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飘拂的落叶——世界难民问题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民论文,随风论文,落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悲惨现状
提起难民问题，人们总是想到非洲。的确，难民数达600 万的非洲是当今世界难民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但难民问题绝不是非洲大陆的特产。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统计，全世界难民的总数已经超过5000万，占世界总人口数的近1%。其中受到联合国难民署救助的有2200万， 而一些国家内，逃避战火的没有受到援助的难民却达到2800万。环顾全球，难民潮此起彼伏，几乎没有一个大陆不被难民问题所困扰。在亚洲，巴勒斯坦、阿富汗等热点地区4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 伊朗和巴基斯坦是世界第一和第三大难民庇护国，分别接收了200万和120万难民。欧洲在冷战时期还是难民净收容地区，但现在也深受难民问题的困扰，仅前南斯拉夫地区就有300多万难民。
难民往往是种族清洗的牺牲品，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部族大屠杀中，短短两个月就有50万至100万人被杀害，200万人逃往国外。在布隆迪、刚果（金）等国也屡次上演大批难民死于种族暴力的人间悲剧。为了躲避灭绝种族的屠杀，许多难民一无所有地步行数百公里，穿过遮天蔽日、难以通行的热带雨林，数以万计的人由于仇杀和疾病永远地倒在了雨林中。
在逃难过程中，许多青壮年难民被一些武装派别强行征兵，抓去充当“炮灰”，他们中有的被迫运送武器、弹药和粮食，有的被直接派往战场。在苏丹南部，有一万多名这样的难民，他们被发给武器，脸上涂上油彩，被迫去残害和杀死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据估计，全世界范围内有60万难民被迫成为一些国内战争的士兵，其中有25万是未成年的青少年。
那些暂时脱离险境的难民的生活也非常糟糕，许多难民营拥挤不堪，食物、饮水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极为匮乏，各种疾病，如伤寒和痢疾，到处传播。在科索沃，战火使得许多居民逃往高山丛林。他们住在简陋的茅草屋或用树枝和油布搭起的低矮小棚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的折磨，不知道未来的路通向何方。
许多难民队伍的组成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两者占难民总数75%以上。她们又是难民中最容易受伤害者，常常因为疾病和过度疲劳，死于逃难途中。不少妇女受到性暴力行为的侵害，被迫沦为妓女。在非洲大陆，许多难民妇女被敌对派别促住后，成为“发泄兽欲”的牺牲品，并被作为“礼物”在长官之间交换。年幼的儿童则成为战斗冲突中蓄意攻击的目标，遭到阻击、侵犯和谋杀。1997年在布隆迪，一伙武装分子袭击了一所乡村小学，27名孩子和他们的老师被残忍地枪杀。在最近十年，已有数百万难民妇女和儿童死于饥饿和疾病或遭到杀害。
难民的安置也不容乐观，近些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排斥难民的趋向，这种趋向在发达国家尤其明显。一些发达国家将难民视为对其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威胁，纷纷采取措施限制难民流入。自90年代初以来，曾有500万名逃离战火冲突的难民要求到西欧、北美、 日本和澳大利亚避难，但他们均被这些国家以种种理由阻止进入其领土。1997年在亚得里亚海上，发生过意大利巡逻艇炮击阿尔巴尼亚难民船阻止其入境的事件。在德国，排外分子用燃烧瓶、石块、棍棒等多次袭击难民住的楼房，并高喊“外国人滚回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刚逃离险境的难民被迫重返战乱冲突的故国。
寻要溯源
难民被迫迁居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但可用“天灾人祸”四个字来概括。
“天灾”就是指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这是造成难民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联合国的材料表明，风暴、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每年平均造成14.4万人死亡，5.7万人受伤，500多万人变成四处流浪的难民。严重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每年至少造成7.36万人死亡，逃往异国他乡的人更是无法统计。环境的恶化也使难民人数陡增。非洲每年有400 多万公顷森林遭毁，导致土地沙漠化加剧，气候异常，旱灾屡屡发生。非洲自60年代以来，先后发生了5次严重旱灾，造成大面积饥荒， 许多人被迫离开故土，沦为难民。特别是1992年底的那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范围广，使非洲300多万人处于饥馑之中。 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一定责任。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制度和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在经济上剥削、控制发展中国家，使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由南方贫困国家流向北方发达国家。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得许多人为了逃避贫穷，谋求生路而涌向欧洲、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
“人祸”是造成难民问题的又一根源。因种族、宗教矛盾，领土争端等引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以及某些国家长期经受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也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其中前南斯拉夫、阿富汗、独联体各国和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
前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冷战结束后，长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表面化，冲突加剧。1991年后，前南地区爆发了三场内战，几十万人死于战乱、病饿或失踪，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有300 多万人逃难他乡，其中妇女和儿童占多数，仅在德国就有 40 万前南的难民。1998年又爆发了科索沃危机，塞尔维亚军警和阿族分离分子的武装冲突又使20多万科索沃居民沦为难民。
阿富汗在前苏军撤离后，曾经团结一致对苏作战的各教派、各民族无法实现和平，代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组织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的教义来管理国家，而这遭到了其他宗教派别的激烈反对。宗教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激烈的武装冲突。现在，塔利班武装和各对立派的战斗遍及全国，内战愈演愈烈，超过300万人被迫逃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
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境内有几百万平民百姓被迫背井离乡，过着流离失所的漂泊生活。这些难民是民族矛盾、领土纠纷、政治动乱的牺牲品。在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声称对纳卡地区拥有主权，两国调集军队，开枪动炮，大打出手。在这场边境冲突中，有29.9万人逃往亚美尼亚，20.1万人逃往阿塞拜疆。在俄联邦的车臣共和国内，分裂活动最终酿成战争，使61.5万人被迫离开家乡，其中有20万人在国内颠沛流离，其他人逃往周围的国家寻找避难所。塔吉克斯坦的各政治派别的明争暗斗带来的是国内旷日持久的内战，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争，不得不长途跋涉，四处流浪。
图西族和胡图族两个部族是大湖地区的主要居民。由于以前的西方殖民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得这两个部族积聚了很深的部族矛盾，稍有不和，就导致冲突甚至内战。1994年开始的大湖地区难民危机，就是由于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总统乘坐的飞机遭袭击而机毁人亡，两国内战骤然升级引起的。总共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处于逃难之中，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精疲力竭和各种疾病。索马里地处非洲之角，约有800万人口，自1991年后， 各政治帮派之间连绵不断的血腥屠杀使得30多万人丧生，无数绝望的家庭离开故土，靠煮骆驼皮做成的稀汤来生存。
近些年来，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热衷于向别国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制别国引进不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对贸易和援助附加政治条件。某些势力打着支持民族自决的旗号，或明或暗地支持分裂活动，插手别国内政，挑拨种族关系，煽动民族、宗教纷争。在非洲，西方国家热衷于移植“多党民主”，并以停止援助相要挟，迫使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在前南地区，他们对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给予积极支持；在中东和平问题上，西方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奉行双重标准，这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动荡、民族矛盾激化、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出现了大批难民外逃的人间悲剧。
伸出援助的手
难民的悲惨境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为帮助难民生活、缓解难民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保障难民权益的文件和决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这两个决议也构成了国际难民保护工作的法律基石。1951年，联合国难民署成立，从那时至今的将近50年期间，难民署帮助重新安置或者遣返回国的难民人数已多达5000万。现在，联合国难民署已在120个国家内设有工作机构，每年用于救济难民的资金在10 亿美元左右。在旧旺达，巴勒斯坦，科索沃……世界上的每一个热点地区都活跃着联合国难民署官员的身影，他们建立难民营，向难民提供饮用水和食物，帮助寻找失散的亲人，并提供资金和建筑材料帮助难民重返和重建家园。
与此同时，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政府也对难民保护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早在1969年非洲统一组织就通过了“关于非洲难民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协议”，强烈要求为难民提供更多的援助。1984年，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正式通过“卡塔赫那宣言”，制定了援助在武装冲突以及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受害者的措施。
中国政府一向支持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深切关注和同情难民的困境。中国于1982年签署并加入了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多年来，中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安置了近30万难民，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解决难民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难民来源国、庇护国、安置国和捐款国之间应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当前接受难民的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已经不堪承受因此带来的沉重负担。国际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应当将自愿遣返、当地融合和重新安置三个办法结合起来解决难民问题。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世界难民问题说到底是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所酿成的，解决的关键在于清除产生难民的根源。一方面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民族主义，制止武装侵略和武装冲突，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寻求民族和解、政治稳定与和平，最终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新秩序。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要克服自然灾害，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达国家也应更多地承担责任，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促进其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可能根本解决世界难民问题，才能让那些飘拂的落叶——难民，重返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