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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大国实力对比的意义
现时，讨论大国实力对比的意义在于：
第一，大国实力对比是影响当今国际关系的基础性因素，而为了深入认识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并预测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化的进程，很需要对大国实力对比作一番认真清点，特别是对我国自身实力及其与国际比较作一番认真、冷静、客观的估量。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既有像日本那样“失去了十年”的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又有像中、美这样的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因而有必要对大国实力对比的最新态势进行重新评价。
第三，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影响大国实力对比的新因素，例如经济全球化、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统合的出现、IT革命的兴起、9.11事件等，上述每一个新因素如何影响国家实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第四，从一些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增强我国的国力服务。
综合国力、生产总值及竞争力
当前，经常被用来衡量各国实力及其变化的尺子有：综合国力、国民生产总值、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
（一）综合国力
关于“国力”概念，在我国可追溯到古代《孙子兵法》及其他思想家有关“国力”的论述。在西方则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银力论”（强调银对国家富强的作用）、“农力论”（强调农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以及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重商学派（把国家的富强主要归结为拥有多少金银）。作为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可看作是一种“国力论”（强调决定国力的关键在于人口多少与分工好坏）。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在西方出现的有关“国力”的各种理论大多是强调军事决定国力，也可称之为“战争国力论”，这当然是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时代战争频发、甚至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二战后，虽然出现了冷战，还发生了一些局部热战，但总的时代潮流却是日益趋向“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美苏之间展开了几十年的核军备竞赛，但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竞争的主战场还是逐渐从军事转向经济，从军事力较量转向经济力、教育力、科技力、自然力、政治力、外交力等力量的综合较量，冷战后更是如此。适应这样的时代潮流，“综合国力论”应运而生，盛行一时。
综合国力概念的长处在于力求全面地反映一国实力，既包括“硬实力”又包括“软实力”，既包括物质方面又包括精神方面。然而，正是这种对“全面”的追求，使综合国力存在着难以量化、难以避免主观因素的缺点。
（二）GNP（国民生产总值）和GDP（国内生产总值）
从“综合国力论”角度看，GNP或GDP仅是反映了综合国力的一个方面（经济力）。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经常采用GNP或GDP来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的参照标准，其原因可举出以下几点：
1.经济竞争是当今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因此，通过GNP、GDP反映的各国经济力的对比格外引人注目。
2.GNP有一个世界公认的统计方法，既容易量化，又具有可比较性。
3.GNP是代表了GNP(GDP)及其名义或实际增长率、人均GNP(GDP)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群体，这个指标群既能反映一国经济规模(GDP)，也能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以及一国经济的逐年变化（GDP增长率）。
然而，以GNP(GDP)数字作为估量一国实力及其变化乃至进行国际比较的尺子，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
1.如前所述，它仅仅反映一国的经济力，而且主要反映在数量方面，而未必能反映经济的“质量方面”。同时，过于偏重GDP数字，还可能导致产生“单纯GDP观点”，诱使决策者做一些虽可增加GDP数字却可能有损国力的事，如热衷于搞一些对环境有破坏作用、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工程；忽视对GDP增长没有立竿见影作用、却对从根本上增强国力极其重要的工程（如教育、基础研究、治山治水、植树造林等）。
2.当今世界通行的、利用不断变化的汇率来换算、比较各国GNP(GDP)数字的作法存在着不能真实反映各国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问题；与此同时，仅仅使用购买力平价换算法进行国际比较，其偏颇更大。
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GNP与GDP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
（三）竞争力与潜在竞争力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另一个概念也被用得多了起来，这就是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但“竞争力”只能作为反映一国实力变化的参考指标，因为它没有计入国家规模大小的因素。例如，新加坡多年来在各种有关竞争力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但人们不会把新加坡作为国家实力的冠亚军。不过，竞争力这个尺度可以衡量国力的活力和动态变化，比较适合作为衡量以经济竞争为主战场的时代背景下的国力变化的尺度。
在各种竞争力指标中，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研究机构开发的竞争力指标以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影响力、基础设施、金融实力、管理能力，科技实力、人才作为国际竞争力八大要素，排列出世界49个主要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名次。根据该指标，从1994年到1998年，美国一直居竞争力排名第一位，新加坡一直居第二位。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每年排列出95个国家的竞争力的“现状指标”及中期“增长指数”。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在2000年开发出一种“潜在竞争力”的指标，也颇有参考价值。该指标将“人均GDP的变化值”（注意不是“变化率”）作为衡量竞争力的综合指标，以国际化、企业、教育、国内金融、政府、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作为影响竞争力的八大因素，对每个因素打分和加权平均，而得出综合的“潜在竞争力”。
国力对比变化与美国削弱中国国力的企图
在冷战时代，美国长期视苏联为“军事上的最大威胁”；在冷战结束前后几年，美国视日本为“经济上的最大对手”，记得当时所谓“日本威胁论”曾在美国盛行一时，日本也一时翘起尾巴来。然而，在苏联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这两件事碰巧都发生在1991年）以后所发生的变化，使美国不再视苏联和日本为最大“威胁”或“对手”，而把提防的目光转向了国力日增的中国。
这意味着，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促使当今国际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美国近年来发表的各种报告来看，美国认为中国挑战美国的实力及其表现在于：(1)中国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可望在2015年或2025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增强，特别是中国对核导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能力在增强；(3)中国对美国的各种霸权主义表现批评得最为严厉；(4)中国决心实现国家统一，并明言不放弃使用武力；(5)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同美国对立，等等。
美国打压中国最根本措施显然是要处心积虑地试图削弱中国的国力，为此，美国正在采取的基本做法是：(1)祭起当年搞垮苏联的“法宝”——挑动一场军备竞赛，试图使中国重蹈苏联老路——因不堪军备重负而走向经济崩溃；(2)为了逼中国上钩，又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使中国不得不增加统一的成本；(3)纠集盟国共同牵制中国。
80年代里根是在背负巨额财政赤字的条件下挑动一场以“星球大战”为标志的军备竞赛的，而如今布什却是在握有巨额财政盈余的条件下挑动这场以NMD为标志的新军备竞赛。因此在美国一些人看来，这场军备竞赛不仅不会使美国经济遭到削弱，反而会有利于刺激军需产业及其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当前处在减速状态的美国经济走出困境。
换句话说，挑动军备竞赛可使美国“一箭双雕”，既削弱对方国力又起到增强自身的作用，这与当年里根虽搞垮了苏联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做法有所不同。
美国的第三个手段——结盟手段，也可能给它的盟国提供借助美国牵制、削弱中国并增强自身的“机遇”，而原来就同美国建立了同盟关系的日本则成了利用这种机遇的“积极分子”。当然，日本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其条件和处境也与美国不同，投靠美国对日本国力的增强有利有弊，只能说是把“双刃剑”。
对于GDP只及美国的1/7～1/8、只及日本的约1/4、人均GDP、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的排名都很靠后的中国来说，在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仍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今后中国即便实现了国家富强的目标，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傲慢不逊、恃强凌弱。“与大国相处用‘智’，与小国相处用‘仁’”，是中国早有的古训。建设国力要埋头苦干，运用国力要韬光养晦，这是当今大国沉浮的深刻教训。
总之，国力对比的变化导致整个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如何应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各国实力对比发生新的变化，形成大国实力对比的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