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中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研究论文,资本论文,测量方法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社会资本研究在很多社会科学领域中正变得越来越流行（Adler和Kwon,2002）[1]，特别的，在管理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Burt,2000）[2]。作为一个从社会学中借用的概念，社会资本可以为很多经济现象和管理行为提供新的解释和新的认识，特别对企业战略领域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例如，Fischer和Pollock（2004）[3] 认为社会资本在战略变革中能够提高企业的存活率；Melander和Nordqvist（2002）[4] 的研究显示社会资本使瑞典家具行业重新焕发了活力；Moran（2005）[5] 则认为社会资本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将会给企业执行型任务和创新型任务的管理绩效带来不同的影响；除此之外，对于战略联盟的研究也是社会资本理论引入管理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如Chung、Singh和Lee（2000）[6]，Koka和Prescott（2002）[7]，等等。随着企业战略研究中对社会资本探讨的不断增多，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应用这一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来进行战略管理研究，尤其是进行定量的经验研究；而其中的难点就是应该如何将社会资本进行概念化并设计出科学可行的测量方法量化社会资本。
本文首先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出发，对战略管理的经验研究中社会资本概念在不同研究主题、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中体现的不同概念化途径进行分析总结。其次，针对这些不同的概念化途径从测量客体、测量内容和法则两大方面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进行归类分析。最后，根据对社会资本在不同研究情境中不同的概念化界定和测量方法的适用性总结得出结论，给出战略管理的经验研究中社会资本测量应该如何展开的清晰化路径。
二、社会资本的概念与概念化
社会资本最初由经济学“资本”概念演变而来，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研究资本问题。正是为了解释单纯用经济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不能解释的诸多问题，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来弥补这一缺憾。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格林·洛瑞（Glenn Loury,1977）[8]，洛瑞在《种族收入差别的动态理论》中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时太注重人力资本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与稳固的社会网络相连接的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一网络是由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熟知或认同形成的”（Bourdieu 1985,1980）[9－10]。
其后，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并且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Coleman,1988,1990）[11－12]。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1992）[13] 指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罗伯特·普特南（Putnam,1993）[14] 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是生产性的，能够通过对合作的促进而提高社会效率。波茨（Portes,1998）[15] 则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
如此众多的社会资本界定开启了社会资本研究的道路，但是模糊的概念给这一领域中的实证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当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管理研究领域时，缺乏合适的概念化操作方法与测量手段使相关研究具有明显的缺陷。许多人尝试着对社会资本进行全面测量，但事实是其中必然会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例如，边燕杰和邱海雄（2000）[16] 关于社会资本的重要研究《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一文中利用企业法人代表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试图全面的衡量企业社会资本，但其中就存在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无法代表企业社会资本，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未必一定能为企业所用，测量涉及的社会联系与社会网络未必就是社会资本三大主要局限性（刘林平，2006）[17]。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本的概念没有能够很好的进行操作化，使之能形成有效且具有说服力的测量指标。将社会资本概念由社会研究领域引入管理研究中应该如何进行概念化操作，在这两个研究领域中的测量方法是否应该有所区别，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通过对1998年到2007年在SMJ和AMJ上发表的社会资本与战略管理相关主题的经验研究文献的阅读分析，目前在战略管理研究中所普遍使用的概念化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以科尔曼（Coleman,1988）[11] 所给出的、按照其界定的社会资本的共同要素进行概念化；第二种方法则更为普遍，是由Nahapie和Ghoshal（1998）[18] 建立的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分析。这两种方法均由社会网络结构出发向不同的方向进行延伸，Coleman（1988）[12] 认为社会资本必须同时包含行动者的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利用这一网络结构获取利益的能力；而Nahapie和Ghoshal（1998）[18] 则将社会资本分为了三个平行层面进行分析，任何一个层面只要能带来相关利益均可被认为就是社会资本。以下将对这两种概念化方法及其在战略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具体的分析。
1.以社会资本的共同要素进行概念化的方法Coleman（1988）[12] 以其功能性社会资本界定中的两个共同要素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概念化操作，一是产生于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结构，二是行动者有能力进入这些网络或社会结构并获取利益。这种概念化方法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社会资源本身与在不同社会结构中获取这一资源的能力进行了区分，但是将社会资本等同于利用社会资本从社会结构中获取的社会资源难免会陷入同义反复的语义逻辑之中（Portes,1998）[15]。除此之外，尽管研究者开发了很多关于测量社会网络的工具和方法，但是如何测量能力始终是一个难以操作的命题。基于以上缺陷，在实际的战略研究中使用这一方法进行概念化的并不多。尽管如此，进行社会资本在战略变革中作用的研究时使用这一概念化方法能形成较为清晰的逻辑结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能力难以测量的缺点。这是因为面临企业战略变革，尤其是重大的变革活动会使企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要实现变革，企业就必须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为顺利实现变革服务。这样，将企业变革的成功率确定为因变量，社会网络结构确定的情况下，利用社会结构获取利益的能力也就易于找到可供测量的指标了。例如，Fischer和Pollock（2004）[3] 关于社会资本，风险资本力量对于变革中企业成活率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将社会资本通过两个共同要素进行了概念化，首先他们利用了Adler和Kwon（2002）[1] 所总结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分类将企业IPO中所涉及的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然后分别用社会网络结构与网络结构中获取利益的能力对内部／外部社会资本进行了概念化，事实上他们是将企业面临的相关社会网络结构视为企业外部社会资本，而企业利用这一网络结构获利的能力则体现为企业的内部社会资本，这样为后文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提供了可信度很高的假设基础和便利条件。
2.以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进行概念化的方法Nahapie和Ghoshal（1998）[18] 在《社会资本、智力资本与组织优势》一文中以三个平行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概念化操作。他们认为社会资本由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构成；其中结构维度包括了网络节点、网络构造和可使用的组织，认知维度包括了共享的编码与语言、共享的叙事方式，关系维度则包括了信任、规范、责任与认定。尽管Nahapie和Ghoshal（1998）[18] 的研究并非定量分析，但他们将社会资本的几个维度进行了清晰的分解，同时结构与关系的分析与Bourdieu（1985）[10] 关于社会资本概念中的嵌入性分析保持了一致性，同时对社会资本的这三个维度分解也是在关于组织优势这一管理命题的研究下展开的，因此这种概念化方法在战略管理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①。
此类概念化方法中最典型的研究之一就是Moran（2005）[5] 对社会资本中的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同管理绩效之间关系的探讨。由于Moran（2005）[5]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进行研究，所以他将社会资本解构为结构维度与关系维度两个层次，而忽略了认知层面。按照Nahapie和Ghoshal（1998）[18] 对认知层面社会资本的界定，这一层面主要是基于共享的编码与语言，所以Moran在对个人层面社会资本的概念化时省略了认知层面可以被认为是恰当的。Moran（2005）[5] 认为社会资本的工具性价值就在于经理人员可以通过其社会网络占据获取信息的优势，同时可以控制并使用这些信息以获取优势。因此，在结构层面对社会资本的进一步概念化主要基于社会网络的特征而展开，如网络规模、网络的周密性，这与Nahapie和Ghoshal（1998）[18] 对于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关系嵌入性层面，Moran（2005）[5] 主要考虑了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关系中的信任程度。对于获取信息的优势而言，作为信息获取的来源，强连接显然比弱连接占有很大的优势，紧密的连接更可能提升对资源的转移，例如伯特的结构洞理论就是对这样的关系结点的很好诠释。
类似的研究还有Tsai（2000）[19] 对社会资本、战略关联和组织间链接形式的探讨。Tsai给出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化定义为：“社会资本代表了个体行动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关系资产。”在此，Tsai同样强调了社会资本中的结构层面与关系层面，在结构要素中显示了行动者网络位置的特征，而关系要素则重点体现在网络行动者的信任关系中。Yli－Renko等人（2001）[20] 关于新高科技企业的社会资本、知识获取和知识探索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同样遵循了Nahapie和Ghoshal（1998）[18] 对社会资本概念化的逻辑。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的概念化过程中，结构维度体现为客户网络节点；关系维度体现为社会性互动；认知维度体现为关系质量。
三、社会资本在管理研究中的测量
Stevens（1968）[21] 将测量定义为“依照某种法则或规矩为特定的目标或事件的具体方面安排数字”。具体来说，测量是根据一定规则将某种物体或现象具有的属性或者特征用数字或符号表达出来的过程。由此可见，测量的地位至关重要，测量可以增加我们对事物认识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也是一切定量研究的重要基础。在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测量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很多战略研究成果都是在有可靠的测量工具以后才具有可操作性和进一步探讨的可能，如平衡记分卡、客户满意度调查、PIMS原则等。
战略管理中对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最重要的一部份也就是如何测量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量化的问题。要测量社会资本这一复杂的概念是一个演绎的过程，首先需要的就是对概念的建构，通过概念化发展出进行测量的工具，最后进行经验观察得出研究结论。上面已经对社会资本在管理研究中的概念化方法进行了分析，本节将从测量的客体、测量的内容和法则这两大方面对社会资本在战略研究中的具体测量进行分析，以确定在不同概念化途径下的测量方法。
1.社会资本的测量客体 测量客体即测量的对象，对测量客体的探讨就是研究具体“测量谁”的问题。对社会资本在管理中的研究，无论采用何种概念化方法，其客体无非只有两种：一是组织中的个体，二是组织本身。而在这两种测量的客体中，绝大多数又聚焦在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上。这是因为一般而言个体的社会资本较容易观测和表示，同时组织也是由个体所组成的，往往组织中最重要的个体部分的社会资本在整个组织的社会资本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在很多管理研究中对于个体的社会资本和组织的社会资本并没有加以详细区分，往往笼统的称为社会资本。例如，边燕杰和邱海雄（2000）[16] 在《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的研究中就以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资本；Fischer和Pollock（2004）[3] 将企业创始人和CEO的社会资本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资本。在另一方面，以组织为具体的测量客体往往会出现在对战略联盟的研究中，对组织在战略联盟网络中的社会互动和行为特征进行量化，这是由战略联盟这一特定管理议题的特征所决定的。在这类研究中往往将组织视为一个“黑箱”并不探讨组织内部的运作，组织仅是战略联盟网络中的一个个体。而只要当相关的研究深入到组织内部时，对组织社会资本的测量必然会转变为对组织中个人社会资本的测量，这一点就算是在与战略联盟相关的研究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Tsai（2000）[19] 对社会资本与组织间网络形式研究的测量客体为组织内的业务单元，并以每一业务单元总经理为问卷调查对象，相关的问题也是直接针对业务单元总经理的。因此，实际上Tsai测量的是业务单元总经理在各业务单元社会互动中的社会资本，实质上的测量客体是业务单元的总经理，并以之为业务单元在组织间社会互动中社会资本的替代。
2.社会资本的测量内容与测量法则 测量内容即测量客体的某种属性或特征，对测量内容的探讨就是研究具体“测量什么”的问题。测量的内容是由社会资本的概念化决定的，只有在具体的操作化定义下才能形成有效的测量指标对测量客体的属性和特征进行量化。而测量法则正是这一量化过程，用数字和符号表达事物各种属性或特征的操作规则，对测量法则的探讨就是研究具体“怎么测”的问题。
对于以社会资本共同要素进行概念化的方法来说，形成测量指标的关键在于行动者的网络结构及行动者在其网络中获取利益的能力。如前所述，对能力的测量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易于陷入语意循环的境地，对网络结构的测量则要相对容易一些。Fischer和Pollock（2004）[3] 关于IPO中社会资本的研究是按照共同要素对社会资本进行概念化的，他们将社会资本分为内部与外部两部分分别进行测量，外部的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对企业网络结构的测量，而内部社会资本则是对从这一网络结构中获取利益能力的测量。对网络结构来说，测量的是承销网络的规模和其嵌入性。承销网络的规模用在某企业公开发行的季度末拥有该企业股票的机构投资人数量进行衡量。承销网络嵌入性的测量则以一种精心设计的Herfindahl指数展开。对使用社会网络能力，他们以CEO的任职时间和管理团队的任职时间来进行测量，其测量前提在于较长的任职时间便于能力的积累与发挥。仅以任职期限这一客观数据来测量利用社会网络获取利益的能力显然过于牵强，Fischer和Pollock（2004）[3] 自己也承认将能力等相关建构作为“黑箱”而不是直接测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相对来说，以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进行概念化方法为确定社会资本测量的内容、形成测量的法则提供了较易操作的思路。Chung等人（2000）[6] 关于投资银行业中社会资本在战略联盟驱动因素中的作用研究就把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直接联系、互惠和合作参与三个具体指标，利用二手数据进行了测量。直接联系为过去3年中，由领头银行给潜在合作银行的交易数量来表示。互惠等于（过去3年中由潜在合作银行为领头银行提供的交易数量＋1）／（过去3年中由领头银行为潜在合作银行提供的交易数量＋1）。合作参与则由在第三方交易中领头银行与潜在合作银行交易的数量来测量。Moran（2005）[5] 则在其对社会资本与管理绩效的研究中利用了一手调查数据的方法确定了测量的内容和规则，他从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两个维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在结构嵌入方面测量了网络的直接节点与间接节点；在直接节点测量上，在问卷中对被调查人的关键联系人进行了调查，关键联系人数量频度的分布和累计分布测量了直接节点的社会网络规模；而间接节点的测量则使用了在社会学领域中所经常使用的自我中心研究的方法，请被调查人评估他们联系人之间的节点关系。这一评估的范围从0（显示联系人之间没有或非合作公平交易关系（Arm's Length），即联系人间的关系较为疏远）到1（显示每一联系人之间可以互相互动，这是一个非常周密的网络），间接节点的值越低显示出联系中的冗余越少，同时网络中生成“结构洞”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关系嵌入方面测量的是关系紧密程度和关系信任程度。关系紧密程度是网络分析中最常用的一种测量，通过5点李克特量表询问受访者与其联系人关系的紧密程度。在关系信任程度的测量上，Moran（2005）[5] 同样利用了5点李克特量表，以Nahapie和Ghoshal（1998）[18] 对社会资本概念化中在关系维度上的喜好、信任与认同三个方面形成了三个问题对关系信任程度进行测量。以联系人与我共享总体的目标与价值测量喜好，以联系人总体上诚实且其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来测量信任，以联系人在我们互动的领域中是完全胜任的来测量关系认同。在因子分析中，这三个问题具有一个可接受的Alpha值为0.68。
四、结论、贡献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概念化和测量是任何经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根据上文分析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战略管理研究领域有两种最主要的概念化方法，科尔曼（Coleman,1988）[11] 的社会资本共同要素概念化方法，以社会网络和利用网络的能力对社会资本在战略领域中的作用进行诠释；第二种方法是由Nahapie和Ghoshal（1998）[18] 建立的社会资本三个平行维度的分析，从结构嵌入性、关系嵌入性和认知维度对社会资本在战略研究中的各种表现进行了分解。共同要素方法的特点在于进行概念化分析时两个要素具有共同性，即网络和利用网络的能力这两点必须全部包括，不能缺少。而三个平行维度的特点则在于三个维度的平行性，对三个维度进行分别讨论或者联合讨论都可以形成战略研究中与社会资本相关的建构。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作者都采用了较为容易形成测量的三个平行维度的概念化方法，这样做至少有以下三点好处：一是从研究主题选择来看，采用三个平行层面的概念化方法所受的限制较少，同时易于与相关的社会资本、网络、结构和关系等理论进行结合。二是从测量的内容和法则来看，采用三个平行层面的概念化方法易于形成具体、可靠的指标进行测量。三是从概念化途径本身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要素的概念化方法也存在于三个平行层面之中。如果将关系作为利用网络获取利益能力的一种测量的话，共同要素中的网络和能力就可以体现为三个平行层面中的结构和关系。但采用这种概念化方法容易将社会资本中的多个概念进行混淆使读者产生误解，而且相关的研究结论之间也难以形成比较，同时其结论也往往是不全面的。共同要素的概念化方法虽然能比较容易和清晰的界定社会资本，并且比较容易比较不同研究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在战略研究领域中，当研究主题需要充分与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相结合，比较倾向于采用科尔曼的共同要素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资源和能力的诠释，较易于将主题展开并与相关战略理论进行结合。但是难以对能力形成测量是其最大的弱点。如何在两种概念化方法之间寻求平衡需要学者们对社会资本在企业战略中的具体界定有更清晰、一致的定义，同时也要在研究战略问题时更多的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来看待问题。从以上的文献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具体的测量指标与测量方法的确定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主题、概念化方法和测量客体的特征，同时借用一般社会研究中对社会资本测量的定名法、定位法等方法的测量思路与逻辑来进行。这是因为简单套用社会研究领域中通用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往往无法契合战略管理研究中特定的行业情境，使相关研究很难获得通用测量方法所需要的数据资料。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化促使当代企业管理在战略联盟理论、供应链理论、战略营销理论、集群理论、治理理论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共同性特征，即他们都在转变研究视角，不再是单独考虑企业问题，而是从企业网络、社会关系方面来重新审视企业战略管理（周小虎，2006）[22]。首先，战略联盟拓展了企业间的合作。其次，与战略联盟不同，企业的供应链是具体指关于“从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到客户的物流和信息流的协调与集成”。再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企业集群之所以能够产生国际竞争优势，是因为企业集群内部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而且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关系化特征。第四，在营销领域中，关系营销突出了网络中信任和承诺的价值。当代管理理论体系宏大、新的思想层出不穷，但社会资本在战略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增强是毋庸置疑的。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都可以成为战略管理中社会资本理论应用的重点。而这许多方面的研究中，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概念化和测量将是一个持续性的主题，因为这是以社会资本视界进行的战略管理的经验研究中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与其他讨论社会资本测量文献的主要不同在于不是讨论对于社会资本能通用的具体测量方法，而是采用文献回顾的方法，通过相关战略研究中对社会资本探讨的文献进行了分析，从社会研究中测量的起点——概念和概念化着手，沿着概念化的途径对具体的测量客体、测量内容和测量法则进行剖析，从而给出战略研究中的社会资本测量应该如何展开的清晰化路径。从概念与概念化着手，根据具体研究主题进行社会资本测量的讨论为社会资本、尤其是战略管理中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沿着这一思路还有更多的研究机会。如，不同的概念化方法与测量内容、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应该如何配合；不同概念化方法和测量方法对数据分析的结果的差异影响，等等。同时，本文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对战略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的概念化与测量，这一讨论还可以延伸到管理研究的其他领域中，如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还有，本文仅对SMJ和AMJ两本国际顶级期刊中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对于文献研究的范围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注释：
①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关于嵌入性的研究，将社会资本以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进行概念化的研究也应该归入此类中。因为此前关于社会资本的管理研究中并未能更深入的将结构与关系的嵌入性进行概念化分析以帮助社会资本的测量，而此后对结构与关系嵌入性的进一步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Nahapie和Ghoshal（1998）的研究基础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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