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秘密：创新＋互补性资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补性论文,中国制造论文,资产论文,秘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今全球市场成长趋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成为国际主流厂商的必争之地，而欧美厂商以技术创新的优势席卷新兴市场的景象却渐有弱化（Bhattacharya & Michael,2008）。包括中国本土企业和在华的外资公司的中国在地厂商（Positional Firms）结合独特的互补性资产，凭借着营运模式创新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逐渐成为当地市场领导者，甚至展现了跃居国际市场和“中国制造”的国际趋势。原本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当地厂商，如何超越技术创新的欧美先进厂商，成为国际间“中国制造的秘密”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研究课题。
相对于欧美先进厂商，中国后发企业（Fast-second Player）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多以低成本制造能力崛起于产品主流设计定型出现之后，甚至是产业体系转变为模块化专业分工形态之后，其关键点难道仅仅是低成本制造能力吗？我们认为，答案并非完全如此，中国制造的秘密应当是创新＋互补性资产（Innovation plus Complementary Assets）。这里，创新主要是指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和市场运营模式创新，而非技术创新。
一、共同专业化与跨组织大规模协作
Teece（1986）提出了企业从技术创新中获利理论（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后来拓展至企业从创新中获利理论（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简称PFI理论）。这一理论探讨了后发厂商在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如何成功地发展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和营运模式创新，在特定市场超越技术创新的国际厂商，强调了关键资源从技术创新转变为互补性资产（Complementary Assets）。Teece（2006）进一步提出了互补性资产与共同专业化（Co-specialized）的概念。Jacobides、Knudsen & Augier（2006）从价值创造、可独享性（包括互补性与可移动性）、产业组织架构等三个维度探讨互补性资产的共同专业化。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生活中，中国制造的秘密之一就是通过互补性资产形成的跨组织大规模协作（Interorganizational Mass Collaboration）网络，在产品主流设计定型出现后的产业领域进行网络化和模块化生产。这一经济现象说明高度的精细分工与大规模协作的观点取代了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组织正在利用群体智慧与自组织作为有力的杠杆来削减成本、快速创新，与顾客、合作伙伴共同创新，使自己变得要依靠其他的组织以增加所有组织的价值和生产力，从而使其能够顺利地构建起21世纪的商业平台，实现基业常青。在现实生活中，共同专业化与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作用也正在凸显，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和财富创造的新引擎。
跨组织大规模协作与传统的组织间合作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新的协作范式具有自组织行为的本质，通过同侪生产（Peer Production）的方式来比以往任何方式更为有效的汇聚与驾驭人们的技能与创造能力。这种方式将单个组织或个人广泛分布性知识、能力以及资源有机的组合起来进行创新，从而大大超出个体组织所能够实现的目标。
目前，在中国广东、浙江、苏南等地的跨组织大规模协作与传统的企业间协作最明显的区别，就其规模的巨大是一般协作所不能及的。从我国目前的跨组织大规模协作情况看，五金、鞋业、服装和电子产品等出口导向型产业中，许多企业都是位于某一特定区域，形成超大规模产业簇群（Cluster），并且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的。它们是发达国家的价值链主导者进行产业转移的结果，具有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初级形态：较为长期和稳定的协作关系，即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簇群的广泛外包；多企业共用一个流程的关系，即“不同公司间相互独立的流程现在被连接和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像一个单一流程那样运作”（Hammer,2001）；此外，还具有一些应急型的协作加工关系，这种情况主要为根据订单所进行的贴牌生产。例如，在东莞珠三角数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关于MP3制造的数十家产品方案公司及设计公司、数百家的元器件供应商、生产设备供应商、配套产业的包装设计、包装制造，以及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在这种协作中，生产该产品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几小时内得到解决。生产商和出口商可以根据技术标准与特定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整合一件产品，在短短1周就可以交货。在成都武侯区制鞋业中，仅金花、簇桥两镇2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3000多家鞋厂，1年的销售收入达100多亿元。在重庆摩托车制造业中，数百家供应商与制造商一道对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进行合作。通过大规模协作，MP3、摩托车等行业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世界市场份额。
这种超大规模表现在：①众多的参与者围绕着某一个产品的生产，高度分工与协作，形成一个大规模协作网络，整个协作网络建立在企业的知识流（Knowledge Flow）的互换和知识联结（Knowledge Linkage）体系基础之上的；②在大规模协作网络中，分工精细，单个企业分工高度专业化，只承担工艺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专业化形成大量的隐性知识；③强化分工链（Division Chain）或迂回生产链（Roundabout Production Chain）① 的程度，使分工链长度加长，使单个企业的每一个工艺阶段，都作为协作网络中分工链中的一个环节；④在大规模协作网络中，承担工艺过程的某一个阶段的企业不是只有一家，而是同时具有若干家，即市场厚度（Market Thickness）极大；⑤在大规模协作网络中，单个企业追求的不是规模巨大，而是单一工序的生产批量巨大，而整个协作网络追求的是规模巨大。因此，也有人将其形象地称为“巨群合作”。当生产制造中的风险、报酬以及完成大型项目的能力（包括汽车、飞机等复杂产品）分布到制造网络之中，价值链整合与模块化生产就更有效率。加入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网络的组织或个人在产品价值链上目标一致，利益相同，互为客户，以一种“群居生存”（Clustering Life）的方式同生共存。由此构成的价值链上的每一环节都是由互为产品的协议伙伴和追随客户的企业组成，他们彼此在商务模式、价值观、商业目的等方面多有相似之处，相互之间可以开放地解决成本、战略等重大问题，从而在长期合作中互赢（罗珉，王雎，2007）。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超大规模又有别于产业集群中的大规模。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往往可能自身就拥有完整的价值链而独立创造价值，但是，在这种大规模协作中，参与者只能是价值链上的一环，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分子。他们无法单独实现最终产品的制造与价值的实现，必须相互合作，谁也离不开谁，必须通过联合行动来实现价值的创造。对中国的后发厂商而言，并非是在所有的产业中，相对于欧美先进厂商，其核心竞争力由于多以低成本制造能力崛起于主流设计定型出现之后，甚至是产业体系转变为模块化专业分工形态之后，其竞争关键点在于从技术转向互补性资产，进行网络化的大规模生产。因此，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集中于轻工产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个人计算机、摩托车、汽车、轻工机械、工程机械、轻型机床、发电设备等主流设计定型出现之后，甚至是产业体系转变为模块化专业分工形态之后，特别是当企业集群规模达到关键的大数目（Critical Mass），就会产生网络效应而提高多样性的引入，促进知识的创新与分享。事实上，中国后发企业只具备了以低成本制造能力崛起于主流设计定型出现之后，甚至是产业体系转变为模块化专业分工形态之后在相对“成熟”的技术领域中综合与合并现存的知识而进行创新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后发厂商的知识基础在于以高度模块化专业分工形态和集体协作为特色，这种超大规模协作范式能够适应“灵活的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将基本上已经标准化的产品加以不断地变化和改进，于是得以在“成熟”的技术领域中胜出。
获取集体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是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主要目标，跨组织大规模协作是经济租金的源泉。在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簇群中，产品设计、生产、营销和服务都是通过组织间协作实现的。施米茨和纳维（Schmitz,1995; Schmitz and Nadvi,1999）认为，应当用集体效率来分析和衡量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竞争力与发展趋势。这里所说的集体效率，是指来源于外部经济（Local External Economies）和联合行动（Joint Action）而产生的竞争优势，概括了当多个经济主体聚集、连接在一起（如集群）作为一个整体或集体存在和行动而共同创造“集体剩余”时的内在运行机理。
一方面，来源于外部经济性的竞争优势可以称为被动性集体效率，具有非自愿性（Involuntary）、意外性（Incidental）和被动性（Passive）。外部经济的内涵是指个体行为的全部经济效果不能被其独占从而可能通过价格机制进行交易和转移，而是会不可阻抑的免费溢出给其他人并使其受益。借鉴马歇尔（Marshall,1890）的观点，外部经济性的竞争优势是有赖于这类产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往往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从而促使小企业的集聚形成小企业集群或模块化集群。大规模协作的外部经济则主要体现为通用性专业化所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及由协同非专用性所产生的替代经济。另一方面，来源于组织间联合行动而产生的竞争优势可以称为主动性集体效率，它往往是有意识进行协作的结果。其形式可以是水平的也可以是垂直的，既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邓宁（Dunning,1997）、波特（Porter,1998）等认为，企业有意识地进行组织间协作可以形成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交易费用的机制、互补性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这会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强了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簇群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速度与弹性两个最重要的方面（Prater,Biehl and Smith,2001），由此形成了企业与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簇群共进的产业经济发展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集体效率是通过分工经济实现的，而非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我们认为，经济中的集体效率来自于分工水平和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正是专业化和分工，而非规模经济导致了集体效率。因此，获取集体效率依赖于分工的不断演进，跨组织大规模协作这种联结体经济隐含着一种人际之间或模块之间互补产生的生产力，正是这种生产力决定了集体效率。Markides and Geroski（2004）认为，成功创新不仅仅包括创造新产品或挖掘新创意，还包括实现新产品或新创意的规模化生产，使其得以为人们广泛使用。后发企业擅长的正是规模化生产和模块化生产的能力，它们也是称霸大众市场的企业。他们指出，在某些主要以需求为驱动的市场的确存在先行者优势。但是，他们探讨的是全新市场的开拓，即主要通过新技术或组合现有技术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市场。在这类市场中，先行者优势就不适用了。Teece（2006）也指出，网络效应虽然可以使先动者享有绝对竞争优势，但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单纯的市场进入顺序（Order-of-Entry）无法决定厂商竞争的胜败。
二、互补性资产取代技术成为产业竞争的关键
早期许多学者提出了创新者优势学说（Innovator Advantages）、先动者优势学说（First-mover Advantages）或在位优势学说（Incumbent Advantages）。该观点认为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Sequential Market Entry）导致了先动者优势。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生存机会和市场占有率与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开拓了一个新市场或最先进入这个市场的企业，将有很大的优势获得成功，拥有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占有率，可以保持长期市场主导地位。先动者优势学说认为，先动优势来源于产品供给，建立在进入壁垒（Entry Barriers）理论之上。进入壁垒所带来的在位优势如果仅仅从生产角度来考虑，实际上就是成本优势。即先进入企业的单位成本曲线位于后发进入企业单位成本曲线的下方，这种成本优势通常来源于先进入企业拥有的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经验曲线（Experience Curve）、专有技术（Know-how）或稀缺资源。换句话说，与所有非先驱企业相比，巨大的进入壁垒造成了先动优势。这些进入壁垒包括：技术专利、规模效应、经验效应、声誉效应等（Lane,1980; Nti and Shubik,1981）。
Teece（1986）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是技术先动者占据绝对竞争优势，但在某些情况下是后发的跟随者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在Teece看来，发明并不是创新的全部，技术先动者并非一定就具有优势。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可独享制度中，创新者从技术创新中获利主要取决于“发明”，即创新者只需要在知识创造与技术开发具有过人之处，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创新收益（例如，由于有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保障，著名作家就不需要将出版业务一体化来获得收益，而只需要与出版商签订合同）。但是，在较弱的可独享制度下，创新者从技术创新中获利主要取决于“商业化”。即使在知识扩散与被竞争者或跟随者模仿的情况下，创新者只要拥有强大的互补性资产（如制造、设计、渠道、仓储、营销等），就能够相对于拥有同样知识技术的竞争对手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由此获得更多的利润。
在Teece看来，企业要想从技术创新中获得经济收益，必须拥有能够将创新引入市场的额外资产，如分销渠道、服务能力、客户关系、产品供应商关系以及互补性产品。创新的商业化需要创新的专业知识与其他能力或资产一起使用，从互补性资产中获得的专业化服务（如营销、竞争性制造）和售后支持几乎总是必需的，这样充分整合的主导企业才能通过开发互补性资产而从创新中获利。率先开发技术创新的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拥有不可模仿的专业化互补性资产。可以这样说，在Teece（1986）的PFI模型中，企业的战略选择主要集中在建立互补性资产的决策上，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战略行为，即根据外生的可独享制度来进行资源配置与投资决策。对企业而言，产业组织形式创新和市场运营模式创新的成功还离不开互补性资产的支持，企业的一般性互补性资产（Generic Assets）、专业化资产（Specialized Assets）和共同专业化资产（Co-specialized Assets）对产业组织形式创新和市场运营模式创新的成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企业的创新实现商业化，并拥有互补性专业化资产时，创新往往能带来更大的优势。在薄弱的知识产权制度下，互补性资产也成为巩固企业独享创新收益的关键（Teece,1986）。
互补性资产是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是企业建立已有能力时做出的不可还原性投资，仅与特定的产品、技术或经营方式联系时才具有价值。企业动态能力的调整既可能提高也可能毁掉互补性资产的价值。企业动态能力的调整如果损害互补性资产的价值，则会提高沉没成本效应，从而减少企业采纳变革的可能性。从纯经济理论上分析，沉没成本不应当影响企业以后所作的战略决策，但在实际生活中，沉没成本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决策，急于想捞回成本的心理使企业动态能力的调整面临着极大的障碍。
约翰·哈格尔三世（Hazel Ⅲ,2002）认为，实现企业增长的传统途径是有机扩张和收购（Organic Expansion and Acquisition），无论采用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都必须对专用性资产（Proprietary Assets）进行投资。如果想通过扩张获得增长，企业就要打造新的资产；如果想通过收购获得增长，企业就要购买新的资产。正是由于传统的增长战略要求你必须拥有这些资产，不管是厂房、机器之类的有形资产，还是信息、技能之类的无形资产，才使得增长战略自身面临巨大的风险。而利用组织间的互补性资产来实现增长的战略，不仅风险低得多，而且有潜力推动销售额和利润率迅速、持续地攀升。他把这种战略称为“杠杆增长战略”（Leveraged Growth）。约翰·哈格尔三世强调，要共享互补性资产，合作的各个公司之间必须建立密切而又灵活的关系，共享互补性资产需要跨组织间的流程实现无缝运作（Seamless Operation）。
Richard A.D'Aveni and Robert Gunther（1994）认为，动态竞争主要具备以下特征：①动态竞争是以高强度和高速度的竞争为特点的，其中的每一个竞争对手都不断地建立竞争优势和削弱对手的竞争优势；②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s）明显加快，竞争互动成为制定竞争战略的决定因素；③任何企业一个先行优势都是暂时的，都有可能被竞争对手的反击行动所击败；④任何竞争优势都是暂时的，而不是可以长期保持的；⑤竞争战略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时间在先，更主要的是预测竞争对手反应和改变需求或者竞争规则的能力。因此，先动者与后发者各有优势。
我们认为，中国在地厂商的后动优势（Latecomers Advantages）主要存在于六个方面：①后动者的“免费搭乘”效应（Free-rider），即中国在地厂商可能会在产品和工艺研究与开发、顾客认知、员工培训、政府审批、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方面比先动者节省大量的投资，却可以从中获益（Lieberman and Montgomery,1990）。②欧美先进厂商在中国市场或世界主要市场锁定了错误的技术路线或营销战略，即由于产品进入市场初期，技术和顾客需求的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Discontinuities）往往导致先动者的错误决策，而中国在地厂商可以从先动者的错误中吸取这些教训，不再犯先动者曾经犯过的错误。③由于存在欧美先进厂商的在位者惯性，即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产业组织形式僵化，企业不愿引进新产品或改进产品，由于担心技术被其他企业分享而不愿发展合作者，而后动者作为一个追赶者，时刻都想抓住机遇从而取代先动者的地位，因而对发展合作者、产业组织结构、技术、工艺路线、产品等都进行大量的革新，从而在与先动者的竞争中占有优势。④欧美先进厂商过多强调可独享制度（Appropriability Regime）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导致防护近视症（Myopia of Protectiveness）的产生，即企业的焦点不是运用大量的互补性资源与活动，而是狭隘的寄希望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外部资源与支持的整合，从而可能限制与供应商、用户以及竞争者的知识交易，失去将外部发明进行商业化的机会（Laursen and Salter,2006）。正如美国西北大学教授Sawhney and Prandelli（2000）所指出的那样，在开放性的、分布式的知识创造中，保护知识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创新知识的价值来对其进行保护，仅仅发明与申请专利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对其进行运用以进一步创造新知识。因此，通过产业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活动，互补性资产可以成为后发厂商后发先至的关键性约束条件。⑤中国在地厂商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协作从OEM进入ODM，再从ODM真正成为下游跨国企业的战略伙伴。超大规模协作打破了过去垂直型的生产线，协同共工和各种平台使上游的ODM厂商从命令的接单者转化为协作生产中的参与者。而下单的跨国企业对此也能够欣然接受，因为他们的价值也在这种超大规模的协作中得以实现。这样，中国制造企业才能够从世界经济中的配角成为主角。⑥中国特有的廉价劳动力、低土地使用费和低环保费用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加上个别企业有意逃税、使用童工、逃避环保费用、延长劳动时间、故意采用家庭作坊而非大工厂的生产、故意使用人力而非机械化生产，种种降低成本手段在中国制造中时有出现。
我们认为，产业竞争关键点是随市场发展阶段在不断转移的。伦敦商学院教授Markides和前伦敦商学院经济学家、英国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Commission）主席Geroski（2004）从企业文化、组织架构、客户需求的角度，认为因主流厂商所需技能不同（甚至冲突），主流厂商随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Pisano and Teece（2007）认为，决定竞争胜败的市场瓶颈随时机而改变，即指竞争关键点随市场发展阶段不断转移。随着竞争关键点从技术创新转移至价格与成本，Teece（1986）强调关键资源从技术创新转变为互补性资产。Moore（1991）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加入消费者的概念，为竞争关键点不断转移的原因提供答案。Moore强调，在市场不同发展阶段，由于面对消费特性不同的客户族群，经营对策必须不断调整，从产品功能、质量，到价格竞争。Abernathy and Utterback（2004）强调主流设计出现后创新本质由产品创新走向流程创新，竞争基础由产品性能转为产品差异、使用适合度，再到价格。在我们看来，Teece（2006）的“企业从创新中获利理论”架构延续哈佛大学教授艾伯纳西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厄特巴克（Abernathy & Utterback,1978）提出的A－U模型，从市场进入时机、可独享性、互补性资产三大维度较好地说明了欧美先进厂商的技术创新无法从单一技术中获利的原因。其在中国市场的隐含意义是，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下的竞争关键点的转移、技术知识的扩散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缺乏低成本制造优势与营销等商品化所需互补性资产，加上中国特有的市场准入制度，都可使产业优势和利润逐步流向中国在地厂商的后动竞争者、供应商、经销商、客户。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地厂商的后动竞争者细分了核心资源与互补性资源、专用性与通用性资源的差异，验证互补性资源对于产业新进入者而言，互补性资源的重要性逐渐高于核心资源。由此，可看出互补性资产的重要性随产业发展阶段而提高。具体对中国在地厂商的后动竞争者而言，这就是Teece（2006）所说的互补性资产与共同专业化的概念，或是Pisano（2006）的企业能通过保护互补性资产取得渠道，而战略性地弱化技术创新的可独享性。需要强调的是，追赶技术落差，仅是中国在地厂商的后动竞争者在竞争中胜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互补性资产才是关键。
在中国在地厂商的实践中，通过互补性资产的支持来实现产业组织形式创新和市场运营模式创新，往往运用了一些组织间合作策略。其主要有：
（1）资源调度方能够管理和调度整个网状流程（Process Network）。一般来说，资源调度方往往都是组织间合作网络中的核心企业、焦点企业或旗舰企业，它能够使整个合作群体创造的产品或服务满足某一客户或者某一客户群体的具体要求，而它自己则因为扮演了知识经纪人（Knowledge Broker）的角色而获得利益。担任资源调度员的核心企业之所以成功，靠的是对客户和资源所有者双方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而管理和调度的方式，也从经营范围和合作条款有明确界定、有精心设计的法律文件和经营协议作为书面依据的传统联盟的“紧密耦合”（Tightly Coupled），转向企业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不再受刻板法律协议的制约，而是受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激励因素的制约，这些激励因素可以随顾客的需求而迅速变化为“松散耦合”（Loosely Coupled）。例如，香港利丰集团（Li & Fung）的主要业务不再仅仅连接价值链的供应与销售两个层面，而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充当中介，连接和协调价值链中许多不同的环节。换言之，它成了网状流程的调度员（Orchestrator）。
（2）通过网状流程来实现资源的集结（Aggregation of Resources）。这种资源集结可以使组织间合作网络开展增值服务组合（Value-added Service Portfolio），这是资源集结的一种新形式，从而实现了增长。资源集结者往往是组织间合作网络中的核心企业、焦点企业或旗舰企业，它扮演的角色与网状流程中的调度员有相似的地方，它会仔细审核和监督它集结起来的所有服务的绩效，因为这关乎组织间合作网络和核心企业自己的声誉。但资源集结者也有与调度员不同之处，选择谁作为第三方资源以及决定何时使用这些资源都由参与组织间合作网络中的各个企业自己做主。集结者很少参与或根本就不参与这一系列活动的管理。
（3）编织互补性资产构成的经济关系网（Economic Web）。在这种经济关系网中，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比网状流程中组织间合作关系更为松散。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自主地选择加入或离开网络。但是，通过选择并建立不同的基础平台，经济关系网的编织者（Shaper）在对谁加入网络、谁离开网络的问题上，确实有着不可低估的间接影响力。经济关系网的编织者还可以通过对经济关系网中平台的控制来施加间接影响。例如，如果组织间合作网络中的核心企业看到一种互补性资产可能会削弱它所塑造的平台的力量，它就会想方设法吸收这种互补性资产为自己所用，以期削弱其潜在影响力，从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中国在地厂商的核心企业非常注重建立一套客户资料的事实标准（De Facto Standard），这可以使经济关系网中的成员很容易分享和更新信息，分析客户的购买模式和经济状况，使组织间合作网络更加固定。实际上，这样的公司为更有针对性地接触客户提供了一条渠道，而核心企业扮演的是代表客户利益的代理角色，它只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和客户所指明的条件来提供信息渠道。
中国在地厂商在实践中运用互补性资产的灵活性也大大降低了市场风险。通过对广泛分布的现有互补性资产进行重组，核心企业能够在市场一旦出现新需求时更快地做出反应，而不必等到拥有自己的新资产之后，或者等到兼并整合好一家公司以后才做出反应。运用互补性资产的战略也使核心企业免受低迷市场的冲击，因为如果核心企业不拥有固定资产，核心企业就不会为之所累，要放弃它们就容易得多了。通过鼓励各公司在经营方式以及整个价值链或价值网络的构建方式上多方尝试，参与组织间合作网络中的各个企业会具备更多的灵活性，从而提高创新能力。
三、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与虚拟垂直整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的产业组织形式是通过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活动形成一个产业集群网络，这个网络是一个垂直分工或虚拟垂直整合（Virtual Vertical Integration）的价值链或价值网络。
Teece（1976）指出，完全锁定专用互补性资产将严重威胁技术创新者。Pisano & Teece（2007）进一步指出，政府介入、技术发展、战略决策与行动造成可独享制度与产业组织架构随时间动态变化。其中，模块化的趋势促使新产业细分的出现（Baldwin & Clark,1997），产业结构逐渐从垂直整合转变至专业分工或虚拟垂直整合；随产业进入门槛下降，后发厂商持续进入，与互补性技术的拥有者合作成为必要。尤其是数字化趋势促使价值分配重点由系统转向零组件厂商，系统制造商建立与上游供应商、下游营销商和经销商等共同专业资产成为产业竞争胜出的关键（Pisano,2006）。随着跨组织信息技术、企业组织的全球化经营、产品定制化与快速响应市场的发展，中国在地厂商领导人发现包括采购、制造、市场营销、后勤、运输等活动已经突破企业组织的范畴而与组织间关系成员的上下游厂商的配合息息相关。要有效地管理这些活动，企业组织除了要强化内部跨职能活动的协调之外，更需要加强组织间关系和跨组织间功能活动的协调与管理（Ballou,Gilbert and Mukherjee,2000），更需要构建跨组织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或虚拟垂直整合网络（Baker and Faulkner,2004）。
基于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的考虑，意图经营全球性市场的中国在地厂商的后动竞争者必须依赖来自世界各地的模块化生产商提供必要的辅助能力（Ancillary Capabilities），因而需要发展组织间关系网络以实现全球化的生产、营销和后勤的核心能力（Prahalad and Hamel,1990）。这些需求不仅使得焦点厂商与上游供货商及下游后勤及经销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Interdependence）逐渐增加，更重要的是需要专注组织间关系成员核心能力的增强和通过组织间关系网络获取必要辅助性资源。组织间关系核心成员的网络整合商，一方面，通过价值链的垂直解构（Vertical Disintegration）来形成一个个具有高度能力要素的模块化组织，以获取专业化经济（Economies of Specialization）的效益：另一方面，积极地整合战略性的合作厂商，构建和发展组织间关系网络，以取得必要的资源、资本、信息、知识和技术（Frohlich and Westbrook,2001; Nesheim,2001）。
中国在地厂商通过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活动形成虚拟垂直整合，一般是指某一产品的生产与经营的不同生产和销售阶段分别由数个具有独立产权关系的厂商来完成，这些独立厂商通过价值链或价值网络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经营系统。具体而言，分为几种情况：①组织间关系核心成员的网络整合商通过价值链的垂直解构来形成一个个具有高度能力要素的模块化组织，而主导厂商利用市场机能来完成整个价值链的投入与产出行为；②主导厂商将不同工艺技术的生产活动，分散给不同产权主体的厂商来完成，而主导厂商积极地整合战略性的合作厂商，构建和发展组织间关系网络，以取得必要的资源、资本、信息、知识和技术（Frohlich and Westbrook,2001; Nesheim,2001）。
中国特色的虚拟垂直整合及其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虚拟垂直整合和高度分包的方式，可以降低单个企业的市场进入障碍。从理论上说，产业规模经济理论可以说明中国在地厂商如何利用虚拟垂直整合达成产业规模经济。当产业规模变大时会促使厂商间进行专业化分工，且由于分工后的专业化生产较具效率，因此会提升整个产业的生产力；同时，由于虚拟垂直整合使得厂商的最小有效规模（Minimum Efficiency Scale,MES）变小，使得产业的进入障碍降低，因此，厂商更容易进出市场中，也使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所以，当产业规模扩大又促使厂商间更加的虚拟垂直整合，最小有效规模降低，新厂商容易进入，专业化生产的效率提升，因而使产业规模更进一步扩大，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规模经济。
已有的研究指出，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鞋业相对于韩国制鞋业的一个特色是产业组织的虚拟垂直整合。鞋子的制造包含鞋底的制造、鞋面材料的切割、缝合及鞋底与鞋面的组装。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鞋厂很少从事两样以上的工作，每一个工艺环节都有不同的厂商承担（Levy,1988）。日本学者川上桃子（Kawakami,1996）研究中国台湾计算机产业和其设在中国内地（主要是苏州与珠三角）的分包网络，发现计算机产业的PCB组装过程是经由许多从事单一步骤的厂商完成的，而典型的虚拟垂直整合方式是将制造分成R&D、自动插件、表面黏着装置、人工插件、测试与封装等若干个工艺环节；这通常由一个厂商家下订单后，自己从事其中一部分，再将其他部分转包给其他厂商，甚至又有许多转包厂商又进一步将一些步骤分包给家庭工厂或家庭代工。由于中国内地的分包制度可以使小型厂商获得销售渠道，因此，中国内地的鞋业、箱包、服装、个人计算机、手机和摩托车等业者可以用很小的规模进入市场。这表明，虚拟垂直整合的优点之一是可以使新厂商较容易进入市场，进入障碍较低。由于最小有效规模（MES）的大小是衡量进入障碍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当产业组织结构是虚拟垂直整合时，厂商只需专注于某一项技能，其最小有效规模会较小，因此，造成市场进入障碍较低，厂商进出容易，因此，厂商流动率也较高。
（2）采用虚拟垂直整合的方式，可以使交易对象更具有开放性。虚拟垂直整合与垂直整合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开放体系，能承接来自不同的技术、产品与细分市场的顾客订单，也因此有潜在机会可以接受不同技术的要求，学习新的设计规则，用在制作流程上的精进；如此良性循环、互相学习，因此，比较有机会面对新技术的挑战，避免锁定（Lock in）在一些落伍的技术或产品上。
（3）采用虚拟垂直整合的方式，可以使交易成本降低。进行虚拟垂直整合后，当产业具有以下两种特性时，交易成本的影响会降低：①资产专用性低。当产业有一致公认的产品标准，它将会降低厂商搜寻和商定规格的成本；供应商也可以在虚拟垂直整合的架构下，通过专业化、模块化生产具有产业标准的产品，不必担心没有特定合作厂商的问题，而生产过程任一阶段的买方也可以在市场中轻易找到其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机制能够有效限制中间商的投机行为，降低机会主义的产生，从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②产业规模大，厂商数目多（即市场厚度大）。当产业的规模够大，生产过程任一阶段的买卖双方的数目都很多时，制定交易条件就容易出现“行情价”，交易双方就根据行情价提出交易条件，因此，可大幅降低双方针对交易条件进行谈判所导致的交易成本。
（4）采用虚拟垂直整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实现规模经济。虚拟垂直整合特性的产业是靠厂商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来达成规模经济的，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是所谓的报酬递增的产业规模经济（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t Industry Level）。因此，当产业规模变大时，会有助于厂商间进行更精细的分工，进而提高其生产力。
综上，厂商之间的分工可降低市场进入障碍程度，并能较易达成规模经济，但由于虚拟垂直整合的每一个环节均需单独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其技术及服务水准需不断精益求精，无侥幸生存的余地，因而每一产业环节的同侪竞争激烈。既然每一环节竞争力都强，整体工业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自然也就较高了。
我们认为，通过产业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活动形成的互补性资产可以成为后发厂商后发先至的关键资源，这需要后发跟随者的开放式创新。特别是中国的在地厂商的核心技术创新和系统创新能力较弱，主要是依赖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和市场运营模式的创新，这更需要利用价值链的分解和集成把握需求多层次性的市场机会。其途径包括价值链反向垂直解构（Disintegration）、知识扩散（设备供应商、产业观察家、同业公会、学术团体、客户、人才流动、商业秘密泄漏，）、战略联盟等技术外部性，打破技术的不可复制性（Richard A.D' Aveni,1994; Michael Porter,1993），或利用中国政府为扶持本土厂商所刻意营造的选择性弱知识产权制度环境。
我们认为，中国在地厂商的产业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活动有其如下特点：
从重组活动的模式看，中国在地厂商提出了基于共有物的同侪生产模式（Peer Production）（Benkler,2002；罗珉，王雎，2007）。强调要面对新经济模式的挑战，传统的生产厂商和渠道商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于敞开大门，与客户打成一片。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外包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解决公司的问题，从民间吸收更多的创意（Friedman,2005）。明确提出超大规模协作（Mass Collaboration）的概念，指出21世纪经济正经历着一场经济民主性的变革，全球性、开放性、同侪性以及分享性是产业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活动最主要的特征（Tapscott & Willams,2007；罗珉，王雎，2007）。
从重组活动的战略层面看，强调产业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形成的竞争优势不在于知识的存量，而在于知识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流量；不在于静态价值，而在于动态价值；关键问题不在于信息揭示悖论，而是基于社会学习周期加快的价值悖论。强调企业应摆脱传统的“全球思考，本土实践”的跨国经营模式，而应充分利用分散在全球的智力资本与创新资源，通过“本土思考，全球实践”来赢得竞争优势。这就是说，中国在地厂商是一个开放型创新者，应通过配置外部创新资源，将其整合到自身的创新流程与竞争战略中，从而赢得竞争优势。企业可用的创新资源，尤其是最重要的创造才能也越来越丰富，分布于全球各地。企业利用分散性创新资源来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或者服务，从而满足更加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从重组活动的战术层面看，中国的在地厂商强调必须改变企业的各项职能（从产品开发到销售以至市场推广），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体验，即“只有让企业的客户和消费者参与产品的改变，企业才能逃脱价格陷阱”（Prahalad & Ramaswamy,2004）。注重将企业与其环境的边界重新界定，使企业边界更加具有渗透性，使其嵌入在由不同企业成员构成的松散耦合的网络中（Chesbrough,2006）。注重运用一种网络中心型的创新模式来代替传统的企业中心型创新模式。通过让单个企业更具有智能、更具有适应性、更加个性化而提升整个网络的价值。强调焦点企业要通过组织间合作网络，对整个合作网络进行指挥。
实践表明，在科研能力弱势、缺乏成熟挑剔客户等技术供需不利情况下，能否有效吸收、同化、改善先进技术的战略与做法，是中国在地厂商的后动竞争者在竞争中胜出的关键，需要通过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活动来实现。在特定产业组织形式创新和市场运营模式创新推出之前，须先具备新制度机构、新法令等支持性基础设施。中国常利用延缓服务开放进程，使技术落差得以因创新厂商技术领先无法在中国市场上作为而缩短；通过建构产业体系以提供完整的互补技术，让资源与能力不足的后发厂商得以跨越较低的进入障碍；或以中国当地市场为筹码，通过联合后发厂商制定自有产业标准，以创造后发厂商与创新厂商技术交互授权的谈判筹码（Teece,2006）。
在竞争性制造、采购、物流、服务方面，提出了竞争性制造的概念，这包括有效率地以较低成本或弹性方式，制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与服务（Teece,2006）。Bhattacharya & Michael（2008）也发现中国在地后发厂商会结合全球管理技能、最先进技术与当地低廉劳力，提供定制化产品或服务。除了销售网络、消费信息、快速维修等物流与服务互补性资产之外，在政府单位主导下，攸关中国新兴市场准入权利的市场证照、内销配额等，常常是中国在地后发厂商拥有的重要互补性资产。
在重组价值活动的创新营运模式方面，中国在地后发厂商特别强调挑选、调整、改善营运模式的重要性，注重营运模式隐含对环境的假设，强调扫描环境、确立目标市场的重要性，并详述营运模式的功能，包括说明价值主张（Value Proposition）、挑选适当技术、找出细分的目标市场、决定价值链结构、估算成本结构与潜在获利等方面（Teece,2007）。在营运模式创新中注重公司资源、能力、经验与市场的“配适”性，强调公司资源与市场相似度越高，成功可能性越大。
在厂商如何结合互补性资产方面，中国在地后发厂商强调通过找出环境变动的趋势，抢先部署资源而取得先机。强调产业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新配置与转型是企业动态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包括扫视环境、评估市场与竞争对手、比对手快一步完成重新配置与转型等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在地后发厂商可通过找出环境变动的趋势，往往可以抢先部署资源而取得先机。一般来说，中国后发厂商主要是以寻找未被充分满足或具备技术改善空间、具成长潜力的独特“市场空间”，并在与目标市场配适的前提下，以“独特方式”集结互补性资产，构建创新营运模式，创造独特的价值，这是中国在地后发厂商的成功机会。尽管欧美创新厂商在技术创新、互补性资产部署已有相当成果，中国在地后发厂商往往使用破坏式创新，并利用企业间形成的互补性资产作为竞争武器，仍可使欧美厂商从技术领先转变为落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随着产业发展阶段的推移，在消费族群、竞争关键点转变下，产业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组和互补性资产在企业竞争上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四、结语
中国后发厂商成功延伸了Teece的从创新中获利（PFI）的架构，这对于在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的情况下的后发厂商来说，可以成功地发展创新产业组织模式和市场营运模式，在特定市场超越国际技术创新厂商。我们认为，通过重组价值活动来整合内外部互补性资产是中国后发厂商的成功和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我们认为，中国后发厂商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点在于从技术转向互补性资产，通过价值链重组活动形成虚拟垂直整合的价值链或价值网络，进行网络化和模块化的大规模生产；在技术创新透明度较高、知识产权保护相对较弱的技术可独享性的环境当中，通过模仿、复制等手段吸收技术知识、缩短技术落差；并利用当地独特的经营环境，通过本身拥有的当地市场知识、人脉、品牌等，吸收最新技术、管理知识等互补性资产，构建独特营运模式，提供符合当地客户所需产品与服务，在特定市场（常为当地市场）超越技术创新的先进厂商。因此，中国在地后发厂商的战略思维，除了调整从先进厂商角度所设定的经营环境、厂商能力的假设之外，在市场进入时机（主流设计出现之后）、可独享性（通常处于弱化情境）已相对确定的情况下，通过重组价值链活动来整合内外部互补性资产，这是中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注释：
① 所谓“迂回生产”是一种间接地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方法，在生产最终产品之前，必须具有获得或制造中间产品的能力。每一种中间产品的生产，都可以视为分工链中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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