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疏离”到“参与”：老年人与社会发展关系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社会发展论文,老年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几乎所有国家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都增加了。这个趋势开始于工业化国家，但不久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开始经历相同的人口结构变化。《联合国人口年鉴》显示，2000年全世界共有约6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三分之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注：李宝库：《新世纪老龄工作实用全书》，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的老年人口增长，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引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长期出生率下降，使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高于儿童所占比例；二是全世界人口预期寿命的改善，特别是由于在预防儿童期一些致命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的改进导致儿童死亡率的减低，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活到老年，经历从儿童，到青年，再到壮年和老年的生命历程。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成就。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伴随人类社会现代化而实现的，因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长寿成为普遍现象而不再是特例时，当现有的文化体系不足以赋予老龄化以广泛认同的意义时，“老年对于个人和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哲学问题便开始深深地困扰着人们。人们发现尽管我们有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有自古相传的家庭保障制度和现代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从那个评判角度出发，我们都仍然无法清楚地表达正在进入晚年的当代人所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现代化的发展带给老年个人和群体一系列有待回答的问题：老龄化是否有其内在的目的？老年是生活经验的积累还是生命多余的延续？在养育子女成人、离开了工作岗位、为自己的职业划上句号后，老年人还有没有真正重要的事情可做？老年是否还包含任何自我完善的潜在可能？老年人的角色、权利和责任是什么？与其他年龄层相比，老年究竟有没有特别的实力和优势？另一方面，人类日趋老龄化同时也给社会发展政策制定者们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老年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老年人群究竟是负担还是资源？如何解决老年人口数量不断扩大和劳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矛盾？如果承认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障老年人享有与其他年龄群体的人们同样的社会参与权利？
显然，上述这些问题均涉及个人或群体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回顾始于20世纪中期的人类对个体和群体老龄化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过程，不难发现，由于受到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老年人往往处于拥有社会参与的良好意愿和缺乏参与机会的社会现实的矛盾中。围绕着这对矛盾曾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现代社会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徘徊于“疏离”和“活动”之间：老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就像处于儿童期的人要学习如何长大、成熟一样，处于老年期的人也要学习如何适应老年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活中发生着许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一些角色和活动的丧失或被削弱，特别是那些人们已经习惯承担的角色和曾经长期从事的活动的丧失。孩子的长大离家使人丧失了的为人父母角色；丧偶使人失去了作为妻子或丈夫的角色；退休使人不得不终止多年从事的工作和职业。角色和活动的丧失，有些是自然的，有些则是人为的。孩子总要长大自立，他们不再像儿童或是少年时期那样需要父母的日常呵护。此外，在人口流动频繁的现代社会，要求成家立业的子女总是围绕在父母身边是不现实的。因此，随着养育子女的活动逐渐减少和这种责任的最终完成，老年人作为父母的角色日益弱化，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然而，不是所有角色的丧失都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一些社会因素，特别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限制着老年人某些社会角色的发挥和社会参与的机会。在这方面，也许没有什么例子比退休更典型了。研究退休制度的人都十分清楚，退休制度的本质是鼓励所谓“失去效率”的工人脱离企业，追求效率是现代工业的普遍特点，退休作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被认为帮助企业摆脱了为老年工人提供工作机会和收入责任；帮助管理者不但改变劳动力的构成，还改变了劳动力的流动；为年轻人创造升迁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劳动士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表明上述观点中有些并没有可靠的实证依据，然而退休制度所体现的种种优势都是以老年雇员生产效率低下为前提，以牺牲老年劳动者社会劳动参与权利为代价的。
老年人应该如何适应角色和活动逐渐丧失的生活呢？早期的研究揭示了老年人试图维持一定活动的意愿和被迫从社会活动中撤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首先，研究发现当人们失去了某些角色或失去从事某些活动的机会时，一个明显的调适方法便是寻求新的角色或活动来替代失去的角色和活动。活动理论坚持认为维持积极的活动量和一定的活动范围是适应老年阶段发展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研究应该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角色和活动在晚年生活中的转换来保持一定的活动能力。是否能够寻求到新的角色和活动有赖于这样几个因素：(1)必须有可替代的新角色和活动存在；(2)个人必须有胜任新角色和从事新活动的身体和心理能力；(3)个人必须有承担新角色和参与新活动的意愿。（注：Eugene A.Friedmann,Robert J.Havighurst(eds.),The Meaning of Work and Retire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注：Robert J.Havighurst,"Successful Aging",In Richard H.Williams,Clark Tibbitts,Wilma Donahue(eds.),Processes of Aging,Vol.1.New York:Atherton Press,1963.）
在现实中，可替代的角色和活动往往并不充足。退休的老人找一个新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失去配偶的老人也并不容易再找到一个合适的新伴侣。如果是因为收入减低或体力下降而丧失了一些角色和活动，寻求可以替代的角色和活动的空间就更有限了，即使有可替代的角色和活动，也难以承担。另外，对那些一直是积极参与各类活动承担各种角色的人而言，寻找新角色和新活动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意愿。因此，寻求用新的角色和活动代替失去的角色和活动虽然是对付晚年生活失缺的一个办法，随着年龄的增高，人们会感到真正实行起来是越来越困难。
另一个对付晚年角色和活动失缺的方法是主动从以往的角色和活动中撤离。根据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研究，一些老年学研究者提出了疏离理论来解释当时所观察到的老年人逐步脱离他们原有的角色并且减少活动程度或参与感这一现象。他们认为，随着年事的增高，老年人变得越来越内向，从而使他们能够自然并且正常地脱离以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增加对自己的关注，减少与别人的交往。疏离是由两个互为对立的方面组成的，即个人与社会。个人疏离主要是一个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兴趣和义务的减少。在个人对社会疏远的同时，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对老年人的兴趣逐渐降低，从而形成了社会对老年人的疏离。（注：Elaine Cumming,William E.Henry,Growing Old: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61.）
疏离观点把老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疏远看作是正常的晚年适应过程，这无疑向传统的活动理论提出了挑战。疏离观点的提出引发了一系列研究。目前已经有充分的资料证明疏离的过程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疏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缺少继续参与的机会。（注：Robert C.Atchley,"Disengagement among Professors",Journal of Gerontology 26:476-80,1971.）（注：Paul Roman,Philip Taietz,"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Disengagement:The Emeritus Professor",The Gerontologist 7:147-52,1967.）（注：Frances M.Carp,"Some Components of Disengagement",Journal of Gerontology 23:382-86,1968.）另外，疏离观点是建立在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老年人的观察基础之上的，而当时的美国老年人在退休收入和公共态度方面还没有受到《美国老年人法》（1965年通过）的保护。他们一方面要适应更加多样化的环境，另一方面又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感受到不安全的老年人对社会采取疏离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研究表明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对老年人态度的改善，20世纪末期的老年人比50年代的老年人更愿意缩小与社会的距离，而不是与社会疏远。值得注意的是，生活条件很可能是影响老年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因素。
鉴于活动理论和疏离理论在解释老年个人与社会关系时的不足和局限，一些老年学家认为有选择的疏离更适合老年个人调适晚年生活。所谓有选择的疏离（注：Gordon F.Streib,Clement J.Schneider,Retirement in America,Society,Ithaca,NY: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71.），通常也被称为整合（注：Robert C.Atchley, Social Forces and Aging Belmont,C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88.）的观点，指的是重新安排所承担的义务和重新分配现有的精力以弥补角色、活动和能力方面的失缺。一个承担数个角色，参与不同活动的人也许并不需要为失去某个角色而寻求替代物，他也许会发现重新分配用于剩下的角色和活动的时间和精力是使自己适应老年阶段发展的更简单的办法，尽管这种重新分配有可能导致整体活动水平的下降。例如一个退休的人，如果他有重新工作的机会，身体健康，并且也有继续工作的愿望，他当然可以选择继续工作。但是在没有工作机会，身体状况并不理想情况下，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家务活动或用于发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个人兴趣。
既不必执意寻求新角色和活动，也不至于完全脱离与社会的联系，整合的观点似乎为老年个人适应晚年生活变化提出了更加灵活的方式。然而对于那些在生活中承担角色和参与活动十分有限的人来说在丧失某些角色和活动之后，所剩角色和活动寥寥无几，难以吸收角色失缺所释放的精力。除非他们能够找到新的角色和活动，否则很容易被迫与社会疏离。此外，如果一个人失去的是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活动，而所剩的活动尽管很多，但对他来说并无太多的意义，整合的方式也不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问题方式。
活动、疏离和整合这三个应付晚年角色和活动失缺的理论模式虽然没有一个能全面概括个体老年发展阶段的情况，但这些理论模式对我们今天认识老年个人发展问题还是具有如下指导意义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采用哪种适应方式，其结果都要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退休人员再就业依赖于劳动市场是否有这样的机会；老年人与社会疏离多半是由于物质或精神环境的威胁。老年个人能否实现社会参与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参与的机会，而在现代社会中物质保障和参与机会是通过立法和社会政策提供的。其次，这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是以身体条件为前提的。能够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或承担新角色、参与新活动的人必定是身体状况良好的人；而身体状况不佳的人则很可能被迫处于与社会疏离的状态。也就是说即使社会为老年人提供了参与的条件，老年个人能否实现参与还有赖于身体是否足够健康。
“负担”和“资源”之争：老年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长寿，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为特点的现代化发展对老年人的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变化影响到老年人之间以及他们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他们熟悉的居住地和环境，影响到他们的家庭。迫于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压力，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在迅速增长，代际之间在社会资源领域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之间的界限和矛盾。结果便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即老年人日益被置于守势地位，他们的传统角色正在消失，他们正在逐步被社会塑造成依赖者，被排斥在现代社会发展之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关于老年人群的消极看法形成了早期现代化理论对老年人口与社会关系的解释。
1.早期现代化理论对老年人群在现代社会的地位的解释
现代化曾是人们探讨老龄问题时最常用的概念。所谓“现代化理论”，其中心思想强调现代化进程对老年人群社会地位的消极影响。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一些与现代化相关的因素削弱了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愿望。20世纪初西方国家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和工业发展背景下退休政策的出现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衰老已经超出了个人问题的范畴而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特别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无以为生。在这些人中，老年人的境况是更为糟糕的。这种情况引发了社会学家对老年人地位问题的关注。
早期老年学家利奥·西蒙斯在考察了非工业化社会老年人角色以后曾经认为家庭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老年人最安全的处所，在那里，老年人可以依靠家庭纽带获得最大程度的生活保障。（注：Leo Simmons,The Role of the Aged in Primitive Socie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5.）随后的一些研究者在注意到家庭对老年人保障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可以说明工业社会以前老年人在家庭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一些文化现象。首先，社区组织中存在一套通行的，强调连续性和重要责任的角色。其次，存在为适应生存而居住在一起的扩展式家庭组织。第三，老年人控制着一些重要的物质和信息资源。最后，存在一种阻碍个人自我发展概念的价值体系。这些观察导致了一种理论观点的形成。这种观点的中心论点是引起社会由乡村和农业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向城市和工业体制进化的诸过程也同时引起了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据位置和对老年敬重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被认为是朝着更加不利于老年人的方向发生的。（注：I.Press,M.McKool,Jr,"Social Structure and Status of the Aged:Toward Some Valid Cross-Cultural Generalizations",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3:297-306,1972.）（注：Jay Sokolvsky,Growing Old in Different Societies: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Belmont,CA:Wadsworth,1983.）正如考吉尔所指出的：“现代化经常设置倾向于削弱老年人地位的一连串反应行动。而促使老年地位的这种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作为地位资源的土地的重要性的降低，扩展式家庭重要性的降低，人们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性的增加，以及迅速变化的技术，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注：Donald Cowgill,Lowell Holmes,Aging and Modernization,New York:Appleton-Centutry-Crofts,1972.）
现代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代社会的老年问题。首先，它认为现代社会一方面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呈不断增长趋势，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运用使得对工人的需求量日益减少，这加剧了老人和年轻人之间工作机会的竞争。另外，不断增加的新的工作种类降低了经验和熟练技能的价值，而经验和熟练技能正是老年人弥补他们身体灵敏程度相对缺乏的主要途径。退休之所以降低老年人的价值是因为其依据的基本假设是这些老年人已经没有工作能力，同时也因为退休置老年人于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收入类别。快速的社会变化和家庭之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制度使许多知识变得过时，而这些过时的知识曾经是以前老年人受到尊重的一个基础。（注：Donald Cowgill,Aging around the World,Belmont,CA:Wadsworth,1986.）总之，现代化的过程把许多曾经使老年人受到尊重的东西抛在了后边，从而使他们被认为是“落后的”并因此被推测失去了许多特权。（注：Robert C.Aychley,Social Forces and Aging Belmont,C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88.）
现代化理论对老年人群与社会关系所表述的消极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化社会的现实。现代社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限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市场对老年劳动力的排斥，对家务劳动的排斥，以及对家庭内部生产劳动的忽视。尽管没有研究能够提供排斥老年工人的充分理由，但是就业领域中的年龄歧视是普遍存在的。而退休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迫使老年人加入一个被认为是社会负担的群体。老年人在社会劳动参与中遇到的上述问题带有十分普遍的意义。只要劳动市场不停止对效率的盲目追求和对资源的无计划开采和滥用，劳动领域中对老年人的歧视、忽视和排斥就会继续下去，现代社会人们的晚年生活就不会是一个愉快的经历。这种情况的纠正不能依靠市场本身的调解，而需要社会政策的干预。
2.现代社会中家庭变化对老年人口的影响
与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增长的同时是现代社会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今天，多代同堂的扩展式家庭户已经越来越少，代之以只有两代人的核心家庭户。长期以来家庭都是老年人社会关系最重要的维系机制。传统上老年人是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家庭成员中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关系不仅是组织各种任务和责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养育和情感的关系。然而，现代化的发展使家庭在距离上得到延伸，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很可能分散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此外，老龄化使家庭同时包括了更长的时间跨度，从两代人，到三代或四代、甚至是五代人，而这四、五代人之中可能就有两至三代人处于所谓的老年阶段。家庭的远距离分散和家庭中的老年成员的增多加大了年轻家庭成员照顾老年成员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加入到劳动市场，使家庭在照顾老年成员方面的人力资源不断减少，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迫使对老年人的照顾和扶养责任从家庭向社会转移。
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经验表明，国家必须以立法的形式为日益增多的老年人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承担起必要的照顾和帮助老年人的责任。这些国家为其老年人口的福利采取了相似的行动，这些行动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为老年人口提供的最低收入保障。除了基本收入保障方面的公共政策外，老年人的住房。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也是这些社会国家政策的目标。在承认老年人身体和心理需要特殊照护的基础上，这些国家为他们的老年人口提供了包括从家庭到医院护理，从预防到康复等一系列卫生保健服务。在其中一些社会中，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被认为是公民的权利。因此，卫生保健服务通常是全面的，对老年个人实际上是免费的或者是以低于市场价格收费的。除了卫生保健外，大多数工业化社会都建立起了相互关联和协调的服务来延长老年人独立生活的时期。这些针对现代社会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的公共措施通常具体包括诸如家务辅助、家庭保健、饮食服务、老年日托、社会活动、教育和就业服务。（注：W.Donahue,"Housing and Community Services",In E.W.Burgess(ed.),Aging in Western Socie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当然，与此同时，对老年人的公共支出也成为目前福利国家预算中最大的项目支出。
由于国家较大程度的干预，这些社会中老年人在整体上比那些处于没有福利制度或公共养老制度发展程度较低社会的老年人享受到更高的生活质量。得益于相对完善的公共养老体制，工业化社会中的老年人正在日益依赖正式的社会机构，而不是家庭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过着相对有保障的生活，这一实事似乎可以证明国家的干预和福利制度的建设对老年人口生活的积极影响。即使是在极其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在改善老年人经济状况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目前退休的这代人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扩展中获得了重要的意外收获，现在的社会保障金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是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注：M.D.Hurd,"Research on the Elderly:Economic Status,Retirement,and Consumption and Saving",Journal of Econimic Literature 26:565-637,1990.）美国老年人的经济和健康状况在本世纪得到了极大改善。这种改善与社会保障项目对老年人口覆盖率的增加和保障金水平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注：A.J.Cherlin,"A Sense of History:Recent Research on Aging and the Family",In M.W.Riley,et al(eds.) Aging in Society:Selected Reviews of Recent Research,pp.5-23,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3.）对相对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中的福利制度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关于公共政策和项目在老年保障方面的重要角色。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老年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经济权利并没有因退休而受到削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收入。这些国家老年人口比例一般是相当大的，福利制度的发展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更加完善。拥有相对充足的收入，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以及拥有适当的居住条件似乎使那里的老年生活相对安全和有意义。人口预期寿命作为一个统计指标常常被用来说明一个国家老年人口状况。为老年人口提供最全面的公共养老计划的国家通常也是人口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这也许并不完全是巧合。
老年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以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条件的，当经济发展顺利时，用于老年保障的公共支出容易得到公众的理解。但是当经济出现问题，社会资源分配受到较多限制时，对于老年人群的公共支出就容易受到质疑。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西方经济衰退和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引发了一场关于老年社会福利合法性的公共辩论，辩论的焦点是日益缩减的劳动人口是否有能力供养日益增长老年人口。在这场辩论中，老年人被看作是社会的负担，是一个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生活水平降低，加重后代人财政负担的群体。这场辩论也引出了“代际冲突”这个表述代际之间竞争有限社会资源现象的概念。（注：Chris Phillipson,"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Welfare State:American and British Perspectives",In Allen Walker(ed:),The New Generational contract,London:UCL Press Limited,1996.）
3.可持续发展及其对老年人口的意义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有关我们的地球是否有能力继续承载生命的辩论越来越激烈。对未来的发展无论是持乐观的论点，还是持悲观的看法，人口与资源之间矛盾的问题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在不经过反复辩论和大量行动之前得到解决。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人们对老年人口与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
社会学者麦多斯等人在探讨可持续未来时曾这样界定可持续社会，即可持续发展社会应该是“一个世代延续的社会、一个避免做任何削弱其物质和社会支持系统之事的远见、灵活和明智的社会。”（注：D.H.Meadows,D.L.Meadows,J.Randers,Beyond Limits:Confronting Global Collapse and Erwisioning a Sustainable Future,Post Mills,VT:Chelsea Green,1992.）这个界定在强调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同时，还强调社会的物质福利及其为争取安全保障的全部社会结构。在这个对可持续发展的界定中，一个社会的物质状况依赖于从地球的资源储备中或从诸如太阳能之类的资源输入中的汲取。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资源被转换成消费物品和废物。由于环境吸收废物的容量是有限的，其承载生命的能力极容易受到因世界人口迅速增长而增加地球有限资源消费的压力。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只能在可以替代或再生的情况下来使用现有资源，确保作为残余物的垃圾被彻底清除。寻求替代或再生资源和清除垃圾的策略常常是难以实行的，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不是降低了现有的生活质量就是减少了获利的机会。
过度地开发地球资源不但威胁着人类的物质安全，而且还进而威胁着社会的和谐，成为人类持续生存的最大障碍。可持续发展对人类是一个挑战。对于老年人口来讲，这种挑战主要是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和谐主要表现在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和容忍。今天物质发展中的巨大贫富差距已经使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战争的预言成为现实。战争和恐怖主义正在威胁所有人的安全，包括老年人口，动乱和冲突带给老年人口的灾难是不容置疑的。其次，环境质量的恶化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例如环境诱发疾病所导致的死亡和病态。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威胁的意识正在促使老年人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环境保护和代际关系发展的活动中去。
4.老年人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
在当今的世界发展中，老年人口的特殊位置既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又是持续发展的机遇。挑战表现在代际之间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矛盾，特别是在社会资源积累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这点十分突出。社会有限资源如果用在满足儿童需求方面往往就没有用于满足老年人口需求的资源。而在发达社会和地区，老年人口消费的增长，特别是在卫生保健方面需求的增长租对高科技产品的追求，对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机遇则表现在老年人口本身作为资源的角色。老年人群作为一个整体在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能潜在地付出代价或获得利益，其付出和获得一方面受到资源竞争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资源的老年人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而且有能力担负管理者的责任。他们不但为自己负责，还为别人负责；他们是相对中立的，由于所剩时间比较短，在环境质量和可持续性方面，他们直接为自己的个人投资相对比较少。（注：C.D.Ekstrom,& Xiaomei Pei,"A Connection:The Elderly and Sustainable Futures",In Stanley Ingman et al (eds.),An Aging Population,An Aging Plane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TX: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1995.）
老年人在可持续发展中角色正在改变人们对老年群体传统看法。首先，老年人口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负担，而是一个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资源群体。老年人有着丰富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在可持续发展中，他们的许多经验作为资源应该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如果最终手段和最终目的的有机联系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老年人则更有资格帮助社会理解什么是最终目的本质以及达到目的选择什么手段更适当。其次，老年人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与社会分离的人群，而是一个通过代际关系与社会紧密相连的群体。虽然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家庭结构的变化，侵蚀了老年人与其他人群的联系，但是通过社会参与和有效社会政策，老年群体与社会的联系正在得到加强。第三个观念转变是从强调老年人能力失缺到强调生活经验价值的转变。社会的持续发展要求把人类积累的经验代代相传，在传授经验方面，老年人对年轻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老年人群作为管理者角色的责任。他们寻求的不仅是本群体的利益，更是后代人的利益。
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状况与障碍
上述关于老年人与现代社会关系问题的观点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老年人与社会发展中的互动关系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当代中国老年人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与社会保持联系：一是通过参与各类公共文化和娱乐活动，例如有组织的身体锻炼和娱乐、旅游等；第二种方式是参加公益活动，例如社区治安活动或义务劳动；第三种方式是参与各种有收入的劳动，包括农业生产活动和城镇再就业。这三种社会参与方式均是以一定的身体条件为前提的，而第一和第二种社会参与方式还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文化娱乐活动和公益活动的参与常见于城市老年人中，农村老年人中参与有收入的生产活动的比例则远高于城市老年人。
中国的老年人，特别是城市老年人，仍然处于怀有社会参与意愿和社会参与机会稀缺的矛盾中。除了健康原因，有意识的将老年人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强制性退休制度是阻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主要原固。而这种制度在劳动力过剩的社会中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增加了老年个人社会角色转变所承受的压力，同时，也使老年群体作为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被忽视，而作为资源依赖者的角色被夸大。
1.参与意愿和参与机会之间的矛盾
虽然社会参与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参与有收入的经济活动是人们与社会联系的主要方式。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显示，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在业人口占了33%。产业分布数据显示，60岁以上老年劳动力中91.2%的人在第一产业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工作，2.91%的人在生产和运输等第二产业部门就业，另有5.91%的人在第三产业就业，主要从事零售、餐饮和仓储等工作。
从职业分布变化来看，老年劳动力主要从事以生产型、体力劳动型为主的职业。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劳动者人数变化不大，但是从事工业生产的老年人比例则从1982年的5.2%下降到2000年的2.9%。另外，在第三产业部门工作的老年劳动者的比例从1982年的3.24%上升到2000年的5.91%。老年劳动者重体力劳动者比例过大基本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注：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出版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下册），第1421页所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来；历史数据源自田雪原与胡伟略主编：《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虽然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口仍然在参与有收入的劳动，但是其中90%以上是从事农业劳动的老人，而城市老年人就业率则不足10%。城市老年人就业率不高并不完全是他们缺乏就业愿望。反之，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地区60-64岁和65-69岁两个年龄组的老年人有就业愿望的分别是44.9%和31.7%，而实际参与率则分别是2.3%和0.3%，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被调查的老人中认为适合自己工作的机会较少或很少的人则分别在这两个年龄组中占72.7%和78.5%。（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标准出版社2000年版。）
2.“老年依赖”的社会构建
老年人中有收入劳动的实际参与程度和参与愿望之间的差距并不完全是劳动力市场自行调节的结果，退休政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国，对老年劳动者年龄的限定一般包括50岁以上60岁以下的人。这是因为我国的劳动政策规定企业职工中女性退休年龄为50岁。近几年的企业转制过程中，一些企业单位为了减员，甚至鼓励40岁以上的职工提前退休。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0岁的今天，绝大部分四、五十岁的人仍然具有相当强的劳动能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60岁以上，特别是70岁以下的老年人，仍有能力从事许多领域的工作。把老年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使这部分潜在的社会资源被过早地变为社会负担，无疑是目前退休制度的一个功能。
另一个促使老年人不得不成为社会资源依赖者的因素来自人口抚养比计算中的问题。人口抚养比率是指社会被抚养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这个比率是社会资源通过社会政策实施再分配的重要依据。所谓社会被抚养人口通常包括15岁以下人口，60岁以上人口，以及失业人口。多年以来，有关统计部门和研究者们在人口抚养比率的计算中完全忽略失业人口。结果是过高估计了老年和儿童对社会资源的需求，促成公众对老年群体作为社会资源依赖者的印象，从而构建了“老年依赖”(old age dependency)这样一个社会概念。而把这样的概念强加于那些有能力和意愿但是却无机会的老年人身上是有失公允的。
显然，中国的老年人在社会参与方面不但受制于市场因素，还受制于政治和文化因素。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把老年人排除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之外是合理的，因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问题关乎人类发展的问题。作为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老年个人的发展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即内在的自我完善和外在的社会参与，而这二者均是通过老年人的有所作为来实现的。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以老年人口数量不断扩大、劳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和人力资源的不断重组为特点的。老年人的发展一方面受到这些现代社会发展特点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在许多方面反过来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GDP的增长，也不是物质和财富的积累，而是人的发展，包括老年人的发展，是使任何年龄和出于任何阶层的人们通过社会参与获得更加自由，更有尊严，更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