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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预计将达到3000美元。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往往面临两种前途：一种是经济快速增长，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是社会动荡不安，进入“矛盾凸显时期”。我国已进入这一发展阶段，也将面临须高度重视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经济结构容易失衡，引发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但经济结构不平衡这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痼疾却没有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冷热不均，区域结构不平衡日趋明显，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1.产业结构失衡。1979-2003年，我国各产业GDP年均增长情况是：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5％，第二产业增长11.3％，第三产业增长10.0％。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40.0％、38.5％和21.5％演变到2003年的12.8％、59.5％和27.7％。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27.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2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仅上升了6.2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2003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4.6％、52.3％和33.1％，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5.3％。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目前全球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构成约为4％∶32％∶64％。其中，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构成约分别为2％∶30％∶64％和10％∶36％∶54％。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9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1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高出20.3个百分点。有关国际统计数据表明，第三产业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它对劳动力的边际需求弹性大大高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致使我国的就业压力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减轻，将对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严峻的考验。另外，工业增长过快使煤电油运等全面紧张，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消费增长没有随着经济增速的上升而相应加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瓶颈制约，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地增长，容易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满。
2.地区结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原有基础和主客观条件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却进一步扩大了，主要表现为：东部和中西部的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外贸和利用外资的不平衡加剧，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不平衡等方面。以城乡居民收入为例，东、中、西三大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11∶0.93∶1，1990年扩大为1.26∶0.92∶1，2000年为1.40∶0.94∶1；三大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8∶1.05∶1，1990年为1.59∶1.19∶1，2000年为1.92∶1.3∶1。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果这种不平衡过大，将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3.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由这些国家经济成长时期所面临的落后的技术基础和巨大的外部压力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是相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城乡经济严重失衡。农村经济的落后，使农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农村对工业产品和各种服务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较低，对日新月异的工业产品、文化产品和服务也缺少文化上的认同，从而制约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在2000年的收入水平上，中国对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最多只有非农产品的1/3，城乡之间的相互需求和联系逐步减少，形成城乡之间的社会断裂。同时，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往往诱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城市现代部门过度转移，这种过度转移，势必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因生产要素的过度流失而进一步萎缩甚至荒废；另一方面，会产生“城市病”，使城市人口剧增，交通、粮食、能源、水的供应全面紧张，拥挤、污染、贫富差距悬殊、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随之而生。
二、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
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重，即协调发展的阶段；三是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后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并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但是由于种种认识和体制、结构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社会发展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社会事业没有相应发展。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之间分布很不平衡，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第188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6的地位，实在不相称。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加以有效地治理，就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2.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重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我国许多城市存在着交通拥堵，儿童上学、老年人就医困难，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等社会问题。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进入事故灾害高发期，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通过对国外某些国家的安全生产发展趋势分析发现，凡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生产事故就呈上升态势，只有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事故才开始下降。2003年，我国特大事故平均3天1起，特别重大事故平均1个月1起；全国因事故死亡13万多人，造成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2.5％左右，而且某些重点行业的事故多发和职业危害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好转；职业危害严重，全国每年患职业病者70万人。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就会引起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对执政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落后，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大多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运行，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4.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多种因素导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目前仍有部分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尚未实现再就业，城镇每年有新增劳动力近1000万人，农村大量的潜在过剩人口须向非农产业转移，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低，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困扰我国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三、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加大
中国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草原面积不足1/2，人均矿产资源也只有1/2。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供需矛盾日趋尖锐。某些自然资源正在衰竭，且呈锐减趋势，承载能力下降。中国环境资源系统的主要生物资源承载能力已接近超负荷的临界状态，一些有限资源已进入了承载力的临界点。如农业资源的日益紧张，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人口增多，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紧缺，粮食需求迅速增长，而粮食增产却举步维艰，使中国将长期被严重的粮食紧张所困扰，严重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目前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主要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供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由于国内资源供应存在明显缺口，进口数量大幅增加，价格大幅上涨，国内铁路运输和港口全面紧张。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以有效地缓解，经济的持续发展乃至人们的生存将难以为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自然生态日趋恶化。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正超乎寻常地增长。中国正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人口活动量，生态环境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已直接威胁着当代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并将不断深化为今后中国人口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由于资金有限，控制中国的环境污染需要一个较长时期，而控制生态破坏的任务则更为艰巨、持久，也需要更长时间，这将是中国政府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难题。
四、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容易引发心理失衡、社会失序
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进一步拉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2002年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0.5％；最高的5％的人群组获得总收入的20％，比1995年提高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的人群组获得总收入的32％。总体而言，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为1∶3.24，而居住在城市的20％最高收入人群和居住在农村的20％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则从最初的4.5∶1扩大到了12.66∶1。具体而言，1978年，城镇职工的收入为615元，而同期农民人均收入134元；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为8500元，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622元，这只是收入一项，如果考虑到教育、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福利，那么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还大。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统计数据显示，用以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3上升到0.46，这意味着不到20％的人口占据了80％的社会财富，甚至更高，明显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支配，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阶段，收入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强势群体虽然人数少，但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资源或大量的财富资源，不仅能够很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而且还能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改革决策，使规则的制定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异常低下，在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常常成为被遗忘的对象。而且，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出现了定型化的趋势，弱势群体的增大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大量弱势群体的贫困，使国内市场有效需求难以提升，最终很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弱势地位，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拾级而上”攀上强势群体，自然会产生挫折感和绝望感。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天性，如果他们不能通过体制内的合法方式实现自己的意愿，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很可能通过体制外的极端方式诉求自己的意愿。当这个群体达到一定规模，不良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时，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就面临严峻的考验。
五、容易陷入社会政治危机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必然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生产力发展还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要求进一步深化，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制约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要求进一步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快乐效应呈递减趋势。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产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环保这样的公共物品，若由个人选择，几乎人人都选择多赚钱、多消费，谁也不愿为环保付费，结果谁都不快乐。这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更有甚者，GDP在增长，但由于没有兼顾社会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数也在增长，最后导致社会动荡。同时，收入提高后，人们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人民不仅要寻求保护个人产权，还要寻求尊重和保护人权，还需要有一个适合个人全面发展的健康的文化氛围，如果政府不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进行相应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以有效治理，就会使人民群众感到失望，从而引发社会危机。
安全渡过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单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不得低于7.2％。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再要保持近20年超过7.2％的高速增长的难度不少。国际经验表明，世界上连续40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7％的国家迄今仅有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大国尚未有先例。与经济增长比较起来，社会发展方面的任务可能更艰巨。因此，我国必须紧紧抓住经济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机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恰当应对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安全地走过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个矛盾凸显期，再创世界“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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