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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在过去的30年间或更长的时间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发展的思路，就 像政治学理论中的大多数研究领域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理智范式方面相当明显的转 移而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因此，审视西方马克思解释史的一种有益思路，就像一个试图 与这些社会中相继主导的理智倾向达成妥协甚或融合的历史。毕竟，马克思自己是在伟 大的黑格尔的身影里发展他的思想的。然而，马克思晚年的著作已打上了19世纪热衷于 实证主义和科学的标记，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标记就更多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的20年间，这种科学的世界观继续支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理论产品，进而支配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由于在列宁晚年的著作、特别是卢卡奇(Lukács)早年的著作中有与黑格尔理论相似的理论，黑格尔精神因战争后的变迁而复活了。而在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马尔库塞(Marcuse)和早期的哈贝马斯(Habermas)的工作中可以感受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冲击。纳粹主义的兴起，其结果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心转移到法国，并且经历了作为哲学化支配模式的存在主义的降临，而后又被兴衰迅速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系统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被明显的悖论式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所取代。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当我第一次被马克思的思想所吸引的时候，存 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一种形态正在流行。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和北美正处在这样一个时 期，它将一个富裕的社会与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Capitalist Materialism)的 严厉批判，在1968年的动乱中推到了顶点，并整合到了一起。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其兴 趣在于试图靠马克思而将理念锚定在社会现实之中，我自然而然地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所吸引，它的最主要成员鲍威尔(Bauer)、费尔巴哈、施蒂纳(Stirner)和马克思力图将 黑格尔派理论体系(Hegelian Scheme)世俗化、将所显现给他们的在黑格尔身上的过度 的宗教形而上学色调现实化。那个时候(至今仍然如此)，在我看来，青年马克思呈现了 人类潜能的极为瑰丽的美景。
在1964年，当我着手进行我的关于左翼黑格尔派的博士论文的时候，能够找到的有关 马克思的英文著作是极为有限的。那时，什么也比不上J.Y.卡尔韦(Jean-Yves Calvez) 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La Pensée de Karl Marx)(注：Jean-Yves Calvex,La
Pensée de Karl Marx(Paris,Seuil,1956).)的综合性的法语研究。在德国，我只在那 里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Frankfurt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度过了六个月，那里的有关著作相当丰富。尽管T.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哈贝马斯的兴趣主要不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方面，但他们还是最有帮助的，能够将我引向专题文献的重要的实质内容(注：例如，从非常与众不同的观点来看，有M.雷丁(Marcel Reding)的《政治无神论》(Der ploitische Atheismus.Graz,Styria,1957)和哈贝马斯自己的《理论与实 践》(Theorie und Paraxis.Berlin,Luchterhand,1963)。)。返回牛津后，我的导师I.柏林(Isaiah Berlin)只考虑S.胡克(Sidney Hook)战前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From Hegel to Marx)(注：Sidney Hook,From Hegel to Marx: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New York,1936).)的想法，即追溯马克思从 他的黑格尔学派之根源的解放。而我则渴望完全改变这个研究重点，去显现马克思的思 想是如何深深地嵌入它自己所处的(1815年至1848年德国的)三月革命前(Vorm
rz)的 理智环境中的。不过，在英语世界一个研究领域已经开始展现，其中有两部著作十分出 色。R.图克(Robert Tucker)在1961年就已出版了他的《哲学和卡尔·马克思的神话》(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注：Robert Tucker,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然而，正像我所认为的 ，他把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误导为一种比哲学包含了更多神话的人造(Ersat z)宗教，其中当然就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内容。不过，图克的书提供了一种关于马克思 早期著作及其理智来源的详细的和挑战性的描述。接下来的那一年又出现了E.卡门卡(Eugene Kamenka)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注：Eugene Kamenka,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London,Routledge,196 2).)。像图克那样，只是以一种更为严密的分析模式，提供了一种强烈地依赖于马克思 早期著作的叙述。与后来30多年间开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著作的泛滥相比较，仍 有价值。
在1960年前后的数年间，有三个因素导致了马克思学的后继勃发。首先，是英文版马 克思早期著作的翻译和传播。晚至本世纪，马克思还一直被认作是一位经济学家，《资 本论》的作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他宣称：已经展示了资本主义社 会不可避免的崩溃。人们的这种强调是两种特定情况的产物，即19世纪末的思潮和公众 所能见到的马克思的那部分著作的性质。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对于黑格尔的兴趣 又再度流行。卢卡奇和科尔施(Korsch)鉴于这种复兴而对马克思进行了新的解释。总之 ，20世纪30年代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引起了研究重点的显著变化，这些著作包 括他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特别是《巴黎手稿》(Paris Manuscripts) 。对于这些早期著作的广泛论述只是到了战后才成为可能。而《巴黎手稿》的第一个英 文版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得以出版(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Martin Milligan trans.,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1959)。)。这种重新评价在一些人的心智之中 或许是乏味的，但是它又是根本性的，并且发现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Humanist)。E.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有影响的介绍中竟然把马 克思称作一个“唯灵论的存在主义者”，并且声称这些著作与禅宗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 ，是用于在加德满都寻求启蒙的那些人的背包里的一种适宜的附加物(注：E.弗洛姆： 《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Marx's Concept of Man.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63,P P.5 and 64)。与之相比，L.费尔(Lewis Feuer)的观点就更离奇了。他认为，“异化” 这个概念最初是被马克思用作一种浪漫的观念，这种观念具有压倒优势的性的内涵。见 于“异化是什么?一个观念的发展历程”一文，刊于施泰因(M.Stein)和维迪克(A.Vidic h)编辑的论文集《审判社会学》(Sociology on Trial.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63.P.129)。)。基督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变得平常了。毕竟，克尔 凯郭尔(Kierkergaard)和马克思都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的存在主义的追随者(注：参见A .范德本特：《基督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一个经过注释的文献目录，1959- 1969》(A.Van Der Bent,The Christian-Marxist Dialogu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1959-1969,Geneva,1969)。)。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时期无产阶 级的贫困化和工人们的革命作用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另一方面，增长的控制力和技术 的无个性特征则导致秧多激进分子采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观点。在 这方面，他们宣称：马克思的观点与更加富裕和复杂的社会之间是相应的。这就不可避 免地附和于对马克思的思路的某种勾兑(Dilution)。按照S.卢克斯的同一时期的说法， 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它的明显的在东西方的共鸣，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 们，对于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对于精神病学家们和工业社会学家们，对于《离 根的人》(déraciné)派艺术家们、知识分子们和学生造反者们，意味着在具有许多当代偏见的兴趣之中它已经被大大地引申和改变了”。这种把马克思作为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的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引起激烈的争论(注：S.卢克斯(Steven Lukes )：《异化和社会的反常状态》(Alienation and Anomie)刊于P.拉斯雷特(Peter Laslett)和W.G.尤斯曼(W.G.Runciman)编辑的《政治学，哲学和社会》(Politics,
Philosophy and Society,Third Series.Oxford,Blackwell,1967.PP.134 ff.)。至于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见解的专集，参见E.弗洛姆(Erich Fromm)编辑的《社会主义的人 道主义：一个国际性的专题论文集》(Socialist Humanism: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London,Allen Lane,1967)。至于马克思自己的有关异化的更为详细的论述 ，参见两部有影响的蓍作：B.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人的理论》(Alienal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和I.梅扎洛斯(Istvan Meszaros)的《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London,Merlin,1970)。)。
第二，20世纪60年代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为其中的黑格尔的强烈影响所引导，伴随 着英语世界已经恢复的对于黑格尔的兴趣。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在德国，伊波利特(Hyppo lite)和卓越的、风格独特的科热韦(Kojéve)在法国，奠定了这个基础。但是，当芬德 利(Findlay)写作他的开拓性的著作《黑格尔：一个再审视》(Hegel:A Re-examination )(注：John Findlay,Hegel:A Re-examination(New York,Macmillan,1958).)的时候， 他感到他有必要以一个冗长的辩解来当作其前言。十年之后，这样的辩解已变得不再必 要了。尽管波普尔(Popper)的著作(注：K.波普尔(Karl Popper)：《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12章(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ume 2:The High Tide of
Prophecy:Hegel,Marx and the Aftermath(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5),ch .12。)不是特别有帮助的，但考夫曼(Kaufmann)、凯利(Kelly)和皮蔡因斯基(
Pelczynski)的著作(注：W.考夫曼(Walter Kaufmann)：《黑格尔：再诠释，文本和评 注》(Hegel:Reinterpretation,Texts and Commentary.London,Weidenfeld,1966)；G.凯利(George Kelly)：《理想主义，政治学和历史》(Idealism,Politics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Z.皮蔡因斯基(Zbigniew Pelczynski)：《黑格 尔政治学著作》(Hegel's Political Writing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 4)。)则开启了有关黑格尔的出版物的风气，20世纪70年代这方面的出版物成指数地增 长。历史及其最伟大的哲学家再次被启动了。
第三，或许是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对于斯大林的谴责和马克思主义的日益增 长的多元主义。从斯大林主义中产生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态，这些形态与苏维埃版 本(的马克思主义)很少或没有关系。1963年在P.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指导下，《 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开始形成了它自己的确定的形态。第二年，由R.米利 班德(Ralph Miliband)和J.萨维利(John Saville)编辑的《社会主义纪事》(Socialist Register)开始了它的一年一度的出版。托洛茨基主义的(Trotskyist)《小团体》(
Groupuscules)经历了一次相对的复兴。而被激进的社会改革思想所吸引的年轻一代政 治活动家则可以在增长着的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找到现成的灵感资源。来 自东欧的已译成英文的著作在打碎苏维埃理智磐石(Soviet Intellectual Monolith)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的鸿沟引起了对于马克思 早期著作的兴趣的扩大。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马克思早期的著作 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增加了。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态度，曾被用作一种依据，来反抗 东欧残存的斯大林主义的成分，很像《新约》曾被宗教改革家们用于反对天主教教会( 注：这里的国别分析，参见R.塔拉斯(Raymond Taras)编辑的《通向醒悟之路：从东欧 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到东欧的后共产主义》(The Road to Disillusion:From Critical Marxism to Post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New York,Sharpe,1992)。)。在1968 年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实现的“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 义”，特别是“2000字”宣言，非常接近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在波兰，这方面的论述由 于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Karl Marx and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Truth)的发表而肇始于1959年。这篇文章在青年马 克思的认识论与恩格斯和列宁的认识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科拉科夫斯基的看法被 A.沙夫(Adam Schaff)，一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所继承；进而被发展成为一种探索( 注：参见科拉夫斯基和沙夫的文章，发表在L.拉贝兹(Labedz)编辑的论文集《修正主义 》(Revisionism.London,1962)；和G.克利尼(Kline)的《莱瑟克·科拉科夫斯基和马克 思主义的修正》(“Leszek Kolakowski and The Revision of Marxism”,European
Philosophy Today.Chicago,1965)。)。在南斯拉夫，对于青年马克思的研究更加普遍 ，在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以萨格勒布的哲学杂志《实践》(
Praxis)为中心(注：《实践派与南斯拉夫的民主化：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到民主社会主 义?》(“Praxi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Yugoslavia:From Critical Marxism to
Democratic Socialism?”)收入塔拉斯(Taras)的《通向醒悟之路》(The Road to
Disillusion)。)。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任何一个以讲授和写作有关马克思问题为业的 人都有一些学生，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课程曾经由于许多远远超出学术的原因而是极 其显要的。这种情形引起了一种存在于1968年的黎明和午后的狂喜之感。每个人都被认 为对当代问题表态或采取行动是必要的，因而论战兴盛。那些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具有连 续性的观点，那些关于恩格斯的思想或许不同于、并且不如马克思思想的观点，那些关 于辩证法或许主要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界的观点，所有这些看法都不可避免地要 引起激烈的反对意见。有的时候，这种气氛使人回想起公元四世纪时的阿里乌派异端(
Arian heresy)，他们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基督与上帝圣父分别具有两个相互类 似的本体，还是基督与上帝圣父的本体是同一的?是本体相类(homousios)还是本体同一 (Homoiousios)?两个字母之差却对罗马帝国的基础构成了威胁。我不能够说英国社会的 基础明显地受到了威胁。但是，对于基教主义者们(Fundamentalists)来说，对于马克 思的任何人道主义的解释都是一种对于原旨的异端的稀释。这时就像在那时一样，思想 确实是要紧的。对于一个政治学理论工作者来说，确实有狂喜之感。
但是，如此强烈的思想情感是不可能持久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向前迈进，结构主义 方法的信徒们预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更少地卷入政治事件的形态来临了。正如对于马 克思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是由战后大陆欧洲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热情所支撑 的一样，这一时期法国结构主义的流行开始影响到对马克思研究的基本思路：萨特的影 响开始让位于阿尔都塞(Althusser)，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For Marx)和《解读< 资本论>》(Reading Capital)的英文版分别于1969年和1970年出版(注：L.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保卫马克思》(For Marx,London,Allen Lane,1969)；《解读<资 本论>》(Reading Capital,London,NLB,1970)。)。阿尔都塞趁势利用了当时的结构主 义的语言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声望，旨在“恢复”马克思的地位，即恢复在他的那个 时期之前的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地位。因此，阿尔都塞继续发展了斯大林主 义的分法，即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和后期的、科学的马克思。但是，由于 概念的精密而与持相同观点的早先的说法完全不相干。大致说来，结构主义是这样一种 观点：理解一个社会系统的关键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部分被这个系统 的调节本性联系在一起的方式。然而，阿尔都塞探索一种孔德(Comte)式的无时间理性 的往事叙述者，(对于他来说，马克思本人就没有时限)，也就包含了对于历史和哲学的 放逐。一旦用于马克思也就牵涉以1845年为分界点而将马克思的著作划分为两个相互分 离的概念结构，任何将马克思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或者历史主义者(鉴 于这些思想清楚地包含在他的早期著作之中)的解读都必须被拒绝。
尽管他们与马克思实际上说的在许多地方明显地存在着分歧，但是阿尔都塞的意见取 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由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明显地与存在主义和基督教徒的激进的《圣 经》译本是不相容的，因此，对于那些认为他们所信奉的由于“对话”而正在变得无力 的人们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对于理论分析的强调，对于以经验为根据的工作的轻视 ，也受到某类知识分子的欢迎。总之，阿尔都塞证实了对社会上层建筑(特定的意识形 态)方面的爱好有损于经济方面的分析，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经济存在的决定性作用 ，非常令人满意地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起作用(注：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For
Marx.London,NLB,1977.PP.113)。)。新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在他的影响下繁荣 起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的领导者 是S.霍尔(Stuart Hall)，而T.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面 曾是最杰出的作家(注：参见T.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 76)。)，他们二人都曾受惠于阿尔都塞。然而，社会学家B.海因兹(Barry Hindess)和P .赫斯特(Paul Hirst)贯彻了他们的良师益友的所谓的理论上的严格，达到了如此地步 ，以至于最终以不相干循环论证而毁了它自己(注：参见B.海因兹(Barry Hindess)和P.赫斯特(Paul Hirst)：《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London,Macmillan,1977)。)。在政治科学方面，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成果 是相当贫乏的。
尽管，N.普兰察斯(Nicos Poulantzas)的工作在更具趣味性的方面进了一步，然而他 已经丧失了早期的阿尔都塞派的灵感(注：参见B.海因兹(Barry Hindess)和P.赫斯特(
Paul Hirst)：《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London,Macmillan,1977)。参见N.普兰察斯(Nicos Poulantzas)的《国家，权力，社会 主义》(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NLB,1978)。对于这个时期该研究领域的一种 透彻的总看法，在国家的资本—逻辑理论(Capital-Logic Theories)方面，包含了直到 现在都如此相当难以理解的争论。参见B.杰索普(Bob Jessop)的《资本主义国家》(The Capitalist State.Oxford,Robertson,1982)。)。
阿尔都塞曾经是并且仍旧是一位法共党员，他的严厉和严格的理论曾被作为对于革命 的阶级斗争的一个贡献，由于在这后一个方面(即政治科学方面)缺乏成效，阿尔都塞这 颗明星变得暗淡了(注：对阿尔都塞的更为建设性的评价，参见T.本顿(Ted Benton)的 精彩的《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阿尔都塞及其影响》(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Althusser and His Influence.London,Macmillan,1984)。更 新的，参见E.卡普兰(E.Ann Kaplan)和M.斯普林克(Michael Sprinker)编辑的《阿尔都 塞派的遗产》(The Althusserian Legacy.London,Verso,1993)；以及G.伊里奥特(Gregory Eilliott)的《阿尔都塞读本》(Althusser:A Critical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4)。)。他的部分精神遗产十分荒唐地被用作巴黎式的知识分子精英们从 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快速旅行中的一个的换车站。但是， 如果说阿尔都塞的自我参照式的严格是难以忍受的，那么，葛兰西(Gramsci)的更为灵 活的思路则是可以承受的。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不满意结构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 的对于社会变革的过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的解释，葛兰西对于这些人来说，变 得有吸引力了。他的《狱中札记》(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的英文版 (注：Q.霍尔(Quentin Hoare)和G.N.史密斯(Geoffrey Norwell Smith)编辑。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71)出版于1971年，公平地说，这部著作是关注意识形态问题 的。但是，另一些人希望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达成某种妥协而不是坚持法国共 产主义者的离群索居(bande à part)态度，对于这些人来说，葛兰西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承担道义的知识分子来说，葛兰西所表现的是一个建设性的角色。他的关于领导权的见解是对资本主义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中兴旺发达的能力这个难题的答辩。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换句话说，如此彻底地为它的知识分子所普及，以至于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常识”。韦伯(Weber)所分析出来的官僚的和技术的理性主义，其功能在于抑制工人阶级的任何创造的、创新的积极性，曾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部分。葛兰西考虑到这样一种亲身体验，即对于大多数情况来说，统治阶级不必求助于暴力去维持它的统治，去作为他的理论核心，“这一点同样是可能的，即去断言：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正是关于领导权的历史的、政治的概念”(注：转引自A.戴维森(
Alistair Davidson)：《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Antonio Gramsci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London,Merlin,1977.PP.260)。)。因此，所有 涉及舆论制造的领域(媒体以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变成了旨在使社会主义而不是资 本主义成为成人常识的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许多激进分子宽慰地感到，写一本书可以 像建筑街垒一样是革命的。葛兰西还具有哲学上的宽容的优点：他的思路正像可以与温 和的阿尔都塞主义联姻一样，也易于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结盟。他的思路在政治 文化方面也是一个多元主义的，在这方面，意大利共产党不像法共，一直长期坚持走不 同寻常的民族的共产主义道路。或许更加重要的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讲得更恰当。 与前一个十年相比较，20世纪70年代后期具有的特征恰好与葛兰西著名的口号标语式的 说法相一致：“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但是，意志应当指向什么?《今 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的演进，即从一个僵硬的教条主义的期刊到一个培育 了现在的新工党(New Labour)中的许多杰出人物的杂志，引人注目地显示了葛兰西派的 思路能够变得多么具有适应性。
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和苏联的幻想破灭了，M.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他的最亲 近的合作者阿多诺从20世纪20年代的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那里汲取了 一些灵感，例如，科尔施和卢卡奇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哲学维度。法兰克福学派 的多数工作集中在物化的思想上面，而这一思想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一书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卢卡奇所强调的总体性(Totality)的观念有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纠正对于上层建筑诸要素的相对的忽视(注：至于卢卡奇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和他的著述的广泛性，参见A.卡达基(Arpad Kadarky)编辑的《卢卡奇选集》(The Lukács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5)。)。但是，他们的工作远远超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的维度的复述。对于霍克海默而言，黑格尔的包括一切的唯心主义具有清静无为的政治的意味，而且，他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等矛盾最终地归纳为某些基本的同一性的偏好，削弱了思想的批判性，因而减少了世界中的现实变化的可能性。此外，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关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恢复某些基本组成部分的元气，而且他们还有兴趣试图将与原本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比如精神分析，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哲学领域，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人一样)早年也曾受到过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例如叔本华、康德，以及像尼采、狄尔泰和柏格森(
Bergson)等更加晚近的思想家们的“非理性主义”，他把它看作是对于抽象一致性的一 种反抗，这种抽象一致性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压迫着个人。他们的批判理论试图 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名言“启蒙思想的自我毁灭”而进行调查研究。启蒙运动曾经产 生了一种工具理性，它的功能是对自然行使一种技术控制。任何事物只要不合于计算、 不适于实用就都要受到怀疑，即使在文化领域，启蒙思想不是随着前资本主义秩序的压 制之崩溃而创造出一种多样化的解放的文化，而是使它自己变得工业化了。作为20世纪 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们，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成员曾经对自然和权力的发展变得 有兴趣。并且，特别地试图将弗洛伊德的工作整合进他们的分析之中，把家庭看作连接 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这方面，E.弗洛姆的早期著作曾是杰出 的。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注：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Freud(London,1969).)在极大程 度上利用了弗洛伊德去显现一种社会的乌托邦美景，在这个社会中，劳动被一种审美活 动所取代，这种活动将最终消除死亡本能的影响力。这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特征。但 是，与此同时，后期法兰克福学派则充满了一种晚期深刻的文化悲观情绪，并在美学那 里找到了它最喜爱的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版了两部著作，M.杰伊(Martin
Jay)的关于这个学派的主要历史的著作(注：M.杰伊：《辩证的空想：法兰克福学派和 社会研究所(1923-1950)的历史》(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Boston,Little Brown,1973)。又参见R.威格豪斯(Rolf Wiggerhaus)的《法兰克福学派：它的 历史、理论和政治意义》(The Frankfurt School:Its History,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Cambridge,Polity,1994)。)和F.詹姆森(Frederick Jameson )的覆盖范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注：Frederich Jameson,Marxism and For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这部 书建立了一个用于研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迄今尚要被超越的规范。以阿多诺和本杰明(
Benjamin)的研究工作为理论基础，特别丰富、种类繁多的美学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注：例如，参见M.杰伊的《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Marxism and Total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mia Press,1984)。)。并且，在作者 们当中，更为普遍地批判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例如D.赫尔德(David Held)(注：参见D .赫尔德的《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的管理方式》(Democracy and Global Order: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Cambridge,Polity,2nd edn,1996)。)。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美学的强烈爱好，可以被看作是对于最近20年间日益增长的政治学 的审美化的先见之明。以空想为基础的宏大叙事的影响力的下降已经导致了对于趣味和 选择的重要性的强调，与之相伴随的是超级市场的涌现，它是特定的模型，可以用于社 会理解和消费者们进行选择与混合的分析，亦即分析政治行为的关键。确实，一个稳定 的现实和一个稳定的对于自我的构想的消失是与最近的经济学的发展相并行的，比如在 里根和撒切尔时代表面化了的反计划的观点。“自由的”市场的支配地位导致了一种经 济学上的和伦理学上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所有稳固的 都化为乌有。在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活方面，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度加重了稳固性缺乏的 影响，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助长了这种加速度。这种“后现代主义”，当它开始为人所 知的时候，用这些最重要的分析家们中的一个人的话来说，可以被看作晚期资本主义的 文化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信息社会”不仅生产新的语言理论，而且运用这种逻辑， “今日的艺术创作已经开始被广泛地整合成为商品生产：表面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新 颖的商品(从服装到飞机)所展现的新的浪潮，这种狂乱的经济上的紧迫现象，其周转率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这样一来，将一种日益增长的基本结构上的功能和地位转让给审 美创新和实验”(注：F.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1,PP.4.)。)。在这类社会中，推销政治学就像贩卖啤酒一样，精美的包装法和编造都是极其 重要的，那里的时空日益为信息高速公路所压缩，那里的新闻报道被指称为说谎者，而 装备有杀人武器的民族国家则被指称为赌徒，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现实变成了虚拟， 人们开始丧失了任何对他们个性的确定的构想能力。对于后现代主义记述得最好的两部 著作出自于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著作：詹姆森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出 自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而哈维(Harvey)的《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注：D.哈维(David Harvey)：《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90)。)则出自早期恩格斯的更多地以经验(或观 察)为依据的研究。
随着后现代主义兴起而来的是所谓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日益增长 的政治声望，鉴于他们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想丧失其自身的同一性的话，很难与 之妥协。那些人像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一样，将社会中的经济要素作为根本，从某些意义 上说，倾向于根据人们所归属的社会阶级去划分人群，并且一般说来，无论如何在说明 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面是从那里起始的。但是，尚存在着许多可供选择的划分社会的方 法。通常看上去，用这些方法划分要比根据阶级进行划分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其中的一 个显然是根据种族划分：即生来固有的差别存在于黑人与白人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工人 与资本家之间。另一种方法或许是根据民族，现在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这种划分如果 过于强烈是使人难于忍受的。或许根据性别划分的意义实际上更为深远，性别是最重要 的社会差别，也就是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差别和冲突，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差别 。而女人被男人剥削则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线索。最近几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研究领 域的一些最令人感兴趣的工作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互动问题的研究工作： J.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M.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的著作探讨了这个基本的两元对立：它究竟是属于劳动的问题还是属于性的问题?或者二者能够通过父权制社会的观念而被联系起来?更具体地说，妇女的家庭劳动在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注：J.米切尔：《妇女的地产权》(Women's Estate.Harmondsworth,Penguin,1971)和M.巴雷特：《今日妇女的压迫：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冲突》(Women's Oppression Today:the Marxist/Feminist Encounter.New York,1990)。至于 家务劳动方面的争论，参见D.库利(Diana Coole)的《政治理论中的妇女》(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1990)。此外，还有一种不带偏见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参见L.沃格尔(Lise Vogel)的《马克思主义和对妇女的压迫》(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London,Pluto,1983)和由V.布赖森(Valerie Bryson)撰写的有 益的一般性概述，《女权主义政治学理论：导论》(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London,Macmillan,1992)第13章。)?我们再回到原话题，生态政治学的 应用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种内在和固有的看法 ，即生产力的增长将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新的和更好的社会，这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 和自由资本主义共有的。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同一社会的产物，因而它 们合用属于那个社会的许多假定(注：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许多难题，由于H.帕森斯(
Howard Parsons)的意料之中的缺乏资料而得以说明，这些资料汇集在他的汇编之中， 乐观地题名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Westport,GreenWood,1977)。)。资本主义也公开赞扬，如果市场的力量被允许自由地发展，那么 我们所有的人最终生活都会富裕起来，至少在它的有别于内容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是这 样认为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共同具有这样一种信念：如果生产力的发展不受束缚 ，最终将会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明显，这种观点在最近20多年间 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这种关于生产力发展的信念，其有害的生态后果(实际 上还有道德上的和精神上的后果)，每一个人事实上都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注：至于马克 思主义与环境问题之关系的论述，参见R.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的《马克思主义 与生态学》(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然而，一般说来，许多从事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都一直在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 社会运动、身份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和后现代主义。他们把它看作是对于旧的 权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颠覆，因而表明了一种极端多元主义的(Ultra-Pluralist)社会 突现，在这种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集体社会实践能够盛行。这种时尚得以继续下去，则 是由于人们觉察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不能够认识到所有政治类型的现代国家官僚政治所 造成的对于民主自行组织(Democratic Self-Organization)的威胁。这能够在葛兰西和 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注：尤其参见J.科恩(Jean Cohen)和A.阿拉托(Andrew Arato) 的内容充实的著作《公民社会和政治学理论》(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MIT Press,Cambridge,1992)。又见V.佩雷兹-迪亚兹(Victor Perez-Diaz)的《公民社 会 的复归：民主的西班牙的突现》(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2nd 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8)。)找到根据 ，而且，在最近的东欧的温和革命中找到更多的证据(注：参见哈夫尔(Havel)和鲁普尼 克(Rupnik)二人的文章，刊入J.基尼(John Keane)编辑的《公民社会和国家：新欧洲的 远景》(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London,Verso,19 88)。)。在这种语境之中，并不出人意料，这种公民社会的观念已经引起了一种显著的 政治思想的复归：统一的国家作为一种道德的规划已经失败了。而公民社会连同这个社 会的各种制度、社团(Clubs)、专业协会以及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则被看作是 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身份政治学的多样性能够得到培育。这种思路的一个范例就是 拉克劳(Laclau)和莫菲(Mouffe)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它采取了福柯主义的研究方法，其中的后结构主义对于话语的 强调消解了思想与物质实在之间的任何区别(注：E.拉克劳(Ernest Laclau)和C.莫菲(Chantal Mouffe)：《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1985)。至于一种更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Account)，则参见E.伍德(Ellen Wood )：《反资本主义的民主》(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第8章。)。
然而，物质实在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发掉的，特别是在一种文化中，这种文化创造了把 生活看作现金交易的人(Mr.Gradgrind)。随着自由个体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 的日益增长的支配地位以及对市场力量的强调，人们曾经猜想：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试 图采纳他们的主要对手们的方法论原理来用于自己的目的。这种作法得到了科恩(Cohen )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一书的赞誉(注：G .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Karl Mark'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一部仅凭理智行事的绝妙杰作(tour de Force)，这部书应用英国分析哲学的绝对精确来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进行 辩护，尽管这种说法是功能主义的(Functionalist)。这种“分析的”或者“理性选择 ”的马克思主义，按照G.A.科恩的说法，最重要的倡导者是J.罗默(John Roemer)和J.埃尔斯特(Jon Elster)，持有这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没有(或者确实也不需要有)一种 与众不同的哲学。无论这种马克思主义想要为什么作辩护，无论何时从任何方面考虑， 都可能取得成功，其途径是使用与主流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相同的哲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上的思路，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它在一些作者的著作中的比较 自由放任的折射，例如巴列图(Pareto)和哈耶克(Hayek)。20世纪80年代历经了采用分 析的马克思主义思路的著作之潮流。在这些著作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罗默在其《 剥削与阶级通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中，将马克思关于 剥削的概念解释成为用于当代关于分配正义的讨论方面的专门术语；而埃尔斯特则在其 《理解马克思》(Making Sense of Marx)(注：J.罗默：《剥削与阶级通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J.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Making Sense of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中以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这个连枷来甄别马克思。在最近 十多年间，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放弃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的更激进的形式， 然而，他们自相矛盾地放弃了他们先前对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许多承诺(注：关于这 一系列变化，参见M.罗伯茨(Marcus Roberts)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
Analytical Marxism:A Critique.London,Verso,1996)。至于更新的文章，参见1996年 开始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出版的刊物《印象》(Imprints)。)。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从自己的兴趣中，衍生出一个已经成为最新 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专题文献，其内容是基本收入资本主义(basic-income capitalism )(注：参见，例如，J.罗默的《一种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A Future for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4)和P.范帕里吉斯(Philippe Van Parijs)的《虽然是真 正的自由：(甚至还不如说)什么能够证明资本主义是正当的?》(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if Anything)Can Justify Capitalism?Oxford,Clarendon,1995)，特别是第2章 和第6章。)，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米勒(Miller)的《市场、国家和社群》(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以及施韦卡特(Schweikart)的、在精神上更接近马克思的《反 对资本主义》(Against Capitalism)，都是范例，尽管距离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仍然很远 (注：D.米勒(David Miller)：《国家、市场和社群：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State,Market and Community: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Oxford,Clarendon,1989)；D.施韦卡特(David Schweikart)：《反对资本主义》(Against Capit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虽然市场社 会主义克服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离，它因此而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几乎不把重点放在 经济平等上面。马克思对市场来说是无用的(no Friend of the Market)：按需分配而 不是按劳分配，才是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而且，关于市场社会主义他所能够发表 的最主要的意见是设想了一种社会，“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 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注：D.麦克莱伦编辑的《马克思选集》(Oxford,197 7)，第568页。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并不包含市场，不过合用市场社会 主义的许多伦理观念。)。因此，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市场社会主义或许是现在可以容 易地达到的最好的社会(或许比最好的还要好)。但是，如同任何一种最终目标，在它对 于人类的动机和潜能的构想方面，它仍然令人遗憾地是幼稚的(注：进一步参见：B.奥 尔曼(Bertell Ollman)编辑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者们中间的争论》(Market Socialism: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New York,Routledge,1998)。)。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看重经验的，而且自称是科学的思路，与这种情况很不同的是，2 0世纪80年代的道德上的荒漠，必然地重新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兴趣。人 们又回到了这个话题，1962年，E.卡门卡用这个话题引发了对青年马克思的研讨(注：E .卡门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London,Routledge,1962)。)，S.卢克斯(Steven Lukes)于1983年发表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与道 德》(Marxism and Morality)，他在这部著作中，坚决主张在马克思那里有一种鲜明的 反差，即对资产阶级法权(Recht)中的公民权利的谴责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解放的道德之 间的反差，在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中和睦将会起支配作用，于是，对于法律的需求将会消 失(注：S.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Marxism and Mor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布伦科特(Brenkert)的《马克思关于自由的道德体系》( Marx's Ethics of Freedom)和伍德(Wood)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把类似的研 究重点都放在关于自由的基本价值和自我解放上面(注：G.布伦科特(George Brenkert) ：《马克思关于自由的道德体系》(Marx's Ethics of Freedom.Boston,Routledge,197 9)；A.伍德(Allen Wood)：《卡尔·马克思》(Karl Marx.London,Routledge,1984)。) 。卢克斯尤其把马克思的观点阐释得过于不切实际；对比之下，米克尔(Meikle)的《在 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中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一 书中，将马克思的过错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而最近，在P.卡因(Philip Kain)的著作中 则坚决主张，在马克思那里，我们的价值深埋于我们的本质之中，马克思对于解放的承 诺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至善论者”(注：S.米克尔(Scott Meikle)：《在卡尔·马克 思的思想中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London,Duckworth,1985)；P.卡因：《马克思与伦理学》(Marx and Eth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至于对这个整个研究领域的新近的评论，参见L.怀尔德(Laurence Wilde)的《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的批评家们》(Ethical Marxism and Its Radical Critics.London,Macmillan,1998)。)。在这个同一研究领域里的一 个更为具体的方面是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新近的争论。例如，这场争论的最重要的倡导 者之一认为，马克思做出超越历史的道德判断的同时又断定：正义原则是具体存在于每 一个社会的，而不能被用于去评价其他社会中的正义或缺乏正义(注：N.杰拉斯(Norman Geras)：《革命的文献：论马克思主义》(Literature of Revolution:Essays on Marxism.London,Verso,1986).至于来自北美的观点，参见R.佩弗(Rodney Peffer)的《 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正义》(Marxism,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对比之下，卢克斯和伍德则认为，马克思对 于资本主义的拒绝是植根于价值的，诸如自我实现和自由，它不同于那种建立在超验的 和永恒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对于正义的构想(注：至于详尽的参考文献，参见N.杰拉斯的 “一个补遗和第二次答辩”，《新左派评论》(“An Addendum and Rejoinder”,New
Left Review,Vol.195,1992)。)。
最后，在最近几年间，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所造成的后果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工作有什么影响?迄今为止，没有多大影响。有一些人(我也在其中)宣称，苏维埃的 实验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化身。在马克思的历史全景中，社会主义是坐在资本主义的肩膀 上的。因而，苏联70年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发展的捷径，它缩短了西方式的生产力 的缓慢的发展期。而它的逊位则使俄罗斯又痛苦地返回世界历史的主流(注：出于忠实 于马克思的考虑而对于这种看法的详细阐述，参见段忠桥(Zhongqiao Duan)的《马克思 的社会形态理论》(Marx's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Aldershot,Ashgate,1996)。 )。那些略具某种更偏执癖好的人总是宣称：苏联及其卫星国们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 会，尽管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他们可以无可非议地宣称：旧时的公仆仍然拥有 并控制着生产力，只是现在他们称自己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总经理，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共 产党官员(注：参见A.考林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的《历史的报复：马克思主义与东 欧革命》(The Revenge of History:Marxism and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s.
Cambridge,Polity,1991)，第2章。)。然而，的确，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还没 有对苏联及东欧国家解体的任何一种分析发表任何引人注目的意见。其理由是明摆着的 ：马克思的理智威力就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他的工作的理性结构表明，它无力 应对明显地具有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
那么，如何看待迄今为止的30年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有些人或许想要重复 马克思在20年后重新阅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对他自己的反思，同时，又 在竭尽全力地撰写《资本论》早期手稿。“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 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测，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 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许都给了整个作品以热 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注：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Werke.Beilin,1975)，对开本，第30卷，第343页。)。尽管20世 纪60年代令人高兴的和充满自信的黎明不大可能复归了。但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 究领域的未来，毫无疑问地不会是完全地“灰色而又灰色”的。挑选一个人的著作(由 于厚此薄彼)会引起反感的，而托兰斯(Torrance)的《卡尔·马克思的观念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Ideas)和布伦纳(Brenner)的《不平衡的发展和长期的下降趋势》(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都显示；在各种研究领域，马克思和他 所赋予灵感的思路仍会具有革新精神和洞察力(注：J.托兰斯(John Torrance)：《卡尔 ·马克思的观念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Ide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R.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不平衡的发展和长期的下降 趋势：从经济繁荣到发展停滞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1950-1998》(“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Boom to Stagnation,1950-1998”.New Left Review.No.229,May-June,1998)。)。这 种思路仍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请马克思恩准我的不同看法)，在解释世界的时候要 比在改造它的时候更有效。而福山(Fukayama)十年前的观点，即没有比自由资本主义更 令人满意的观点，则是越来越让人觉得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和悲观主义的。
David McLellan，“Then and Now:Marx and Marxism”，原载：Political Studies,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er,1999,Volume 47,Issue 5,pp.955-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