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与文选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以《文选》一书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之学——文选学，可溯源于萧该、曹宪，而它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则李善是奠基人，作用最大。萧该为萧统堂侄，生平附载于《隋书·何妥传》，撰有《文选音义》，《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文选音》三卷，两唐志并作十卷，惜已亡佚，无从详考；《文选》李善注中偶有引用，其内容乃以反切法为《文选》中诸难字注音。曹宪的专长亦在文字，《旧唐书·儒学传》云：“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亦多从之受业……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宏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缺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按许淹所著之《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所注之《文选注》六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作《文选钞》五十九卷）、《文选音义》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作《文选音决》十卷）均已亡佚，仅在唐写残本《文选集注》中尚可见公孙罗之少许遗文。这两位对后来的影响都不算大。此外扬州又有魏模师事曹宪研究《文选》，其子景倩亦世其学，但均无著作问世。真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李善，其《文选注》六十卷不但大行于当时，奠定了文选学的基础，而且历代流传，至今仍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
关于李善其人，《旧唐书·儒学传》曾为立传：
李善，扬州江都人。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显庆中，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尝注解《文选》，今为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诏藏于秘阁。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乾封中，出为泾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后遇赦得还，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又撰《汉书辨惑》二十卷。载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文甚简略，多待发之覆。即如其籍贯，这里说是扬州江都，《新唐书·儒学传》则称江夏李善，而《新唐书·文艺传》为其子李邕立传，又称扬州江都人，全然互相矛盾。清代扬州学派重镇阮元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中试图消解这个矛盾，说：“《唐书》于李善称江夏人，而李邕乃曰江都人，盖江夏乃李氏郡望。《唐韵》载李氏有江夏望，《大唐新语》亦称江夏李善，李白诗亦称江夏李邕。是善、邕实江都人，为曹（宪）、魏（模、景倩）诸君同郡也。”现代著名文选学家高步瀛先生亦持此说。这个说法大体不误，还可以说得更清楚些。按李氏本赵人，后随晋南迁，居于江夏数百年，迁居扬州是很晚的事情。李氏族人一向自称江夏人。李昂《唐故北海郡守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墓志铭并序》云：“公讳邕，字太和，本赵人也。烈祖恪随晋南迁，食邑于江，数百年矣，其出未大。及公前人讳善，显而不荣。又李正卿《唐故大理评事右赞善大夫江夏李府君（翘）墓志铭并叙》云：“公讳翘，字翘，本赵郡人也。曾祖元哲，皇括州括苍令；祖善，皇秘书郎，崇文馆直学士；父邕，皇北海太守，赠秘书监。”而李褒《唐故绵州刺史江夏李公（正卿）墓志铭并序》说得更为详细：
李氏源绪，肇于殷周，垂名著实，摽映简牍，率因封食，以显族望，陇西四分、赵郡三祖是也。公实赵人，其先食菜武昌，子孙因家焉，遂为江夏李氏。曾祖善，贯通文史，注《文选》六十卷，用经籍引证，研精而该博，学者开卷自得，如授师说；官至秘书郎，弘文馆学士，沛王侍读。
可知李善一系实出江夏李氏，李氏族人始终自称江夏人。《湖北通志》之《人物志·文学传》云：“李善，江夏人。父元哲，徙居广陵，善从江都曹宪受文选学。”注中又说：“永嘉之际，士族南徙，李氏或有居武昌者，后世地志载有李善读书台在咸宁，李北海宅在江夏，非必无因。且善迁扬未久，姑从旧志。”此说颇通达，唐人墓志陆续面世，尤可证知其精审。李善祖籍江夏，而文选学的发祥地则在扬州，李善在这里师事过曹宪，虽迁扬未久，称为扬州人亦可。扬州至今有文选楼正是为纪念曹宪、李善等人而建的。
据上述三份墓志，李氏世系大体如下：
李善一生荣辱沉浮与贺兰敏之关系甚大，《旧唐书》本传已言及之，而《李邕传》所记尤祥：“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敏之败，善坐罪，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年老疾卒。”按据新旧唐书之《外戚传》，贺兰敏之乃武则天内侄，一度改姓武，袭则天父武士彟之爵为周公，累迁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后败亡于咸亨二年(671)，“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复其本姓。至韶州，以马缰绞死。朝士坐与敏之交游流岭南者甚众”（《通鉴》卷202），李善乃是其中之一。学者卷入宫廷纷争，最是误事；李善晚年走出宦海，一心从事文选学的教学和研究，这是值得庆幸的。
《新唐书·李邕传》说：“（善）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义，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洁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按此后并未见两书并行，或许李善在修订其注时，吸收李邕的建议以至某些成果亦未可知，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文选》李善注，固以释事为主，亦复兼及释义。李善上《文选》注本虽在显庆三年(658)，但由此到他去世（689年）尚有三十余年，这中间必会作若干补充修改，他晚年全力从事文选学之后尤其是如此。李善由岭南流放地回中原在汴、郑间讲授《文选》当在上元元年(674)之后不久，当年“秋八月壬辰，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大赦”（《旧唐书·高宗本纪》），由此到李善去世，尚有十五年。在此过程中，他吸收儿子的一些意见，增补自己的新的意见，颇不足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完全否认李邕有为《文选》注作出某种贡献的可能，似失之于武断。李匡义《资暇录》云：“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言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互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可惜现在已看不到这些文本，否则对《文选》李善注的成书过程便可以有更具体的了解了。
（二）
李善为《文选》作注，主要的工作有四个方面：
一是注音，多用反切法，有时也用直音法，继承萧该、曹宪的衣钵，帮助《文选》的读者扫除最初的障碍。
二是释事，为选文中的典故、成语寻出最早的出处，这就是他本人所说的“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卷一《两都赋·序》注）。如果在作者之后、注者之前已有人在有关著作中讲过某词语的来源或用法，李善便引用他们的说法，如班固《两都赋·序》有“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句，李善注先引蔡邕《独断》“或曰朝廷，亦皆依违尊者都，举朝廷以言之”，然后又交待自己注释的体例之一说“或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高度尊重前人的著作权，决不掠人之美，表现了很好的学者风度。
如果入选《文选》的某篇文章前人已有较好的注释，李善即全录其注，并加以补充修订，这种补订仍以征引典故、成语的出处为主。张衡《二京赋》旧有薛综注，左思《蜀都赋》、《吴都赋》有刘逵注，《魏都赋》有张载注、曹毗注，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张揖注、司马彪注、晋灼注，郭璞注，《上林赋》有张揖注、司马彪注、韦昭注、郭璞注，扬雄《甘泉赋》有服虔注、晋灼注、张晏注、孟康注，潘岳《射雉赋》有徐爰注，王廷寿《鲁灵光殿赋》有张载注，班固《幽通赋》有韦昭注、项岱注，张衡《思玄赋》有失名之旧注，阮籍《咏怀诗》有颜延之注、沈约注，《楚辞》有王逸注，班固《答宾戏》有失名之旧注，《毛诗序》有郑玄注，班固《典引》有蔡邕注，陆机《演连珠》有刘峻注，凡此种种，李善均一一指明引用，然后加以补订。如某文虽有旧注而不佳，则弃置不录，自己创为之注。
李善的创注与补注都采用征引有关原文的方式进行，这与先前的古籍注释中常用的直接解释词语、串讲或翻译难懂的句子以及在注释中进行琐细辩论等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征引书证的好处在于原原本本，信而有据，使读者一下子便能明白作者的遣词造句“祖述”了前代何人的什么词句，在前后文本的对照中了解词义和句意，细心的读者且可发现前后的异同，从而更深刻地体认和欣赏眼前的文本。作家们使事用典有时会变前人之意而用之，李善择要地有所说明，如班固《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李善注曰：“言能发起遗文，以光赞大业也。《论语》：子曰：“兴灭国，继绝世。”，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类此。”这一类注释在全书中数量虽不甚多，但质量都比较高，值得特别注意。
李善不仅注那些比较难懂的词句，而是只要有出处可寻的词句一概加注，这种路子很适合为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古时代讲究用典的文学作品加注，因为读者在这里不仅需要弄懂文本的字面意思，而且要追寻其深层函义和文化底蕴。近人王宁先生指出：“李善采用征引式的体式，既是不得不如此——文学作品的个人感受难以用直训、义界、章句等传统方式表述；又是完全可能如此——汉魏六朝作品确是一词一语均有依据，有所祖述。李善注的价值在于他对每一作家、每一作品、每一词语的形式与内容的渊源探求得如此准确，为读者所作的导读如此周到而具有说服力。他的征引式对于精通文学的读者来说，实在是不加解说而解说更确，不须直译而句意更显，不必论辨而考证更明，李善注对后代的集部——文人文学作品的注释能起到那样巨大的作用，后代的诗文注释绝大部分采用征引式，是为历史的必然。”（见《文选学论集》66-67页）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观察，道出了李善注价值的一个重要侧面。
征引式注释也有它的弱点，那就是要求读者最好精通文学，至少也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难以用于普及。李善注释作品中的词语也偶有不征引书证的情况，其意亦不在于普及，那大抵是为新出现的词语或当时流行的口行语词汇作注，无从征引文献。正是针对这种不够通俗的弱点，以及所谓“释事而忘义”的问题，在李善注之后出现了五臣注，其流行的程度一度超过了李善注。但是谁都承认，就文献价值而言，五臣注远不及李善注，甚至也可以说：“李氏绝笔之本，悬诸日月焉，方之五臣，犹虎狗凤鸡耳”（李匡义《资暇录》）。
正因为李善注《文选》主要是征引，所以他引用过的文献资料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有些文献的原本现已失传。李善本人没有开列过《文选注》的引用书目，后人曾为他补列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清人汪师韩的《注引群书目录》（《文选理学权舆》卷二）和沈家本的《李善文选注书目》（专刊，稿存东北师大图书馆）两种。注师韩说“（李善）注所引书，新旧唐书已多不载，至马氏《经籍考》十存一二耳。若经之三十六纬，史之晋十八家，每一雒诵，时获异闻。其中四部之录，诸经训传且一百余，小学三十七，纬侯图谶七十八；正史、杂史、人物别传、谱谍、地理、杂艺术，凡史之类几及四百；谢子之类百二十，兵书二十，通释经论三十二；若所引诏、表、笺、启、诗、赋、颂、赞、箴、铭、七、连珠、序、论、碑、诔、哀词、吊祭文、杂文、集几及八百。其入选之文互引者不与焉。”如据汪目作过细的统计；李善注所引之文献尚不止此数，凡经部二百一十五，史部三百五十二，子部二百一十七，集部七百九十八，四部合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汪氏书目所据以开列书目并加以统计的《文选》并非佳本，操作中又多粗心失误之处，所以问题比较多。沈家本的《文选李善注书目》凡六卷，在汪师韩工作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补充和订正，且有解题，指出各该书见引于某篇，又对其作者、内容、源流、流传、存佚作了若干考证，是一份较好的李善注引书目录。但该目是一份未定稿，所以仍有若干遗留问题。
李善注征引过的古籍有不少现已亡佚，而李善注保留了其中若干片断，因此极受辑佚专家们的重视。胡绍煐《文选笺证·序》说：“注所引某书某注，并注明篇目姓名，而后之采郑氏《易》注、《书》注，辑三家诗，述《左氏》服注者本焉；纂《仓颉遗文》作《字林考逸》者，又本焉。李（善）时古书尚多，自经残缺，而吉光片羽，籍存十一，不特文人资为渊薮，抑亦后儒考证得失之林也。”保存文献虽非李善为《文选》作注的本意，但客观上已形成很高的价值。
三是释义。李善注中也有为数不甚多的条目超出对个别字词语作征引式释事的基本模式，进而对作者的写作意图、言外之意以及写作手法有所诠释。
在前一个方面他操作的方式往往仍然是征引，无非所征引者不是词句的渊源出处，而是前人的有关解说和记载。例如卷十九曹植《洛神赋》，李善注引《记》以明此赋的写作背景（尤本），虽然该《记》颇似小说家言，未可全然信以为真，但对于人们认识《洛神赋》的背景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如卷二十五刘琨《重赠卢谌》，李善在题下注中引臧荣绪《晋书》说“琨诗托意非常，想张（良）、陈（平）以激谌，（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琨”，说得虽简，却为后人深入研究该诗指出了基本的方向，如果没有这一提示这首诗更加索解为难。又卷二十一颜延年《五君咏》题下李善注引沈约《宋书》，以读者理解这一组咏历史人物的诗帮助也非常大。
在征引式题解之外，李善亦有径作解说者，如卷五十四刘孝标《辨命论》，李善注曰：“孝标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艰危，仅至江左，负材矜地，自谓坐致云霄，岂图逡巡十稔，而荣惭一命，因兹著论，故辞多愤激。虽义越典谟，而足杜浮竞也。”知人论世，极中肯綮。又如在卷二十郭璞《游仙诗》题下注中分析游仙诗的规范与郭氏的特色亦极有见地：“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纲，锱铢缨绂，飡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但这确实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意见。
在后一方面，李善往往用简明扼要的注文提醒读者注意作者的某种写作手法。如卷二十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开头道：“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李善注曰：“似雁自喻也。”简洁地揭示了该诗构思上的特色。又曹植《应诏诗》有“朝发鸾台，夕宿兰渚”句，李善注曰：“鸾台兰渚，以美言之。《汉宫阙名》曰长安有鸳鸾殿，公孙乘《月赋》曰鹍鸡舞于兰渚。”可知鸾台、兰渚均非具体地名，而是用美丽的辞藻虚写自己离开住地前往首都途中的行踪而已，又同卷刘桢《公讌诗》有句云“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以形容园林中景色之美，李善注曰：“假美名以言之。”意谓灵鸟、仁兽之类都是一些漂亮字眼，并非实有其物，手法与鸾台、兰渚之类一样。
李善的释义有若干是讲比喻义的，一望而知的比喻义他一般不讲，只讲那些比较难理解的。如郭璞《游仙诗》其四中有“珪璋虽特达，明月暗难投”句，李善在此二句下注道：“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虽有特达之美，而明月之珠暗难投，以喻仙者虽有超俗之誉，非无捕影之讥。”这个意见虽然未必尽当，但足备一说。
此外尚有少数注释，似乎是释词，而实为释义，有助于读者鉴赏。如卷十六江淹《别赋》：“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句下李善注曰：“黯然魂将离散者，唯别而愁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则形毙，今别而散，明恨深也。”讲得相当透彻。
总起来看，释义的成分在全部李善注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与五臣注相比尤其是如此。但大抵比较精，泛论和穿凿附会之论较少，因此文字虽不多，信息最却不小。李善注的初稿也许确有“释事而忘义”的问题，今天所见到的李善注，则不能这样说了。
四是校勘。在李善生活的年代，先唐的集子传世者尚多，李善由于工作关系能利用皇家图书馆的藏书，掌握的资料十分丰富，所以他往往能依据各家的别集或其他文本对《文选》所选之文提出校勘；但他态度十分慎重，一般只注明异同，并不改动《文选》原文。如卷二十四陆机《于承明作与士龙》，善注曰：“集云，与士龙于承明亭作。”说明标题有异文；又如同卷曹植《赠白马王彪》：“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善注：“《魏志》城作域。”诸如此类，无烦列举。如差异较复杂，则作出说明或引证，使读者了解该文在入选时已经选者作了某种编辑加工，这样校勘意义重大，可以给予读者多方面的信息和启示。如卷四十任昉《奏弹刘整》，开头道：“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闻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无常子，是以义士节夫，闻之以立。千载美谈，斯为称首”，接下去就是“臣谨按新除中军参军臣刘整，闾阎閤茸，名教所绝……”。该刘整究竟犯了什么罪名，情节不明。李善在注释中说“昭明删此文大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也”，于是他便引出了刘整的哥刘寅之妻范氏控告刘整以及取证核查此案的案卷原文数百字。这是一份完整的梁初司法案卷，文字通俗平易，其中用了不少当时的术语和口语，大约因为不合萧统“义归乎翰藻”的艺术标准，被统统删去了。李善在注释中全文引出，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任昉的弹文，而且保存了一份现已不可多见的文献，很有意义。即使仅仅从保存了若干当年口语资料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又如卷四十四曹植《与吴季重书》，李善于文末注曰：
植集此书别题云：“夫为君子而不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谓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回车之县，想足下助我张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贵矣”之下，盖昭明移之，与季重之书相映耳。
由此可知《文选》本《与吴季重书》乃是经萧统作过编辑加工的。实际上原是两封信，这里给合并起来了。这条校勘性注释不单可以澄清具体事实真相，同时也有利于人们认识“古人选本之精审者，亦每改削篇什”（钱钟书《管锥编》）这一重大事实，从而在据选本立论时有所戒备。
李善在注释中所引用的文章，有些是已入选《文选》的，但李善的引文有时与《文选》不同，他依据他所掌握的文本引证。如《文选》卷十八嵇康《琴赋》“绍陵阳，度巴人”句下李善注：“宋玉《对问》曰：‘既而曰陵阳白雪，国中唱而和者弥寡。’然集所载，与《文选》不同，各随所用而引之。”按《文选》本宋玉《对楚王问》作“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种引文在校勘上大有用处，并能引发人们思考更广泛的问题。
（三）
李善注在注音、释事、释义、校勘等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用征引文献的方式注明词句的出处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其学问之渊深、记诵之广博，极可惊叹。《新唐书·李邕传》云：“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为‘书簏’。”其实李善未必不能写文章，其《上文选注表》文采飞扬，斐然成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他的专长则确在于“淹贯古今”。他是一位大学者，而非作家。李善既极渊博，治学的风度也极佳，弄不清的地方毅然存疑，注中称“未评”、“未闻”者，据统计有一百一十四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且一一标出以引起后人注意，这是很好的学风。
后代从事文选学的学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沿着李善的路子走继续做注释工作的。鲁迅先生说过“《文选》的影响却更大。自曹宪至李善加五臣，音训注释书类之多，决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集外集·选本》）；骆鸿凯先生则指出后来的文选学家可以分为注释、辞章、广续、雠校、评论五家；其中注释、雠校两家直接继承李善的事业。注释家“广释事类，搜诗冥幽，援毛郑虫鱼之勤，达向郭筌蹄之表，非唯萧氏之功臣，实亦百家之肴馔”，这是五家中人丁最旺的一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雠校家致力于校正文字，包括《文选》原文与李善注文，“自南宋锓版，即以李注合于五臣，展转讹混，梳剔维艰，
复崇贤之旧观，成艺林之善本”（《文选学），乃是这一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后代许多文选学家兼事这两方面的操作，其中清人的贡献尤多，如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余萧客《文选音义》（八卷）和《文选纪闻》（三十卷）、胡克家《文选考异》（十卷）、梁章钜《文选旁证》（四十六卷）、胡绍煐《文选笺证》（三十卷）、朱珔《文选集释》（十四卷）、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张云璈《选学胶言》（二十卷）等等，均为文选学名著，在校勘注释两方面分别作出了新的贡献。到近现代，李详《文选拾渖》（二卷）、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八卷）等名著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做到了后出转精，岂但《文选》之功臣，抑亦李善之后劲也。文选学一千多年不绝如缕，近年来且有重振之势，李善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之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