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涅阿斯记》乐观与悲观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悲观论文,阿斯论文,乐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4-0169-09 《埃涅阿斯记》乃维吉尔为罗马民族撰写的炳炳娘娘12卷史诗巨作，讲述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攻陷之后，带领其余部流亡到意大利建城之事。该书成书于公元前31年渥大维在亚克兴(Actium)大捷之后，此后渥大维于公元前27年受封为奥古斯都，罗马共和制度瓦解，元首制度浮现。《埃涅阿斯记》便是此时的产物。当代学者对“维吉尔学”最有争议的问题要数《埃涅阿斯记》乐观与悲观的解读问题。20世纪的前半段以海因策(R.Heinze)，博施(V.Poschl)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学者对《埃涅阿斯记》的解读启欧洲乐观派之滥觞，该派主张《埃涅阿斯记》乃维吉尔对奥古斯都政治上的寓言，以贺其缔造的罗马历史上“黄金时代”。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降，传统欧洲派的解读却遭到以帕里(A.Parry)，克劳森((W.Clausen)等“哈佛学派”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维吉尔对罗马帝国实则持悲观的态度，《埃涅阿斯记》中有“公开”和“私下”两种声音。如此反差的解读，引发了大量学者对“维吉尔学”的重新审视，《埃涅阿斯记》中悲剧因素被广泛探讨。“乐观”或“悲观”地对《埃尼阿斯记》的评释在学界依然没有盖棺定论，学术争论依然存在。学者对“维吉尔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扩展。维吉尔学也因而在乐观与悲观的世纪之争中打上了时代的烙印。① 埃涅阿斯被维吉尔设定为尤里乌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特洛伊祖先，实际上他是《伊利亚特》中荷马着墨较少的角色，维吉尔却将其提格为其著作的主角。后世对《埃涅阿斯记》的研读认为其与《荷马史诗》一脉相承，维吉尔在创作《埃涅阿斯记》时沿袭《荷马史诗》的范式，将荷马中的英雄人物植入到罗马的历史当中。古代校勘学者塞尔维乌斯在其《埃涅阿斯记注疏》一书中首次提出《埃涅阿斯记》前6卷是对《奥德赛》的模仿，后6卷是对《伊利亚特》的模仿。②《埃涅阿斯记》前6卷讲述埃涅阿斯离开特洛伊最终到达新家园意大利，后6卷叙述埃涅阿斯在意大利的战争。某种程度上说，维吉尔确实对荷马存在着效仿，而此种“二分法”也成为晚期罗马学者对维吉尔研究的标杆。学者们不断地发问，维吉尔是否仅仅是抄袭或模仿荷马或其他先前的学者？ 维吉尔沿袭荷马(Homerica imitatio)的问题是欧洲学派对维吉尔学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他们认为维吉尔对荷马的模仿要比“二分法”复杂得多。德国学者海因策1903年发表论著《维吉尔史诗技艺》③一书开近代研究维吉尔之先河。围绕维吉尔对荷马的模仿问题上，其在书中用大量的实例将《埃涅阿斯记》和《荷马史诗》的篇章中的典型场景和比喻的手法进行对比研究，开创对维吉尔分析的新方法。德国学者诺尔(G.N.Knauer)沿袭海因策的传统，在其著作《埃涅阿斯记中的荷马技艺》④一书中对《埃涅阿斯记》和《荷马史诗》字里行间进行对比，充分展示了维吉尔对荷马的模仿和再生，但否定了古代校勘学者的“二分法”，指出《埃涅阿斯记》从第8卷才真正存在有“伊利亚特式”的影响，而“奥德赛式”的浸染只有在第9卷有所节略。此种解读使得《埃涅阿斯记》的结构不单是在主题(航行和战斗)上的双边分割，而实际上成为单一的“奥德赛式”的史诗，伴随着零星“伊利亚特式”的穿插。显然，《埃涅阿斯记》和《奥德赛》在主题上都是讲述“回返”，且故事梗概也如出一辙，如《埃涅阿斯记》第6卷的地府章节，埃涅阿斯见到生父，实际上就是对《奥德赛》第11章中奥德赛和其母相遇的重塑。⑤又如，其来到意大利和图尔努斯(Turnus)决斗，最后赢取美丽新娘拉维尼娅(Lavinia)，使读者不自觉地联想到奥德修斯回到故乡后杀死对其妻的求爱者，并且重获王权的情节。虽然对这些情节的总结虽然看似过于简单化，但是在《伊利亚特》中很难找到与《埃涅阿斯记》相对应的情节，由此便使得《埃涅阿斯记》越发显得“奥德赛”了。此外又有学者指出，维吉尔在创作《埃涅阿斯记》时同时借鉴了希腊化时期的史诗诗人阿波罗尼(Apollonius)的《阿尔戈英雄记》(Argonautica)，此作品享有“超奥德赛”史诗之誉。⑥因此，这点又从侧面证明《埃涅阿斯记》“奥德赛式”的范式。 维吉尔选择采用《奥德赛》为其著作的主要结构和理念上的圭臬，显然有些特殊。因为《伊利亚特》中的权贵，英雄式的人物和情结，以及其深刻且庞杂的个体成就和荣誉观，使其常常为历代学者所青睐。而《奥德赛》流浪式的故事情节，平铺直叙的故事风格与《伊利亚特》相比就有些相形见绌。⑦维吉尔为何会有如此选择？有学者指出，一种因素来源于希腊化时期斯多亚学派(stoics)和犬儒学派(cynics)哲学思潮，他们对奥德修斯大为推崇，犬儒派哲学家安提西尼(Antisthenes)认为奥德修斯实则与卓越相称，伊壁鸠鲁学派还以奥德修斯自居。⑧史诗英雄的道德圭表毫无疑问地影响着史诗表达的主题和史诗的感染力，奥德修斯本身的道德模范作用在维吉尔和他同时代的罗马文人中得到一致认可。《奥德赛》于公元前3世纪由安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⑨迻译为拉丁语，这是第一部翻译给罗马读者的，并在当时的学校中充当教材。奥德修斯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回到家园，其坚韧、勇敢、机警的品质或许更为罗马民族所认同。凯恩斯(F.Cairns)认为相对于《伊利亚特》中戏剧性的情节和悲剧的气氛，奥德修斯的德行更具有教育意义。此外，《伊利亚特》在某种程度上有反罗马的倾向，因为《伊利亚特》在本质上是反特洛伊的，既然罗马欲自称特洛伊英雄的后裔，那么再采用《伊利亚特》的范式就显得不够妥当。⑩维吉尔对荷马的模仿不存在与荷马匹敌，相反是其对荷马的致敬，他意欲创作出罗马民族自己的史诗，《埃涅阿斯记》之于罗马民族就如同《荷马史诗》之于希腊。 遥远的荷马时代英雄会给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带来什么？古代校勘学者塞尔维乌斯在《埃涅阿斯记注疏》的前言中写道：“维吉尔意图模仿荷马，以其祖先颂扬奥古斯都。”(11)古代校勘家多纳图斯在对维吉尔的注释中也有相似的评注：“其(维吉尔)将埃涅阿斯刻画为奥古斯都的荣耀祖先，以其的名誉而创作此史诗。”(12)希腊化时代对于明君的理念，先哲的智慧以及罗马的军事典范不仅只体现在奥古斯都本人身上，从埃涅阿斯的行为上就可窥见一斑。奥古斯都开创罗马帝制，并赢来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开启了罗马民族的盛世。海因策认为作为一位民族诗人，维吉尔责无旁贷地充当了罗马民族的教化者。奥古斯都大帝开创新纪元勠力于道德的完善，他倡导德行即为爱国。罗马的道德圭臬不仅体现于当时的哲学院学究身上，他希望在罗马史前中寻找英勇的，果敢的和虔诚的罗马祖先之表率(exempla maiorum)。荷马的世界是神和英雄同在的“黄金时代”，奥古斯都极力期望民众不仅只是知道祖先的丰功伟绩，更希望将古代的道德和传统在其建立的新秩序中得以复苏。(13)《埃涅阿斯记》整部史诗符合奥古斯都之冀望，而埃涅阿斯本人也在罗马所有的英雄中熠熠生辉，正如奥古斯都的塑像屹立在罗马广场中一样显要。 其二，哈里森(Harrison，T.W.)认为从17世纪开始英国逐步对古典著作开始接受，而对《埃涅阿斯记》的研读总是和政治密不可分，学者普遍认为《埃涅阿斯记》乃一部伟大的史诗。维吉尔在民族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创作出如此窅窅翳翳之大作，是对罗马帝国和它包含的价值观，以及奥古斯都的王权统治的朝贺。(14)这便是欧洲学派所持的最重要的观点。笔者认为哈里森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海因策的解读延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学者艾略特(T.S.Eliot)在其《论诗歌和诗人》一书中将维吉尔的著作誉为欧洲文明之经典，指出在《埃涅阿斯记》中，维吉尔眷注于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和其统治的绵延和合法性。他认为史诗乃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但同时说明《埃涅阿斯记》的永恒性，维吉尔给罗马帝国设立了一个典范，此典范同样适用于历史上所有的帝国。他认为埃涅阿斯实为罗马的化身，进而指明古罗马又是整个欧洲文明的缩影。(15)艾略特在其书中引用了《埃涅阿斯记》第一章中朱庇特预言： his ego nec metas rerum,nec tempora pono: imperium sine fine dedi… 本神将赐予罗马帝国昊天罔极之宇，日月经天之宙，无有止境。(16) 《埃涅阿斯记》开篇所刻画的黑暗、恐惧和女神朱诺的愤怒，以及狂风暴雨中身处绝境的埃涅阿斯等阴暗的场景，在主神朱庇特预言后一扫阴霾。朱庇特开篇预言已经对《埃涅阿斯记》与权利的谋略有所提示，埃涅阿斯是一个被预定的人物，他将肩负使命贯穿始终。权利无止境(imperium sine fine)这一词组，同样成为艾略特对古典学的研究最显著模式，其本质特点为永恒和卓越的完整实体。从此种角度分析，史诗从最开始已经预设埃涅阿斯所要达到的终极(telos)。朱庇特对维纳斯所说的预言(I.257-296)，以及埃涅阿斯游地府时见到的尚未出生罗马历史上的英雄(VI.656-786)，火神伏尔甘为埃涅阿斯锻造盾时显现的罗马早期历史的场景(VIII.630-728)，此些章节都呈现十分强烈的“未来”感，以埃涅阿斯的“当下”描述罗马的“未来”。以图尔努斯之死为整个故事的结局，以迎奥古斯都之盛世，通篇带有浓厚的目的性叙述的色彩。昆特(D.Quint)识别此终极的实质是用史诗的形式同帝国的捷报相联系，以勾勒帝国的盛世浮华。目的性的叙述形式，以埃涅阿斯所经所历将罗马的过去和现在衔接起来，埃涅阿斯的命运已经被天神朱庇特所预定，罗马的历史何尝不是，奥古斯都今时今日的成就也存在着必然性。(17)德国学者博施(V.Poschl)认为迦太基女王迪多的悲剧形象就如同埃及艳后克莱欧帕特拉(Cleopatra VII)，同时暗指罗马历史上同迦太基的三次“布匿战争”。《埃涅阿斯记》的后半部分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的战争，实际上是对意大利—罗马斗争和渥大维与安东尼内战(civil war)的影射，在他看来图尔努斯代表黑暗恶魔的化身，而埃涅阿斯则是光芒万丈的道德象征。埃涅阿斯对于图尔努斯的胜利则如同罗马对其他民族的胜利一样，是正义战胜邪恶的体现。埃涅阿斯，奥古斯都是征服者，而迪多和图尔努斯是被征服者的代表。(18)维吉尔创作的史诗和真实的罗马历史场景联系起来，虽然不同的读者会对维吉尔的象征手法做出不同的解读，但博施的方法未尝不是在给罗马帝国和奥古斯都的合法性做注解。博施用象征的解释手法支持了艾略特所认为的“维吉尔系欧洲文明之经典”，同样认定维吉尔是欧洲文明价值观的基本代表。特别是在二战后德国需要重组，维吉尔的秩序目的论在当时的德国被广泛认可。 其三，艾略特指出《埃涅阿斯记》显露出历史思维的新视角，并将其定义为神意下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部具有美学和社会意义的精美绝伦著作。预定性的历史叙述范式，恰好是基督教的诠释人类历史的基本模式。奥地利学者海克(T.Haecker)在著作《维吉尔，西方之父》中认为维吉尔乃是唯一的一位“异端”，能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并列。《埃涅阿斯记》是除《圣经》以外，包含了大量的对历史预定的著作。“不管喜欢与否，知晓与否，我们仍处于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历经迷途之后，最终自觉(sua sponte)接纳基督教。”(19)《埃涅阿斯记》着实给读者强烈归属感，维吉尔在20世纪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众多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政客等心目中的文化偶像。《埃涅阿斯记》也被当作了基督教的先验之作，西方文明的奠基之本。艾略特对海克的观点进行了延展，指出罗马历史和拉丁文都各有其宿命，此独特的宿命又和我们每个人的宿命相合。维吉尔也被认为本质上具有基督精神(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埃涅阿斯也成为了基督教式英雄的原型。(20)《埃涅阿斯记》描写手法和基督教《新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基督教《旧约》常常被理解成是记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而《新约》则是充斥着对此些事件的重复，抑或从另个层面逆转。《埃涅阿斯记》讲述一群流浪的特洛伊人寻求家园，如该书第六章中女巫对埃涅阿斯的预言，此预言已经表明接下来埃涅阿斯等人将会“重演”特洛伊战争，寻回他们失去的家园。一个新的特洛伊城—罗马会建立。(21)这种对《荷马史诗》的重复和逆转，也常常被学者用来比较《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历史以一种来世论的方式被解读，当然对于罗马人来说，此情此景的来世论不可能和基督徒的来世论相提并论。但是对于奥古斯都和维吉尔时代来说，这是一种希望，即“黄金时代”可以复回。因此罗马文化也被当做基督教文化的前奏。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帕里(A.Parry)、克劳森(W.Clausen)、布鲁克斯(Brooks)等人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对传统“欧洲学派”在维吉尔的解释问题发难。该学派运用德国学者博施的象征手法对《埃涅阿斯记》进行研究，但却得出与博施相反的结论。首先，1963年帕里发表题为《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的两种声音》一文，认为维吉尔公开(public)是对奥古斯都胜利的讴歌，实则私下(private)对其胜利的一种悲叹。(22)史诗在伟大荣耀的罗马表面下，却对胜利持一种悲观态度。克劳森同样强调政治胜利背后的黑暗面和帝国主义的代价，此种代价是维吉尔想传达最关键的信息，胜利者和受害者都付出了代价。《埃涅阿斯记》的情节乃是一部关于失败和遗失的历史，罗马的胜利犹如“皮洛士胜利”般，其中包含太多人类精神的缺失。埃涅阿斯在命运中已经深度忧郁，可以说是处于半瘫痪状态。(23)帕里指出埃及艳后克莱奥帕特拉就是迦太基女王迪多的原型，但是埃涅阿斯不全是奥古斯都，很可能是奥古斯都的死对头安东尼，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媾和之事，在当时的罗马看来有伤风化。(24)对于之前学者关于埃涅阿斯实为“奥德赛式”的英雄的观点，克劳森却提出异议。他认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不属于荷马，不具备奥德修斯的机警和内心淡然。他总是心事重重，内心被责任(pietas)和命运牵引，枕戈待旦。埃涅阿斯几乎空无激情和独立人格。(25)在埃涅阿斯和迪多的关系上，他被描写成一位始乱终弃的负心人，面对迪多陈词慷慨激昂，埃涅阿斯的辩解仅限于前往意大利非出于自己的意愿(Italiam non sponte sequor)。 “哈佛学派”对《埃涅阿斯记》的新解读与以海因策、博施等为代表的“欧洲学派”的乐观见解大相径庭。学者们纷纷主张，要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埃涅阿斯记》。悲剧的《埃涅阿斯记》便是其中的一种新视角，这也是哈佛学派在研究《埃涅阿斯记》时最为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维吉尔这位奥古斯都时代伟大的罗马诗人被冠以悲剧作家之衔古已有之。古代学者塞尔维乌斯(26)和马克罗比乌斯(27)，在对古代著作进行注释之时，认为维吉尔通晓希腊悲剧，并在创作埃涅阿斯纪时将悲剧手法借用过来。海因策(R.Heinze)的《维吉尔史诗技艺》一书中对《埃涅阿斯记》第4章迪多女王的悲剧因素研精阐微，他认为迪多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悲剧主角的定义。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经历了命运的逆转(peripeteia)，被埃涅阿斯始乱终弃，最终香消玉殒。(28)《诗学》中指出悲剧创作要达到的效果是激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逆转(peripeteia)乃是整个悲剧结构的核心。(29)海因策对此章的解读仅仅是以希腊悲剧的传统为出发点，他着重于史诗的所带来的悲剧的情绪，并没有对整个史诗性质有所怀疑，他仍以史诗的全局为侧重点，对《埃涅阿斯记》整部作品做出乐观的解释。然而哈里森(E.L.Harrison)在题为《维纳斯为何穿上靴子？——《埃涅阿斯记》1.314节中的折射》一文中指出维纳斯的靴子(cothurnus)实系悲剧之靴，(30)暗示维吉尔从一开头就给作品染上了悲剧的色彩，同时给后面第4章迪多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31)哈里森认为很多学者通常忽视了第1章将维纳斯作为了开场白(prologue)，进而没有意识到悲剧已从这里开始。 莫勒斯(J.L.Moles)把迪多的行为分为5个部分。首先，迪多爱上埃涅阿斯(I.717-722)。迪多此时对命运全然不知(inscia)，她在维纳斯的布局之下中了丘比特之箭，莫氏描述她为无辜的受害者。其次，迪多内心中的挣扎和她与闺蜜安娜的对话(IV.20-55)。迪多在意识到自己不能自拔地爱上埃涅阿斯后，内心对已逝的丈夫充满愧疚。莫氏认为她对爱情具有强烈责任感。(32)迪多接下来的行为已经不遗余力地表明她的悲剧形象，维吉尔将她比喻成一只被箭刺伤小鹿，难逃厄运(IV.70-73)。迪多和埃涅阿斯的婚礼乃是迪多故事的高潮，也是莫氏文中迪多的第三个行为(IV.165-172)，维吉尔用“ille dies primus leti primusque malorum”(不幸和死亡的日子)(IV.169)已经影射迪多的悲剧命运。信使之神(Mercury)到来中断了迪多的“幸福”，她意识到埃涅阿斯将会离开，这是迪多第四个行为(IV.418-449)。埃涅阿斯去意已决，迪多歇斯底里地挽留也无济于事。信使之神的到来莫氏称之为悲剧中的逆转(peripeteia)，最终导致迪多决定赴死。迪多的自戕是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行为(IV.473-553)。迪多万念俱灰，自愿一死，维吉尔描述其实她不值得去死。(33) 对于“哈佛学派”的维吉尔学者来说，悲剧便与私下(private)的悲观解读同义，相应的公开(public)的诠释《埃涅阿斯记》具有史诗性。亚里士多德的对悲剧阐释着重强调个人在作品中的经历，主人翁的悲剧情节和作品所带来的悲剧思绪。迪多的故事不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故事情节上都符合希腊悲剧的标准，因此迪多乃是维吉尔笔下不折不扣的悲剧女主角。莫氏对于《埃涅阿斯纪》中悲剧评注，也是依据以个人的经历和心理活动的变化为侧重点。然而，此种因素在悲剧中的考量已经逐渐让位于当城邦结构正经历破茧之势时，对其内部紧张局势和错综复杂关系的分析。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是一个急剧变化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较量，精英和大众的博弈，悲剧的魅力伴随着它的阈限和对道德的违背已在历史的大环境中缓慢地与城邦的蜕变紧密相连。此种对于悲剧的考量，是否可以重新考察《埃涅阿斯纪》中的悲剧因素？ 《埃涅阿斯纪》的最后一章即第12章，讲述埃涅阿斯和图尔努斯的战争。图尔努斯之死已被神意预定，埃涅阿斯急切想向图尔努斯复仇，主神朱庇特遣盛怒(Fury)注入埃涅阿斯之剑，像一阵黑旋风卷入图尔努斯的体内(XII.855)。哈迪(P.Hardie)认为维吉尔是以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为蓝本，该剧中奥林匹亚诸神和复仇女神(Erinyes)达成同盟，并将复仇女神划归为雅典的荣誉公民为结局。朱庇特和盛怒女神在最后一章的出现，从词源学中的双关意义来说具有弦外之音：盛怒女神“出现”(apparent)在朱庇特的王座之旁，恰如罗马的裁判官(apparitores)一般，作为官方暴力的代表，此刻的盛怒女神或许已被比作手持棒条和斧头的罗马侍从。此种影射不仅是个英雄行为的问题，更涉及了国家管理的结构组织上的疑问。维吉尔在这里引出了合法权力和肆意暴力之间的关系问题。(34)法国学者维尔南(Vernant)指出阿提卡悲剧系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特殊环境的产物，挣扎着同正在经历巨大社会变革城邦达成协议，因为此时旧有的观念和新的立法和政治制度有所龃龉。(35)然而，维吉尔时期的罗马正处于从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转型期，如果说罗马历史上存在“悲剧”的时期(套用维尔南的言语)，那么必定是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前后，此时渥大维和罗马人民正在商议未经实践的新元首制和行将就木的共和制在制度和观念上的巨大鸿沟，此时的罗马正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维尔南学派专注于城邦中的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精英个人和民主制前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如果说阿提卡悲剧检验了公元前5世纪已逐渐过时的个人英雄主义问题，那么奥古斯都时代的史诗则需面对相反的问题——新专制个人主义从集体主义的共和制的脱离。 哈迪认为图尔努斯之死便是很好的佐证：国家制裁的暴力和恐怖(Jupiter' Fury-lictor)在个体英雄埃涅阿斯出人意料的行为中显露无遗，同样也是帝国在制度上始终存在的如何克制和转移元首盛怒的关键问题。(36)威廉姆斯(R.D.Williams)以为维吉尔在他所能见范围内，秩序和受惠于民政策的制定将是最佳状态，若国家被个人的野心和残暴所操纵将会亏名损实。公开地，维吉尔认为罗马的使命是平定和教化寰宇，此种观念在《埃涅阿斯记》中多次体现，私下的声音却不断对悲剧人物发出哀叹和同情。(37)普特南(M.C.J.Putnam)在《埃涅阿斯记的诗学》一书中强调埃涅阿斯在最后已沦为愤怒和暴力的猎物，暴力和非理性缠绕埃涅阿斯使其最终不是拥有胜利，而是完全的屈从。(38)图尔努斯之死不仅仅是个人意义上悲剧，更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的悲剧。图尔努斯和迪多的悲剧都能引起读者在情感上的同情。《埃涅阿斯记》第6章末尾马克卢斯(Marcellus)的英年早逝和第12章末尾的图尔努斯之死相辉映，马克卢斯作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英年早逝通常也被认为是帝国的损失，但同时也折射出帝国在继承制度上的缺陷，帝国的安危往往系于元首和其继承人的身体康健，因此继承人方面的问题通常也令元首最为棘手。 埃涅阿斯的传说和奥古斯都的历史存在着换喻上的因果联系，如古代校勘家塞尔维乌斯所示，以埃涅阿斯的功绩颂扬奥古斯都。但更为重要是我们要去理解传说中的事件和就近历史隐喻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处理古代与当下的罗马在阿提卡悲剧中的呈现问题。近年来就《埃涅阿斯记》内部的理念和结构中所含阿提卡悲剧的影响的研究蔚为成风，大致得出以下两种结论：首先，学者意识到《埃涅阿斯记》在深层内容和结构上的悲剧元素；其次，关于悲剧或悲观描述《埃涅阿斯记》还是讴歌或乐观的疏解显然没有盖棺定论。哈迪指出维吉尔受亚历山大学派的影响，其创作有新诗学的遗风。《埃涅阿斯记》包含多种文体，具有羼杂之属(generic mixture)的特点，读者除了能感受到史诗和悲剧的特性以外，还有田园诗和爱情挽歌的痕迹，因此哈迪称其为“复调音乐”之属(generic polyphony)。(39)哈迪实际上对欧洲学派和哈佛学派的观点进行了综合。 “哈佛学派”对“欧洲学派”的发难引发了学者对维吉尔是不是奥古斯都政治上拥趸的怀疑。维吉尔有无对罗马帝国的未来惝恍迷离？笔者站在传统“欧洲学派”立场上，认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是对奥古斯都伟大功绩的讴歌。维吉尔在书中明确写到埃涅阿斯对意大利的征服实则孕育着一个帝国的来临： qui gravidam imperiis belloque frementem Italiam regeret,genus alto a sanguine Teucri proderet,ac totum sub leges mitteret orbem. 给意大利带去统治的勇士，将孕育一个帝国. 他有着特洛伊图瑟王子的高贵血统， 并让整个世界有法所依。(40) 维吉尔用特洛伊人对意大利的征服来作为罗马对世界征服的开始，同时也是世界运行罗马法的开始。短短几行小诗，维吉尔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奥古斯都开创帝国的赞美，同时，此段话是由朱庇特差信使给埃涅阿斯带去的消息，从另一个方面指出罗马帝国是符合上天意志，并将在人类世界建立法规。又如， 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Romane,memento, ——hae tibi erunt artes-pacisque imponere morem —parcere subjectis et debellate superbos. 你，罗马，牢记imperium 是你们统治的艺术，将和平的传统施行 于降服者和蔑视你们的人。(41) 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诗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为世界帝国之后的期望，其中流露出的自豪感不言而喻。诸如此类的诗句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随处可见。阿德勒(E.Adler)在《维吉尔的帝国》一书中认为世界帝国的观念不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盛行的主题。他引用了柏拉图《理想国》中对和平的理解，指出尽管“和平”是古代先哲所认定国家统治的渴求之物，但并不是最佳政体的终结；至于普遍或是永久和平，其认为此既不可能，又不为政权所祈望。相反，“人”或“人类”才系古典政治哲学的主旨。古代哲学家一直在探讨怎样为最好的政权，才能契合人的最佳生存状态。(42)但是世界帝国的观念却正是希腊化时期政治哲学的主题。罗马帝国的普遍主义(oikumene)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那里开始萌芽，波氏《历史》主题即为罗马如何在短短53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之主。此观念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逐步滋长，西塞罗认可此种普遍性，罗马主宰寰宇(orbis terrarum)乃顺理成章之事。其在《喀提林》(Catilinarian)中写道“罗马的势力不应受土地之限”，(43)此观念恰好与《埃涅阿斯记》开篇朱庇特的预言“帝国无止尽”异曲同工。世界帝国的观念同样在奥古斯都时代艺术品中得以呈现，如奥古斯都塑像上的胸甲，镌刻象征着宇宙和大同的符号，表明此观在当时的罗马世界里昭彰显要，且为当时罗马普遍接受和认同。 “欧洲学派”所持维吉尔在《埃涅阿斯记》中所肯定的秩序，稳定以及帝国的美好实则是荷马式，柏拉图式以及西塞罗式的宇宙观。该派认为该书作为奥古斯都的政治寓言不仅仅朝贺罗马的荣耀，更是对希腊—罗马宇宙观的诠释，其认为处于维吉尔时代有学识的罗马人从荷马，希腊悲剧中寻找力量。博施认为荷马的世界属于原始纯粹的世界，其纷乱在于内部的强大和动力汇聚成了统一和智慧，并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理念中有所体现。(44)《埃涅阿斯记》是关乎宇宙，宗教，国家以及个人的综合体，而且是一部关于宇宙普遍性的史诗，罗马的政治和军事权利符合上天的意志。哈佛派所看到的“表面”实际上要“深入”得多，《埃涅阿斯记》里面包含了太多荷马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宗教，以及宇宙观的的思量。约翰逊(W.R.Johnson)剖析了“欧洲学派”和“哈佛学派”聚讼的弊端。他指出“欧洲学派”对于埃涅阿斯的忧郁和悲伤缺少关注，而“哈佛学派”对维吉尔所预设的宇宙观和神人关系鲜有涉及。(45)维吉尔弱冠之时，恰逢凯撒和庞培之战(公元前59-公元前45)，他26岁时，又遇凯撒被谋杀(公元前44)，此后渥大维亚克兴大捷(公元前31)，维吉尔经历了从动荡罗马到奥古斯都和平的罗马。维吉尔实则处于昔日社会和新安全体系建立的分割期，尽管有太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维吉尔通过史诗的方式表达了对奥古斯都和平的寄望，并对奥古斯都开创的新的黄金时代的赞美。 维吉尔对欧洲文化的征服已经超越了他对后来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如，他描绘的史诗帝国，成为欧洲帝国蓝图的凭借。这或许成为“欧洲学派”研究维吉尔时所持的固有之念，西方世界也同样在此理念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态度。当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时，他已将罗马帝国移借给法兰西，背后更是有着对罗马文化的推崇，显然维吉尔对此必定功不可没。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称为“罗马皇帝”，德意志王国便称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头衔似乎一直伴随着欧洲的历史。16世纪的葡萄牙诗人德贾梅士在撰写《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这部葡萄牙史诗之时，必定效仿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他的诗证明了葡萄牙全球扩张的合理性。20世纪前半段，两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他们对维吉尔的乐观疏解所肯定的有序和罗马在奥古斯都时代的成就在当时毫无异议，况且埃涅阿斯身上虔诚的品质也为当时人们所推崇。因此，“欧洲学派”的乐观解读有其历史和文化的窠臼。 然而，美国“哈佛学派”的悲观解读也有着其历史上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埃涅阿斯记》的评释要变得复杂了起来。一方面由于新文学批评方法的发展，另一面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军事帝国主义和绝对君主权力的推崇变得含混起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国内反越战争浪潮十分激烈，最终美国以失败告终。自60年代起，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风起云涌，青年普遍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而采取抗拒或蔑视的态度，同时对各种制度，政治，宗教，人伦，特别是美国自身的帝国主义战略均持怀疑的态度。(46)“哈佛学派”应运而生，他们对《埃涅阿斯记》进行解构，对诗中的个体进行人文主义关怀，关注个体的精神状态；对帝国主义所招致的代价进行反思。“哈佛学派”对《埃涅阿斯记》的悲观解构，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烙印。不难看出，乐观派关注的是维吉尔叙述的整体，即他们是更注重宏观地视察；而悲观派则是强调个体的经历和心理活动，他们更倾向微观地审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或许才能有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维吉尔创作的缘由和主旨。 注释： ①《埃涅阿斯记》乐观与悲观之争在2003年之后聚讼减少。2010年新版的关于《埃涅阿斯记》研究指南就鲜有涉及“乐观”与“悲观”之争，学术争鸣在不断推陈出新。参见J.Farrell and M.C.J.Putnam,edi,A Companion To Vergil's Aeneid And Its Tradition,Wiley-Blackwell,A John Wiley & Sons,Ltd.,Publication,2010. ②塞尔维乌斯(Maurns Servius Honoratus)是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的校勘学者，其拉丁语著作Commentary on the Aeneid of Vergil于1471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的注释本。Servius,Commentary on the Aeneid of Vergil,Georgius Thilo,7.1,Ed.:primi sex ad imaginem Odyssiae...,hiautem sex ad imaginem Iliados dicti sunt. ③R.Heinze,Vergils epische Technik,trans,by H.D.Harvey and F.Robertson,Virgil's Epic Technique,London:Bristol Classical Press,1993. ④G.N.Knauer,Die Aeneis und Homer:Studien zur poetischen Technik Vergils mit Listen der Homerzitate in der Aeneis(Hypommemata 7),Gottingen:Van den hoeck & Ruprecht,1964. ⑤P.Hardie,"Virgil",Greece & Rome,New surveys 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3.哈迪是20世纪后半段维吉尔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欧洲学派的拥护者。他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维吉尔学的“乐观”与“悲观”的世纪之争告一段落，他既对欧洲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同时在悲观的解读上造诣颇深。下文对哈迪的主要观点有详细介绍。 ⑥F.Cairns,Virgil Augustan Ep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79. ⑦欧斯塔瑟乌斯(Eustathius)(1115-1195)是一位希腊大主教和学者，其对《荷马史诗》做过注释，并在“伊利亚特序言”(Iliad prooemium)4.44中认为，《伊利亚特》因其英雄主义情节使得其比《奥德赛》更为庄重严肃。近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末，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学者格里芬(J.Griffin,Homer on Life and Dea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和迈克拉德(C.W.Macleod,Homer:Iliad book XXI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⑧参见J.F.Kindstrand,Homer in der Zweiten Sophistik(Ae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Studia Graeea Upsaliensia 7),Uppsala,1973.另见W.B.Stanford,The Ulysses Theme:a Study in the Adaptability of a Traditional Hero(2nd ed.),Oxford:Blackwell,1968,pp.121-127. ⑨安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公元前280/260-约公元前200)是古拉丁语时代希腊—罗马的剧作家和史诗诗人。详见Brockett,Oscar G.,Hildy,J.and Franklin,History of the Theatre(Ninth International ed.),Boston:Allyn and Bacon,2003,p.47. ⑩F.Cairns,Virgil Augustan Ep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82.参见E.L.Harrison,"Vrgil and the Homeric tradition," Papers of the Liverpool Latin Seminar,1989,pp.209-225. (11)Servius,Commentary on the Aeneid of gergil,Georgius Thilo I.288:Intention Vergilii haec est,Homerum imitari et Augustum laudare a parentibus. (12)Prooemium,Aeneid,i:talem enim monstrare Aenean debuit,utdignus Caesari,in cuius honerem haec scribebantur,parens et auctor generis praebebertur.多纳图斯(Tiberius Claudius Donatus)系古代罗马拉丁文学校勘家，据称其活跃于公元430年左右，其著作《维吉尔注疏》(Interpretationes Vergilianae)于1438年被发现，详见David Scott Wilson-Okamura,Virgil in the Renaiss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3)R.Heinze,Virgil's Epic Technique,trans,by H.D.Harvey and F.Robertson,London:Bristot Classical Press,1993,p.375. (14)T.W.Harrison,"English Virgil:the Aeneid in the XVIII century," Philologica Pragensia,1967,pp.1-11 and pp.80-91.《埃涅阿斯记》的政治接受的重要性参见P.White,Promised Verse:Poets in the Society of Augustan Rom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95-109. (15)T.S.Eliot,On Poetry and Poets,London:Faber,1957,p.70. (16)Aeneid,1.2.78-9, (17)D.Quint,Epic and Empire:Politics and Generic Form from Virgil to Milt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41-42. (18)V.Poschl,Die Dichtkunst Virgils:Bild und Symbol in der Ainei,trans,by Seligson,The Art of Vergil,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eneid,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0,pp.356-358. (19)T.Haecker,Virgil,Father of the West,trans,by A.W.Wheen,London and New York:Sheed & Ward,1934,pp.77-78. (20)T.S.Eliot,On Poetry and Poets,pp.67-68. (21)Aenied.VI.83-97. (22)A.Parry,"The Two Voices of Virgil's Aeneid",Arion,Vol.2,No.4(Winter),1963,p.79. (23)W.Clause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enied",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1964,pp.142-146. (24)A.Parry,"The Two Voices of Virgil's Aeneid," Arion,Vol.2,No.4(Winter),1963,p.73. (25)W.Clause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enied",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1964,pp.140-141. (26)关于埃涅阿斯纪中维吉尔运用希腊悲剧的手法参见Georgius Thilo,ed.,Commentary on the Aeneid of Vergil,4.471&664:scaenis agitatus famosus,cdebratus tragoediis,qualiter a Graecis in scaena inducitur.et'agitatus',quia et furuit,et multae sunt de eo tragoediae:quasi frequenter actus; conlapsam aspiciunt non induxit occidentem se,sed ostendit occisam.et hoc tragico fecit exemplo,apud quos non videtur quemadmodum fit caedes,sed facta narrator. (27)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 Ambrosius Theodosius)是公元5世纪早期罗马学者，其最重要的著作《农神节》(Saturnalia)罗缕纪存当时在罗马农神节中关于历史、神话、文艺批评、古文物以及修辞的讨论。围绕维吉尔的文艺批评参见Macrobius：Saturnalia,5.18-19. (28)R.Heinze,Vergils epische Technik,trans,by H.D.Harvey and F.Robertson,Virgil's Epic Technique,Berkeley,1993,p.251. (29)Aristotle,Poetics,11.1452b,edi and trans,by St.Halliwell,(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1995. (30)在古希腊剧院，悲剧演员通常穿上高筒靴以示他们跟其他演员的不同，后来常常用高筒靴指代悲剧。参见Kendall K.Smith,"The Use of the High-Soled Shoe or Buskin in Greek Tragedy of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16,1905,pp.123-164. (31)E.L.Harrison,"Why did Venus wear hoots? Some reflections on Aeneid 1.314f," Proceedings of the Virgil Society,Vol.12,1972/1973,pp.10-25. (32)J.L.Moles,"The tragedy and guilt of Dido," in M.Whitby,P.Hardie & M.Whitby eds.,Homo Viator:Classical essays for John Bramble,Bristol,1987,p.154. (33)Aeneid,IV.696-697:nam quia nec faro merita nec morte peribat,sed misera ante diem subitoque accensa furore. (34)P.Hardie,"Virgil and Tragedy",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l,C.Martindale,ed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315-316. (35)P.J.Vernant,and P.Vidal-Naquet,Tragedy and Myth in Ancient Greece,Sussex:Harvester Press,1981,p.43. (36)P.Hardie,"Virgil and Tragedy",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l,C.Martindale,ed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318. (37)R.D.Williams,"The Purpose of the Aeneid," Oxford Readings in Vergil's Aeneid,S.J.Harrion,ed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6. (38)M.C.J.Putnam,The Poetry of the Aeneid:Four Studies in Imaginative Unity and Design,2nd edn.(1st edn 1965),Itha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34. (39)P.Hardie,"Virgil," Greece and Rome,New Surveys 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7-58. (40)Aeneid,4.229-231. (41)Aeneid,6.851-853. (42)E.Adler,Vergil's Empire: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Aeneid,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3,pp.200-201. (43) Catilinarian,I.I.26:quorum alter fines vestri imperi non terrae sed caeli regionibus terminaret. (44)V.Poschl,Die Dichtkunst Virgils:Bild und Symbol in der Ainei,trans,by Seligson.Ann Arbor,The Art of Vergil,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eneid,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0,p.23. (45)W.R.Johnson,Darkness Visible:A Study of Virgil's Aenei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p.13-16. (46)S.J.Harrion,Oxford Readings in Vergil's Aenei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标签：埃涅阿斯论文; 维吉尔论文; 奥古斯都论文; 奥德赛论文; 罗马市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荷马史诗论文; 伊利亚特论文; 新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