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伦理对话的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方法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方法很重要
就我个人的看法，在研究伦理道德的时候，方法问题似乎应当占着更重要的地位。因为伦理的方法同伦理的内容几乎同样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两者原是不能分开的同一件事情或过程。如果没有恰当的方法，那些伦理道德的内容如种种诫命或规范的条文，就会成为只是教条的僵死的东西：唯有方法才能赋予这些诫命和规范以生命和感人的力量。伦理道德的方法原是属于最高智慧的东西。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对话(dialogue)的方法，也即是本来意义的辩证法(dialectic)：从问答法对话中产生出来的哲学思维的辩证方法。
这是因为：伦理道德总是两个活生生的人之间的关系或对话问题，决非你一个人自己怎么想怎么做的问题。大家知道，就是最单纯的两个个人之间的关系，如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两个朋友之间，每个人都不是容易处理好的。因为即使是在最普通、亲近的关系里，每个人同他的对方在地位、处境、利益、情感上也必有差异、对立以至纷争，这本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正如双方也有着不可分离的同一性或统一性那样。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达到善，不仅要求人的相互理解，尤其是要“爱”的实践，需要关怀体贴、容忍谅解。对于这种关系，中国文字用“仁”字来表示，其字形“从人从二”，指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人用来表达伦理道德的根本观念的词语也是这个“仁”字；仁爱只存在于二人关系之中，二人相处才有仁爱。很有意味的是：中国字“仁”字还有另一含义，指果实或种子的核心；表面上看它同两人关系或伦理道德观念是两个毫无关系的字义。但其实两者是深有联系的：因为中国文化一贯认定人之为人就在人有人伦之道，一直把人伦之爱（两人关系的道理即仁爱）当作做人之本、人性之本或生活与全部文化的核心，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仁”字的两个字义就完全一致了。
凡有些智慧的人都懂得：“两人关系”永远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且这种辩证关系只靠知识是把握不住的，因为根本上是要实际去做的，因此伦理道德永远需要智慧，它同纯学理知识的智慧有别，是一种与人利益、情感、情境，与种种生活实践与精微的内心世界搏动，相关联的有血肉、有灵魂、有神在其中的关于生命的真理和真善的智慧。所以它虽然包含着知识和思辨的智慧，却不能归结为这种智慧，而是更为高级的智慧。所以我们认为孔子、苏格拉底、佛陀、耶稣要高于其他哲学家、科学家或神学家的智慧，认为他们才是人类智慧的真正导师。哲学和宗教思想中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高级智慧，根本原因就在它出于对“两人关系”的体验和沉思。
在当今时代，人类的“社会关系”（即“两人关系”（注：因为这里所说的“人”，当然不仅仅是“个人”，还有人的各种群体或共同体，如氏族和部落、家庭和家族、民族、国家、社团等等，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经常以统一的思想和意志来行动，并且常常比单个人的力量与作用强大的无可比拟。“两人关系”表示着无限错综的对话关系：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共同体同它的成员之间，不同群体的个体成员之间，都有两人关系要处理。并且这些“两人关系”又因涉及的公私事务性质不同呈现出极其纷繁复杂的面貌。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正是以这些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如何发展作为标志的。一个社会该有怎样的伦理道德，当然要同它所面对的“两人关系”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及其体系无论在广度、深度上和错综关系上都远远超过了先前的范围和想象，并且正在加速地向全球一家的新高度发展。这种发展既为人类创造力的发挥和人性的真正形成创造了条件，也向我们提出了重大挑战，要求着新型的全球伦理。这就向我们的时代提出了更高级的智慧水平的要求，不仅是在内容的制定上，更要求新的方法。因为全球性的现代的“两人关系”如此复杂、深刻、尖锐、错综地把种种对立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进行对话实在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恰当的对话形式、方法，也即辩证的高级智慧作指导，如何可能吸引最广大范围的人们参与对话，如何可能在探求全球人类公认可以接受的伦理道德上不断有切实的进展？
两人关系的智慧和对话方法，在中西古代是由孔子和苏格拉底奠定其基础的。在今天思考全球伦理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这两位伟大的先哲依然是我们的榜样。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不仅提出和思考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伦理的内容，而且把方法的问题提到了首位。所以我认为，从我们今天的条件和面对的挑战的高度出发，重温他们的智慧和方法，是特别有价值的。
二、孔子：忠恕之道的方法
大家知道，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个“仁”字，“仁”的意思就是“爱人”。同时《论语》又记载，孔子告诉他的学生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别的学生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注：《论语·里仁》。）“而已矣”就是说，除此以外，孔子没有别的中心思想。可见，忠恕和仁虽然用字不同，各有解释，却又是彼此贯穿同一的，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有着同样的意义和地位，都可以称之为核心或一以贯之的根本。弄清这点是很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忠恕和仁同样重要，甚至其“一以贯之”的作用更为突出？有两点互相有关的意思可以说明，其一是说：唯有忠恕之道能把仁具体化，其二是说：唯有忠恕之道是“仁之方”，即可以教人知仁行仁的方法。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不仅向人表明，仁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而且又明确告诉人们，仁虽然是极高的道德境界，但只要“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按忠恕之道去做，就能做到仁。如孟子所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孟子·尽心上》。）孔子也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论语·述而》。）显然在孔子看来，仁者爱人的道德内容，要有忠恕作门径才能实行、体验和落实。那不能行忠恕的，如何可能知仁行仁？没有忠恕的方法来讲仁，好像缘木而求鱼，是绝对没有可能性的。可见忠恕何等重要。
作为行仁的方法，忠恕之道的基本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颜渊》）它还有一个更清晰的等值表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注：《论语·公冶长》。）如果说这个命题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说的，那么它就还有一个积极的表达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
这几个表达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求人在对待别人或处理“两人关系”时，要“将心比心”。作为思想行为的主体的任何人，我，事实上总是不愿意别人有损害自己的思想行为，那么，考虑到这点，我也应当不以这类思想行为去损害别人；我事实上总是愿意自己立和达（利己），那我也就要帮助别人立和达（利人）。能够做到这点，岂不就是做到了仁爱？确实如此，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何以从“我”的利益、感觉、好恶，能够推出对方的利益、感觉和好恶，能够推出我应当如何对待他？如果我们认为人我之间是隔绝、断裂的、无关的，那就不能作出上述推理，从前提推不出那些结论。这种推理（说这是推理，严格说来不全妥当，因为真实的情形并非纯思辨的过程，而是一种移情的心理活动）之所以可能甚至带有公理性质（如所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良知良能”），显然只是因为“我”把对方看作和我不仅属于同类，而且是真正有着一体性质关系的同类。否则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感受当作我自己的？我们常常见到敌对的人们之间的彼此仇视，他们中的任何主体“我”岂不是总要以对方的恐怖、遭难、毁灭为乐事，而那是非常自然的吗？
所以，伦理道德中的仁家和忠恕，归根到底是以两人关系中的一体性联系和一体感为根据的。孔子儒家讲仁爱和忠恕，总要从父子关系和孝慈情感讲起，从唐尧虞舜开始人伦伦理的“五教”起，到孟子提出“五伦”，都以氏族和家族人伦中的各种两人关系为根本来立论。父子一体，夫妻一体，同胞一体，所以我们作为这些两大关系的一方，对于对方总是要有爱心的。如果发生对立的冲突，那么无论是非曲折如何，我首先总要想到问题应当尽可能和谐解决，以恢复一体的亲密关系。这样，从方法来说，虽然是非曲折必须有适当处理，但是为了解决问题，我首先要想到的就不再是我自己如何正确有理，而是对方究竟是怎样想的，是否也有道理，即使没有道理是否也有某种境况是我应当体谅的，因此我应当从各方面设法解决造成双方冲突的原因，重新调整关系，为解开我们之间的这个扣而努力。
可见，一体感是忠恕仁爱的出发点和大前提。对它运用到何种范围与何等深度，要以人类一体关系的一定发展程度作基础。这里伦理智慧的意义就在于：从最广泛和最深切的含义上，对人类一体感做出最高程度的洞察。孔子、苏格拉底、佛陀和耶稣基督都是这样的圣人，只是背景有所不同，发展的侧重有别而已。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崇信上帝的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各民族之间和贫富强弱对立的希腊化罗马世界里，超越了原先犹太民族的狭隘眼界，与之同时也超越了种种氏族家族的、民族国家的等等界限，因而提出了基督教的普世伦理：“爱人如己”，这和孔子所说的仁爱与忠恕之道是一致的。如果说孔子的伦理理想是以人伦一体感为根据，同时有从内到外推广到“天下大同”的含义，那么基督的伦理教导则更明确地从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指明了全体人类一体性。他要人爱“罪人”，甚至要人“爱你的仇敌”。为什么这些教导表示了“真理、生命、道路”？因为这些罪人乃至“仇敌”和我一样是上帝的儿女，原本一体；因为我作为人也和他们一样有罪和过错，都需要悔改以回到天上的父那里得到新生命，那么，我为什么还只是看到别人眼中的沙子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横梁呢？
有了一体感才会有对话。忠恕是两人关系中彼此体贴的对话方法。它比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交往和对话深刻，因为涉及的是双方之间心的对话、情的对话。
作为心思和情感的对话，实际上总是同利益有关的。在处理人我关系中，每个人自爱自利总是一个出发点，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别人甚至亲人也无法完全知道、感受和代替的。不过，我们的心思和情感是否因此就可以和应当只局限在每个人自己的利益和感受的范围之内，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为那样就会使我同别人疏远隔绝，彼此对立损害，事与愿违。即使在实际利益的问题上生活实践也会教导人，你若不同时利人，那你也不能达到自利的目的；你若损害别人，别人也必将损害你。但是这类只讲实用实利的说法，还是以一己之利为中心的，不能超出这种局限的视野和低下的境界。孔子的忠恕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导，则给我们一条超越狭隘自我感受和私利的途径。你要学会从你对自己的心和情的体验，过渡到体贴对方的心情。当你对于对方的处境和好恶感情有了真实体贴时，你才能知道如何对待别人，处理好你和他的“两人关系”，尽到你做人的本分。这种心的对话、情的对话，能把你所了解的自我扩展，使极渺小的我走向大我，那才是人之为人的本义所在。
总之，人类本来同源而生，并只是在共同生活和彼此交往中人才逐步实现人之为人。人决不是单个的存在物，而是社会的动物。但是作为社会关系的各个分子，每一个人也有分明的个体性，决不可以忽视。因此，如何让每个人明白和体验她作为人的一分子，同人的整体有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是极端重要的。孔子提出的忠恕之盗，就是教人达到这点觉悟的最基本的方法。
其实“恕道”由来很久，早在公元前712年，中国的先哲就有“恕而行之，德之则也”（注：《左传·隐公十一年》。）的言论。在《管子》书中，也有“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和“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注：《管子》的《小问》、《版法解》篇。）等明白论述。忠恕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深厚土壤决非偶然，实在是中国人自古重视人伦关系，以人伦之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道理的必然表现。人伦一体感给忠恕之道的自觉提供了基础，反之又唯有忠恕之道才使行仁和维护人伦有了得以实践和体认的途径或根本方法。中国人历来讲究这个做人的基本道理，在日常生活中“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等等语言比比皆是。可以说，十分注重“两人关系”中双方真心实意、真情实感的体贴交流；由此体贴出如何处理人己之间各种差异对立的精微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最普遍的一大特色。
我认为这是人类伦理道德精神中的一笔伟大财富。它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探求人类的全球伦理中，可以并必将发挥出重大的作用。因为这种以忠恕之道为特色的方法，实在是同人类一体关系内容（“仁爱”和“大同”正是对这种一体感所作的伦理的和历史理想的表述）最一致的能够彼此互动地推进的根本方法。
三、苏格拉底的方法：通过理性的批判、归纳来求“真善”
与中国和东方不同，西方有着另一种关于人类、人性、人权和做人道理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核心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自由”。当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时，就表达出了当时法国人民中最深厚的革命愿望，孕育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不自由，毋宁死”，成为几百年来推动各国各民族争取独立、民主的伟大革命以及各种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的基本口号。时至今日，在西方世界，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自由，依然是判断它是否值得尊重的根本标志。人之为人，在中国和东方，总是以思想言行是否合于人伦之道作标准的，但是在西方，则首先总是以他有没有自由，至少是有没有自由的意志并坚持其自由意志为标准。这种价值观起于古希腊，同样有其久远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提炼。因此，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人与人关系的对话方式方法，也与中国和东方人的大为不同。
苏格拉底作为希腊哲学中最重要、最有原创性的伟大人物，在全力探求灵魂的善的努力中，形成了最具特色的方法。大家知道，所谓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对话方法。他总是在各种场合同人谈话，讨论人们关心和应当关心的各种公私事务和关于正义、善的观念，引导人去重新审查自己关于这些事情和观念的看法，启发人去寻求自己灵魂所应有的善。这种方法具有一种震撼灵魂的力量，这不仅表现在彻底的理性的求真上，更集中地体现于追求真正的善上。
苏格拉底方法的大前提是：人必须在追求真实、真理上，尤其是在寻求真正的灵魂的善上“自知其无知”。面对智者相对主义的真理观价值观，苏格拉底坚定地确信真理和真善必然存在（神是真理和真善的根据），而人的本分就是寻求他的灵魂中的本善；同时教人必须明白人神之别，人因自身局限（利欲干扰和认识能力上的限制）难于认识和达到真善，因此必须承认自己对真、善和神十分无知，对自己灵魂中本来具有的良知也十分无知。他认为人们对于道德和良知常常以为自己已经懂得，已经知晓，因而实际上就无法分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善和那些不配称作善的东西，甚至把假冒为善的观念当成了道德价值的标准和追求的目的。所以，他极其强调“自知其无知”的要紧，那是讲道德的真正入门处。人对自己的本性、对什么是真正的善，既然本来无知，却还自以为是，自以为已经有了知识，岂不是盲目骄傲？岂不是就像一个被关在洞穴中面对洞壁的囚徒，只能看到由外面光线投射在洞壁上的影子，便以为这就是洞外阳光下的世界真相那样愚蠢？所以，“自知无知”既不是苏格拉底的“谦虚”或论辩手段，也不是他对对话对方的任何贬低，不过是说“无知”是人必须面对和承认的真实状况，只有承认和深入反思了这一点的人，才算有了一点智慧，才能开始寻求真理和真正的善。
苏格拉底方法，是唯有在希腊式的自由城邦和自由个人的条件下才可能并必要的。在希腊各个城邦之间和公民个人之间发展起来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自由关系，已造成了人们之间的尖锐对立，瓦解了氏族制度以来的人伦关系，造成了种种严重的社会伦理道德危机，也为这些自由的城邦和个人展开自由的讨论创造了从来没有过的条件。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早已走上了理性的发展道路，人们第一次发现了超出感性事物的所谓理性真实，如几何学的纯粹的点线面体，数学中的单位“一”，以及作为世界秩序的“逻各斯”等等的存在，和相应的概念、定义、演绎和归纳的推理，等等方法。一句话，希腊智慧在自由的环境中发展出一种彻底求真的哲学，因而这种求真的哲学智慧本身与希腊人的自由和公民民主的对话从来不可分离。苏格拉底的贡献是在这一土壤和基础上得来的。
同孔子的忠恕方法类似，我认为苏格拉底的方法在今天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人类今天面对着更多样更激烈的价值观冲突而莫衷一是的情境，因而更需要澄清孰为真正的人类之善。因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认识和承认；尽管我们今天在科学技术知识上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并且还在加速度地前进，但是在如何认识人本身的命运和伦理问题上我们仍然处于无知状态。每当我们自以为有知识有能力而骄傲起来的时候，几乎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挫折与羞辱。因此我们各国人民和学者都应始终从“自知无知”开始，彼此间作更深入和自由的对话，用这种方法寻求真理、真善和人类的未来。
四、余论和附带的说明
1、本文主要谈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方法可能对今天的意义。照我的看法，忠恕方法着重阐明了作为道德主体的“我”如何依据人类的一体原则和情感，来自处处人，发挥“我”在两人关系中的道德主体的巨大能动作用，使任何对立冲突最终都能赢得和谐的解决，使人类返回到一体的生命。这方法的一个特点是对情的重视超过了理，或如中国人常说的要讲“情理”。而苏格拉底辩证方法则有所不同，它强调的是理性，以人的理性运用于追求真正的善为特色。虽然苏格拉底所说的理性主要是道德理性，这是与实践、情感相关联的理性，并非单纯的思辨理性，但毕竟以理性作主导，情感只应服从。他强调求善必须明辨是非真假，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批判进程才能归纳上升寻求真实的善。所以简要说来，前者以实践“本善”为特点，后者以寻求“真善”为特点。在建立当代全球化伦理的进程中，我以为建立人类一体亲密感依然是基础性的任务，因此在各民族之间应强调并实践忠恕之道的对话和方法。而当代全球的种种利益对立和价值如此分歧，除了互相宽容，更需要合作以运用种种理性和科学的对话方法，一起来寻求真理和对善的共识。所以两种方法不可偏废，以忠恕的精神和方法为基础，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为主导，互相补足，共同为全球人类的伦理对话作出贡献。
2、在伦理道德问题上，所谓对话，我想应当包括两种类型和至少三种方法。两种类型是：人与人的对话（两人关系）和天人（亦即神人关系）对话。三种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对话方式的资源是：孔子的、苏格拉底的和摩西—耶稣的。一般说来，虽然中国和希腊的伦理也以天人关系为最终根据，人文却是主体；而犹太—基督教的虽然实际内容仍在人间，却主要直接采取了神人对话（立约）的形态。我认为这三种对话方式在全球化伦理建设上都不可少。大致言之，孔子主张以“忠恕之道”，为实现仁德的根本方法，其特点是要求人心人情（即来自天的人的本性）的相通体贴；苏格拉底的求善则以运用严格的理性探求程序来批判性地求真（此“真”即人所欲寻求的“真善”，它来自神）为特色特长；而犹太—基督教的神人之约的对话则直接强调人必坚信天道至善，以信仰神和通过忏悔返回神的方式来实现伦理。本文只对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方法的当代意义作一最简略的研讨，至于对上述三者的综合研究这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谈清的，只好留待以后的机会再谈。
3、本文对孔子和苏格拉底方法也未能涉及更深层次的考察。例如人们对孔子的仁德和忠恕之道方法是有质疑和讨论的，而在希腊和西方对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与方法也是有批判意见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有不同意见。若从比较哲学和比较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其中都大有值得分析之处。这些问题极有纵深，也只好留待另外机会去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