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21世纪的南中国经济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中论文,经济圈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所述的南中国经济圈，包括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我们将从南中国经济圈出现的背景分析入手，指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南中国经济圈形成的主要因素。并在分析目前南中国经济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南中国经济圈能否从目前的经贸合作马上向经济一体化过渡的问题。通过对南中国经济圈区域整合和一体化的经济、政治分析，得出在目前一些根本性的障碍得以消除以前，一体化进程将难以起步，因而继续大力发展正常的经贸往来和具体的合作，尤其是加快粤港澳经济的融合，仍将是南中国经济圈在迈向21世纪过程中发展的主导方面的结论。
关键词 南中国经济圈 一体化经贸合作
世界经济在90年代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迅速发展和加强，诸如欧共体的统一大市场计划、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的美加自由贸易区等等。亚洲地区除1962成立的东盟组织外，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许多包括贸易自由化在内的有关区域合作或贸易集团或种种“经济圈”的设想，但在具体实施上却一直进展不大。然而，中国大陆的华南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自治区）和香港、澳门、台湾通过地理邻近地区经济和资源的互补性，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合作，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南中国经济圈，并以其出色的增长业绩，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这个被人们称为“华南成长三角”的南中国经济圈，其总体规模已为日本经济总量的10%强，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10年将上升约30%[①]。
如何看待这一经济圈的形成及现状，其今后跨世纪发展的前景如何，以及能否马上实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改革开放与南中国经济圈
南中国经济圈的出现和形成，有着其深刻的时代和经济背景。
首先是国际经济趋势氛围的压力和挑战。正如本文导言所指出，区域化和集团化是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全球范围内实际上已形成为三大区域化集团：
第一，欧共体于1992年底完成了欧洲内部大市场计划，加上欧洲两极体制崩溃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促使其他国家作为正式或非正式成员加入欧共体，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欧洲经济。
第二，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达成协议，从而实现了当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美洲倡议”的第一步，今后很可能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包括进去，从而形成一个美洲经济区。
第三，亚太地区国家在上述情况下，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反应。不仅提出了种种有关区域合作或贸易集团的设想，合作发展的历程也从民间讨论发展到半官方协商进而到官方的协商、协调阶段，建立了亚太经合会议（APEC）。但由于参与国之间存在的广泛性和差异性，因此要走到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这毕竟是趋势了。
这种区域化的趋向，对我国自然构成了压力和挑战。我国对外贸易60%以上是以亚太地区为对象的，引进的外资大部分也是亚太地区的，主要是港台和日本的资本。亚太地区的区域化倾向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同时，由于我国尚属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亚太地区先进工业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尚有很大差距。因此，出路只能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同区域以及世界经济的合作。
其次是港台经济结构性失衡弱点逐渐显现，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的趋势，从而提供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
香港和台湾同属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道路都是抓住了战后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拓展对欧美、日等世界市场的出口，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加上港台自身市场的容量有限，使之成为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80年代末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以及经济区域化发展，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自然遇到极大的困难。此外，港台经济内部面临着劳动成本增加，地价上升和通胀加剧等因素的困扰，为了摆脱这些困难，出路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过渡。但是又面临自身基础科技力量不足，人才短缺，加上大部分中小企业虽有经营适应性强、灵活的特点，却无力发展投资巨大的高技术产业，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所需承担的风险更难以承受。因此，港台经济发展向外寻求合作或如有些学者所称的“台湾经济须外延性发展”，以弥补经济结构失衡的弱点就势在必行了。而在有着相似的语言、相近的风俗习惯和地缘关系的我国大陆华南沿海地区自然可以大大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再加上港台地区与大陆同属中华民族，这种本来就是“同种同文”的亲缘情结，随着海峡两岸关系日渐缓和，使华南地区与港台间的经济往来和合作有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上述时代和经济的背景，使南中国地区经济合作的出现有了可能，那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则是促进南中国经济圈形成的主要动因了。
首先，改革开放使吸引外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支柱之一，开启了经贸合作的大门；而优惠政策首先向沿海地区倾斜，尤其是最早赋予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惠，在这两个沿海省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有利于粤、闽两省与毗邻或隔海相望的港澳台地区经济的往来和合作的迅速发展。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最近的统计，改革开放16年来，我国吸收外来投资协议金额3033亿美元，实际吸收外资995.67亿美元，其中投资最多的前10个地区和国家中，港澳地区和台湾排在第一、二位，仅港澳地区实际投入内地的资金就达至600.47亿美元，占内地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62.83%[②]。到目前为止，港澳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经济在华南地区外商投资中的比例也高达80%以上。以广东为例，80年代，港澳台投资占广东同期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比例约60%，而1990～1993年则上升为77.76%。即在广东近四年来吸收的191亿多美元的外资中，港澳台即占约149亿美元之多！
其次，中央在对待香港问题的立场上，经历了从70年代末“等待时机成熟”向80年代“促进时机成熟”的转换。以邓小平发表关于“一国两制”讲话为标志，中央政府明确了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决策和大政方针，促成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而对“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不仅为香港回收主权后继续繁荣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使香港商人从等待、观望变为积极寻求发展与合作，更为以同样原则解决澳门主权回归及处理与台湾统一的问题树立了榜样，为华南地区与港澳台的经济合作铺平了道路，促使南中国经济圈的构想浮现。
再其次，改革开放政策是顺应了“天然经济区”的发展条件。从上述90年代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要适应这种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向和挑战，正在谋求经济起飞的中国大陆和已经起飞的港澳台地区要摆脱对大国的依附，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组成相对紧密合作的准经济集团，而地缘和人缘上的因素恰使华南四省区与港澳台紧紧连在一起而具有天然的共生条件：一方面这个“天然经济区”内的四省区和港澳台之间空间跨度小，且具良好的交通条件，而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各经济实体之间各有自身的优势，同时又有各自的不足，如港澳台丰富的资金和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制造、营销和服务方面的能力，加上华南四省劳力、土地资源的组合，则可以互补而产生发展优势；另一方面“天然经济区”实际为“同种同文”的炎黄子孙，希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的共同心愿，将会成为“南中国经济圈”的最深层的向心力。关键是否具有共同的促进合作发展的机制。因此，国内的改革开放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华南四省区更是率先全国逐步形成了适应国际惯例的市场运行机制，使之与港澳台的市场机制逐渐接轨，正是顺应了“天然经济区”的发展条件，使南中国经济圈得以逐渐形成。
二、南中国经济圈的现状分析
南中国经济圈包括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四省区及香港、澳门、台湾的广阔范围，陆地面积达4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6亿，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共计约达4500多亿美元，人均可达2500多美元左右（华南四省区原统计单位为人民币，按当年国内公布的人民币基准汇价折算为美元）。这一经济圈的合作始于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从目前发展的现状看，有以下的特征：
1.中国目前最开放和发展最快的地区
在南中国经济圈中，香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也是世界十大自由贸易区之一。由于香港政府对经济活动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被称为“全世界唯一纯粹自由竞争式市场经济”。就经济开放程度而言，无疑是圈里最彻底的地区。
澳门也是一个具400多年历史的著名国际商埠，与世界上10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澳门与香港一样实行自由港政策和低税制，所得税率比香港还低，只是由于其自身地域狭小的劣势而受到制约，开放程度稍逊于香港。
台湾是海岛型经济，60年代为了适应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需要，相继建立了三个出口加工区，80年代为促进产业升级，又再设立了2个科学工业园区。及至80年代中，当局开始实施基本内容为实行全面开放，以“自由化”为核心，包括“国际化、制度化”的“三化”政策。
华南四省区处于我国对外开放最早、最前沿的东南沿海，除已建有中国大陆全部的五个经济特区（其中厦门特区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政策），以及两个经济开放区和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外，在遍布全国20多个省的各种名义的国家级开放区中，也大都占有数量上优势（见表1）。
表1 华南四省的国家级开放区（个）
全国 广东 福建 海南 广西 四省区合计 占全国比例
经济技术开发区
192 3526.3%
高新技术开发区
526 2 1 2
11
21.2%
保税区
134 2 1 753.8%
国家旅游度假区
111 1 1 1
436.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发展报告》1993、1994。
这个经济圈，也是80年代以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已成为东亚经济的主要生长点。香港80年代的经济（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4%以上，澳门稍高一些，大约7.6%左右。台湾自80年代初进入了“新的经济增长时期”，经济（GNP）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8%，其中有三年甚至达到了10%以上的高速度。尽管90年代初，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加上各种经济或非经济的干扰，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高于世界和东亚的增长水平。而华南四省区，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中央因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在南部沿海地区的投资较少，致使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GDP占全国比例仅为10%，除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接近当时全国平均水平外，海南、福建、广西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40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抓紧机遇引入外来投资后，华南四省区才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70年代末以来，四省区年平均增长率达11%以上，超过了同期全国9%的水平，其中广东更达12%以上的高增长。到1993年，华南四省区的人均国民收入已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5.2%，城市化水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1%，工业化水平（工业占工农业总值比重）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9%，总体经济实力（GDP总量）约占全国比例的17%，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不相上下[③]。可以说，南中国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已成为牵引中国、亚太地区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之一（见表2）。
表2 80年代以来亚太各国、地区的GDP成长率（%）
80年代 90－93年
全球 2.9 2.2
亚洲 5.1 5
亚洲四小龙7.5 6.5
中国
9 10.3
其中华南四省区11 12.8
（广东）（12.3）（18.2）
香港 7.4 5.5
澳门 7.6 5
台湾 8.5 6.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
2.贸易往来和合作发展迅速
华南地区与港澳有天然的联系，50年代后因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两地经济往来停滞了20多年，除了仍需自内地输入大量的食品、消费品和原料外，经港澳转口贸易入内地只占很小比例，大陆与台湾的经贸往来更几乎为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首先是与港澳的经贸往来有了急剧的增长，尤其是香港对内地（主要是华南地区）的净出口和再出口，香港的学者形容为“大有飞跃增长之概”[④]。仅从改革开放的头3年，香港对内地净出口和再出口总值在其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即从1978年的0.2%和1.62%剧增至1981年的3.64%和19.27%，增长率分别18.2倍和11.9倍。至1993年，港澳与内地贸易（80%以上是与华南地区进行的）总额已达332亿多美元，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额约17%，其中香港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分别占大陆进、出口总额的24%和10%以上。而大陆、尤其是华南地区，则成为香港进口和出口（包括转口贸易）的第一大市场。分别占进、出口以及转口贸易总额的39.7%、26.4%和89.2%。
与此同时，虽然大陆与台湾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两岸直接贸易至今完全中断。但两岸之间一直通过第三者（香港为主）以间接形式进行。据香港政府统计，两岸经香港间接贸易额，1979年仅为7776万美元，1989年竟达34.8亿美元，10年间上涨了44.8倍，平均每年递增46.2%。进入90年代，又逐年分别增长至40.4亿、57.9亿、74.1亿、86.9亿和98.1亿美元。从1990～1994年，两岸贸易的平均年增长率虽然比80年代有所下降，但仍达23%以上。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两岸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相互间的依存度不断提高，1980年的台湾外贸对两岸贸易的依存度仅为0.79%，1994年则升为9.3%。而台湾出口对祖国大陆市场的依存度则从1980年1.19%上升至1994年的15.7%[⑤]，成为台湾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和香港。反之，大陆进出口贸易对台湾的依存度也达到6.9%以上，台湾成为大陆出口的第十大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仅次于日本。但在两岸贸易急剧的扩大中，也出现了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即台湾对大陆出口增长迅速，且出口额相对较大，而大陆则反之，这样就造成了台湾的顺差从1980年的1.59亿美元增加至1990年的25.13亿美元，到了1994年台湾的顺差已急增至127.9亿美元。长期的贸易不平衡，对两岸贸易都是不利的，会对贸易的继续扩大造成障碍。
南中国经济圈内的贸易实际上很大程度是通过投资来带动的。港澳和台湾商人的投资大都以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由此带动机械设备、工业原材料及零配件的转口贸易。从1979年香港商人投资在当时顺德县容奇镇办起了国内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起，港澳商人在国内投资已达600多亿美元，设立企业近13万家，其中超过八成是在华南地区，尤以广东、福建两省为最。广东、福建自1979年分别实际利用外资0.9亿和0.4亿美元，首开全国利用外资之先起，至1994年，两省实际利用外资已超过550多亿美元，其中又约有八成是来自港澳的资本。台湾商人到大陆投资虽始于1983年，但台资大规模进入大陆是在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民赴大陆探亲之后，到1994年底，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近2万家台商以台资名义投资大陆（不包括以第三者名义投资的台资企业），投资项目达27440多个，协议投资金额达243.4亿美元，实际投入85.6亿美元[⑥]，分别占同期外资在中国直接投资协议金额的8.25%和实际投入金额的8.96%，以及投资项目数的12.4%之多，仅次于港澳而居大陆内地外来投资者之第二位。其中除部分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投资外，主要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目前已批准的台资企业达5600多家，协议投资金额已接近180多亿美元，投资的行业多集中在电子电器、金属制品、塑料化工、机械制造等（台湾当局统计由台湾“投审会”核准的对大陆投资案数和金额见表3）。
表3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
协议金额 占外资在中国 占外资在中国直
年份
直接投总额的
协议案数 接投资项目数的
（亿美元）
比例（%）比例（%）
1987
1.0 2.7
1988
4.2 7.9 200 3.4
1989
5.2 9.3552 9.5
1990
9.9 15.0
110315.2
1991
14.011.7
170013.1
1992
29.7 9.7
37507.7
1991～1995 47.811.1 108687.5
总额 111.8 6.5 18173
11.1
资料来源：1987～1992年数据来自《经济前瞻》第30号，台湾出版，第87页；其中1992年数字只包括1～9月。转引自易纲、许小年主编《台湾经验与大陆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1991～1995年3月数据是台湾“投审会”核准数，转引自《经济日报》1995年6月5日。该栏比例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3.次区域经济合作活跃
以次区域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的经济合作，是亚太经济合作有别于欧共体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主要模式，南中国经济圈相对于整个亚太区而言，是一种“次区域”，但在这个“次区域”内，实际上又再分为若干更次一级的区域合作，这是南中国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一大特色。
其一是由广东、香港、澳门组成的粤港澳经济合作。历史上粤港澳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即使在被人为分割的长时期，也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三地因经济利益驱动已重新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关系。有关研究认为，由港澳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迁移与广东的丰廉劳力、土地相结合而引发的三地生产要素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从制造业开始，向其他行业渗透，已发展成为区域性的贸易、投资、服务与生产要素流动的网络[⑦]。目前，香港制造业中超过七成以上的产值是在大陆（广东）进行生产加工的，其中在内地加工值超过一半以上的行业有10个，最高的是钟表行业，在内地（主要是广东）生产加工的产值比重达到98.5%，其余依次为：玩具、体育用品（97.2%）；影音器材（94.7%）；成衣（94.2%）；纺织品（86.9%）；塑料及制品（81.5%）；金属材料及制品（95.1%）；其他（56.3%）；机械电子仪器（54.0%）。使得近年香港产品出口内地中有73%实际是在内地加工的；转口内地的贸易中，转口内地加工部分也占42%；甚至从内地进口的产品中，从内地进口的外发加工部分也占73%。其结果不仅扩大了区域内外的贸易、资本、信息等流量，且突破了三地各自的经济限制（例如港澳制造业的规模过小、成本过多，而内地工业化资金不足与就业机会缺乏），从而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达到了规模经济，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目前这个区域的人均出口能力已为世界平均水平2.68倍（见表4）。
表4 粤港澳区域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的角色（1992年）
出口占世界贸易比例 按比例贸易收益
（亿美元） （%） （亿美元）
全球
37310 1007550
发展中的亚洲5732 15.4
1163
中国 850 2.3
174
其中：广东184.39 0.4937
香港1195 3.2
242
澳门17.60.0474
粤港澳合计 1397 3.74 282
全球人均出口731（美元）
148（美元）
粤港澳人均出口 1957（美元） 396（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GATT、IMF、《广东统计年鉴》、《香港年鉴》整理。转引自注释[⑦]。
近十多年来，广东的出口增长了7.4倍，香港出口为年均13.3%，转口增长均高达32.7%，澳门出口年均增长14.6%。这些指标均大大超过世界的同期增长水平，正是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功，顺利使产业在空间迁移、扩散的反映。也显示了这一区域出口的显著扩张能力。
其二是海峡两岸闽台经济带的合作。福建与台湾是一水之隔，经贸合作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零星开发到综合开发建设的过程。台资入闽最早是始于海上民间贸易和直接小额贸易，接着福建先后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多家对台贸易公司，把民间贸易逐步引到岸上，同时也通过香港进行间接转口，使闽台贸易日渐公开化、明朗化，累计贸易额已达67.6亿美元，仅1994年就达23.9亿。台湾赴闽投资自1983年起步，到1987年为试探阶段，福建批准了58家台资企业，1988～1995年第一季度，又再批准了3616家合资企业，协议投资金额累计已达53.2亿元，现在已开工投产的2661家台资企业中，超过85%盈利，10%持平，只有不到5%亏损，大多数是刚投产的企业。台商投资进一步带动了贸易和出口，去年福建省进出口贸易额达133亿美元，其中出口达82.3亿美元。现除了已开辟的厦门特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沿海33个市、县的开放区外，同时还把厦门的海沧、吉林、集美和福州经技经济开发区内的1.8平方公里，辟为专门的台商投资区。
4.劳务合作及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四省区之间已经相互开放市场，商品、人员的往来和流通基本不存在障碍。随着港台产业向华南地区的转移，粤闽琼桂四省区之间劳动力流动与劳务合作有了很大发展，广东现约有超过400万的外来民工，其中相当部分是来自闽琼桂三省区。仅珠江三角洲一带，在由港台等转移来的产业中，就约有300万人就业工作。
华南地区与港澳台之间的劳务合作已有了很大发展，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与港澳台的劳务合作大多集中在广东、福建两省，尤以广东为最。仅以1988～1994年统计为例，广东对外承包工程合同达200多宗，合同金额累计达5.98亿美元，营业金额累计达5.82亿美元；对外劳务输出合同数达16000多宗，合同金额累计达11.04亿美元，营业金额累计达6.19亿美元；对外承包劳务年末在外人数也从1988年的4904人，增加到1994年的3.33万人，增长了3.5倍，平均每年递增37.6%。劳务合作的地区大多数是在港澳，约占七成以上。与台湾之间的劳务合作，目前仍主要停留在民间，因得不到台湾当局的认可，许多实际问题难以解决。
这也是南中国地区各方进行贸易往来和合作中碰到的主要困难，因为目前的经济合作，仍处于民间协调居主导的状况，依靠企业间的合作来处理碰到的问题，难以尽如人意。更缺乏官方政府机构带有制度性安排的协商，国内目前公布的许多鼓励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往往只是单方面的优惠。内地资金在港澳的投资，由于历史以及“一国两制”问题的解决，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台湾迄今尚未开放大陆对台湾的投资，这与两岸间经济合作的建制化工作滞后不无关系。
三、能否从经贸合作向一体化过渡
从前面分析可见，南中国经济圈至今实际上仍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经济聚合体，我们只是从这一区域之间经贸往来和合作迅速发展的意义上，把它看成是一个“经济圈”，如果以建制化标准来衡量，它至今还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经济圈。
近几年来，从国内海峡两岸到海外都有学者专家提出了不少富有积极意义的建议和设想，希望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以及南中国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其中，有香港黄枝连先生提出的“中华经济协作系统”；郑竹园先生的“中华共同市场”；季崇威先生的“中国经济圈”；金泓汛先生的“海峡两岸经济圈”。这些设想都引起过讨论，并为学术界和经济界所熟知。广东学术界在讨论中也提出了一些设想，诸如“粤港澳经济协作区”，强调发展一种“结构性的合作关系”；“珠江经济圈”或称“华南经济区域”，强调发展经济一体化，主张成为“一个有政府间决议的区域性经济组织”[⑧]；也有直接以“港澳粤一体化”或“珠港澳一体化”为题设想的的[⑨]。
综合来看这些设想，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协作”或“合作”，可以从“互补性”提升至“结构性”的合作，但不赞同“一体化”；另一类则相反，强调要“经济一体化”发展，有的甚至提出要立即全面推进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直到“经济同盟”和“完全政治整合”五个方面的“一体化发展”[⑩]。
这两类主张其实都各有偏颇，前者未免过于谨慎，没有意识到“一体化”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后者则显然罔顾了南中国地区发展的现实条件，不考虑这一地区经济合作的特殊性，简单地以世界现成的合作形式或内容为依据，急于追求“完全政治整合”，可能反而容易导致强化了这一地区合作中的政治障碍，而陷于实质上与提出“一体化”目标的初衷自相矛盾。
所谓“经济一体化”又称“区域经济整合”，国内有学者认为指的是“将各个分立的经济结合成一个范围更大的经济区的过程或状态”，它常常表现为有关各方的官方政府机构所达成的制度性安排[①①]。所谓制度性安排实际就是有关合作各方共同制定出来的约束规则，包括条约、法规、组织机构等等方面的内容。各个分立经济之间要素的流动可以是一体化的前提或结果，但不等于一体化本身。而且，根据国内外学术界大多数论著的划分，经济一体化可分为三种层次：（1）国内的地区经济一体化；（2）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3）全球性国际经济一体化[①②]。南中国地区是一种特殊的地区经济，既属于一国领土范围之内，但又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故其即使要进行一体化，也是界乎于上述第（1）、（2）层次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所以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也适用于我们的分析。
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范围很广泛，既可以从经济学理论上溯至19世纪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可以从联邦主义到关税同盟理论再到发展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等等，不过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或者区域经济整合的基本原理大多是以关税同盟理论为框架形成的。因为经济往来首先是通过贸易来进行的，前述学者们的各种一体化的设想也大多都主张南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者共同市场形式，而关税同盟实质上就是集体保护贸易。它对贸易一体化（包括优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以及关税同盟三种形式）的研究，自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瓦伊纳·雅各布（Viner Jacob）提出了“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的新概念以来[①③]，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可以分析关税同盟的成立对有关各方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说明参与者能从中获得何种收益，有何种损失。有学者认为，这可以说是“对关税同盟进行成本——效益分析”[①④]，不过这种分析是有缺陷的，需要借助制度创新的理论扩展分析的前提，即考察关税同盟确立和运行的成本，才能确定有关各方是否得到它们所需的制度服务和获得交易成本的节约。我们可以借助这种方法来分析南中国经济区域整合的问题。
1.区域整合的经济分析
一般认为，区域整合首先会从区域内实行互惠贸易开始，进而成为自由贸易区，区内统一乃至取消关税。理论上认为，关税同盟（包括自由贸易区，这往往是经济一体化的开始）的设立会从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两个方面对参与各方产生影响。前者是通过影响贸易而使参与的某一方面的经济福利水平发生一次性的变化。它主要是通过瓦伊纳提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表现出来，前者是指在关税同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甲方成员的高成本产品可以为乙方伙伴的低成本产品代替，原由甲方生产的，现在从乙方进口，新的贸易得到“创造”，甲方则把资源转向生产低成本的产品，从而也获得利益。后者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后，对第三方的岐视导致从外部进口减少，原由第三方进口的低成本产品需要转为从伙伴方进口高成本的产品，这就产生了贸易的“转移”，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一个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只有在前者带来的作用大于后者时，才是有意义的。这需要若干条件：（1）成员较多，且各方原来的关税水平较高；（2）各方国民生产的大部分是在内部市场上实现的；（3）各方成员间相互贸易的比重较大，对区外的贸易比重较少；（4）各方之间的经济呈竞争性但具有潜在的互补性。
若以此来分析，首先南中国地区中的华南四省区实际上是同一个孤独关税区，故严格说，从贸易关税看，只有四方：华南四省区、香港、澳门、台湾。香港和澳门均实行自由港政策，除少数特殊商品外，绝大多数产品进出口没有关税和其他限制；台湾目前关税水平平均为16%，接近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华南四省区的关税水平受国家控制，我国目前平均关税为23%左右，随着我国复关（即加入新的世贸组织）后，关税水平也会降至接近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四方形成的自由贸易区相互取消关税，从总的说收益是颇可观的，但问题是收益将是不平衡的，因为关税调整的责任都要由华南四省区和台湾承担，而且华南四省区由于原来关税水平最高以及本身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最低，故其承担的关税调整责任和压力实际远较台湾为甚。
其次，南中国地区的四方外贸依存度都比较高，也就是说各自的国民生产的相当一部分都要通过国际市场来实现。华南四省区1993年的出口依存度达38%，其中广东、福建两省的外贸依存度最高，1994年分别达到192%和85.89%，其中出口依存度分别为99.8%和53.15%。香港和澳门的同类指标分别为252%和124%，73.88%和34.95%。台湾则为73.5%和35.47%。这意味着整个南中国地区的各方对国际市场都高度依赖。同期美、日两个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国，同类指标分别只有16.3%和6.7%，以及17.5%和9.8%。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港、澳、台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而华南四省区的外贸依存度则还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这与前述的条件（2）显然存在较大的偏离。
再其次，从四方相互之间的贸易来看，虽然绝对值数字很大，但由于华南四省区与港澳之间的贸易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这部分对于分析关税变动对贸易的影响有限，故应剔除，对港台贸易也应做同样处理。1992年香港产品出口第一大市场为美国，占27.6%，中国大陆为第二大市场，占26.5%，对台湾出口占很小比例；进口来自大陆留销的主要是日用消费品，占比重甚低，从台湾进口留销比重1994年也为7.9%，转口到大陆的则占62%。大陆内地进口总额中，港产品为第4大进口来源地，1993年占10.1%，来自台湾（经香港转口）的进口1994年占7.3%，加上经由其他地方转口的约达11%左右。而台湾外贸对两岸贸易的依存度1994年为9.3%，其中台湾出口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为15.7%，大陆进出口贸易对台湾的依存度则6.9%[①⑤]。此外，香港转往大陆的相当部分是原料、半成品和机器设备，主要是在华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一带设厂加工出口产品，按国内规定本来就是免税或优惠税的，这部分中属香港产品进出口内地的占其总额73%，属香港转口内地（主要是台湾转口）的占其总额42%[①⑥]。可见，南中国地区各方之间相互贸易的比重，如果剔除了转口部分，实际上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局面在经过了80年代的高速增长后，进入90年代增速已在放缓（原因一是基数已增大，二是港台对内地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对贸易的带动作用在减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故各方从贸易一体化（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所获得的收益也是有限的。
最后看各方之间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分工和互补问题。由于华南四省区与港澳台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因而基本上呈现一种阶梯型的垂直分工状态，虽然华南四省区发展不均衡，在广东或某些部门也有水平型分工，但就整体而言，华南四省区与港澳台之间的互补将是重要的。如果是要素禀赋的互补，可以成为要素流动和一体化的基础，如果是产业结构的互补，则就贸易一体化而言，其结果更可能是贸易转移。因为现在各方都在谋求利用自身优势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如果是水平型分工，可以通过产业内分工达到各方的目标，但如果处于垂直分工阶段，谁也不愿意永远分工在低水平产业上，其结果，产业结构互补反而限制了来自贸易一体化的收益。
显然，综合上述静态效应的分析，南中国地区如实行贸易一体化能够获得一定收益，但这种收益将会非常有限，而且会受到种种限制。至于动态效应，是和静态效应相对而言的，指一体化在较长时期对参与成员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效应等几方面。
从规模经济效应来看，一体化之前，有限的市场规模使得有些企业不得不在最低成本产量以下运作，一体化导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使企业带来成本节约。但南中国地区经济本身就具有高度外向性，企业一开始就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大陆又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故之所以达不到相应的规模经济，原因不在于是否一体化。
从竞争效应来看，一方面由于参与成员之间实行自由竞争使企业加剧而带来经营效率强制性的提高，是正效应。但另方面又由于可在成员市场上比非成员的企业享有更为优惠的待遇，从而也减弱了这些企业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这是负效应。一般来说，前者是会大于后者的，但由于目前华南四省区企业的竞争力总的来说要远逊于港台，这种不对称的竞争除刺激内地企业改进外，也会使其受到较大的冲击。而负效应主要体现在港台企业上，尤其是大量转移到内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多的优惠会使厂商缺乏改进技术的紧迫感，从而拖慢产业结构转型。
2.区域整合的制度分析
如果说上述的经济分析是考察一体化对南中国地区各方能带来什么收益，制度分析则是考察为达到这种一体化所需的制度服务的成本有多大，是否能够获得交易成本的节约。这种制度创新的成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考虑：
首先是影响一体化决策的因素，主要是来自两岸四方治权的不均等（华南四省区在政治体制的治权上是一致的，所以作为一方）。华南四省区是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下国家的有机构部分，没有单独制定对外重大政策和法律的权力。香港和澳门无论从前还是现在，这方面的权力也是很小，即使“九七”、“九九”之后，作为特别行政区，也仍然没有方面的权力。台湾在统一之前，事实上享有这一权力。因此，这四方在对外治权方面是不均等的，这将限制南中国地区单独谋取一体化的能力。凡涉及区内整体关税减让、统一对外关税、单独区内要素自由流动等等，华南四省区都将无能为力。华南四省区也不可能谋求这一权力，否则，其他次区域合作中的省区，也会向中央提出同样的要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影响一体化决策的因素，还有四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存在着较大差别，这种差别对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和合作不至于构成太大的障碍，但一旦要实行一体化，就会有较多的牵制。例如，从台湾当局来说，与大陆、香港实行自由贸易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台湾出口市场，减少对美日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却又担心台湾对大陆贸易依赖过分加深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心态不能说不存在，在两岸实行“三通”问题上的顽固就是例子，最近发生的“金门岛输水”问题更可窥其貌。
其次是协调成本。影响协调成本的因素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南中国地区各方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基本上是一种垂直型分工，各方目前都在谋求产业升级，而升级的方向又存在一定的重合，谁都不愿意专业化于低水平产业上，这就需要各有关经济管理当局彼此进行协调，这不仅涉及各方利益问题还涉及到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其复杂与艰巨是不难想象的。另一方面就是彼此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别，如本文前半部分所指出的，香港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台湾正在迈向“三化”，还保留有相当的行政指导色彩；而华南四省区正处于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折过渡期，尤其是这四省区在体制改革上又是不均衡的，广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稍为先行了一步，福建次之，而海南虽然全省都是特区，但体制的调整转换还需努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单单是关税取消还不足以保证自由贸易，光是打破四省区之间的行政分割就需费以时日，更何况华南四省区与其他各方的协调，要解决相互之间一体化利益的不均衡问题，更是耗时费力的。而且，即使协调好了，要维持这种协调的安排得以顺利运转，还需投入各种资源，无疑也是会加大制度成本的。
四、结论和建议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南中国地区目前的实际情况，马上实行经济一体化发展所能带来的收益是相对有限的；而要达成有利经济一体化发展所需的制度创新成本则相对较大，在一些根本性的障碍得以消除之前，完全一体化的进程还难以立即起步。与其追求目前明知不可能的目标，还不如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解决一些力所能及解决的困难。如先达成具体的优惠贸易安排（这已是一种初级形式的一体化），继续大力发展正常的经贸往来和具体的经贸合作，尤其是加快次一级区域合作的发展，待条件更为成熟之后再向更高阶段推进，这将是南中国经济圈在迈向21世纪过程中发展的主导方面。
因此，有如下的一些建议，希望能提请有关方面注意目前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需要考虑有助于南中国地区经贸结构升级的新思路。因为现在两岸都已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列为面向21世纪的骨干产业，那么目前这种基本上是垂直型的产业分工，就不利于两岸各方进一步的经济合作，无法实现通过扩展产业内分工推进贸易而又不影响产业演进的过程，故亟需有新的产业合作发展的新思路。
2.逐步将南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现时居主导的民间协调向半官方和准官方协调层面提升。建议考虑在香港设立一个由各方具官方背景的代表组成的贸易与合作促进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来开展工作。
3.加强圈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尤其是加快粤港澳经济的对接，这是南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港澳的“中介人”地位又可以为两岸合作起更好的促进作用。
4.要优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80年代在港台产业向内地迁移过程中，对环境保护问题是忽视了的，今后必须纠正这种倾向；而对在这一区域兴建的各种大型基础设施，都必须从整个南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来考虑，各方应主动给予协调。
5.不管我们愿望如何，南中国地区的发展有一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那就是经济发展与政治统一的问题。在目前阶段，我们尚可以暂且把政治分岐等等搁置一边，先考虑经济合作的问题，但从长远看，中华民族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经济的发展和合作，要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为前提，要以此考虑南中国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全国和国际关系。
注释：
① ③马洪：《华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光明日报》1995年2月7日。
②参见《经济日报》1995年6月12日。
④薜天栋、胡敦霭：《香港与内地贸易》，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1984年。
⑤ ⑥ ①⑤华文：《海峡两岸贸易的特点及前景》，《经济日报》1995年5月29日，6月5日，6月12日。
⑦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编：《粤港澳区域经济跨世纪发展路向》铅印本，1994年3月。
⑧周笑梅：《对太平洋经济圈的讨论综述》，载《特区与港澳经济》1992年第1期。
⑨ ⑩袁培树：《大趋势：港澳粤经济一体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冯平等：《珠港澳经济一体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①① ①④裴武成：《对“中国经济圈”的经济分析》，载《亚太经济》1993年第2期。
①②伍贻康、周建平主编：《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①③《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Q－Z第877～89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
①⑥资料来源于《香港经济年鉴1994》，本文转引自注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