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1]2003年在《经济转型期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结构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由封闭经营向开放经营转变，农业及农村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产品供给由全面短缺转向基本平衡和丰年有余，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农业及农村的改革开放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初见端倪。提高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进行农业和农村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历史任务。这一切都要求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和环境支持系统——农业资源环境系统，给予相应的配套和支持。然而，我国农业资源环境系统却存在总量多而人均占有量少、供给能力低且稀缺性强、分布不均且时空配置欠佳、利用效率低且浪费污染重等问题，致使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非协调性矛盾突出。薄弱的农业资源环境基础，一方面直接威胁到国家资源环境安全，另一方面成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约束瓶颈。因而要加强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实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全文的总体思路是以协调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出发点，在认真分析总结经济转型期农业资源环境的现状、问题与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资源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非协调性问题进行了理论剖析。接着引入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系统的构成与特征、系统存在的矛盾及其产生的根源。然后，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认真探寻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运作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出分阶段分层次递进的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最后，对当前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进一步促进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全文除导论外，共有十章，从内容上可分为四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全文研究的基础。首先，对经济转型的概念、成效、经济转型的客观必然性及其相关理论依据进行了概述；其次，分析了经济转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系列要求和影响，同时指出经济转型期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其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后，从农业资源环境对国家资源环境安全的影响、对农业发展的约束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经济转型期我国农业资源环境的现状、问题和特征，特别是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分布、利用、演进趋势都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并指出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协调性，它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生阻碍和影响。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关于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非协调性问题的理论研究。该部分分别从资源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运用一些相关理论，如资源环境价值理论、资源环境利用的外部效应理论、资源环境的稀缺性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托达罗模型、产权制度、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结合我国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对现实存在的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及其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进一步认识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非协调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包括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九章，是关于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系统研究和对策探讨，是全文研究的核心与重点。首先，从系统论的角度，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认真分析了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系统的构成与特征、矛盾及其产生的根源:其次，对国际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如美国、德国和以色列、印度，在处理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时的经验进行借鉴，为进一步构建我国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模式、提高公众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有效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管理职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与技术手段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实践范式;再次，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到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系统的内部，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运作机制，即利益平衡协调机制、产业平衡协调机制、区域平衡协调机制、社会利益和代际平衡协调机制。同时构建出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分阶段分层次递进模式;最后，针对我国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非协调发展的实际，从理论规范、经济可行和现实可以操作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系列对策与建议。 第十章为第四部分，对当前我国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了典型研究和实证分析。通过对WTO框架下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问题的调适研究、经济转型期农地资源合理配置的研究、农村耕地抛荒和土地流转的现实与理论分析及长江中游湖泊生态系统重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保护农业资源环境的系列途径与措施，为实现农业及农村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实证范式。
樊丽淑[2]2004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进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这场改革从改进激励机制和提高微观经营效率入手，着眼于新增资源的重新配置，基本形成了一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这堪称奇迹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平衡，农民收入增长无论是在个体之间，还是在区域之间都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特别是农村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所呈现的明显扩大趋势，已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本论文主要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对研究所依据的理论体系进行回顾与评析，并对现有的诸多测量指标进行了优劣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情况选择了本研究所使用的评价指标与测量方法，然后据此从省际、东中西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区域角度，对改革以来中国地区间农民收入的差异进行了动态的实证描述，同时采用theil模型对农民收入的总体差异进行了区域分解。结果表明，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改革以来，我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均呈现差异扩大的态势，而且扩大的速度快，幅度大，且目前仍处在库兹涅兹所提出的“U型”曲线的中期阶段；东部与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收入差异较大，目前已进入国际上公认的较大不平等的范围，而中部内部差异较小，目前仍处于合理范围之内；同时农民收入增长在东部与中部之间出现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而这一现象在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之间却没有发生；高收入与低收入水平区内部差异小，而介于中间收入水平的区域内部差异较大，且保持着较强的扩大趋势，这一点基本上与“U型”理论的结论相符。同时theil模型的结果表明，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引起农村收入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产生的影响因素，主要由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六章组成。在第四章，首先建立了我国地区农民收入决定的一个基本数量模型，然后据此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对我国农民收入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工资收入是造成各地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为此本论文在第五、六章又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分析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依据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文化素质及地理位置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与实证，并首次利用对数方差法对区域间收入差异中的乡镇工业“工资”与“就业机会”不平等进行了数量分解，结果表明，“就业机会”不平等是引起地区非农收入差异更重要的原因；同时，针对各收入区组建立了数量模型，对其内部差异产生的因素进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经济转型期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研究.二...二.二.......留了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各地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同的微观因素。但通过分析发现，上述原因虽对地区间农民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有很大影响，但都不足以完全能够解释。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江浙一带并不是教育水平等条件很好的省份。这说明上述因素并不能根本说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优于中西部的原因。 因此本论文又从制度的视角，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国家经济政策及制度环境方面进行了阐述。分析表明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不仅仅只是由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所致，从本质上来看，应是各地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和制度利用效率的差异所致。东西部农村的差距首先体现为制度上差异，然后才体现为经济上的差异。正是由于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内陆的制度差异导致了产权差异、激励制度的差异以及配置资源的差异等，从而使东中西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并由此带来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 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力量，’已经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消费不振，而这与我国农村消费需求低迷有直接的联系.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必将会对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产生巨大影响。为此本论文在第三部分对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需求效应进行了理论与实证上的分析，在实证分析中对衣着panel date模型进行了修正，得出了更为接近我国实际的分析模型。分析一这之结果表明，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已成为目前我国消费低迷最重要的原因， _、、‘__止川也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后凯恩斯学派有关收入差距与总消费关系的理论。后又进一步对收入差异进行了评价，并对现有的一些纷争提出了二些看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评价我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是否适度的原则，并尝试建立了我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适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该部分主要包括第七章、第八章。 第四部分主要是依据有关经济发展理论，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未来我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并对政府调控收入差异的必要性进行
张尧[3]2016年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创新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小农生产方式发挥着主导性、基础性的作用,它是目前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当前,改造小农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不拘一格地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改革方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农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入分析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影响,这对于进一步丰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理论建设、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综合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农业生产方式——社会风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本文的研究思路,通过对建国后不同时期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识别,分析不同社会风险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并运用社会保障“三体系”解释框架剖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化解不同社会风险时的内容、结构与层次体系的特征,继而引出当前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变迁带来新风险及其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问题。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研究厘清和解读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社会保障的互动与变迁过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农业生产方式下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现实特征等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面临不同的社会风险,而农村社会保障内容体系、结构体系和层次体系也呈现出不同内容：农村社会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在内容体系上呈现出社会救助向社会保险、生存型向保险型的转变过程；结构体系的演变呈现出由农村特殊群体向农村全体居民覆盖的历程；层次体系的演变呈现出在责权关系上国家由无意识到被动提供社会保障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历程,初步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责任框架。英国、法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时间较早,其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经验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研究选取农业发达的英国、法国和日本,研究其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研究认为：典型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具备了相应的经济社会前提条件,是面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内在要求而出台的政策,其发展经历一个由社会救济到社会保险的过程,具有鲜明的由生存权向发展权演化的过程；其层次体系存在一个显著的从国家责任到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责任的变化过程,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此外,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道路选择也存在显著差别,同时强化法律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迈进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新阶段,传统农业社会的风险被工业社会的风险所取代,但是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能化解工业社会的风险,仍用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去应对新生产方式的风险,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时就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综合以上研究的成果,本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决定了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需求必然是多层次的,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三体系”分析框架出发,为适应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就是要构建一个完善的三支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中,农村兜底型社会救助制度是基础,重点是建立综合性社会救助；农村基本型社会保险制度是主体,重点在于农村两个基本保险待遇和责权关系的调整以及新制度的构建；农村服务型社会福利制度是重要补充,重点在于提高待遇和扩大覆盖面。
张婧[4]2013年在《转型期我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研究》文中指出2000年以来我国城乡经济总量持续增涨，乡村投资力度加大，城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城乡空间重组趋势明显，总体上，我国进入城乡互动与统筹发展的转型期。我国城乡相互作用程度与城乡统筹发展的条件具有区域差异性，在全国区域系统中，中心城市区域实现城乡统筹的条件最为成熟，具备率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突出优势，这是由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城市空间规模迅速增长，城市功能扩散趋势显著且影响区域不断扩大，外围乡村区域经济与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心城市从点状空间变为城市区域，进入到大都市区城乡功能地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城乡统筹进程仍然十分缓慢，中心城市城乡统筹发展实践存在极大的盲目性。“摊大饼式”城市近域拓展导致外围乡村耕地被大量蚕食，农民土地使用与生存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农民“被城市化”，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逐渐变为城市贫民。极度偏向城市的大城市扩展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大城市对外围乡村地区人口与产业转型拉动效应的发挥，导致城市发展对乡村地域资源、空间、发展机会的“掠夺”。这些问题反映了我国大城市扩张方针对城乡统筹战略的认识偏差，更加反映出我国城乡发展实践缺乏理论研究的支撑。我国处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既面临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又亟待解决社会阶层矛盾激化，大量农村人口转型问题，而且，我国各地区城乡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发展状态、问题与约束存在巨大差异性。因此，本文是在对城乡关系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基于我国复杂的国情深入分析中心城市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以我国中心城市为样本，城乡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为研究视角，中心与外围区域为空间范围，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对城乡关系要素变化进行动态分析，并对我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发展进行地域差异性研究，划分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发展的地域类型，进而探讨中心城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全文共分七部分：第一章是对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的基础理论进行分析和借鉴，对“田园城市”、“卫星城”、“广亩城”、“有机疏散”等城乡空间结构理论，芒福德的城乡区域观、麦基的城乡一体化区域等城乡整合与一体化发展理论，以及刘易斯城乡二元经济理论、缪尔达尔城乡二元地理结构理论进行梳理总结，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从我国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与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区域要素空间重构三个方面分析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的区域背景，并重点论述转型期中心城市在我国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城乡统筹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第三章以2000-2010年作为研究时段，以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作为样本，在科学划分城乡空间范围的基础上，从投资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人口与城市化、城乡居民收入、城乡公共设施等方面建立城乡关系面板数据集，进行要素间的多元回归分析，建立城乡要素关系的演变模型，通过模型分析总结转型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的特征。第四章是在前文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所呈现出的空间特征进行的事实研究，与第三章互相印证，主要从中心城市服务职能升级与辐射空间拓展、制造业郊区化与城市外围组团形成、区域副中心空间扩展与功能强化、乡村功能转型与集中发展四个方面分析转型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的空间格局。第五章以中心城市城乡关系要素的地域比较分析为基础，通过对中心市区与外围县区的空间交通关系、城乡关系演变动力因素的差异性的进一步考察，考虑不同中心城市区域功能与城乡产业格局的演变趋势，以区位与资源环境的一致性、城乡关系演变特征与动力机制的一致性、中心与外围空间关系的一致性为原则，对我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进行类型划分，并对各类型区域城乡关系演变的机制进行辨析。第六章从中心城市“大城市病”问题的消除、乡村发展的外部依赖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根本解决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与中心城市区域功能的提升四个方面探讨我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统筹发展的驱动机制。第七章在前文对转型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所表现出的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城乡空间统筹的产业功能配置，人口与聚落空间布局，城乡交通、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空间管制的路径。
张小兰[5]2003年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人类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了新历史转型时期：一是中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粗放型加速向现代集约型转变；三是中国经济社会由“二元经济结构”加速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四是中国农业加速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被摆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是整个国家小康社会建设的短边限制，没有农村的小康社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小康社会。不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就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从“三农”问题的关系来看，农民问题是核心；而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收入问题。事实上，从目前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来看，增加农民收入已经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针对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专家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县乡村镇，许多地区也“穷则思变”进行了各类实验。但至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走低的现状并没有因此而改观。所以，如何有效地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已成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从而引起了理论界与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笔者选择经济转型中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将农民收入问题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加以研究，论述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理论及其重要意义，对1978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情况进行了历史考察，从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两个层面分别解析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并就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系统思考与对策设计。 全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与农民收入问题的相关理论犷其中对农民收入的相关概念、重视农民收入问题的理论基础、国内农民收入有关理论、从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高度认识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等方面概述。第二部分主要对经济转型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农民收入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中国农民收入现状的比较研究;对农民收入现状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要求的差距及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论证。第三部分主要对经济转型进程中农民收入现状的区域实证分析，其中包括对我国非农产业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现状的实证分析;对我国农业大省农民收入现状的实证分析;对我国民族地区农民收入现状的实证分析;对我国农民收入区域差异成因作了简单归纳。第四部分主要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其中包括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农产品价格制度、户籍制度与流动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支持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与论证了我国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其中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加入wTO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等方面。第六部分主要对我国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措施，其中包括我国应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新型农村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农村税费制度;调整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农业结构;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农业集约化经营;发展特色性农业;重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具体对策。 本文较有新意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主要有: 1.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分为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并提出制度性因素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决定着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走势，而非制度性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短期影响很大，也是不可忽视的。 2.将“农业绿色全程产业链条”概念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研究之中，并指出在农产品市场普遍饱和情况下延长，健全“农业绿色全程产业链条”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出路所在。 3.在新型工业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农村工业化的概念。新型农村工业化除了具有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之外，还包括了从生物工程技术带动农村工业化、以绿色产品的国际化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内涵。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界定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新型城镇化包括传统城镇化的内涵，而且还包括了集镇化、村镇化以及以市场化和人口与企业化集群化来带动城镇化的内涵。 5.提出了在知识经济新时代，农业技术创新要以实现农业知识化为目标.并将农业知识化的内涵界定为以知识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扩大知识资本投入量，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效益，从而不断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过程。 6.在传统农业集约化经营范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内涵，并就促进新型农业集约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举措。
石勇[6]2017年在《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和国家政策环境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必然会给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就河南城市回族聚居区而言,目前回族聚居区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出落后的态势,虽然经济总量略有上升,但相比于汉族区而言,其上升速度与上升幅度都十分有限,对河南省整体经济增长形势和发展后劲产生了一定的滞后作用。如何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实现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既是促进城市整体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城市少数民族收入水平,实现城市各民族团结、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郑州管城回族区为例,集中探讨了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问题。城市回族区是指在城市行政区划中专门为回族聚居较多的地区而设立的城市行政区,目前我国共有四大城市回族区,其中有三个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城市回族区是城市回族聚居区的一部分,既有城市回族聚居区发展的一般性特征,也有自身发展的特点。本文力求从城市回族区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质出发,基于城市发展转型与其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总结和归纳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分析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转型的方向和困难,并对未来的发展出路提出系统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综述,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论文第一章,厘清回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地方、回族聚居区、回族区等相似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要介绍城市经济发展理论、城市民族关系理论、城市经济与民族文化共生理论等,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转型发展与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两者的关联性、前者带动后者同步发展,以及后者影响前者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转型发展与其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探讨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路径提供一般性理论支撑。第三部分是论文第二章,选择郑州管城回族区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河南城市回族区形成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从空间形态、社会关系结构和经济形态等三个维度,总结、归纳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从形成特点、内在结构上揭示河南城市回族区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殊本质。第四部分是论文第三章,运用实证调查资料,系统分析了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基础,重点论证"一带一路"战略、中原经济区战略、河南自贸区建设、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建设等,给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及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区域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与非回族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民族特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空间形态民族特色趋于弱化,区域经济传统治理机制受到冲击等。第五部分是论文第四章,基于河南城市回族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现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并论证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方向,即:从半城半农的城区逐步转向现代城市;实现产业转型,即调整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业的整体质量;重视传统特色民族产业的发展,实现民族特色产业与其他产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转型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认为劳动者素质技能较低是全面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应机制缺位是经济转型的系统障碍;社会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增加经济转型难度;政府公共服务不适应经济转型需求。第六部分是论文第五章,针对河南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方向和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思考。首先,要明确经济转型的总体原则: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明确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合理安排产业的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依托文化底蕴,发挥民族特色;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培养和吸引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第三,明确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整合企业资源,合理安排产业的空间布局,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推进产业转型的体制机制创新;第五,明确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定位;第六,以多元文化推动经济转型。本文的创新点:一是,与以往学者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多偏重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不同,本文以郑州管城回族区为例,对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问题进行的探讨,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研究视野,为我国城市民族聚居区,尤其是中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从自身特殊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出发,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二是,从城市发展转型与民族经济的共生性与异质性两个方面,从理论上阐述了城市转型发展与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三是,从城市回族区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质出发,结合实证调查资料,研究了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转型方向和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由于资料搜集困难,本文对转型期回族民众的利益和意识的研究不足,使得对经济转型的方向更多地只能参照汉族区已有成果进行演绎;二是,由于研究选题具有跨学科性质,成果积累较少,比较成形的、有普遍认可的只有民族区制度性问题研究,而其他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使得本文在理论构建与阐述上较为单薄,理论深度不够。
武小龙[7]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三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三,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三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三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三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著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三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三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三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三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三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三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三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三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三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三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孙爽[8]2012年在《“平台替换论”：城市化对中国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化对中国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影响。在控制贫富差距现有举措效果有限的状况下，从阶层分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城市化是促进农民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的结论。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矛盾凸显已引起执政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由于我国的贫富差距是自然、历史因素，政策、体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区位复杂的基本国情的制约下，中国控制贫富差距的难度很大。针对转型期中国贫富差距的长期性、阶段性以及现有举措效果有限性等特征，对贫富差距的控制思路应该重新调整。城市化，作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已被中央列为“新三步走战略”的主要内容。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阶层分化为研究视角，通过对城市化与贫富差距的作用机制的分析，认为在产业革命、市场化改革继续充当阶层分化的“推力”和“拉力”的前提下，城市化因素的加入，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城市化的推进，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变迁，更意味着农村人口比例的降低，从事传统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理论与实践表明，一个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往往呈菱形分布，而事实证明，在一个城市化水平很低的国家，社会成员构成和收入分配结构往往呈金字塔型，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从事简单劳动的蓝领阶层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巨大底座。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瓦解金字塔底座和壮大社会中间层的重要力量，是培育合理社会阶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推动力。21世纪初，农民进一步分化已成定局，城市化的提速将会加快推动农民的多元分化和工人阶级群体的整合过程。城市化，作为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综合性政策和促进农民加快分化的重要推动力，不仅有利于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而且有利于瓦解中国贫富差距的最大症结——城乡差距。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差距对我国的贫富差距具有突出的贡献作用，城乡差距的缩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全国居民收入差别的不平等程度，对缩小贫富差距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众所周知，农业相对于第二、三产业而言是弱势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率是下降的。城市化引起的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一方面，可以降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比例，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可以降低农村内部的差距，扩大城市内部的差距，从总体上缩小了全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即，城市化所带来的城乡差距由“二元平台”向“一元平台”的转化，可以有效地控制全国居民的贫富差距。以对城市化、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三者内在关系的分析为依据，本文提出了“平台替换论”的基本命题，认为在转型期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前提下，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要突破口，通过发挥城市化对农民分化的推动作用——促使其由较低收入阶层向较高收入阶层流动——可以实现贫富差距由城乡分割的“二元平台”上的较大差距向城乡融合的“一元平台”上的较小差距的转化。也就是说，城市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迁——阶层分化——阶层结构变动——橄榄型结构形成等作用机制，可以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融合，在实现差距由“二元平台”向“一元平台”转化的同时，有效控制贫富差距。在对典型国家城市化与贫富差距控制的比较分析中，本文通过对日本、美国、巴西的城市化与贫富差距控制的研究，得出了有益于“平台替换”的国际经验。以上述经验为基础，本文认为，“平台替换”的实现并不以城市化的单项推进为充要条件，它还受促成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城市化战略地位的确定、相关改革的持续推进、较长时间的技术考量为“平台替换”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滞后、社会流动机制不顺畅、制约“农民分化”的阻力尚未完全消解阻碍了“平台替换”的实现。以对“平台替换论”的系统分析为依据，本文认为，实现“平台替换”的基本途径要从两方面推进：其一，要提高对城市化战略地位的认识，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其二，要提高城市化水平、调整城乡关系、加快促进农民分化。具体而言，首先，要提高城市化水平，充分利用“城市”拉力：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尊重“大城市优先增长”规律和在城市化率较高地区优先提升城市化质量；其次，要努力调整城乡关系，消除制度性障碍：要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健全国家土地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改革完善就业制度，促进社会流动机制的顺畅；最后，要加快促进农民分化，充分利用乡村“推力”：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不断增强农民工城市认同和努力克服小农文化，等。
朱余斌[9]2017年在《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兴,天下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相当比重的人口居住、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乡村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应当是乡村治理体制问题。乡村治理体制,也称为乡村治理模式或乡村治理结构,一般是指乡村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乡村治理体制合理与否直接关乎乡村治理的成效,而乡村治理的效果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县政绅治"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乡村治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与同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结构与特点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治理概念第一次正式载入党中央的文件中,标志着党对治国理政规律和趋势认识和把握上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成果。治理理论的基本要义在于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乡村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能力与乡村治理体制的安排密切相关,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对于实现乡村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本身还存在着党政不分、乡镇基层政权"悬浮化"和"谋利化"、村民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乡政"与"村治"之间的过度博弈和不协调、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与治理理念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变革的趋势和取向何在?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如何建构?这些时代主题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有效回应。我们既要充分汲取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营养,也要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以我国乡村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建构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突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兴起。这一理论范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以极强的影响力迅速羼入各学科并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和解释的理论工具,但从西方社会引入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以及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运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的中国化。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化的"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范式,对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内在的趋势与规律,并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供建议。具体而言,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本文将国家分为党和政府两个层面予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它往往是顶层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乡村治理的成效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市场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本文将市场的定位与作用这一变量纳入到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的研究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论文将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细化、中国化为乡村正式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农民、乡村精英等社会主体要素分别予以详尽考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有相当数量农民的存在。农民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对象,作为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更应该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主体。本文将农民这一乡村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独列出来予以考察,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成效乃至新时期乡村社会"善治"目标能否实现。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之道的经验借鉴以及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实际重要作用发挥方面的考量,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中,本文还将乡村精英这一重要的乡村社会构成要素单列出来予以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论文通过探讨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乡村治理主体要素,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变迁中的定位、作用发挥和相互关系以及相应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借鉴。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主要是由相应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决定的,并受不同的时代特征、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主体的视域来看,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历史嬗变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党和国家的战略理念和制度设计、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场域、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和作用空间。"莲发藕生,必定有根"。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设计"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图,而是在乡村社会既有格局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治理困境的深度反思和审视来寻找灵感和答案"。据此,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我们应在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引导、全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体制,保证政党、国家、市场、农民、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主体要素之间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它们各自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之达至。
余秀琴[10]2009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已进入科学发展轨道,当今合作职业教育已成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主流,当前中国职业教育正稳步踏上新的历史征程。在新的环境中职业教育必须有新的发展特色。目前,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已提上政策议程,但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围绕着实践、理论、政策和策略这四个研究重点和特定环境中职业教育资源合作配置这条研究主线而展开,构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研究框架,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判断和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分析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历程、现状和问题;研究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创新;从政策系统、政策过程和政策内容角度分析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政策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从战略规划、组织变革、制度建设角度探讨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策略。重要研究结论有:其一,从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期不同阶段合作职业教育的表现形式,提出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渐进性、方向性探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职业教育发展新模式。其二,从资源配置角度,分析了政府、市场与职业教育集团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过程中的新型资源配置关系,提出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好特定环境中职业教育资源合作配置问题,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目标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合作培养。其三,从政策分析、战略规划、组织变革和制度经济学角度,重点分析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政策问题的认定和政策目标体系,及三大发展策略,提出了一揽子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政策保障和策略建议。主要研究创新点表现为两大层面:一是研究路径的创新:采取了“实践—概括—理论,经由政策和策略,再指导实践”的研究路径。二是部分研究观点的创新:1.丰富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概念体系。2.概括了五个新的理论观点。含职业教育资源合作配置理念;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四跨”利基论;职业教育集团与境俱进观;合作职业教育观以及组织集合体概念。3.构建了五个新的结构模型。含职业教育集团类型树;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环境分类及相应关系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政策目标架构;职业教育集团化组织设计架构以及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四层四维战略规划架构。4.梳理出三个新的演进路径。含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适应性探索的演进;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演进以及职业教育集团化政策问题的演进。5.确立了一条职业教育集团治理的首要原则,即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治理主客体责权利统一原则。6.提供了一个制度分析框架和一份政策建议稿。《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是笔者在参与“教育部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重大课题”——《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工作背景下确立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经过历时两年的课题跟进、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应用了职业教育学、教育学、管理学、组织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策学等多学科观点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为加快推进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为职业教育集团利益相关者制定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政策,规划发展战略、设计组织结构和开展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经济转型期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杨涛. 华中农业大学. 2003
[2]. 中国经济转型期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研究[D]. 樊丽淑. 浙江大学. 2004
[3]. 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研究[D]. 张尧.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4]. 转型期我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研究[D]. 张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5]. 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D]. 张小兰. 四川大学. 2003
[6]. 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研究[D]. 石勇. 中央民族大学. 2017
[7].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8]. “平台替换论”：城市化对中国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D]. 孙爽. 南开大学. 2012
[9]. 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朱余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10]. 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D]. 余秀琴. 天津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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