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新闻学在新闻发布中的运用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新闻发布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至今，社交媒体已经日益成为我国民众获取资讯的重要手段。截至2014年初，我国微博、微信和公众号账号总量已经超过14亿。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发布也不能完全坐在发布厅里，只用传统的模式同媒体打交道。尤其是2011年以来，大量的新闻发布会中已经出现了网络信息来源推动下的记者提问。尤其是2013年以来，基于数据概念的数据新闻学，正在日渐成为各国主流媒体关注和实践的依据。基于大数据的基础，新闻传播工作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接触渠道，也拥有了大量获取独家信息的可能性。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新闻发布要保持其独立性，在世界各国的总体趋势仍然是首先维持发布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如何在数据新闻学日益成为新宠的情况下，推动新闻发布更加准确及时面对公众、媒体的诉求，成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数据在信息公开中的意义 今天对于数据新闻，学术界认为，其更为准确的说法应是“数据驱动的新闻”(Data-driven Journalism)①。因此，数据新闻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生的事物，而是基于信息公开，数字化设备日益成熟之后，对于新闻工作的业态更新。它建立在数字储存、数据公开和数据分析能力提升的基础上。数据新闻学，实际上是在精确新闻学获得了更加充分的技术手段之后，对报道能力的提升；而包括无人机、谷歌眼镜等新设备在内的新闻采集手段的更新，实际上又是数据新闻学在实践层面的一种新的运用。这种应用的具体步骤被归纳为“挖掘数据”——“过滤数据”——“数据可视化”——“新闻报道制作完成”4个部分②。 从这里不难看出，数据新闻学甫一出现，其首先面对的就是信息公开的问题。之所以存在数据新闻学，本身是因为信息公开。主动的信息公开，如中国20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被动的信息泄露(也是一种公开)，如维基解密和斯诺登的爆料。两种信息公开的方式都推动了更多的记者去挖掘信息内部的新闻，而非对于信息自身的叙述。比如美国记者Jonathan Stray和Julian Burgess研究了大量从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战争记录，并且试图进行关键词和主题的挖掘，找到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战争记录中体现的战略决策特点，以及对于当时战场上重点信息的反馈③。 从根本上说，数据新闻学，完成了从事实叙述到逻辑构建的过程。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从简单的事实叙述，部分转变为逻辑的叙述。受众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事实叙述，所以逻辑上的严密成为了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侧重点。基于这样的特点，图像上的逻辑、地理上的逻辑和事实上的逻辑同样重要。其实信息公开本身的逻辑需求，在近年来我国新闻发布工作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中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当年杭州交通事故的“杭州70码事件”，还是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在发布中遭到诟病或者被网络推手放大的不仅有事实，而且还有事实之间的逻辑。如果新闻报道在逻辑上不成立，则信息公开的意义就会打折扣。 在事实报道的基础上，数据新闻学完成了新闻的背景研究工作。在2014年的新闻报道中尤其典型的一点是，媒体的研究团队变得日益重要。而且数据新闻学的研究团队本身，既要有新闻意识，又要有支撑新闻的数据研究能力。例如在对马航MH370航班失联的新闻发布工作中，马来西亚方面每天都召开记者会，回应媒体关注，与事件相关的数据研究工作，其实还是通过媒体和企业来完成的。尤其是三个重要节点：媒体公布飞机掉头转向情况、发动机公司公布发动机与卫星握手时间、英国公司公布飞机失联地点和方向，基本上都是基于数据的挖掘和研究。 在数据公开的基础上，数据新闻学尝试开展新闻的预测工作。数据有趋势的特点，“大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它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但它不是要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而是用一定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④新闻采写工作的一个难题，是找到新闻发生的历史脉络，数据新闻学帮助完成这个工作。比如通过对1948年以来巴以地区冲突地点的数据图示，不难发现一个巴以之间力量变化的大趋势。英国卫报在2011年也运用了地图和色块的方式，去标示伦敦骚乱中的地点和严重程度。这种标示的结果，就是对于公众认识骚乱，关注骚乱的下一个发生地有重要的启示。 从根本上看，无论是数据挖掘还是数据可视化，重点就在三个关键词——逻辑、背景和趋势，这是数据新闻在内容上对信息公开的呼应和延伸。 数据对新闻发布的挑战 因此，从新闻发布工作的角度看，数据新闻学的出现，延伸了媒体对新闻发布的需求，拓展了报道的深度和独立发现能力，尤其是对于新闻议程本身的设置，对新闻的透明度和数据的形象化三个方面，数据新闻学部分取代了传统新闻发言人能够向媒体“喂料”的功能。数据新闻学对于新闻发布工作的挑战更为直接。 首先，数据新闻学具备全新的跨媒体议程设置能力。跨媒体议程设置，是指数据新闻学自身拥有数据挖掘能力，因此新闻的落点不一定是在传统媒体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落点上，很可能产生新的议程。而数据新闻的多数挖掘，首先是通过数据库手段、新计算方式和程序开发等来发现其中的新闻点，进而推动传统媒体以新闻专业主义手段进行报道。 比如2010年，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太阳报分析了290万份公开的医院账单，从中发现了超过3600个可以避免的伤害、传染和医疗错误，并找到了300起可以避免的患者死亡事件⑤。这不仅是对公开数据的分析，而且在分析之后产生了新的议程。假如当时美国的卫生部门新闻发言人通过医院账单要回答的是有关医药费“高企(意思为持续停留在高价位上，并且还有进一步上升趋势)”的问题，那么新产生的问题可能就是过度治疗或者治疗不当。数据新闻学使得这些个案成为新的议程，并通过网络信息进入到传统媒体的报道议程中。 其次，基于追求新闻的透明度，数据新闻学的框架构建能力应当引发重视。新闻发布，常常要面对的是媒体先入为主的框架构建。新闻发布的博弈过程，本来就是不同框架之间的竞争。在大数据时代，有3个方面内容会成为媒体关注和报道的焦点：一个是数据挖掘后的新信息；第二个是数据产生的原因和关系；第三个是大数据之外的“小数据”，尤其是指在大数据时代具有典型差异性的个别事件。这三者都会成为数据新闻学的框架构建要素。2014年春节期间，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根据百度迁徙数据，制作了春运的地图，推动了媒体报道中向热点密集线路的集中。而以往这种报道从选题上看，主要依靠经验主义的做法。2014年2月份，在中央电视台曝光了东莞色情服务行业的内幕之后，国内网络媒体制作出了“东莞的人口迁徙路线”，并分析出东莞性工作者的主要来源。无论其最终的结论是否科学，其通过大数据构建出来的新闻框架，不但扭转了报道的方向，还有可能带来新的议程，使得相关方面进行必要的回应，这就是对于数据新信息的挖掘。 再者，数据新闻学对于信息的二次加工与议题的深度挖掘能力，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数据新闻学的二次加工，除了数据的挖掘之外，还有数据的可视化和可读化。涵盖的领域大多数是公共领域和民生领域，包括在新闻发布中较为热点的经济、环境、卫生、资源、民生等问题。在由乔纳森·格雷等编写的《数据新闻手册》中，作者所举出来的例子，除了伊拉克战争的战地公报和总统选举之外，大多数的案例都集中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信息加工，具有一定的历史挖掘的可能性，时间越长其历史数据越丰富。此外因为多数公共信息中涉及的当事人曾经多次参与到事件中，所以其回忆比较完整，把这些回忆放入报道的直接引语中，可以弥补数据新闻的技术挖掘，形成新的故事。 当然，它客观上也会强化媒体作用的自我放大，使得媒体在新闻出现之后，有更多的自主权去发现相关新闻。最大的变化，就是新闻发布中的发布者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传统新闻发布活动中发言人的主导性会受到更大的挑战，正如独立记者亚当·韦斯特布鲁克说，“如果更多的记者这样工作(而不是依赖于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数据)，公众将更加文明和有见识。”⑥这从客观上正好印证了数据新闻学对新闻发布的挑战。 如何运用数据进行有效发布 新闻发布的根本变化，就是从权威信息的被动推送，变为权威信息的主动加工。在数据新闻时代，新闻发布工作中的一个核心命题部分得到了答案，那就是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过程中可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力，对信息进行加工和重新包装。因为在新闻发布的流程中，企业和政府部门内部呈现的，大多数是口径和片段化的事实，新闻发布团队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更加完整的加工和包装。 举一个例子来说，英国卫报分析了维基解密提供的关于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大约9万多行的各种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研究得出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形成一个调查记者可以快速通过时间、地点、行动类型等关键词搜索的战地活动该数据库，虽然卫报因为保密的原因没有公布整个数据库，但是可以让记者查找每一个造成人员伤亡的军事行动信息；二是战地记者是否能够真正准确地报道战场的态势变化和军事行动趋势(如路边炸弹数量在2004年到2009年时间内的激增)。然后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进行数据分析之后，恰恰发现无辜平民死亡的案例激增。⑦在这里，军方的新闻发布团队势必面对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对每一次战地活动情况的掌握，因为记者随时可以查找并找到故事；二是军事行动的趋势，大数据反映了在阿富汗主要的战斗地点；三是军事行动中出现的不良趋势，比如无辜平民死亡、误伤等。而且他们还要面对眼花缭乱的可视化图像。 因此，新闻发布团队需要更重视精确化的新闻发布。精确化是新闻发布工作面对的最重要挑战。传统上看，新闻发布是一个从模糊走向精确的过程，这样可以更清晰地呈现比较全面的事实。数据新闻学，其实也源自精确新闻，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追求高度精确的一种新闻采写过程。从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网站Data Point的专栏来看，在2014年7至8月筛选的数据新闻学案例中，绝大多数案例在报道之后，相关方面的新闻发言人回应都是模糊的。而有关反恐信息的报道，则完全没有引用发言人的回应。模糊的表态使得新闻报道更加凸显其新闻价值。其实，精确的新闻发布，本身也是对信息公开提出的更充分的要求。精确化的新闻发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据的更加准确使用，强化新闻发布中数据的解读，如近年来在我国经济报道中，围绕GDP的变化产生的解读权争夺日渐激烈，“7.5%”这个数据一度成为众多媒体报道的关键词；二是对数据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的解读。政府和企业在新闻发布中为了避免产生负面联想，常常使用“孤立事件”、“个别问题”进行定性，但是数据新闻学恰恰会在定性层面对此产生挑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来证明是否为孤立事件和个别问题。 同时，发布者还需要重视信息发布前的整合与研究能力。数据新闻学的形成，使得媒体更需要一个完整的研究团队。其实在马航MH370航班失联的事件报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新闻现场缺失的过程中，媒体更重视数据挖掘和研究编辑。据国外2012年的有关数据显示，某个奖项中参评的数据新闻作品制作团队平均由96人构成，人数最多的团队高达30人之多，作品耗时从8小时到7年不等，平均需要5个多月⑧。其实政府部门、企业往往比媒体拥有对信息更高的处理能力，但是媒体往往拥有更了解受众需求的数据处理思维。这两者的结合才是最有效的对数据进行整合和研究的正确方法。这就使得新闻发布部门更多的不仅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而且还需要建立一个工作链条，形成新闻发布的数据化平台。 另外，更需要重视第三方信息源的前移和强化。近期，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基于数据新闻学的报道引发高度关注，记者从警方一年中公布的94000份案件记录中通过计算机找出1200份误报暴力案件，之后的第二个步骤是采访专家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和甄别，然后再寻求警方的回应⑨。专家作为第三方信息源，从以往的配合新闻发布，进入到配合数据新闻的调研当中，第三方信息源的前移，不仅会影响对数据的挖掘，而且也会影响数据的可视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发言人不能等到发布进行中才与第三方信息源开展交流，而是要更加深入了解第三方信息源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并发挥好这种信息优势对新闻发布的积极作用， 当然，新闻发布者还应当关注数据新闻本身对于新闻业的影响。数据新闻的一个特点，是能够实时反映媒体报道的变化路径，快速提供舆情情况，并且适当地展现新闻传播的效果。英国卫报在2011年伦敦骚乱之后，面对英国政府强化网络管制的要求，以《骚乱谣言如何在Twitter中传播》为题进行了报道，最大程度地修正了人们对于Twitter的偏见和误解。从根本上说，数据新闻学视野下的新闻发布变革，更多的是技术和信息公开的精确整合。在公开透明的态度之外，如何重视技术推进下媒体的发展，实际上是未来新闻发言人必须要关注的命题。而技术本来就是多元化的，这也是新闻发布的发展趋势之一。 ①史安斌、廖鲽尔：《数据新闻学的发展路径与前景》，《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2期。 ②著名记者米尔科·洛伦兹(Mirko Lorenz)在他负责的一个名为“数据驱动型新闻”(Data-driven journalism)项目中提出，MIRKO LORENZ.Data driven journalism:What is there to learn[M].in Innovation Journalism Conference:Stanford,CA,2010. ③http://jonathanstray.com/a-fulltext-visualization-of-the-iraq-war-logs ④倪宁：《大数据时代的传播观念变革》，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 ⑤http://www.datajournalismhandbook.org/1.0/en/introduction_3.html ⑥⑧方洁：《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⑦http://www.datajoumalismhandbook.org/1.0/en/case_studies_6.html ⑨Tanveer Ali,Vox fails on journo arrests,the LAT does a great investigation of police misreporting,and The Verge illuminates net neutrality commenters,http://www.cjr.org/data_points/data_darts_and_laurels_aug_141.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