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类型理论研究略论——从“六书说”、“三书说”到“新六书说”
巴哲1，罗娜2
（1. 浙江大学 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58；2. 萍乡博物馆，江西 萍乡 337000）
摘 要：随着文字研究的深入，对汉字结构类型的分析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从传统“六书说”到“三书说”，再到“新六书说”以及其他诸家理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汉字进行分析，力图用新的理论框架来概括汉字的类型，争取做到逻辑更严密、系统性更强。文章拟选取以下几个代表性观点：“六书说”，唐兰、陈梦家、裘锡圭等的“三书说”以及詹鄞鑫的“新六书说”，通过分别评述各家理论的内容，来分析这几种理论的分类标准及其不足。
关键词：汉字类型理论；六书说；三书说；分类标准；不足
关于汉字构造类型的研究，学者们进行了漫长而深刻的探索。源于汉代的“六书说”从提出开始，就被历代文字学家当成了分析汉字构造的标准框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尽管研究中发现这个理论的不足之处，但之前的学者们只是在这个理论系统中略做修正，并没有超出“六书说”的范围。一直到近代，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字学家们纷纷尝试打破“六书”传统，提出新的汉字类型理论。学者们不断进行思考，力求提出更加完善、严密的理论，代表性观点有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先生的“三书说”，王凤阳、詹鄞鑫先生的“新六书说”等，这些都是探索性的成果。本文拟对许慎的“六书说”，唐、陈、裘三位先生的“三书说”，以及詹先生的“新六书说”做一番简要分析，来说明汉字类型理论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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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书说
文字学上的“六书”，最早见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记录，班固称之为“造字之本”，他认为“六书”即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稍后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的一番详细阐发，具体介绍了“六书”的定义和内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是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方式归纳出的六种类型。“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
需要明确的是，“六书”是后来的人对汉字构造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并不是造字时就以“六书”为造字的依据。如高明先生所说，“实际上古人开始造字并不知道有所谓‘六书’，更不可能根据六书理论指导造字，‘六书’乃是后人根据字形结构总结出的理论。所以说‘六书’不是创造汉字之本，而汉字却是‘六书’之本。”[1]因此，“六书说”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它受当时的时代环境和学者个人学识的影响很大。
汉字产生及繁衍的规律，汉民族造字构形的思维模式，都是客观存在的。“六书”大约反映了汉代人对古人造字规则的认识。唐兰指出，“据我们所知，六书只是秦汉间人对于文字构造的一种看法，那时所看见的古文字材料，最早只是春秋以后，现在所看见的商、周文字却要早上一千年，而且古器物文字材料的丰富，是过去任何时期所没有的。”[2]许慎辑录的《说文解字》，收录的绝大部分都是小篆。据此提出的“六书说”，是那时的人们根据大量的文字资料，尤其是小篆及少部分古文的资料，归纳总结出来的六种汉字构造规则。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小篆上的，不能代表所有的汉字，兼之缺乏足够的史料为证，因而以小篆为分析对象的“六书说”的适用范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用来衡量所有的古今汉字，是一个不够完善周密的条例。
关于“六书说”的性质，影响较大的看法是“四经二纬说”（杨慎）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四体二用说”（戴震），两种看法的实质是相似的，即将六书包含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视为造字之法，而将“假借”“转注”二书视为用字之法。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曲解了许慎“六书说”的本意，杨薇先生在文章中早已指出。如此分析，假借还是应当被视作一种造字之法。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也有诸多的不足，陈梦家、裘锡圭诸位先生对此都有论述，总结起来大概有几点：一是把三书即“象形、象意、形声”与汉字的形、义、声；二是象意与象形的界线划分不清楚；三是把假借排除在汉字基本类型之外，等等。因此，尽管唐先生在破除“六书”限制，提出“三书说”新理论上有首创之功，但实际上，他的三书说“并没有多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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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先生认为“六书”是一种静态分析汉字的理论，“它仅指出某些字的构造方法和使用方法，并没有从汉字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阐述其规律性的变化。”祝敏申先生则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六书”是一个随着文字的萌芽形成而发展的动态系统来描述。他认为：“‘六书’（不含转注）是文字如何形成的几种模式，它们不是在同一时间平面上形成的。”[3]笔者大致赞同祝先生的看法。许慎确实是采用了历时的视角来看待汉字构形问题的，他认为语言是变化发展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4]据此，他“叙篆文，合以古籀，……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这样看来，“六书”不仅仅只是依据汉字的形体结构来分析，还试图揭示汉民族造字表词的历史演变的规律，是对刘歆、班固说法更进一步的阐发。
“六书”理论的缺陷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如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的，许慎“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之间的界线不够明确。比如“大”字用的是象物之形，但所代表的词的所指是“事”（这一点跟“上”“下”相近），所以有人归之为象形，也有人归之为指事，而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则倾向为象形字。又如“叕”是个由抽象符号构成的字，这跟“上”“下”的构字方式应该是相似的，但许慎《说文解字》释之为象形字。如此看来，“象形、指事的界线实际上荡然无存了。”[6]其次，“六书”理论不适用于所有文字，篆文以前的甲骨文和小篆以前的隶书和楷书，都有一些“六书”理论所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再次，许慎虽然在理论上把假借和转注作为造字法则之一，但他在实际的文字分析中并没能很好地执行，导致后人对假借和转注这两者究竟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的理解出现很大的偏差，至今争论不休。裘锡圭认为，“六书说在建立起权威之后，就逐渐变成束缚文字学发展的桎梏了。”“尽管他们对象形、指事等六书的理解往往各不相同，却没有一个人敢跳出六书的圈子去进行研究。好像汉字天生注定非分成象形、指事等六类不可。”[6]
陈梦家和裘锡圭的“新三书说”，与传统的“六书说”相比，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其优势在于，总体上讲“三书”比“六书”的层次更明晰简洁，便于理解。不足之处则有二：其一，“新三书说”的理论，在“三书”的基础上，往往还需继续分类，种类划分过细使得“三书说”系统比传统“六书”更加繁复并难以掌握，实用性不强。如裘锡圭先生就认为表意字还可分为抽象字、象物字、指事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等六种。其二，六书说固然不能包含所有汉字，然而三书说也未能弥补这一缺点，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专门撰写“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一节，以作论述。
二、三书说
随着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和西方语言学的引入，文字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文字学家们相继提出了许多新的汉字分析理论。如1934年戴君仁《中国文字构造论》创造性地从汉字构形方法的角度，将汉字构形划分为四大类：形表法、义表法、形义兼表法和取音法；张世禄在《中国文字学概要》中提出的“写实法、象征法和标音法”；林澐在《古文字研究简论》中，对古文字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汉字在形成体系时，使用了“以形表义”“借形记音”和“兼及音义”三种基本结构方法；龙宇纯在《中国文字学》中提出的“纯粹表形、纯粹表意、纯粹表音、兼表形意、兼表形音、兼表音意、纯粹约定”等七种[7]。
1.4 评价标准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标准如下［4］：内中膜厚度超过1.2 mm即为斑块形成；劲动脉内膜光滑完整即为正常；其中斑块质地与周围组织相比呈低回声，且表面粗糙不平整即为软斑；强回声且表面光滑即为硬斑。
许慎虽然没有现代语言学的知识，但从他为“六书”下的定义来看，他是有语言学意识的。他不是从单纯的形体结构去看待文字，而是把它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把符号的创造同词语的记录联系起来，因此他认为“转注”“假借”都是造字法，都具有产生记录语言符号的功能，转注是派生同义词的造字法，假借是利用现成的符号记录同音词的造字法等等[5]。转注和假借与前四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前四者只是单纯的分析某个孤立的汉字的构造方式，而后两者则涉及到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
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指出了唐兰先生“三书说”的不足，同时还阐述了新的“三书说”。他认为“并不是三种预设的造字法则，只是文字发展的三个过程。汉字从象形开始，在发展与应用的过程中变作了音符，是为假借字；再向前发展而有象形与假借之增加形符与音符的过程，是为形声字。”“象形是由形而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而得义，假借是由音而得义”[9]，陈先生的“三书说”是“象形、假借、形声”。陈先生“站在现代语言学基本立场上，从文字记录语言的动态过程的角度，指出了假借的重要性”[10]，把假借字列为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是陈氏“三书说”的重要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陈先生用的是“汉字基本类型”这一名称，他既不是说造字法，也不是说汉字的构造，他的分类标准，融合了历史发展观点和汉字的形体类型。
影响较大的新的系统性理论是唐兰先生的“三书说”。唐兰先生在1935年的《古文字学导论》和后来的《中国文字学》中都提到了自己创立的“三书说”。他认为：“象形、会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汉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字是文字的三个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和“形声文字”，这是唐兰先生着眼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划分，提出的新的汉字构造理论“三书说”[8]。他认为假借不是结构问题，故不在“三书”之列。
在陈梦家“三书说”的基础上，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里也提出了“三书说。”他说：“我们认为陈氏的三书说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象形应该改为表意。这样才能使汉字里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因此，裘先生的“三书”分别是：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三类。“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或音符意符字。”裘先生给汉字分类，既考虑文字的结构方式，又考虑文字的功能性质和创造文字的实际情况，因而他的“汉字基本类型”中包含了假借。假借是无关汉字构形的，这一点裘先生也意识到了，故仅将它称为汉字的基本类型，而不是结构类型，他没有像唐兰先生那样只着眼于形体结构，而将假借排除在三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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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问题，学者们相继提出新的学说，试图建立更加合理的汉字结构理论。宋代学者发现“六书”说的不足，试图突破“六书”的框架来细致划分汉字构造的类型。如郑樵《通志•六书略》认为许慎的划分难以说明汉字的结构，他把汉字结构分成了纯象形、象形兼声、象形兼意等12类。郑樵的分类交叉混淆、分界不清，也不够科学。但他的尝试给了后代学者启发，朱骏声、王筠等都尝试过以结构为依据进行汉字分类。到了20世纪，文字学家又做了许多改造“六书”的尝试，于是，“三书说”“新六书说”等相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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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鄞鑫先生认为“三书说”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假借字不应该作为一种类型。因此，詹先生在他的《汉字说略》中，以裘锡圭先生的“三书说”系统为基础，对三书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把假借视为用字法（并不是与造字毫无关系），不列入结构类型之中”，提出了“新六书说”，即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11]。
三、新六书说
总体来讲，从传统“六书说”到三家的“三书说”，代表了汉字研究的进步。“三书说”的实质是打破传统，重新分析汉字的构造。相比于许慎仅考虑字形的分析法，唐兰、陈梦家、裘锡圭三位先生还将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也纳入了分类标准，这是动态的、更客观的研究方法。也是基于这种客观性，裘先生将他提出的“三书”称为“汉字的基本类型”而非造字形体结构的类型。
“分析汉字的结构，就是分析孤立的汉字的造字结构，并不需要针对汉字在文献中的不同用法而作出不同的处理。”[11]可以清楚地看到，詹先生的“新六书说”，是以汉字结构为分类标准的，因此他没有把假借作为其中一类。单一的分类标准，有助于明确各分类的界限，“吸收了三书理论的成果，又尽量避免三书系统层次太多的繁琐，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能纳入三书系统的例外特殊结构汉字”，新六书说也许是“比较容易掌握而且便于使用的汉字结构分类法。”
不过詹先生虽然计划把记号字归入“变体”这一大类中，但在具体的举例分析中，他的“变体”分成了“取形变体字”、“取义变体字”和“取音变体字”，像“五、六、七”这类记号字的结构类型仍然未能得到很好地处理，还是存疑待考。
四、小结
除上述这些理论外，还有刘又辛的“三书说”、李圃的字素理论、王宁的汉字构形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汉字进行分析分类，各有短长，兹不一一列举。
大盆地的深部层系（包括深层古潜山）油气（包括凝析油）。受勘探区块的约束，除区域石油地质的综合研究外，以地震、钻井为主的实物工作量主要由占有区块的石油公司出资并实施。
“六书”“三书”“新六书”，这些理论互有联系又有所不同，比较清楚地体现了前后学者之间的继承和创新关系，各家说法不一，主要是学者们分析的出发点不同。有的着眼于造字的方法，有的着眼于文字形体的分析，有的是历时观，有的则基于某个历史平面，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无论是对造字法则的分析，还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都是后人对汉字的实际状况进行的分析归纳，所有的理论都是对客观事实的描写，未必能够揭示全部的事实。
从对各家理论的初步分析来看，对汉字进行更合理的分析，还是应该避免多元结合的分类标准。“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多元的分类标准并不科学，它可能导致一个系统中各层面、各元素之间的自相矛盾”[12]，为了追求研究的全面性，标准太复杂有时反而会顾此失彼。研究者应该根据不同目的和不同需要使用单元的标准，或从汉字的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阶段，或从汉字的生成方式，或从汉字的静态结构，或从汉字的功能性质等等。如詹先生的“新六书”仅仅只从结构方面来分析汉字，看起来就界限清楚比较具有实用性。当然，即便是使用这样的单元标准给汉字进行分类，仍然会遇上某些实际问题，这就需要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去加以解决。
参 考 文 献
[1] 高明.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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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祝敏申. 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4]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5] 曾宪通,林志强. 汉字源流[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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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兰. 古文字学导论[M]. 济南:齐鲁书社,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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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海利,王庆.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新“三书”说[J]. 文史哲, 2014,（5）.
[11] 詹鄞鑫. 汉字说略[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12] 张先坦.“三书说”比较说略[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
A Brief View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 Type Theory—— From “Six Types Theory”, “Three Types Theory” to “New Six Types Theory”
BA Zhe1, LUO Na2
(1. Research Center of Ancient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2. Pingxiang Museum,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also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Six Types Theory” to “Three Types Theory”, and then to “New Six Types Theory” and other theories, scholars have analyzed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rying to generalize the typ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logical and systematic theory. The paper intends to select the following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Six Types Theory”, “Three Types Theory” of TANG Lan, CHEN Meng-jia, QIU Xi-gui and “New Six Types Theory” of ZHAN Yin- xin. By reviewing the contents of each theory,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and deficiencies of these theories are analyzed.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Type Theory; “Six Types Theory”; “Three Types Theory”;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deficiencies
收稿日期：2018-12-05
作者简介：巴哲（1989—），男，江西萍乡人，学术助理，硕士，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
中图分类号：H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49（2019）02-0082-04
〔责任编校：吴侃民〕
标签：汉字类型理论论文; 六书说论文; 三书说论文; 分类标准论文; 不足论文;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论文; 萍乡博物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