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一轮论文,机遇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时段，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发展阶段。
按照公元纪年，过不了几年即将到来的，一个是百年一遇的世纪之交，另一个是千年一遇的千年之交。两者相逢，合而为一。《圣经》中曾经有“千载至福”之说，讲的是基督经过了一场末日战争之后，再次降临人类而建立上帝统治人间的1000年。因而，千年之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了大转变、大调整、大进化的代名词。
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角度来看，当前确实是处在一个急剧转变、调整和进化的过程之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战后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雅尔塔体制已经被打破，出现了由冷战时期向后冷战时期的过渡。这个过渡曾经寄托着多少人的希望和期盼，但是实际进程却比人们原先预料的要长得多，艰难得多；第二，全球性经济复苏态势已经十分明朗，许多迹象已经显示出，第四次“康德拉杰耶夫周期”衰退阶段行将结束，如若第五次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伴随着新世纪同时降临，则意味着人类发展又多了一分新的希望；第三，80年代初期就似乎已呼之欲出的新技术革命和信息时代，在经过了十多年的酝酿、调整和累积以后，近几年突然加快了步伐。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社会、智能型机器人、克隆技术，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新技术革命与“康德拉杰耶夫周期”变位是相辅相成、同步进行的。因此，可以同一句话来概括：当今世界，无论政治、经济、技术，还是社会、文化、思维都在变，而且变得很快。
在我们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同样正在发生着举世瞩目的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变革。中国当前的变革是历史性的，也是独创性的。它不仅表现为一个贫穷落后的文明古国将在一个不很长的时期内进入现代化强国之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在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二重转换同时并存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各类矛盾相互交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这样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必然是十分复杂和十分艰巨的。今年秋天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将在这世纪之交的历史性转折点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作出总体回顾和战略安排。对此，世界予以极大的关注，10多亿中国人予以极大的关注。
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开始出现
当我们身处历史转折点上时，发展方向和发展节奏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也是相当迫切的。大家平时经常说要“抓住机遇”，机遇是什么？就是历史发展进程给我们提供的一种跳跃发展的机会，这种机会往往出现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能否抓住机遇取决于两条：其一是我们能否对机遇的产生有一个超乎他人之前的认识，其二是当机遇出现之时我们是否已经作好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准备。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真正想要抓住历史机遇的国家而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正确地把握住自己的定位，在内部条件与外在需求的结合点上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先对当前的时代特点和国际背景，作出一个全面的了解、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然后再考虑如何作好相应的战略布局和结构调整。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发展，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世界经济存在着周期性波动，目前第四个“康德拉杰耶夫周期”衰退期行将结束，第五个“康德拉杰耶夫周期”上升期即将来临，对此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其二，以信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在经过了十多年的酝酿、调整和累积以后，已进入了实质性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阶段。对此也应该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先谈经济周期问题。经济活动中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是近现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经济学家曾经根据长期的各国经济统计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依据不同的标准，把经济周期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包括3—4年的基钦周期（短周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和50—60年的康德拉杰耶夫周期（长周期）。熊彼特后来概括为：一个长周期包括三个中周期，一个中周期包括六个短周期。战后的经济发展印证了这一理论，尽管各国政府实施了各种类型的反周期政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波幅，但迄今为止仍然不能消灭有规律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
影响和决定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科技进步及其对全球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世界性的，超制度的。以此为区划标准而形成的“康德拉杰耶夫周期”，是各国考虑21世纪全球战略以及制定相应国内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也应该成为我们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机遇一词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迟早会出现与愿望相悖的结果。
全球经济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进入第四次“康德拉杰耶夫周期”衰退阶段，为了应付激烈的竞争和摆脱危机的阴影，发达国家耗巨资推动科学研究，促进技术革命，转变增长方式，以此构成近二十年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变动的主要促进因素，同时也成为向第五次“康德拉杰耶夫周期”上升阶段过渡的主要推动力。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一个酝酿、调整、累积、突发和整合的过程。自阿尔文·托夫勒80年代初期发表《第三次浪潮》以后，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对新技术革命的问题非常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反而有些淡漠了。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察，经过了十多年的过渡性发展以后，最近几年突然加快了步伐。尤其是1995年美国副总统戈尔正式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新的电信法放宽或取消某些领域的政府限制，以及1997年“世界论坛”专题讨论网络社会以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轮廓已经逐渐地明朗化了，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曙光已经开始显露了。
全球经济气候变得很快
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推动的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具有如下几个主要标志：
第一，信息革命构成了这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正在逐渐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国际舆论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几乎异口同声地认定，“进入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工业经济已经率先出现了向信息经济转变的趋势。”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取代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在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最终将起主导作用；
第二，在这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美国充当了火车头国家。近几年美国经济中的若干现象非常值得引起注意：一是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信息为主的产业投入目前已经超过了汽车等传统制造产业，产值比重随之迅速增加，增长速度迅速加快；二是就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正在大量取代传统的普通工人；三是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美国经济已连续6年保持增长势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连续看好，1994年以来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近30%。在西方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的就业前景可以乐观；四是企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中包括合并、兼并，以及通过企业间的承包制，建立了包括科研、技术开发和生产在内的合作体系。
第三，美日欧等西方国家大企业，在90年代纷纷采取收购、合并、兼并的方式。这种方式在80年代主要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考虑，而现在则更多地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不仅是为了克服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涨、市场争夺愈演愈烈等现实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力图籍此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市场份额、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自身实力，争取战略主动，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更为激烈和残酷的国际竞争。1995年发达国家通过国际间的企业兼并与合作所吸纳的资本已达2160亿美元，其中美国创下了75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可以预言，全球范围的企业并购进程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随着通讯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能力的现代化，资金、技术和产品的流速越来越畅通，并购步伐还会进一步加快。
第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经济全球化，都有加速发展的趋势。随着企业对生产最佳规模、批量经济效益和产品更新换代的追求，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以及财力、物力、人力限制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样就强化了跨越国界、加强产业协作和走向全球性经济联合的趋势。在90年代，4万多家跨国母公司和遍布各国的25家子公司，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积极地推动了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使分工越来越细微，协作越来越广泛，逐步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一体、共同发展的状态。亚太地区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是世界上国际分工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的一个缩影。
第五，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对国际间产业结构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对整个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体系提出新的要求。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为3250亿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国际金融市场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固然有助于优化世界资源配置，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投资和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为此，国际金融机构正在酝酿着一系列的改革，许多国家也急于建立防止金融体系不测事件的保护机制。例如，西方七国集团正在考虑一项全球紧急金融计划，以便能够迅速调集巨额援助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已经宣布将建立金融危机防范机制。
第六，随着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资金、技术以及人员的流动范围越来越广，流通速度越来越快，牵涉到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就使许多原本属于一国范畴的问题，与全球性国际问题交叉在一起。在市场、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需要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达成基本共识，采取联合行动。但是，由于各国有着各自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观念和利益上存在着许多不可调和的分歧，因而现实的矛盾很复杂，有时甚至出现尖锐的冲突。
所有的国家都不愿失去难得的历史机遇，都只想以自己的方式对待挑战，然而机会是有限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历史机遇是稍纵即逝的。这样就形成了世纪之交特有的竞争形式，看谁能够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能够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能够在现实利益与机会成本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
有了变被动为主动的条件和机会
目前，全球性经济复苏态势已经十分明朗，世界从第四个长周期衰退阶段向第五个长周期上升阶段过渡的“下转折点”，有很大的可能出现在21世纪初期。这一时代特点将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新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将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最重要问题。
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我国对外开放有了一个将被动转化为主动的好机会。应该承认，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步的改革开放，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被动型的，是适应性的。那是因为，
其一，中国本身由于文革错误和十年动乱，国民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改革开放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在时间上、方向上和手段上都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其二，当时的国际条件并非十分有利，国际社会欢迎中国的开放，但给予的实惠却不多。世界经济以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为标志刚开始进入第四个康德拉杰耶夫长周期的衰退阶段，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逐步趋于紧张，各国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从而使我们对外开放的交易成本很高。甚至还不得不化费大量的精力来对付西方国家的市场配额和歧视性关税，还得为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每年折腾一次；
其三，国际市场上确实有大量的游资在寻找投资方向，国际间产业结构也在进行着垂直式转移，但是由于我们国内的技术基础、产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相当薄弱，十亿人口等着吃饭和工作，从而迫使我们只能以国内市场为筹码，以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力为代价，而接受的只是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然而现在，二十年时间过去了，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基础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标志着已经显现的量变，而且意味着即将出现的质变。
如前所述，在今后的二十年，也就是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世界经济将进入第五轮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或繁荣阶段。这一轮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而且繁荣程度也会比较高。那是因为，原先的影响范围不过2—3亿人口，现在全球性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光是中国就是13亿人口，印度和南亚国家10多亿人口，独联体国家3.5亿人口，其中任何一块进入世界体系，都会一下子使经济周期的作用范围扩展得很大。
外部经济环境极为有利，我们的综合国力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强。根据改进的TOPSIS方法的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完了工业化前期准备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现在甚至已经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在走向工业化发展加速时期的交界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总量提高了4—5倍，世界为之动容。人民群众生活普遍改善，进取精神继续高涨，对外开放经验也有了较为丰富的积累。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就有可能不再是被动型的或适应性的，而应该能够比较主动，可选择的余地和可作为的程度都要比以前大得多。
“两个根本转变”战略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身：如果我们的观念不及时转变，战略不及时调整的话，如果我们仍然是按照前一阶段被动式开放时的习惯性作法，只是仿制而没有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话，那么，说句并非危言耸听的话，不仅难以抓住机遇，甚至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巴西现象”。
巴西经济也是一个大国型经济，60年代扩大对外开放，1968—197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人均产值年均增长7%以上，人民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提高，被称之为继西德和日本之后出现的“巴西奇迹”。但是，7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发展突然阻滞，增长速度急剧下降，80年代初期进一步恶化，陷入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之中，1981—198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3%。
造成如此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一点是：60年代的经济起飞过于依赖国际资本、外来技术和舶来资本品。国内投资过多地用于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高楼大厦造起来了，高速公路铺成了，这时才想起对生产资料部门投资，但为时已晚。以至于后来，当国内经济发展提出了第二阶段工业化（用效率更高的机器代替原有机器）要求时，无论资金，还是所需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市场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构成致命打击，使奇迹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巴西的教训是大家熟知的，然而，巴西的悲剧则完全有可能重演。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一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通过经济或非经济的手段加速提高自身的积累，另一条是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弥补国内的储蓄不足和技术落后。后一条道路的成效较为显著，短期之内能使国民经济出现奇迹般的超常规发展。然而此时此刻，人们往往会在阶段性成效面前失去转变增长方式的自觉性，未能及时抓住机遇，调整战略，最终形成自主开发。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巴西现象”。
所幸的是，我们党和国家面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已有冷静而认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的发展战略：一个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通常称为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个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可称为经济方式或生产方式的“转型”。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及时地作出了如此战略性调整考虑和安排，这是十分明智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并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制约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正确把握今后若干年的发展走势，如何及时抓住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呢？
中国经济在90年代前期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及时地实施了宏观调控政策，终于遏制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治理了宏观经济环境，改善了经济运行质量，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已经有了共识。然而，对此如何确定进一步的发展思路，思想认识并非完全统一。
有不少从事企业工作的同志认为，既然宏观调控目标已经实现，那么国家就应该放松银根，鼓励投资，刺激消费，最好再来一次类似1992—1993年那样的经济发展高潮。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那是因为，在连续几年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宏观经济的紧运行状况逐步地缓解了，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经营的紧运行状况却越来越加剧了。但是，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那是因为，我国当前并不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制约企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结构失衡，影响我国经济借新一轮技术革命潮流实现跳跃发展的，也是结构失衡。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目前投资需求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2—36%的区间，在极限水平上下波动，已经不可能进一步提高。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虽然继续回落，但这是在前几年投资增长过猛的基础上的回落。增幅仍然保持在18.2%的高位，扣除物价因素后，也有12%左右，比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如果考虑到八五时期结存项目和九五时期计划在建项目，以及各种计划外和非国有投资在建项目，摊子已经够大了。再加上各种工程项目普遍大规模超概预算，要消化在建工程项目的资金缺口，至少还需要两三年时间。因而，目前决不是需要进一步刺激投资扩张的时候，固定资产现有的投资增长足以保持对今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适当拉力，并不存在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东亚地区经济预测报告也认为，“中国目前这样的基本建设投资足以协助维持经济持续增长”。
然后从消费需求角度来讲，199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2.5%，同样高于9.7%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3.3%，农村居民纯收入实际增长9%，是近年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城乡居民存款年末达到38500多亿元，比上年末增加8800亿元，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品市场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消费不足的问题并不存在，并不会因此而构成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
再就国际市场以及出口需求的情况分析一下，我国1996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22.9亿美元，似乎对经济增长的拉力大大减弱，但这主要是同国家下调出口退税率和出口退税滞缓等政策因素有关。随着年内出口企业逐步适应了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及退税速度的加快，出口后来出现了逐月增加的好势头。在上半年就已经实现了扭逆为顺，下半年继续迅速增长，当年实现进出口顺差123亿美元。这个成绩固然来之不易，但我们应该看到，出口需求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容量，全球性经济已经复苏了两年，外贸市场前景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可以看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6年全球经济增长4%，国家贸易总量增长7%。而我国去年进出口总额仅增长3.2%，其间有着很大的扩展空间。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国际市场也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
最后分析一下货币供给问题。实际上，我国自1995年第四季度起，已经开始以微调的方式逐渐放松调控力度。据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课题组估计，1996年新增贷款12000亿元左右，比上年同期增长将近25%，新增货币发行1400亿元左右，增幅将近20%。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货币供给总量并不低，资金放松速度已经很快，总量不是偏低而是偏高。那么，为什么企业仍然感到资金供给偏紧呢？问题还是在于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上有问题。资金被不合理地占用，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不解决结构问题，资金投入再多也与事无补，甚至有害。
因此，可以断言，我国当前企业的困难，并不是宏观总量上的总需求不足，而是由于结构上的不合理而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体制改革上的滞后而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这是长时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在经济增长率波动收缩期的进一步突出表现。这个矛盾和问题，不能简单地靠放松银根来解决，而应该推进和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步伐。
当前的重点应该是调整结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可以作出一个总体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或主要制约，并不是投资不足或需求不足。换句话说，问题主要不是在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总量上的不平衡，而是在于结构上的不合理和体制上的不完善。
在国内市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基本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足。随着消费档次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和高质量化，出现了现有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不能适应而且影响着供求结构平衡的新矛盾。正是由于粗放型生产方式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新产品，旧有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越来越困难，因而造成了产品的大量积压，资金的流转不畅，进而使企业的生产经营难以为继。
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同样表现为质量的竞争，竞争能力的竞争。关键还是在于看你能否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而调整和优化自己的出口商品结构，能否尽快地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质量、档次和加工深度，能否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实现集约型增长方式，中国以粗放型生产的产品，不能参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迫使中国的出口采取不惜工本和数量取胜的战略，这样，不仅出口效益很低，造成外贸企业大量亏损，而且给国际上某些排华反华势力抓住借口，形成反倾销制约。如果我们不及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的出口局面也很难维持下去。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可看到，由于我国产业结构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逆霍夫曼定理”战略，因而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征：第二产业超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值结构超前，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滞后。这样就构成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独特的深层断裂现象，说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并未最终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潜能仍然处于酝酿之中。
因此，就当前而言，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首先应该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改善和提升社会总供给的结构，其中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力求提高供给质量，降低供给成本，完善供给效率，而不是简单地扩大供给总量。
具体地讲，一是要从只注重增加投资、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转变到着重靠利用现有资源和现有基础、充分挖掘经济潜力上来；二是要从主要靠增加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到主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三是要从主要靠大量消耗资源，增加产品数量，转到主要靠提高管理水平、降低各类消耗、降低生产成本，着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上来；四是要从投资项目低水平、低效益的重复建设，转到按高效益的经济规模和合理布局的要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上来；五是要从偏重追求经济总量和速度，转到注重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整体效益上来。
最大难点：发展与就业的不对称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粗放型增长方式都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实现战略转变的自觉性和紧迫感。然而，在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有一点决不能忽视，那就是中国的国情。它是现实基础和根本条件，也是内在动力和外在约束。
确实，我们当前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矛盾。例如，经济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转变增长方式缺乏物质支撑点；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根除，争投资、上项目、铺摊子，似乎已成了习惯性动作；教育文化事业相对落后，劳动者素质不能满足发展要求；投资主体似乎过于分散，导致规模小型化和产业同构化；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很大，作为全国性发展战略不可能全面奏效，等等。然而，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与就业的不对称是其中最大的难点。
中国人口众多，低素质的劳动力不仅充裕，而且过剩，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样就引伸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业压力影响着中国产业升级的可承受力，制约着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
我国目前公布的失业率达到3.6%，这仅仅是指城市中登记的失业人口状况。如果改变统计口径，估计失业率在6%以上。同时，还面临着国有企业隐性失业和农村季节性失业问题。隐性失业目前主要是通过“机构办三产”和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方法来进行消化和减缓的，而季节性失业则主要是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表现。据估计，我国目前每年的流动人口在6000—8000万之间，预测2000年前农村还将置换出1.2—2.2亿剩余劳动力，如此规模是世界上没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冗员达三分之一，也是世界上没有的。我国九五期间将承受着极大的就业压力，就业问题甚至比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不仅如此，而且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项目增大，投资增多，但是与增加就业机会不相关，甚至负相关。
所有这些，意味着劳动对资本替代或技术替代的压力依然很大。面对着如此众多的失业和下岗人口，各地干部感到压力很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必须想方设法地采取各种方式来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相比之下，粗放型生产方式所能吸纳的劳动力要多得多，这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最大障碍。
深化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在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根本转变”中，另一个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这就在提出战略要求和战略设想的同时，指出了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途径，同时也为我们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提供了体制保证。
现在应该迅速推进的改革措施有条：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广开就业渠道。就业机会开拓得越多，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阻力越小；第二，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第三，企业是解决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制度创新是企业改革的关键，其中包括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第四，加快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增长方式转变与科技进步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同一回事。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模式：基础教育和基础科学由政府来办，应用科学和开发研究原则上由企业和民众出资经营，大中型企业应当成为新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主体；第五，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要有超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