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与“科学”的结合——试述辛亥革命前科学知识在中国之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中国论文,科学知识论文,科学论文,Scienc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1)05-0006-07
100年前，中国迎来变革时期的一次大转变。今天从文化视角来认知这个伟大的转折点，是十分必要的。纵观中国历史，在古代的科学常识曾经长期控制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但当西方形成的新科学知识涌进来的时候，对民族社会的冲击就有如海啸般席卷一切，无法阻挡。百年过去，虽然有许多正面与反面的教训，实际上的科学知识种子确实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为我们今天所利用。
科学知识作为人类进步的动力，能够从生活常识中升华形成，是经历过长时间不断地与常识中的谬误进行辩论、争斗、实践验证而来，并且还要继续下去。
本文所说的科学知识，是单指自然科学而言，不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仅是为的不要写得太长太复杂。
躁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能够通过语言文字、人们的活动表现出来，以求解决理念观念的冲突；能够通过图书出版、甚至官方与民间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等，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追求社会的发展或迟滞。躁动好过死水一潭，但如果躁动得沸腾，就可能引发革命。清末文化上的躁动，恰恰是当时民族发展所需和凸现的时代特征。
一、“Science”与“科学”的结合
“Science”在19世纪中国人眼中正是西方科学思想与科学知识的象征。而传统书生所信奉的儒学中，虽有古代“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这样光辉的思想，但具体如何格物？却长期缺乏实践与实验。以王阳明夫子为代表的“格竹子”的史实，就典型说明思路与方法上的严重缺陷。王夫子对于“格竹子”失败的总结是：“圣人是做不得的”。这样的误导更让后人却步。
虽然早在17世纪初期的明朝后期，利玛窦等西方人带来拉丁文著作的一些科学知识书籍，由于翻译上的困难，中国人难以从实物的认知上升到知识的认知。一直到1822年，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澳门编著的《英华字典》出版，其中就有“Science”这个词条，只是马礼逊显然不知道应该选什么汉字对应，所以只好空在书上面。[1]“Science”正式来到中国，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至于西方19世纪自然科学知识被专门介绍到中国来，则要到1833年，来到中国的德国人郭实猎(K F A Gùtzlaff，1803-1851)在广州印刷出版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中多有关于当时西方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新知识，以及一些新科技产品介绍。还专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格物穷理”，内容是三个人聊天，介绍气学知识。恐怕郭实猎也是以中文“格物穷理”来对应Science的吧。[2]
又到1866年，德国人罗存德(Rev.W.Lobscheid，1822-1893)在香港编著的《英华字典》出版。该大型工具书上面的“Science”条目，被作者加以汉语的多个翻译对象：“学、智、知、理、智慧、知学”等，[3]还附有例句：“致知to perfect ones self in a science”“格物natural science”。
中国人谭达轩在1884年编辑出版的《英华字典》中，继续使用罗存德的见解，也将“Science”对译成“见识、智慧、博学之论”。[4]
这段时间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罗存德为中国和西方编纂的字典，并没有被中国人重视。反倒是邻居日本人十分重视，他们除了大量购买，还干脆在日本将之重印。他们的意图是通过此工具书中的汉语来学习英文。他们成功了，在1869年和1873年的日本文献中，已经出现“科学”一词，到东京大学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在1881年出版《哲学字汇》书中，明确将“Science”对应为“理学”、“科学”。[5]以适应西文中Science的语义。这样在日本被广泛运用，后来的中国留学生将之照搬回中国，出口转内销，就将中文古词改变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只是相当广泛地当作日本人发明的新词语来宣传。这样的马虎解释，责任自然不在日本方面，而是我们自己文献的整理很不到位。经过这模糊的中日文的互换，总算“Science”与“科学”在汉语中也对应成功，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例如译科进士颜惠庆在1908年编辑出版的《英华大辞典》中，就将“Science”对译成三种解释：(1)学、智、知、理；(2)专门学；有条理之学；科学；(也有“格物”的英文例句)(3)巧艺、学术、专门术。[6]“科学”在辛亥革命后7年的五四运动中成为“赛先生”，也成为至今普遍使用的对译词。而如果究其根源，“科学”一词，其实是中文古已有之。在文献中，唐朝罗衮：“仓部柏郎中墓志铭”中有“近代科学之家”句；宋朝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有“自科学之兴”句。[7]只是古意是“科举之学”的意思。
可惜的是，早年的工具书上的对译，仅有对应词，却没有给出该词的词义解释。
《格致汇编》
不过，在洋务运动初期上海江南制造局宏伟的开发计划下，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1876年开始主编杂志《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A Monthly Journal of Popula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在该杂志创刊号上的“序”中写道：“致知格物之学，乃脩齐治平之初级工夫。……所谓格致之有益于人而可施诸实用者，如天文、地理、算数、几何、力艺、制器、化学、地学、金矿、武备等，此大宗也。其余艺术尚有多端……”[8]第二年第一卷上以傅兰雅的名义写有“启”，其中他又说：“……而制造局已起人文。徐雪邨识办五材，化分矿产；贾布纬胸罗历宿，考验玑衡，功叅政伯；赵静涵医理綦明，步计大章；李丹崖地舆熟悉，更有数通算学，莫不术妙畴人，所习日精，足开风气。……”[9]傅兰雅显然是以“格致”来对译“Science”，并且给出了“格致”的大致范围，以及当时中国已经出现的第一代格致学家姓名。再加上一些来华西方人的影响，在他当时一直到清末，“格致”一词就流行开来，仅是用“格致”命名的中文图书也出现24部之多，[10]例如《格致启蒙》；《格致入门》；《格致总学启蒙》；《格致略论》；《格致教科书》等等。
当时西方人与学习他们的中国书生同样使用古汉语中的“格致”来作为“Science”的对译，虽然广泛宣传，但效果似乎不算佳。可能一来古汉语中的“格致”语义并不具有近代科学的内涵，也离“格物致知”的意思似乎也差些；二来是缺乏汉语中“学”字的味道，因而难以统帅一个大学科。当年日本人恐怕恰是抓住“学”字的深刻内涵，而在中国稀有的几个传统带“学”字(大学、天学、实学等)的基础上，广泛推行到许多新的知识内涵上，加上一个“学”字就明确成为一门学科，而与原先的某类常识相区分。(例如物理就不等于物理学；伦理就不等于伦理学。)三来当年反对新知识新词语的人还是不少的。例如当年国学大师章炳麟就明确反对，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其最可嗤鄙者，则有‘格致’二字，格致者何？日本所谓物理学也。”[11]
近代中国人最早使用“科学”一词新观念的人，恐怕是维新变法的始作俑者康有为先生，他所编纂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出现日本书名：《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在1898年他写给光绪皇帝的《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已经3次使用：“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外求各国科学……”；“教以科学，……”[12]
另外在社会教育上公开使用，自1866年上海就成立“格致书院”；1888年北京京师同文馆设立“格物馆”，在1895年改名为“格致馆”。这就不再停留在词语准确与否的争论上，而是作为推行新知识，培养新人才的孕育之处了。
总之，经过社会选择使用验证，还是选择“科学”来与“Science”对应。“格致”一词虽然被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与“科学”一词同样在中国推行科学知识的实际功效，是具有莫大功劳的，它打开了中国生产力长期被束缚的封建枷锁。它在当时所引起的各种各样争论，正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光辉的一页。
二、科学知识鸟瞰
当年中国的近代科学知识相关活动，由于先天是从外面传来的，所以造成的文化特征与传统有巨大差异。粗略看是有书斋中文字知识的学习与变换；有实物形成的知识的学习与变换；有个人行为、有企业行为、有学校行为等。本文仅作略述如下：
讲述科学技术的图书在近代大量出现，据笔者统计，自1865-1911年间，中文科技图书杂志总数应该在1797种左右。[13]这是中文与西文之间发生关联的一次空前的交汇活动。首先在词语概念的界定上就十分复杂困难，幸亏有前述的马礼逊、罗存德等人编著的双语工具书为基础，构建好了基本的双通道知识桥梁，才使得这次大交汇成为可能。
早期译著的形式，开始沿袭明朝末年的形式，即多数是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中国学者的代表人物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来华的外国人多有教会或商会背景，他们需要在科技上投资以获得名利，其代表人物如伟烈亚力、傅兰雅、丁韪良等。例如，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恰好在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之后250年，完成了这部世界名著的全部翻译工作，它又成为新的开始。又如傅兰雅，他先后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数十部数，内容涉及数理化、军事、技术、地学、生物学、医学、农学等；他主持格致书院，作为传播与交流科技的基地；他创办的《格致汇编》杂志，成为中国第一种定期的科学杂志，从1876年到1892年，陆续出版7卷，影响相当广泛。后来中国人自译书成为主要形式，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有组织进行翻译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农学社、博医会等，还有各地的一些学堂，以及一些留学生组织的译书社等。他们为适应需要，翻译各学科的许多专著和教科书。也开始出现一些中国学者，运用新科学知识来自主探讨有关的科学技术问题，例如刘光照写的物理书，杜亚泉写的化学书，沈敦和写的兵法书，王先谦写的地理书，罗振玉写的农学书，黄摩西编写的百科辞书等。
那时科技书籍的知识范围与深度，显然比起明朝末年有了大的飞跃。这首先是由于科技本身又前进200多年，其时西方一些国家已经于百余年前跨进了工业社会。在西方，科学不仅是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也成为发财致富的工具，这就在客观上鼓励科学技术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是，译著者的知识水准有所提高，能够注意到原著的理论体系、方法论和资料的实用性等特点。并且根据国内的需要，择优译著。如数学包括几何、代数、三角、对数、微积分等；天文学包括星体介绍、天体结构、历法、时学等；物理学包括力、热、声、光、电、无线电报、仪器、实验等；化学包括无机、有机、分析、理论、仪器、实验等；军事包括火药、各种武器结构与用法、各国军事制度与能力、战术、战法、兵史、操练、战力等；技术包括蒸汽机、锅炉、船舶、飞行器、铁路、探矿工程、各种机械、纺织、铸造、炼钢、漂染、镀金、造纸、度量衡等；矿学地学包括矿石、探矿法、地质、地表、海道、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地区介绍等；博物学生物学包括博物、博物志、达尔文学说、动物学、人种学、微生物学、植物学、植物病理学等；医学包括全体学、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医理、生理卫生、诊断、西药、药方、种痘、军用医学、医典等；农学包括农业理论、农作物、林木、畜牧、土壤、肥料、农具、农业史、茶、蚕丝等；其他还有科技工具书、综合洋务、科学思想、科学教育、交通、科技史、百科、遍览、家政、食谱、书目、科学幻想作品，以及具有各类专长特点的科技杂志等。
清末半个多世纪，能够印刷出版1800部科技书籍，远超过明末的140部科技书，它们是中国人学习新科技的证明，是中西交流而使得中国驶向新航程的纪录，是在冲破了封建的桎梏，经过无数人的艰苦劳动才获得的成果。我们只要读一下谭嗣同、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人在青年时期的读书感想，就可以领会到这些新书籍的吸引力。17世纪科技书的印刷出版，主要还得依靠一些偶然的机缘，例如某个皇帝发觉他所代表的“天时”出现问题，需要新历书；或者因战争需要新大炮；或皇帝患疟疾，需要吃西药(金鸡纳霜)，才能够获得恩准出书。即使这样，还有一群封建卫道士在一旁反对。因而当时尽管印刷能力不差，但所印刷的书籍仍然太少，很难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扩大影响，更谈不上形成推广新科技的国策。就连号称“圣祖”的康熙帝，对待科技也仅停留在个人兴趣的范围内。而与他同时的印度国王贾·辛格，则带头学习外语，学科学，组织科技交流，修建和亲自使用第一座德里天文台，修建斋浦尔市。显然两个人对科学技术的认知是很不同的。清末书籍印刷刊行的渠道增加，但是印刷数量仍然不算多。例如当时江南制造局是贡献最大的译书中心，从1868-1879年，共出版译书98种(绝大数为科技书)，仅销售31111部。[14]以次数估算，每种书印刷也就1000部左右。当时外国背景的“广学会”，印书时半赠半卖(少数为科技书)。该会在1897年全年赠书为12万册，1899年卖书得款46112元，这可能是当年的最高纪录了。
中国出版的这1800部书，有1千多位作者，其中许多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如数学家欧几里德，天文学家赫歇耳，物理学家牛顿，地学家赖尔，生物学家达尔文等人。他们的科学研究成就在世界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对中国也一样。从外国作者人数看，以日本人最多，有300多位。这是由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双方扩大了文化交流范围，中国派去日本的留学生逾万人，日本来中国的教习也过千人。[15]至于科学内容，则多是来自西方，并多是经过日本学者编译加工而来，对于中国学者阅读就明显容易得多，但也就存在变异原著的危险。
外文图书的翻译者也有数百人，他们为克服不同文字上的内涵对译的障碍真是煞费苦心。尤其是前期来华的外国人，他们不但要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还要为大量科技术语选用一批汉字词来对应，或者不得以自己创造出新的汉文专用字，这是开创性的工作，难度很大。例如前述的罗存德先生，他在马礼逊字典的基础上，不但选用极大量的汉字来对应一个英文概念，还自行创作出20多个新汉字来表现过去没有的化学新元素。[16]实际上，外国的译者往往会找一个中国合作者(此人也许根本不懂外文)，经过译者口头讲解后，由中国合作者润色写成中文。这些早期中国合作者一般都是热心科学的知识分子，敢于顶着守旧势力与“洋人”合作。只是这样经过两道手的译文质量可想而知，差错与难懂之处很普遍。后来由于大批留学生回国，才开始了独立的翻译工作，科学术语的翻译也逐渐协调规范统一，句法就不再拘泥于文言文，使得一般读者更容易明白。
除了书本上的科技知识外，还有大量结合实物的知识。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通过官方和民间各种渠道，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科技的实物产品，其数量与分类都难以计量。仅以著名的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等几十家官督民办的大型工厂设备与产品看，都是十分洋洋大观，非一篇论文所能够容载，更勿论科学技术各个学科的实物。这些实物科技知识，对于中国人的实际教育效果，则是针对封建生产力的致命一击。产生了掌握科技知识的第一代工人，产生了学习科技知识的新知识分子，为生存而竞争的中国人具有了自己的工业和科技思想。
三、科学思想的躁动
清末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社会思潮十分活跃，在上层官僚书生内部存在为适应变革而提出的种种说辞，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可以说争论至今还是在进行中。我们仅从涉及科学知识角度看，开始有造船造炮问题，是从林则徐、魏源开始提出来；接着有修铁路开矿山问题、对于西方器物文化的认识问题、培养科技人才方法与实践问题等等。争论双方都有堂皇的理由，都有利益在幕后的需求，结果在每一个问题面前，大致可以分为鼓吹派、反对派、中间派；还可以分成实行派和口头派两类。他们的言论所积累的文献已经堆积如山，但这仅是科学思想的实用层面的一种反映。至于科学思想本体在当时的孕育与见解，则多是在书斋中的哲学书籍里面显现。由于内容太多，本文仅略举部分例证。
其实早在17世纪初，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就开始了科学思想引进中国。徐光启就写道：“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扣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22]他的“格物穷理之学”应该是十六世纪西方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是与哲学的混合体，当时科学在西方还是哲学的婢女；同样，也不是中文“格致”的意思，从字面上较接近朱熹的说法，从内容看则本质已经不同。词语的语义混乱，一直缠绕中国人，就连到1902年的大人物梁启超先生，他写的“格致学沿革考略”文中还说：“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23]真是越说越乱。
而早期的鼓吹者有英国人慕维廉(W.Muirbead，1822-1900)，他眼见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建设工业，取得中国工业产品占全世界工业产品五分之一的地位，仅稍少于英国。但是建设十多年后，中国人依然不知道西方思想精神所在，于是他在1877将培根名著《新工具》翻译成《格致新法》在《格致汇编》第二卷开始连载，接着集成书出版。他在“格致新机重修诸学自序”中对中国人发表鲜明的见解：“曾子作大学一书，为初学入德之门，明明德之功，必以格致致知为先，而诚意正必修身继其后，千古遗传，大矣备矣，然犹未及乎天地，犹未赅乎物也，朱子所谓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穷知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盖人之心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不因其已知之理，而求其未知之理，循其而造乎极，则必于理有未穷，而于知有不尽矣。今余译格致新机一书，揭其未知之理，穷其理而造其极，于是其道赅矣，其本得矣，扩充大学明德之功，益广格物致知之理。惟华人徒沾沾于诗书六艺之文，不究夫大本大原之旨，而孰知政事学问之外，更有进焉。必从事物推乎上，而归乎大原，又从本原推下，而赅于格物。若能格物穷理，推原其本，则道大日新，获益无穷矣。……”[24]这位英国人对于中国传统观念理解得十分透彻，巧妙地和善意地介绍培根学说以适应中国。
当年81岁的沈寿康老人为该书作序，他有豁达的观念：“呜呼，今世知格致之理，明格致之法者，抑何鲜耶，然而不能不为世人谅者，五彩新施，瞽者固无由睹其色；八音迭奏，聋者固无由聆其音。彼其人未读西书，未交西士，聪明錮蔽，才识迂疏，虽有格致之理，格致之法，既苦不知，曷从讲肄，更何冀其精能耶？”[25]他的比喻颇有味道。
英国人艾若瑟(E.Joseph，1823-1905)在1885年写成《格致总学启蒙》出版。其中针对67个科学问题，给予论证与分析。如第十一节“格致之学，即由各种测试辨论得知，绳束万物之条理”，其中有这样的话：“凡世人所共知者，均应归于格致学之纲领条目下耳……格致家审察事理之美备法，既需圆满周到，复宜亲切详明，兼使无据之推揣，无机混淆于内。试验之法，可谓佐人审察事理之美辅助。……格致家之揆度物理，审察事情，每先将若许端事故，集聚一处，细为探索研求，繁琐也而使之简约，杂乱也而归一纯正，将其堪为提絜纲领者选拔出，以为应接其同类事物之准则。世间人之揣度物理，殆均不外乎是。……”[26]显然确实是一部科学思想入门书。
英国人山雅各译、许经邦述的一部书《哲学源流考》，颇有可读性，书中内容是介绍世界上多件在历史上人们开创性认识科学知识的过程，以及与世俗谬误斗争的史实。今人看小标题就能知道：“哥白尼Copernicus议论”、“论巴拉赫Tycho Brahe与天文台”、“论客卜雷Kepler与行星运动”、“论嘎李立俄Galleo与所制千里镜”、“论嘎李立额与异端之邦”、“论戴加德Descartes形学”、“论柰端以撒事略”、“论柰端以撒与视学之理”、“论柰端原理之书”、“骆麻Roemor巴勒德勒Bradley论光行速率”、“拉坚哲Lagrange与拉巴勒论日与行星之定位兼论星林”、“侯失勒论衡性运动”、“论小行星”、“论行星速率及其行星”、“论寻见海王星”、“论彗星及其天气体”、“论潮水”、“论潮水所形成之物”。
该书第一章开始一段话是：“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朱子补之曰，在即物而穷其理。又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职斯言也。宇宙间形形色色声声，由耳目熟经之物，极之怪怪奇奇，而皆有奥妙之理，可以运其脑力之思想耳。自夫庸庸者流，识贻蛙井，罔知天地有大奇观，万物有新理想。而又蛛网尘封，失热肠殚究之忱。是以雨露雪霜，雷鸣地震，与夫彗星坠于下，天象动于上，及一切物降空中，声发天地，即非习闻习见，要祗诧异惊奇。试问其所由然，与如何使然？则彼既成门外汉，而亦付诸不知不觉之天。吁，可嘅也已。……”[27]
译者的意图写在该书序言中：“世界上凡格出最新事业，无不受人讥诮攻击，或因文字之狱置之死地，倘不忍耐，事永无成，此可为中国有志维新之士之楷模。是书所记诸条文师，皆曾忍受磨练，故得奏功。迄今地球之人糜不欣然考求其所经历之境，当思世人之心，虽未易受纳真理，然及其终，则莫不心悦诚服。余甚愿读是书者，思天文地理诸学，实有裨吾身之用。虽中国人不可弃其本然至善之学问，然亦必讲明新学，以为补助。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以也夫。”[28]
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1836-1907)写有“格致源流说”一文，文中讲述格致凭据，益智之道，研究方法，还批评伪学的害人。下录一段文：“凡人欲精格致之学，必当先知所学之原……能尽物之性，能格物之理，乃人心中同具之才能。但其为道至大，其致力至难，且其所成之学，又为至贵之端。故俯仰古今，纵横中外，从未有一人焉，能于一时之顷，全明一事一物之妙理。甚至极之，薄物细故，亦皆不能自诩生知独矜捷获，而谓可不由好学深思苦心力索以得之也。……智学之日进如是，然其始不过流露于寻常知识之中耳。至于用力之久，遂成为博大高深之学，即所谓格致之智学也。……辟古人未明之蕴，显今人探索之精，示后人阶梯之助。物无尽境，故格致之功亦无尽境；物无穷助，故格致之效亦无穷时。能使人克葆其生初之灵明者，以此能使人尽知其真实之情形者，以此能使人得复其治理万物之权者，亦以此也。故吾曰：格致之功效，非徒有益于物物各得其用，实有益于人之能得万物之用，而不失有灵自立之完人也。”[29]
日本学者中岛力造著书《哲学新诠》由田吴炤译述，在1905年出版。[30]书中许多章节全是讲述科学问题，仅标题就有：科学结果之总合与其批评；科学之起源；关于生物现象之科学进步与哲学问题之关系；哲学与科学有密接之关系；科学之定义；科学之智识；科学之假定；科学者自身之实在；科学之分类；吾人当取之科学；科学遂入于哲学问题；等。
严复作为一代师长，将科学知识运用到政治上，在他的“上皇帝万言书”中，就这样写道：“陛下闻格物之说乎？格物家之言理也。以谓一物之完而不毁坚而离破也，必其中质点爱力至多，如磁铁吸铁然，互相牵吸维持，而后有以御外力而自存。及其腐败也，则质之爱力渐无抵拒支持，而其物遂化。今中国之质点，亦可谓无爱力矣。以此而当外洋，犹以腐肉齿利剑也。虽然陛下慎勿恨民之无良心，亦自反其所以附民者而已。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以美言文具取也。”[31]
一代风云人物梁启超先生，也著有《格致学沿革考略》，即科学史。这里已经无需再引述。
以上科学思想表达的例证，估计当年与今天的读者都会因为语义语法的问题，有如坠入五里雾中。虽然他们都在认真地谈论科学定义、科学有什么用？科学与人生有什么关系？科学史、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等，但终究是从西方词语中套过来，缺乏语义的一贯性。也就显得十分躁动，难以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或思考。
四、结语
Science虽然早就来到中国，却长期没有被注意，连变成中文“科学”一词也耗费许多光阴。等到洋务运动的机遇，才得以将自然科学概念的内涵逐渐变成中文，让中国新一代人能够接受和认知。
在辛亥革命前半个世纪，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技术工具的实物表现下才开始慢慢被思考、被尝试、被试图理解。
科学思想所拥有的全部概念词语，在当时的翻译与试图运用中，都充满混乱，以及与传统中文词语概念的矛盾错乱。但是总算将新知识培养进中国土壤中。
从经济角度看，辛亥革命前50年，不准确说就是企图用“大清元宝”买一个工业现代化，总投资1亿元，外国人在华投资也近1亿元，中国当时在世界的生产品方面颇有影响。[32]但是实际效果太差，特别是将物质效果与精神效果分离的思路，严重阻碍科学知识在深层面的获得与快速成长。只有到后来的五四运动才让“赛先生”获得全民认可的身份。
自然科学思想在当时的躁动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是可以实证的，能够得到民众的认知。虽有传统国学大师们的误导，但终因这些敢于尝试新知识的人，敢于在中国发表“天变”的言论，虽然说得模糊，但已经是历史上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