社会组织的数量会大幅增加，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会更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扁平网络结构。这种结构对理解国家利益将带来何种影响?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规则和理念之争会日益凸显，不同领域规则的建制和改制进入常态。因此，提出立足中国又有世界情怀的倡议和设想非常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观念将对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完善提供何种价值?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如何重塑世界秩序?中国的发展变化会带来中国身份和认同的变化，随着中国“走出去”，国家利益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中，中国如何看待自身身份的变化，世界又是如何理解和塑造中国的身份变化，中国和外部世界对中国身份变化的认识有何落差，如何认识和理解这种落差等，这些都值得中国学者去大力挖掘。 相比国外的建构主义研究，中国的建构主义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弥补不足。在实证研究方面，需要更好地把理论和个案结合起来，与其他理论进行对话和沟通，不断丰富和提高建构主义的解释力。另外，要有明确的中国主体意识，以中国当下所面对的问题来发展和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在建构主义研究中，一个比较可行的路径就是围绕秦亚青提出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做更为细致深入的开拓。 总而言之，中国的发展或者说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不只是改变了物质力量的分配，也将带来观念力量的分配。这种变化给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发展机遇，中国学者已经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但在一种新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征程中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 注释： ①Stephen M.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Spring,1998,pp.43-44. ②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本访谈的部分内容来自该书的有关章节。 ③Ole Wever,"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687-727. ④Katzenstein,Keohane,and Kras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utumn,1998,p.681. ⑤[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林茂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⑥[美]亚力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美]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美]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⑦如1991年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欧洲》杂志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举行了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1998年由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共同举办了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 ⑧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东方编译所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名著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国际关系前沿译丛，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等。 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160页；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6页；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230页；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⑩朱立群、林民旺主编：《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规范社会化的视角》，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李晓燕：《中国主流文化的战略导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版；何银：《规范竞争和互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105-121页；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魏玲：《规范、网络化和地区主义：第二轨道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版；陈拯：《内发的变革：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陈拯：《身份追求与规范建设：边缘大国改造国际人权规范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陈拯：《框定竞争与保护的责任的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 (11)Yaqing Qin,"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16,Vol.18,Issue 1,pp.33-47.标签：建构主义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新现实主义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