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贤文化断层与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刍议*
陈明胜 庞 超
摘 要： 就传统乡贤的构成来看，与其说乡贤是一种身份，倒不如说是一种“兼济天下”的精神。因为乡贤与士绅的大体重叠，传统乡贤文化的断层与近代士绅队伍的劣化是同一过程：近代士绅成分的复杂化与功能异化削弱了其国家与社会中间人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随着科层制下渗，这一传统社会治理机制走向终结。时至当代，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乡村振兴需要体制外力量的参与，新乡贤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在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的过程中，新乡贤的遴选固然重要，而制度设计与精神培育亦不容忽视。新乡贤群体不同于传统士绅，但“兼济天下”的精神应该是一致的；新时代乡贤制度亦不限于传统乡约，但与体制内的村两委相区别是必须的；乡贤精神的弘扬既要着眼于现实成功者的带头作用，又要重视对传统乡贤优秀品格的重新挖掘和利用。
关键词： 乡贤文化 士绅精神 乡村振兴 新时代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下，乡贤文化受到各界重视，不少媒体报道了乡贤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事迹。[注] 浙江是较早倡导发挥乡贤乡村社会治理功能的省份。参见赵畅：《乡贤精神 薪火传承——上虞市发掘和弘扬乡贤文化纪事》，《今日浙江》2003年第9期。 至2009年，无论是传统乡贤，还是当代乡贤，都被学者纳入研究视野中，研究领域包括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充分体现了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对传统乡贤的研究以史学界为主。牛建强认为，在明清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先贤祭祀是一种国家对地方进行教化和控制十分重要的方式。张玉娟在对河南乡贤祠的研究中反映了同样的问题，乡贤祠祭祀与统治者强化国家治理的意图紧密相连。[注] 牛建强：《地方先贤祭祀的展开与明清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张玉娟：《明清时期乡贤祠研究——以河南乡贤祠为中心》，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由此可见乡贤文化在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在当代乡贤的研究中，新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内涵、价值、路径等引发学界关注。[注] 舒隽：《乡村治理变迁与新乡贤的当代表达》，《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殷民娥：《培育乡贤“内生型经纪”机制——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探讨乡村治理新模式》，《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王斌通：《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体系创新——以新乡贤参与治理为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崔凤军、姜亦炜：《农村社区开放式协商机制研究——基于德清县乡贤参事会的调查》，《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张英魁：《乡贤的外生性及其介入乡村机理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季中扬、胡燕：《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李静：《当代乡村叙事中乡贤形象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徐晓全：《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4期。 张颐武强调了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他把现代乡贤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场”的乡贤，另一类是“不在场”的乡贤。“在场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不在场的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黄海指出：“建构新乡贤文化应摒弃传统乡贤文化中等级森严、尊卑有别等糟粕，倡导民主法治理念等现代文明因子。新乡贤文化应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手。”[注] 张颐武：《重视现代乡贤》，《人民日报》 2015年9月30日；黄海：《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人民日报》2015年9月30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当单一的行政组织不能满足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时，培育体制外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就成为一种重要选择。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设计新乡贤制度、培育新乡贤精神，乃时代所需。乡贤入选的标准是什么？乡贤的社会定位如何？如何培育新时代的乡贤文化？回答这些问题，除了立足现实，还要进一步厘清传统乡贤的构成、精神底蕴及社会功能等问题。
一、传统乡贤的构成及精神底蕴
在日常生活中，乡贤一词常常与乡绅、士绅等概念混用。从学术层面讲，三者并不完全一致。明清之际，士绅有乡绅、绅士、士绅等不同说法，其中以士绅的含义最为宽泛，“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注] 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费孝通认为，“绅士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中所特具的一种人物”，他们是指“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这种人物与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不一样，他们不享有政权，但却拥有特权。“他们在野，可是朝廷内有人。他们没有政权，可是有势力。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注] 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 就实际情形看，士绅确为乡贤的主体，“乡贤基本由绅士与平民两部分组成，其中绅士可分为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平民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其中以下层绅士人数最多。虽然平民乡贤的分量不容忽视，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注] 余新忠、惠清楼：《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
平民乡贤虽然不是乡贤主体，但其重要性却值得关注。如秦汉时期的“乡三老”，“是秦汉以后乡治里面的最高领袖，他的年龄要在五十五以上，他的人格要为民众所敬仰，才能被选为乡三老，才有感化民众的能力”。再如宋代乡约制度中的“约正”，则是“由大家推举正直不阿的人士充当；他们的责任，在抽象的方面是感化约众，在具体方面是主持礼仪赏罚，仿佛秦汉的三老”。[注]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1937年，第9、15页。 这些人因为长期生活在乡村，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其言行举止更容易产生教化的作用。
(1)It is time to do sth (2)It’s sb’s turn to do sth
由于士绅是乡贤的主体，乡贤精神与士绅精神就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士绅能够获得特权，除了他们曾是统治者的臣仆，还与他们“兼济天下”的抱负有关。《礼记·大学》为士人制定的人生发展规划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孟子，强调的人生信条则变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注] 孟轲：《孟子》，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27页。 ，其意是：失意时完善自己的身心，得意时则参与国家事务。虽然孟子提供的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但从更深层面解读，“独善其身”实是无奈的选择，“兼济天下”才是最终理想。宋人张载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 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0页。 ，更具代表性。这一荡气回肠的宣言，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即使失意的士人，也并没有放弃兼济天下的胸怀。东林党人顾宪成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注] 梁羽生：《名联谈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5页。 这正是士绅心怀天下之最生动的写照。总体而言，经过几千年的积淀，最终凝练出的中国士绅精神的内核是“兼济天下”。这种精神也是乡贤精神的底蕴，只不过针对乡贤而言，“兼济天下”应该更恰当地解释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德高望重、贡献乡里等优良品质。事实证明，传统乡贤无论是否“在场”，其精神与行为往往被乡里奉为楷模。
总之，乡贤可以分为士绅乡贤与平民乡贤两种，能否入选乡贤主要标准是其是否具备兼济天下的精神。士绅虽为乡贤主体，但并非所有的士绅都能入选，乡贤应为士绅的优选；反之，即使不具有士绅身份，而一旦拥有“兼济天下”的精神，也可能成为乡贤(如平民乡贤)。从这种意义上讲，乡贤一词，与其说是一种身份，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
二、传统乡贤的社会功能及其断层
乡贤与士绅的大体重叠、乡贤精神与士绅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二者的社会功能及其断层也是同一过程。
5.3.2摘袋技术要点摘袋时间因不同品种，立地条件和气候条件而异。易着色的地区和品种应适当晚摘袋，而不易着色和着色条件差的地区或秋季阴雨多时，应适当早摘袋。摘袋时，最好选择阴天或多云天气进行。若在晴天摘袋，为使果实由暗光逐步过渡到强光，在一天内应于上午10～12时去除树冠东部和北部的果实袋，下午3～5时去除树冠西部和南部的果实袋，这样可以减少因光强剧烈变化引起的日灼发生。
一般而言，无论是在上层还是基层，士绅阶层都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上层士绅相当一部分人本身就是退休的官员，科举的成功使其能够享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权。《牧令书》中如此分析道：“为政不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固不可权势相加。即士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尽喻民，唯士与民亲，易于取信。如有读书敦品之士，正赖其转相劝戒，俾官之教化得行，自当爱之重之。”[注] 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由此可见，在“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国家主要通过士绅明法纪、行教化来控制基层社会，加上官员与士绅的共同体意识，礼遇、笼络士绅也就成为必然。
基层社会中的士绅则拥有较高的威望，其因大致有以下三点：第一，他们是促使人们向善的楷模。高尚的德行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平时乐善好施。除了救贫扶弱，士绅还会做资助家乡教育、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如宋代陕西蓝田县人吕大钧开乡约制度之先河。对他而言，教化民众的过程亦是其身体力行儒家礼治的过程。第二，他们是成功者。无论是科举的成功，还是经济的成功，都会给一般民众努力向上的正能量。第三，他们还是区域社会利益的代言人。在传统中国官民隔阂的情况下，士绅阶层能够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一书中作了更加细致的阐释：
1.在传统的中国权力结构中，有着两个不同的层次：顶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单位，其领袖是绅士阶级。
大革命时期，“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被提出。这一彻底清除传统地方精英的方式进一步打破传统的绅治模式，开启了近代中国基层社会党化与科层化的历史。[注] 陈明胜：《北伐战争时期基层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以江苏省为中心》，《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传统士绅“土豪劣绅”化，“兼济天下”的士绅精神已全面衰落。虽然有部分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等，承继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离开城市、深入乡村，企图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乡村社会的复兴，但并不能阻止士绅队伍整体劣化的趋势。当以宗族、伦理为遮盖物的绅权被扯掉面纱后，剩下的多是在国民政府支持下“绅权”不断扩张的现实。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对士绅阶层往往采取“用之则捧，不用则弃”的态度，导致地方士绅与国家之间形成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双重紧张的局面，将士绅阶层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派遣的行政干部进入基层社会后，地方士绅要么秉承其意志跻身于新一代的地方精英中，要么与之抗衡成为其整合基层社会的“绊脚石”。
2.这里有着对于中央政府权威事实上的限制。地方上的事情是由社区的绅士所管辖的，是中央当局难于干涉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复杂化。陆学艺将之分为十种人群：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注]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社会建设》，《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有学者对中产阶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新生的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国有企业领导人；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国有企业领导人；外资企业中产生的白领；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高校培养的MBA和MPA群体；因高技术产生和新行业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等。[注] 周晓虹：《中产阶层：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从身份、知识水平、经济条件、社会资源等方面进行考量，这部分人属于新时期的社会精英。不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偏于“独善其身”而缺乏传统乡贤“兼济天下”的精神。并且，这些社会精英主要存在于城市，对乡村社会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时至近代，随着传统义利观的转变、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发展以及西方政治制度的引进，拥有士绅身份的人不再局限于固守传统伦理道德、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而出现了各式各样、具有复合身份的新士绅。如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商绅(马敏语)，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创办地方团练而崛起的军绅(陈治让语)，因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兴办而产生的学绅(常书红语)，还有随清末地方自治推行而进入体制内的权绅(王先明语)等。为了避免概念的纷歧，张信干脆将那些“有权势的共同体领导人、民团领袖和大地主，……税收经纪人、巫医和书生”等统称为“地方精英”。[注] [美]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岳谦厚、张玮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页。 这一新式概念提出的背后，是士绅组成严重畸变的现实。士绅成分的变化对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产生直接冲击。在传统中国，士绅为四民之首。清末民初，地方士绅在民间社会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四民之首”变成“无绅不劣”。绅权扩张直接侵害一般民众的利益，导致绅民矛盾不断激化。王先明在研究晚清“民变”时指出：“日趋清晰也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显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注] 王先明：《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6页。
5.所谓自治组织的兴起是来自于社区的实际需要。这种群体的权力不是来自中央帝国，而是来自地方民众本身。当中央只是有限度地征税和招兵时，人们会感到“天高皇帝远”。但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有必要保持一些交往，这就意味着地方绅士总是在地方组织中占有战略性和主导的地位。[注] 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2-53页。
“大公司或者电视台一般会有决策程序，并非一人拍板，如果办成了，这个袋子或者箱子负责人就会留下；如果最终没有通过，负责人会说，那天一起吃饭，你好像落了东西，我没看是什么，你叫人拿走吧。”业内人士说。
正是因为传统士绅在朝在野都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他们往往被赋予非常特殊的角色，即国家与社会的中间人。正如一些论者所言：“过去政令之传达于民众，完全由于士绅阶级。民众有什么要求，由彼上闻；政府有什么设施，由彼下达。政府与民众的联系，只是这个没有法定地位的士绅阶级。”[注] 金半欧：《自治与自卫的一种观察》，《地方自治》1935年第3期。 这个阶层像一个弹簧，使国家与社会不至于矛盾过于激化，士绅在传达国家政令的同时，也会在国家对社会需索过多时为民请命，防止二者关系陷于僵化。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这一特殊阶层的存在，古代中国基层社会得以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
4.从下而上的影响的机制，是绅士通过他们当官的亲戚和参加过相同考试的台上台下的朋友们施加的非正式压力发生的。借此，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到达皇帝本人那里。
士绅成分的变化进而导致其社会功能的异化。如清末地方自治推行过程中产生的“权绅”，其已难以继续肩负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任。一是因为他们的权威资源来自体制内的授予而不是自身威望的积累。因此，在推行政令的过程中，他们更注重对政府负责而不是维护区域社会的利益。二是在公益与私利之间，他们更倾向于借助手中权力从中渔利而不是为民服务，结果造成自治推行过程中此起彼伏的反自治民变。再如随清末废科举、兴新学而崛起的“学绅”，与传统士绅截然不同，这一部分人因新学而获得士绅身份。在西学的熏陶下，他们对乡村没有特殊感情，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他们往往选择定居于城市，而与乡土社会脱钩。士绅的结构性变动与城乡流动不平衡，必然对传统乡村社会的乡贤治理机制产生直接冲击。
4，你们的尕什么我们的尕娃哈什么了！(你的孩子某某打了我们的孩子。有两个“什么”，前者是指打人的孩子，后者是代指“打”的意思)
空巢老人缺乏情感慰藉，常伴孤独、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持久、反复体验后，易转为一种长期的精神刺激，直接影响心理健康状态。宋洁等人研究表明，空巢老人情绪低落易诱发免疫功能异常，亦会导致或加重抑郁症状[10]。因此，排解空巢老人生活中的不良情绪，有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中国乡村空心化的速度正在加快。外出上学、务工使年轻人和文化人流向城市，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人才缺乏。用什么方式吸引那些离乡的成功者回归家乡、奉献桑梓？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乡贤不同于外来投资者，因为血脉相连的故土情结，他们更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家乡焕发生机。当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建立相应的机制，把这种爱乡的赤子之情转变为乡村发展的新动力。
三、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的现状及路径
3.虽然在法律上只有一条从上而下的贯彻帝国命令的轨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中间有政府的皂隶和地方上选择的“乡约”或者相同功能的人物，通过这种中介，不合理的命令可以打回去。这种由下而上的影响，在中国正式的政治制度的讨论中，通常是不予承认的。然而，它实际上是有效的。
由于在会车时，外界流场变化直接作用于车体侧墙，并对空气弹簧的内部压力产生影响，因此需要详细建立车体与二系悬挂系统的动力学方程。假设某型动车组与右侧驶来的同型动车组等速交会，则车体与二系悬挂系统在会车流场下的受力如图1所示。图1中，y、z分别为横向和垂向坐标轴；θ为车体的侧滚角，rad；Mc为车体质量，kg；D为转向架两侧空气弹簧的横向跨距，m；Pv为外界气动流场压力，Pa，可由列车空气动力学计算得到。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劣化的士绅阶层也成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注]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 ，都属于革命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士绅阶层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士绅群体的消失，传统乡贤文化也彻底断层。
（一）发病情况 2012年5月7日，泾阳县蒋路乡一养羊户饲养的98只8～10 kg重奶山羊发生羊痘病，死亡一只。经解剖，临床观察以后，综合判断认为该病是一例在本县多年未见的典型的山羊痘病病例。经过综合治疗，3 d后全群基本稳定，10 d后全部治愈。
新课标对语文核心素养做出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例如，在“语言构建与运用”模块中，新课标指出其首要素养是语感。又如，在“思维提升与发展”模块中，新课标中将思维细化为直觉、联想、想象、分析、比较、归纳、概括等一系列能力。所有这些能力，本质上是处理文本与组织文本的能力。在教学中应当聚焦文本自身，让课堂成为教师引导学生潜心会文的课堂。
就目前现状来看，培育新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作用已经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例如，浙江上虞通过搭建有效互动平台、建立联系参事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逐渐形成“学乡贤、知乡贤、颂乡贤、当乡贤”的社会氛围，取得显著成效：在经济建设方面，上虞由乡贤出资的公益基金达190余支，本金总额达20亿元；在乡村治理方面，积极发挥乡贤参事会的作用，逐渐形成“同话桑梓，共谋发展”的局面；在社会稳定方面，积极发挥乡贤作用，逐渐开创群众办事、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四不出村”的模式，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此外，通过发挥乡贤的榜样示范作用，引领民风建设与社会风尚改善等。[注] 陈秋强：《上虞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乡贤与现代浙江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11月。 再如，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通过发挥新乡贤作用，亦做出不小的成绩：发挥新乡贤的桥梁作用，助力基层自治；发挥新乡贤的智库作用，反哺乡村建设；发挥新乡贤的榜样作用，引领文明乡风等。[注] 王宁、封士将、金天：《“新乡贤”助力“幸福赣榆”建设》，《唯实》2018年第10期。 总体来说，乡贤文化建设成就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越是发达地区，乡贤文化越容易发展起来；反之，受因经济、人才、观念等因素所限，乡贤文化则遭遇更多困难。但无论乡贤文化培育处于何种程度，皆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的制度是通过资本管制维持汇率的稳定，而成员国货币的官方汇率的比价通过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际货币盯住美元的方式来确定，即通过官方的货币政策干预恢复了国际金本位制度。因此，在对待国际金本位的态度上，布雷顿森林体系与自由主义的国际金融秩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较为重要的是，在管制了源于利差套利的国际资本流动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际货币主要承担的职能转变为国际贸易的交易媒介和流通手段，这实际上将国际货币的职能置于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的框架中，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
有学者认为，现代乡贤是涵盖了“在职或退休政府官员、企业家、企业职工、学者、个体户、外出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等”在内的多元构成。[注] 陈晓燕：《激活乡贤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山西日报》2018年9月4日。 在一般人眼中，这些人无疑都属于成功人士。但是，并非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可以入选乡贤。以传统乡贤的选择为参照，新乡贤必先符合道德高尚、社会责任感强、有奉献精神等要求。因此，在新乡贤遴选的过程中，道德高尚是必备条件，然后再考量其他方面的因素。特别要避免侧重官乡贤、富乡贤，而忽视文乡贤、德乡贤的现象。
一是在新乡贤群体遴选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道德因素。
二是在新乡贤制度设计的过程中，既要注意与当前乡村既存机制做好联接工作，还要注意其自身的独立性。
新乡贤文化的培育不仅受限于人的因素，制度设计更加重要。在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强化人们对乡贤的认知，有利于形成新乡贤群体不断孕育、产生的社会机制。但在新乡贤制度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预料它与乡村既存组织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
就目前中国大部分乡村来看，村两委仍然是乡村最主要的组织形态，虽然有村支部与村委会之分，但往往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作为国家行政系统的末梢，村两委几乎承揽了乡村治理的全部职责并显示出高效率的优势。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村治理总要求已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纯的行政组织已难完全肩负如此重担。于是，有学者遂建议，“以村为单位，组建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乡贤工作室等组织，对乡贤组织的基本原则及乡贤标准、推选程序、职责任务、主要活动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为乡贤组织的良好运行提供保障”[注] 林黎明：《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新乡贤派培育》，《温州日报》2018年9月3日。 。新乡贤的制度化是必然趋势，但因为村两委总揽村务的局面已经形成，贸然成立乡贤组织有可能导致二者之间产生矛盾。因此，在乡贤文化培育之初，应善于运用既存乡村组织，充分发挥乡贤服务乡村的社会功能，等乡贤群体逐渐被当地人们接受之后，再考虑乡贤组织的建设工作。
当然，乡贤群体帮助村两委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并不代表两者必须完全融合。有学者曾提出由乡贤担任村两委主职干部的建议，然而一旦乡贤进入体制内，他们的社会引领功能可能将被削弱。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构建乡村社会的多元治理体系，在村两委之外培育和发掘新的治理力量乃其应有之义。在新乡贤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人们一定要注意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与区别。
另外，在村两委与乡贤组织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还要坚定二者互补的信念。从理论上讲，村两委属于体制内的力量，新乡贤属于体制外的力量，如果二者能够相互促进，将使乡村治理获得新的生机；如果二者相互掣肘，乡村治理必将陷入新的困境。这就需要二者明确职责，摆正态度。一般而言，村两委的主要职责是完善乡村政治，通过上传下达，做到政策畅通，构建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新乡贤的主要职责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即道德上发挥模范功能、经济上发挥引领作用等。对于新乡贤，村两委要提供各种服务，为充分发挥新乡贤的社会功能创造良好的环境。对于村两委，新乡贤要发挥体制外的建议与监督作用，确保村政的科学有效、公平公正。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有热爱家乡、奉献故土的情结；但新乡贤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存在的意义是服务而不是管理，其威望源于奉献精神而非体制内强制力量。
三是乡贤精神的凝练与弘扬应不拘一格，多元并进。
乡贤精神的传递与弘扬是新乡贤队伍不断壮大的动力源泉。这首先有赖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助力。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面向青少年加强乡贤文化教育，开设乡贤文化课堂，开展以乡贤为主题的社会教育活动是培养年轻乡贤的长远之策。在新乡贤精神培育的过程中，高校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更要充分发挥宣传与研究的功能，在深入分析当代乡村社会面临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总结新时代乡贤精神的内涵、价值及实现路径。当然，高校的研究者不能局限于坐而论道，应该学习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学者身体力行的精神，走进乡村，在现实中寻找出路。
其次，整理传统乡贤文化遗产，挖掘传统乡贤精神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因素，过去遗留的乡贤故居、遗址、文物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具有亲和力与乡土气息的教材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谈到和谐发展的问题时，认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就在于如何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与机制，来促进非政府的民间责任与服务”[注] [英]托尼·布莱尔：《旅程：布莱尔回忆录》，李永学、董宇虹、江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页。 。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而言，传统乡贤文化将为我们提供有关建构民间组织的宝贵经验。
另外，还有必要通过报刊、书籍等传统媒体，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介加强对新乡贤的宣传，这种不但有利于传递乡贤精神，而且可以提升乡贤群体的荣誉感，鼓励更多的成功人士加入造福家乡的队伍中来。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从广义上的文化出发，可以把乡贤文化理解为乡贤群体、乡贤制度、乡贤精神三个层次。传统乡贤文化的断层首先缘于传统乡贤群体的消失，而后逐渐累及乡贤制度、乡贤精神。新时代乡贤文化的培育亦应从培育新乡贤群体开始，然后是推进制度设计与精神弘扬。在新一代乡贤群体遴选的过程中，道德因素是首要的。乡贤制度的设计是为那些离乡的成功人士提供一种回归机制，这一机制与乡村社会既有的村两委既是互补，又是界限分明的。乡贤精神的弘扬是在宣传中使乡贤文化成为一种理念，激励更多人进入乡贤队伍，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共建共享社会治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研究”(17YJCZH136)、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18MLC005)、江苏省社科基金文脉专项“江苏乡村治理史”(19WMB024)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771/j .cnki .35-1334/D .2019.02.007
作者陈明胜，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庞超，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京 211815)。
〔责任编辑 汪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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