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中国式社会现代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社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三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发式”现代化模式和二战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后发式”现代化模式以及苏联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中国要加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行列，首先要解决的课题就是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政治勇气，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借鉴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既不拘泥于别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又勇于创新，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设计出了一个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早发式”，又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后发式”，更有别于苏联僵化体制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的社会现代化。
一、中国式的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从性质上盾，以上三种现代化模式不外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范畴。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邓小平针对“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观点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道路过去在中国走不通，现在仍然走不通。“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1〕，更不用说现代化了。因此，他告诫国人，不要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讲现代化而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2 〕进而把社会主义上升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制度保证”、“立国之本”的高度来认识。所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依据，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社会属性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二、中国式的社会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解决了中国模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而搞好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邓小平认为，我们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最迫切的问题是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因此他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就成为中国模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总设计师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设计蓝图上的一项基础的工程。
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必须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根本的任务，而发展生产力也就成为检验现代化建设得失的根本标准。邓小平一直重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他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高度，尖锐地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同时，邓小平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4 〕并深刻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5〕这既是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强调， 实质上也提出了当代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
为了积极、稳妥地实现经济的现代化，邓小平摒弃了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的思想，为我国制定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同时要求要坚持稳定、协调的发展方针，追求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一总体渐进战略的指导下，他又提出了经济发展要抓住时机，能快就快，争取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战术突进思想。这样，从战略目标到战略步骤，总设计师都为我国经济现代化勾画出了切实可行的宏伟蓝图。
三、中国式的社会现代化，是以改革开放为根本途径的现代化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在于他成功地实现了由僵化、封闭的建设模式向改革开放建设模式的转变，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找到了动力源泉，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邓小平深刻分析了建国后逐步形成的僵化、封闭建设模式的弊端，发出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强音，把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自觉汇入世界文明主潮流的轨道。邓小平充分论证了改革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并具体布署、指导了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政治、科学、教育等各行各业的改革。其中最富创见性的是邓小平率先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重要论断，把市场经济这一最富效率的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联系起来，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体制依托，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目标模式。
邓小平还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即内部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他深刻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体系。同时，邓小平高度总结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过分依赖外援而导致现代化建设畸形发展的教训，充分论证了中国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的辩证关系，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的思想，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四、中国式的社会现代化，是以稳定的政治环境作前提，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作保障的现代化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找到了发展途径，“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6〕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改革的目的也就达不到。为此， 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的论断，解决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提问题。而要真正实现、维护和保持政治稳定，则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这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任务。现代化的民主，既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更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现代化的标志。所以，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提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7〕同时， 邓小平还提出民主建设要走法制化的途径，并从多方面阐述了法制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突出的就是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他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8 〕“这实质上是解决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保障问题。
五、中国式的社会现代化，是在人的现代化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社会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一些物质生产和生活指标的实现，同时也是人的精神面貌、道德水准、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全面进步。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战后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全面发展的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教训，彻底摒弃了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模式，提出了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坚持以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根本，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以实现与经济现代化相匹配的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从传统性向现代化的根本性转变。邓小平一直很重视人的现代化。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他再次告诫国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9〕因此， 在设计中国社会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同时，邓小平一直重视教育事业的振兴，发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呼唤。同时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社会公德，密切关注着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
邓小平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促进和保证作用，提出了在搞好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并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同时实现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他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也更进一步地说明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同于其它的现代化类型，而是在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的有中国特色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现代化。
综上所述，邓小平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所设计的模式，就是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以坚持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以经济与社会及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并使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十几年来，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各方面的成就世人注目，充分证明了邓小平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所设计的模式的正确性，同时也更进一步证明了邓小平不愧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设计师。
注释：
〔3〕〔4〕〔5〕〔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6、87、86、168页。
〔1〕〔2〕〔6〕〔8〕〔9 〕〔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07、204、284、154、380、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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