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少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外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
“青少年流行文化”无疑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最富症候性的文化现象之一，但是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如“流行文化”、“亚文化”乃至“青少年”自身，却成为歧义丛生的难点所在。所以很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国外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
西方关于青少年文化的研究经过三个阶段：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研究，近年来美国一些文化评论家如Henry Giroux、Douglas Kellner、Deena Weinstein等人的研究。①其间走过的学理思路是：从坚持成人本位立场转向青少年本位立场，全面、宽容地思考在如今这样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年轻到底意味着什么。②
西方青少年文化研究有两个传统纬度：社会学、人类学，其相关术语和理论都主要在这两个领域中展开并发展而来，其中尤以社会学研究为主。③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青少年文化作为主要“青少年问题研究”引起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其背景是战后的福利社会及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当时的研究重心是：青少年作为社会边缘群体与成人社会的冲突，集中在代际关系的研究方面。如T.Parsons(1914/1964)提出：青少年文化是特殊的年龄和性别角色所构成的独特世界。而James Coleman(1961)强调青少年文化与成人社会的分离，采用“亚文化”(即社会中某一族群因年龄、种族、性别或职业等不同而拥有的特殊生活形态、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使用的俚语以及心理特征等)这个术语，后来与阶级概念成为青少年文化相关文献中最著名的两大术语。
为了研究青春期反抗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研究人员普遍关注心理学解释模式，并辅以典型的个案分析，使得相关理论不断深入而且具有阐释文化实践的有效性。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化问题和发展理论，注重对社会心理如压力、影响要素等的分析，提出与之密切相关的身份认同问题。Erikson(1968)指出青春期的首要任务是身份的形成，寻找认同是此时尤为尖锐的问题。其后Stanley Cohen(1972)、Jock Young(1974)等过失理论家关注大众传媒如何制造了青少年问题这个社会性“道德恐慌”局面；Coleman(1979)提出了焦点理论，认为青春期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问题需要调适，应该从年龄差异上认识青少年文化；Cofiield(1986)提出生态理论对青年社会化的影响，要求对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差异性进行关注。至此，社会学界普遍达成共识：青年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概念，是工业化、都市化、国民教育普及的结果。青春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对个体的社会化、身份认同、社会的代际关系和教育等都有重大影响。
与大多数社会学家集中于西方大都市的白人男性青年群体的研究取向不同，人类学者一开始就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对青少年文化产生的分析上，在“民族志”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族群的共性及地域的差异。Margaret Mead是较早研究青少年文化的人类学者。上世纪50年代她提出了“青春期体验”的普遍性问题，一方面关注青少年文化中青年之间共同的东西，另一方面分析地域、种族的差异性。她还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分类，提出了著名的“前喻文化”、“后喻文化”和“互/同/并喻文化”的概念。从“后喻文化”的角度来看青少年文化的产生，正是在大的文化变革时代文化传递出现断裂和跳跃之际，超国界的文化汇流的一种表现。④后来的人类学者大多将青少年视为文化行动的主体，扭转了社会学家视之为被动主体的偏见。
文化研究兴起后，从社会学汲取主要的理论资源，从人类学借鉴基本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推进了青少年文化的研究进程。随着文化研究在全球的影响，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从边缘学科逐渐成为了热点和中心，成为跨学科的理论实验场。
受通俗文化研究范式的影响，目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者基本上采用两种对立的立场：大众文化批判立场与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立场。前者继承的是自阿多诺、利维斯、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等以来的批判理论传统，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彻底批判青少年在流行文化中的被动、盲从和趣味低下，凸现其对社会结构和教育的危害和压力。后者受到英国文化主义理论、文化霸权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女性主义、哈贝马斯交往理论、鲍德里亚消费理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等诸多理论话语的启示和滋养，突出青少年在流行文化中作为消费者的意义生成的主动权和多元文化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文化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所有年轻人的活动，探索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延续与中止，发现这些活动对于年轻人自己所具有的含义”。⑤
二、国内研究起步不一
199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国际研讨会，围绕“如何能使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的发展与教育中起到积极作用”的主题展开广泛交流，并号召全世界的学者、教育者、传媒界等都来积极关注这一现实，从而带动了世界各国青少年文化研究热潮。
中国学界在青少年文化研究方面，以香港、台湾地区起步为早。90年代初两地学者在本土化的文化研究实践中开始涉足青少年流行文化领域，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研究成果的同步引进，另一方面也是对两地后现代语境下流行文化现实的人文介入。在研究范式和立场上，也从早期批判转到当下普遍的文化平民主义取向。如今这一领域的研究已颇具成就。
香港学界多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研究，强调对文化身份的思考，主要展开的议题有：传媒与青少年亚文化、消费文化、无厘头文化、反抗学校、少女流行文化等。注重政府组织、民间机构与学术团体的结合，在整体研究规模上表现出强劲态势。
而台湾学界侧重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青少年流行文化，参与者大多为教育界人士、高校学术团体和一些民间机构，缺乏政府机构的参与和引导，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色、激进的民间立场和众语喧哗的论争态势，讨论的议题比较分散，对具体的文化现象如漫画阅读、偶像崇拜、流行音乐、特殊语汇、在线游戏、网络交谊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调查，切入的角度主要是教育学和大众传播学，偏爱边缘人群的亚文化形式如同性恋亚文化(尤其是少女同性恋)、恋物癖、高危险群体、青少年问题者等。强调对青少年作为边缘、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注和从教育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等角度展开的心理分析模式，注重从纷繁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和诸多新奇的青少年行为方式中寻找教育线索。
大陆学界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90年代末开始，多依托于社会学，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跨学科研究的规模还未成形。目前以《青年研究》杂志和“中国青年研究网”为核心，表现出明显的政府导向和学术参与的模式。主要的课题都是近些年才开始着手的。如：团中央宣传部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02年开展了题为“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的调研活动，其研究成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陆续出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文库”，其中2003年11月出版的《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报告》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地对我国当代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著作。这是目前社会学界就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就研究范式来说，过于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现象，个案研究不够，相关的研究正待起步。
三、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的立场和前提
在全方位展开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之前，有两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首先，要反思研究的立场。请看看我们赋予当下年青一代的各种名称吧：“X世代”、“e世代”、“飘一代”、“酷的一代”、“小资”、“网络新生代”、“新新人类”、“草莓族”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类词很难说是对一代人或一种社会群体的严格界定，而是一种特征性的文学描述。其中隐藏着明显的话语建构痕迹和话语想象的成分。以“草莓族”这个称号为例，它被派给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群，用以形容“外表光鲜亮丽，但是一压就烂”。成人立场的偏见不言而喻。
偏见一方面来自于主流文化特权下成人世界的傲慢：中国文化传统习惯于把青少年一代定位为“孩子”、“学生”的角色，强调其受保护、被塑造的弱势、被动地位和身心方面的不成熟、幼稚状态，很难平等客观地承认其文化创造力和价值，更难有基于宽容的倾听之上的平等对话意识。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信息时代的文化震惊。随着宽带通讯技术在中国城市地区的普遍使用。在信息时代面前，成年人突然失去了优势，青少年凭着敏锐的感受能力成为信息的最大接收者，电子文化最大限度地动摇了成人世界的权威地位。在此情境下，青少年标榜个性的种种行为与代际之间价值观念的正常冲突，往往与冲动、反叛、自我毁灭倾向等“青少年心理特质”连在一起。而当不断发生的青少年问题事件似乎证实了这些说法时，青少年流行文化的颠覆性和反叛性就成为成人世界的定见。
其次，要重申一个重要的认识前提即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多元性。只有充分认识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开展切实可行的研究工作。由于注重表达功能和同辈之间的认同，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消费社会表现出超越族别、地区和国界的统一潮流特色，但是它在同一模式的表象下蕴含着丰富的因性别、年龄、地区等而来的重要差异。在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中，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