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对美国华文文学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华论文,对美论文,启示论文,林语堂论文,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林语堂离开上海，开始了为时30年的海外创作生涯。在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最初鼓励和帮助下，林语堂用英文写作了大量小说，随笔和传记，成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者。林语堂因此便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轨迹。从1935年的《吾土与吾民》至1963年的《中国著名诗文选读》，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大多成书于美国，出版于美国，直接进入英语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是美国国家文学的一部分，而毋宁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中国文学。实际上，尽管林语堂以英文作为写作媒介，同时也以英语人群作为潜在读者，但无论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拓，还是审美趣味、表达方式诸方面，他客观上成为北美华文文学的第一代宗师，不但对后来的北美华文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为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正如北美华文作家黄美之所言：“虽然林语堂、黎锦扬在美国都是以英文写作出名，但他们仍是有深厚的华文根基，并也以华文写作，即算用英文写作，仍是写中国的人物、文化，他们的资料是第一手资料，并不像汤婷婷、谭恩美，她们只能用英文写，所写中国人的故事都是间接得来的材料，即第二手资料。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林语堂、黎锦扬算成北美华文作家的原因。”（注：黄美之：《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现状与展望》，引自黄氏在“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黄美之的观点实际上体现了北美作家对林语堂海外创作成就和影响的一种共同的自觉的认同意识。本文通过对林语堂英文创作的评述，力图把握其对北美华文文学发展路向的深远意义，从而为评价林语堂的文学地位提供一种不可或缺的视角。
一、文化乡愁的特殊形式
林语堂旅居海外30年，文化乡愁与日俱增，1964年他填词《临江仙》言：“三十年来如一梦，鸡鸣而起营营，催人岁月去无声，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两年后，他终于回到台湾，重新从事久违的汉语写作。
乡愁是人类羁旅异城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它着重渲染被放逐之后的回归愿望，具有强烈的情绪渲泄倾向，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共同主题。20世纪初胡适、冰心、闻一多等旅美作家就以感伤的笔调表达了强烈的怀乡情绪。其实，乡愁主题是流亡文学的根本特征，正如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克斯所言，流亡生涯使这些作家的“感情生活添上了一些病态的、急躁的、无端地心烦意乱的因素，因为它使他们的感情冲动增强了一倍。”（注：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从60年代台湾的留学生文学、8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到90年代中国大陆旅美文学、新移民作品中，乡愁主题不绝如缕。乡愁的个性化特征虽然能使这些作家充分地表达羁旅感受、怀乡情感和爱国热情，但由于其极端的情绪冲动和感情色彩，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叙述文学的表达功能。叙事的根本任务是以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拓展文学空间。换言之，作为叙事文学主要形式的小说不太容许过多的乡愁情绪，否则无疑会破坏叙述的基本功能。诚然，北美华文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抒情作品（如非马和洛夫的诗歌），这些抒情作品与中国现代抒情文学经典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叙事文学方面也不乏象白先勇、聂华苓这样的杰出作家，但就总体而言，北美华文文学至今尚未形成具有经典意义的史诗般的宏篇巨制。因此，我认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成就对北美华文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林语堂的小说尽管以英文写成，但由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把文化乡愁最后落实在史诗的宏大叙事之中，应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华文文学。
林语堂的海外创作大体上包括三种类型：1.以《京华烟云》为代表的小说；2.以《苏东坡传》为代表的传记作品；3.以《生活的艺术》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随笔。其中以小说的成就最高。或许是林语堂早年曾留学欧美，已具有承受异域文化冲击的心理结构；或许是他生活优裕，不需要像后来的留学生那样为生活奔波。更重要的或许是林语堂稀释了乡愁的个人化色彩，让叙事文学发挥自身的功能，把小说的艺术特性充分地表现出来。林语堂的海外创作很少直接抒发那种强烈的乡愁情绪，而是把文化乡愁具体落实在对中国社会的描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上；林语堂的小说并不像后来大多留美学人的作品那样抒写自身的漂泊感受或者渲染海外游子怀乡愁绪，而是关注故国的社会现实，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中国人物群像，成为海外华人文学至今难以企及的文学经典。钱穆先生说得好：“语堂长期在美的这一系列成名新著，总不得谓其无影响，而且在国外为中国和中国人留此影响的，除语堂一人外，纵不能说其绝无，而语堂一人，也几可说近似于仅有了。”（注：钱穆：《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台湾《联合报》1976年5月8日。）
从文学观上，林语堂既反对文学史上的“文以载道”，又主张文学必须能够让人“认识宇宙与人生”（注：《大荒集·序》，《林语堂经典名著》，第13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林语堂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朱门》采用史诗的结构方式，以气壮山河的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以中国社会和家庭为经，以中国人物的情感生活、文化历程为纬，构筑了气势宏大、情节跌宕、人物丰富的叙事体系。林语堂去国不久，正是抗战方殷之际，《京华烟云》以70万言之巨制“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注：《给郁达夫的信》，《林语堂经典名著》，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这部小说以史诗的格局表现了从庚子事变到抗战近40 年的中国历史，考察了清末富商爱女木兰从孩童时代到晚年的生活道路。之后的《风声鹤唳》写“抗日期间一位中国少女的故事。”（注：《八十自叙》、《林语堂经典名著》，第10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林语堂把自己的爱国情怀通过长篇叙事表达出来。 如果说上述的历史事件激发了林语堂的民族感情，那么文化乡愁则使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着力寄寓中华文化精神。林语堂不是直接抒写自己的怀乡愁绪，而是把这种乡愁的理念融入姚思安、姚木兰、孔立夫、老彭的文化人格之中，通过小说自足的叙事和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投射了文化羁旅怀乡之情。《京华烟云》里的姚思安崇尚道家哲学，安乐处顺，似闲云野鹤；姚木兰天真纯洁，又温柔敦厚；孔立夫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雅风致，又有现代知识者的忧患激烈；《风声鹤唳》里的老彭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柔肠侠骨。这一切都寄托了作者身处异域的家国之念。林语堂把乡愁积淀成一种文化理念，而不是仅仅看作渲泄怀乡情绪的心理状态，因此林语堂的三部曲能够摆脱乡愁的情绪层面，进入理性的文化观照和自足的叙事领域。与20年代郁达夫等旅日作家和60年代台湾旅美作家那些渲泄情绪的作品不同，林语堂不是把小说作为乡愁心理的记录，而是超越了狭隘的自我情感空间，表现波澜壮阔的中国现实社会，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依照艺术辩证法的原则，创造出20世纪海外华人文学的经典作品。即使是在表达乡愁最直接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里，林语堂也不局限于咀嚼身边的悲欢，而是在平静的叙述中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乡愁成为叙事的起点，而不是叙事的全部。
乡愁是美国华文文学的基本主题。从60年代的於梨华，到70、80年代的丛苏、张系国，90年代的曹桂林、严歌苓，都以激烈深切的笔调表现海外游子飘泊无根的苦痛和悲哀，他们的作品成为20世纪异域中国人艰辛历程的写照，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但乡愁文学由于题材较狭，人物性格过于单一，而且情绪渲泄色彩相当明显，无疑限制了主题的拓展，不利于大型史诗作品的创作。张系国是非常有才气的旅美作家，他的小说集《地》和《游子魂组曲》描写了海外华人面临的困惑与失落的心境，探讨人性也相当有深度，但题材显然仅限于自己熟悉的海外游子生活，作品中过于激烈的情绪抒写妨碍了主题的深入。陈若曦的作品能够把人物放置于20世纪80年代激烈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中，已具有史诗般的艺术视野，气势相当宏大，但并没有摆脱乡愁文学的情绪渲泄特征，对于此，不少论者也已深刻地指出。
笔者并无意把林语堂的作品视为北美华人文学的圭臬，毋宁说只是把《京华烟云》这样史诗般的小说看作北美华人文学成功的典范，它为北美华文文学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北美是20世纪中西文化撞击最强烈的地区，也是海外华人文学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因此林语堂的文化乡愁抒写具有典型意义。作为中西文化冲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林语堂以乡愁为情感起点，努力创造民族与文化的史诗；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林语堂摆脱自身的情绪层面，着力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使文化乡愁全然融入小说的内在体系之中。这种启示或许对北美华文文学有着指导意义。
二、中西文化融合主题的开拓
华人适移海外的历史一方面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自从19世纪第一代华人到美洲开发金矿、修建铁路以来，已有数代中国人筚路蓝缕，饱经艰辛，最终融入异域文化之中。认同与归化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必然趋势。因此，与文化乡愁主题一样，中西文化融合也是海外华文文学的重大主题。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和《奇岛》较早涉及该主题，成为美国华文文学的重要参照。
《唐人街》1948年由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出版。它叙述的是纽约唐人街的华人世界。这部小说与老舍的《二马》堪称描写海外华人创业的最早作品。林语堂力图在这部小说里建构中国人实现美国梦、融入美国社会的民族创业史。纽约唐人街的汤姆一家来自广东新会，老汤姆含辛茹苦，在唐人街经营一家手工洗衣店，两个儿子也偷渡到美国成家立业。主人公是汤姆家的三儿子小汤姆，他随母亲来美国与家人团聚后，逐渐适应了纽约这个陌生世界，成为家庭最得力的助手。抗战爆发，汤姆一家积极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事业，小汤姆最后也与华侨子女艾丝结成夫妻。林语堂通过小汤姆的眼睛观照美国社会。在小汤姆看来，美国鼓励个人奋斗，追求成功。汤姆一家的奋斗史也足以证明美国梦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从手工洗衣店、存钱到开中国餐馆，这一切意味着奋斗、开拓就是成功。汤姆家的二儿子更是在自由世界如鱼得水，他偷渡来美，如今已是一个易名为“菲德烈·A·T”的保险经理，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大儿子阿来也雄心勃勃，努力把全家变成一个在唐人街成功创业的典型。林语堂热情讴歌了美国梦想，奏出一曲华人奋斗的胜利凯歌。《唐人街》同时宣扬了民族融合、中西文化会通的思想。“大熔炉”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林语堂着力探讨此背景下中西文化融合的现实可能性。在小说中，意大利人芙罗拉嫁给阿来，与大家和睦相处，成为汤姆家的贤内助；信守中国传统伦理的方大妈改信天主教；小汤姆对基督教一见倾心。尽管林语堂过于简单化地化约了复杂艰难的文化认同过程，但他对中西文化融合的客观描绘无疑符合美国华人社会的历史事实。这个主题的开拓显然为后来的美国华文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叙事文本。
美国华文作家大多曾有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的生活经历，进入异域之后，文化冲突尤为激烈，他们的作品因此有着深厚的大中华情结，乡愁、寻根与放逐是挥之不去的主题选择，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表现相当突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华人社会永远处于边缘化的历史境遇之中。事实上，正是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融合的进程形成了目前生机勃勃的美国华人社会，尽管这种进程充满历史的悲凉和感伤。林语堂的《唐人街》着重关注美国华人社会的文化融合问题，这无疑具有历史的预见性，对华文文学题材的开拓也功不可没。近年描写美国华人族群归化的作品屡见不鲜，如李黎的小说《开封城的犹太人》。这篇小说描写台湾女子明瑾在美国与犹太人戈登结婚的故事，尽管设置了一条连结中华文化的“开封犹太人”线索，但主人公明勤与中国人的两次失败婚姻似乎暗示着文化乡愁的缺失，最终的事实只能是与异族的婚姻。这类主题在美国华裔作家如谭恩美、汤婷婷的作品里更是得到深刻的挖掘。在她们的作品里，唐人街不只是诉说文化乡愁的场所，同时也是告别过去，融入现实的新天地。
如果说《唐人街》体现了林语堂对海外华人文化融合现实的亲切，那么出版于1955年的长篇小说《奇岛》则是对中西文化融合理想的探寻。在这部幻想小说里，林语堂消泯了中西诸民族之间的种种现实矛盾的文化隔阂，建构了自己毕生锲而不舍追求的文化理想世界，在这个远离尘嚣的世界里，各民族和睦相处，没有压迫和束缚，没有放逐流浪的乡愁；古希腊艺术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得益彰，共同交撑着奇岛的理想社会。小说主人公劳思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新人”，他既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又秉承中华传统人文精神。林语堂把中西文化融合的真正实现寄托于未来，并预示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前景，对此本人已有论述（注：详见陈旋波：《对现代主义的拒绝：林语堂的文化选择》，《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2期。）。 尽管《奇岛》相当抽象地探讨了中西民族融合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存在着显明了乌托邦性质，但这无疑为海外华文文学表现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华人社会、建构新一代华人的文化属性提供一种重要的文本。毫无疑问，《唐人街》和《奇岛》对美国华文文学拓展文化认同主题具有不可替代的经典意义。难怪美国华文作家黄美之说美国华文文学“从林语堂算起，经过黎锦扬、张爱玲、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张系国、王鼎钧、喻丽清等，到现在在两岸都很吃香的严歌苓，真是洋洋洒洒的一路下来，发展茂盛。”（注：黄美之：《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现状与展望》，引自黄氏在“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把林语堂视为美国华文文学传统的开拓者和经典创造者，确实是相当有见地的。
三、连续中心与边缘的写作
美国华文文学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文学一样具有强烈的边缘性。在文化冲突和变异的过程中，美国华文文学的边缘性体现为：对于中国大陆主流写作而言，它是边缘化的；对于美国国家文学的英语写作而言，它也处于少数族群的边缘领域。美国华文文学的这种二重边缘性特征使其既远离五四以来的现当代中国文学潮流，又与处于强势位置的美国国家文学相疏离。林语堂的海外英文写作实践把中心与边缘连结起来，相当成功地消除了边缘性，有效地进入美国写作和阅读界的中心区域，这对于未来美国华文文学的定位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作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林语堂直接关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秉承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成为连结美国华文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重要媒介。林语堂三部曲的现实主义特征和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那些疏离于五四文学传统的美国华文作家而言不啻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在美国华文作家中，有相当多是来自台湾或东南亚地区的，他们对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非常隔膜，对20世纪中国社会也极其陌生，因此林语堂小说所承继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无疑成为这些作家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潮流的参照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的创作具有连结美国华人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意义。
第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者，林语堂以其《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中国传奇》、《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作品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作品也成为美国华文作家了解中国古典传统的来源。特别是《生活的艺术》和《苏东坡传》这两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在美国华文作家中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前者以流畅雅致的语言揭示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无穷魅力，后者则通过展现苏东坡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凸显出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生观、艺术观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特征，这显然为美国华文作家接近中华传统文化“中心”提供了有益的文体。
第三，林语堂的英文小说是连结美国华文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的中介。由于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和语言载体的不同，美国华文作家和华裔作家呈现出相当隔离的状态，尽管他们之间有着共同或相似的文化情结或深层的寻根意识，但中心与边缘的表现状态有所区别。就华裔文学而论，从文化层面上说是边缘，但从语言层面上说又属于美国国家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作家如谭恩美、汤婷婷等人的作品已唤起美国主流读者的认同。而华文作品由于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都属于边缘的状态，在西方根本无法进入“中心”。林语堂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又以英文的载体，非常有效地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之中，这既避免了华裔作家隔绝中国传统与现实之不足，又没有华文作家的极端边缘地位，因而成为华裔作家与华文作家之间的重要连结点。随着汉语国际地位的提高，华裔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最终整合将成为可能。在这漫长的整合过程中林语堂创作的经典意义无疑将会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