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与文学理论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文选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萧统《文选》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它包含了丰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过去一些《文选》学研究者和文学批评史专家只看到《文选序》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而忽略了《文选》本身所体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这是很不够的。本文拟结合《文选序》，对《文选》本身所体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作比较全面的论述，以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文选》是一部总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总集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隋书·经籍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减少，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这是说，建安以后，文学有了新的发展，作品繁多，晋代挚虞想到读书人很辛苦，就编了《文章流别集》，这样总集就产生了。后来文士纷纷效法，总集也就多起来了。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文选》以前的总集有《文章流别集》41卷，《文章流别志论》2 卷，《文章流别本》20卷，《续文章流别》3卷，《集苑》45卷，《集林》181卷，《集林钞》11卷，《集钞》10卷，《集略》20 卷，《撰遗》6卷，《翰林论》3卷，《文苑》100卷，《文苑钞》30 卷等。《隋书·经籍志》著录总集“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如此众多的总集，大都具有两个特点：一、对收入的作品皆有所选择；二、区分文体。既对收入的作品有所选择，总集必然表现编者的文学观。对收入的作品区分文体，总集必然提出编者对文体分类的具体意见。这两个特点反映了总集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正因为存在这种关系，所以《隋书·经籍志》将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也归入总集。应该指出，将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归入总集是不恰当的。但这种不恰当的分类却有力地说明了总集中会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成份。《诗品序》也说：“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则取；张隐《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这里，既论及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又论及总集，是不是钟嵘将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和总集混为一谈呢？是的。这也是因为总集具有某些文学理论批评的成份的缘故。因此，《隋书·经籍志》将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归于总集一类，《诗品》将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与总集放在一起论列，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又云：“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四库馆臣认为总集有两类，一类是辑佚著作，一类是选本。辑佚著作发现佚文即予收录，只有搜集之功，而无文学理论批评意义。选本自然要经过选择，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这就体现了编者的文学观，特别是文学批评之标准，显然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关。他们认为，总集的体例是从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开始形成的。而《文章流别集》本身就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这又一次道出了总集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关系。
有的研究者认为：“《隋志》所著录的总集，既有大量集抄纂录的文章资料，又有《文心雕龙》一类诗文评论的著作，体例不淳，反映了晋、宋以来像样的总集并不多，所以《隋志》只好兼收并蓄。”（注：屈守元《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年版7—8页。）这是认为，《隋书·经籍志》既收诗文总集，又收《文心雕龙》之类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体例不纯。它所以这样“兼收并蓄”，是晋、宋以来像样的总集不多。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第一，如前所说，建安以来的总集众多，像样的总集也有一些。《隋志》显然不是因为总集数量少而兼收文学理论批评著作的。第二，《隋志》兼收诗文总集和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不是“体例不淳”呢？我认为不是，是因为诗文总集和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有某些相近之处，即诗文总集也包含了一些文学理论批评思想，所以，《隋志》将二者归于一类是有一定道理的。《诗品》在评论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时也兼及诗文总集，这说明当时学者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应该指出，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分类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如《旧唐书·经籍志》仍将《文心雕龙》之类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归于总集之中。《新唐书·艺文志》虽将《文心雕龙》之类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归于总集，但已另列一组了。《郡斋读书志》（衢本）将《文选》归于总集，《文心雕龙》归于“文史类”。《宋史·艺文志》将《文选》归于总集，将《文心雕龙》归于“文史类”，显然是继承了《直斋书录解题》的分类方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著作的分类日趋合理。在《集部》中，除了《楚辞》、《别集》、《总集》、《词曲》四类之外，另立《诗文评》一类，广收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其序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四库馆臣将《诗文评》著作分为五个类型，《文心雕龙》是《诗文评》的一个类型。这样，《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分类问题总算是最后解决了。这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的分类更加细致的缘故。但是，不论《文选》和《文心雕龙》是归于一类，还是分为两类，作为总集，《文选》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想是应引起我们重视的。
方孝岳先生曾说：“挚虞的《流别》，既然已经失传，我们就以昭明太子的《文选》为编‘总集’的正式祖师。……凡是选录诗文的人，都算是批评家，何况《文选》一书，在总集一类中，真是所谓‘日月丽天，江河行地’。那末，他做书的目的，去取的标准，和所有分门别类的义例，岂不是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中，应该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么？”（注：《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63页。）方先生别具只眼，道出了《文选》的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文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就其要者言之，约有四端：
首先，《文选》体现了编者的文学发展观。《文选序》云：“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夫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为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改变，难可详悉。”“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以赋而论，先秦时期有屈原、宋玉之赋和荀况之赋，屈荀为辞赋之祖，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荀赋由于缺少文采，《文选》未选。屈原、宋玉之辞赋语言华美，《文选》入选甚多，入选的屈原赋有《离骚》、《九歌》6首、《九章》1首、《卜居》、《渔父》10首，宋玉赋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九辩》5首、《招魂》（一说屈原作）、《对楚王问》11首。 不过屈原之赋，《文选》归入“骚”体，宋玉之《九辩》、《招魂》亦列入“骚”体。大约齐梁人的文体分类如此，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辨骚》、《诠赋》两篇，便是明证。
汉代是赋史上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赋家，他们被刘勰称为“辞赋之英杰”（《文心雕龙·诠赋》）。《文选》选入了贾谊的《
鸟赋》、《吊屈原文》（《文选》归入“吊文”体）、枚乘的《七发》（《文选》归入“七”体）、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张衡的《两京赋》、《南都赋》、《思玄赋》。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奠定了大赋的规模，成为大赋的典范。汉赋的主要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与先秦辞赋已有明显的不同。这是辞赋的新的发展变化。
魏晋赋已非汉赋面目。汉赋主要描写京城、宫殿、苑林、游猎，重在“体物”。魏晋赋的题材，叙事、说理、咏物、抒情，各体具备。篇幅大都短小，或抒发情感，或表现思想，或反映生活，或描写景物，都有较浓的抒情成分，更为感人。《文选》选入魏晋赋家的作品有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何晏的《景福殿赋》、嵇康的《琴赋》、成公绥的《啸赋》、向秀的《思旧赋》、张华的《鹪鹩赋》、潘岳的《藉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笙赋》，陆机的《叹逝赋》、《文赋》，左思的《三都赋》，木华的《海赋》、郭璞的《江赋》，孙绰的《天台山赋》、陶潜的《归去来辞》。所选辞赋，大都是佳作。其中如《登楼赋》、《洛神赋》、《文赋》、《三都赋》、《归去来辞》等皆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刘勰说：“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在“魏晋之赋首”八家中，《文选》选入王粲、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六家的赋作。徐干是建安赋家，当时与王粲齐名。由于他的赋作大都散失，故《文选》未选，袁宏“文章之美”，为当时所推重（《晋书·袁宏传》）。也是由于他的赋作皆已散失，《文选》亦未选。从《文选》所选魏晋诸家赋作，已可清晰地看出魏晋辞赋的新变化。
南朝文学，骈俪之风日盛，辞赋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出现了“骈赋”，特别是在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说之后，辞赋更加注意骈偶、韵律和藻饰。《文选》选入谢惠连的《雪赋》、颜延之的《赭白马赋》、谢庄的《月赋》、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多为小赋中的名篇，其词句之修炼，不同于汉赋，也不同于魏晋赋，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文选》所选历代辞赋体现了历代辞赋的发展变化。我们从中可以窥出《文选》编者萧统的文学发展观。当然，这种文学发展观并不是萧统一人所独有的，而是当时的普遍看法。远在魏晋之际，阮籍就说：“然礼与变俱，乐与时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异造，非其相反，应时变也。”（《乐论》）礼乐如此，文学亦然。晋代葛洪说：“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抱朴子·钧世》）万事万物如此，文学亦然。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又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心雕龙·通变》）谓文章随着时代变化，日新月异。《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说得更为明确，他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统》）这正是时代的声音。北齐的魏收说：“文质推移，与时俱化。”（《魏书·文苑传序》）。说的也是文学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与刘勰同。北齐的颜之推说：“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辑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颜氏家训·文章》）亦强调文学是发展的，古不如今。于此可见萧统的文学是发展的观点，正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选》选录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文学发展观。
《文选》选录作家、作品，略古而详近。周秦收子夏、屈原、宋玉、荆轲、李斯5人，诗文24首，西汉收刘邦、刘彻、贾谊、淮南小山、韦孟、枚叔、邹阳、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李陵、苏武、孔安国、杨恽、王褒、扬雄、刘歆、班婕妤18人，诗文52首。东汉收班彪、朱浮、班固、傅毅、张衡、崔瑗、马融、史岑、王延寿、蔡邕、孔融、祢衡、潘朂、班昭14人，诗文32首，加上无名氏古乐府3首、古诗19 首，合计55首。三国收曹操、曹丕、曹植、阮瑀、刘桢、陈琳、应璩、王粲、杨修、繁钦、吴质、缪袭、应璩、李康、曹冋、何晏、嵇康、阮籍、钟会、诸葛亮、韦昭21人，诗文124 首。晋代收应贞、傅玄、羊祜、皇甫谧、赵至、杜预、枣据、成公绥、向秀、刘伶、夏侯湛、傅咸、孙楚、张华、潘岳、何劭、石崇、张载、陆机、陆云、司马彪、张协、潘尼、左思、张悛、李密、曹摅、王赞、欧阳建、郭泰机、木华、刘琨、郭璞、庚亮、卢谌、袁宏、干宝、桓温、孙绰、束皙、张翰、殷仲文、谢混、王康琚、陶潜45人，诗文250首。南朝宋、齐、 梁收谢赡、傅亮、谢灵运、谢惠连、范晔、袁淑、颜延之、谢庄、鲍照、刘铄、王僧达、王微、王伦、王融、谢朓、陆厥、孔稚圭、范云、江淹、任昉、邱迟、沈约、王巾、虞羲、刘峻、陆倕、徐悱27人，诗文244首。纵观《文选》所选作家作品， 周秦最少，两汉较少，三国较多，两晋南朝最多。选录作家作品的多寡，从数量上反映了《文选》略古详近的思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选》的文学发展观。
其次，《文选》提出了文体分类的具体主张。《文选序》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这是论述《文选》的文体分类。这里的论述比较简略，且未能摆脱前人之窠臼。如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出自《毛诗序》。《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源于挚虞。挚虞曰：“成功臻而颂兴。……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文章流别论》）与挚虞所论基本相同。说“美终则诔发”，亦源于挚虞。挚虞曰：“嘉美终而诔集。”（《文章流别论》，所论全同。说“戒出于弼匡”，源于李充。李充曰：“戒诰施于弼匡。”（《太平御览》593引）所论亦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 我们认为萧统的文体论实卑之无甚高论，与《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相比，差之远矣。而他的文体分类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文选》的文体分类，根据通行的胡刻本《文选》，分为37体。即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一说分为38体。黄侃《文选平点》的《文选目录校记》第三十四卷，在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一首》前列有“移”一体，云：“移，意补一行。”在第四十三卷《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题后云：“题前以意补‘移’字一行。”按，黄氏之《文选平点》，系据湖北崇文书局翻刻鄱阳胡克家刻本，胡刻本原为37体，加上“意补”之“移”体，则为38体。黄氏门人骆鸿凯之《文选学》之《义例第二》亦分38体，与黄氏的分体相同，即补上“移”体。一说分为39体。褚斌杰说：“今本《文选》计六十卷，收录了周代至六朝梁代以前七八百年间一百三十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七百余篇。全书按文体把所收作品分为三十九类。……”（《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绪论》）褚氏虽分为39体，但没有说明根据。台湾学者游志诚氏《论〈文选〉之难体》（注：《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二辑），文津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文，对研究者将《文选》分为37体和38体都表示不满，提出分39体之说，即在38体的基础上加上“难”体。所据版本为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一说分为40体。刘永济说：“按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策问、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书、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四十目。”（《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刘氏在39体的基础上加“策问”一体。按“策问”，即“文”也。不知为何分为两体？总的说来，以上四说，皆持之有故。但是，我们认为应以分37体为是。因为确定《文选》分为多少体，应有版本依据，不能想当然。我们认为《文选》分为37体，是根据南宋尤刻本李善注《文选》，明州本《六臣注文选》、赣州本《六臣注文选》等，证据充足，毋庸置疑。
我们认为，研究《文选》的文体分类，应与《文心雕龙》结合起来。因为《文心雕龙》文体论各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对各种文体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对理解《文选》之各种文体很有帮助。
《文选》的作品分为37体，《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将文章分为33体，如果加上《辨骚》篇所论述的“骚”体，则为34体。他们的文体分类大体相似，相互参照，可以加深我们对《文选》文体分类的认识。例如“赋”体，《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是解释赋体这个名称，这一解释道出了赋体的特点。又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这是对赋体的写作要求，也是赋体的风格特征。又如“颂”体，《文心雕龙·颂赞》篇说：“颂者，容也，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这是揭橥颂体之涵义。又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此论“颂”体之写作要领，实亦“颂”体之风格特点。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文心雕龙》文体论各篇，对各种文体的论述十分全面。刘勰不仅解释文体的名称，提出各种文体的写作要求，而且还论述文体的源流，举出各种文体的作品加以评论。这样的文体论与《文选》的各种文体参照阅读，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各种文体的认识，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各种作品的理解。无怪乎前人大都认为，学习《文选》，应参考《文心雕龙》。清代孙梅说：“彦和则探幽索隐，穷形尽状。五十篇之内，历代之精华备矣。其时昭明太子纂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二书宜相辅而行者也。”（《四六丛话》卷三十一）黄侃也说：“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文选平点》）此皆前人的经验之谈，道出《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密切关系，值得我们注意。
应该指出，《文选》的文体分类和《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都具有集大成性质。这是我国古代文体分类和文体论发展的高峰，对后世的文体分类和文体论有深远的影响。《文心雕龙》且不论，这里，单就《文选》的文体分类说一说。
我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我国先秦时期各种文体已陆续出现，所以刘勰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端；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这里认为，儒家经书是各类文章的始祖。以后，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都有类似的说法。此说虽然并不全面，但是，确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古代的文体分类，经过两汉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时期逐渐进入高峰。魏文帝曹丕将论及的文体分为“四科”，他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此所谓“四科”，实为八体，并各以一字概括“四科”之特点。“诗赋欲丽”，道出了建安诗赋的新变化，具有时代精神。西晋陆机分文体为十类。他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 诳。”（《文赋》）其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二句，亦道出了六朝诗、赋的艺术特点。明代胡应麟说：“《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赋体物而浏亮’，六朝之赋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诗薮·外编》卷二）可谓一语破的。以上两篇著名的文论作品，皆是人们所熟知的。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东晋李充的《翰林论》，因早已散失，究竟分为多少体，已不详。至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文选》，分文体为37类，实集古人文体分类之大成，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体分类进入高峰。虽然，《文选》的文体分类有繁琐的毛病，受到吴子良（《林下偶谈》）、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俞樾（《第一楼丛书》）等人的批评，但是，其贡献是弥足珍贵的。
《文选》的文体分类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北宋初年李昉、徐铉等人编选的《文苑英华》1000卷，上续《文选》，其文体分为55类。姚铉编选的《唐文粹》100卷，姚氏亦“以嗣《文选》”的，分体为22类。南宋吕祖谦编的《宋文鉴》150卷，分体61类。 元代苏天爵编的《元文类》70卷，分体43类。明代程敏政编的《明文衡》98卷，分体38类。清代黄宗羲编的《明文海》482卷，分体28类。 这些总集在文体分类上都受到《文选》的影响，自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文选》选录作品贯彻了编者提出的选录标准。前面引用的《隋书·经籍志》已经说到编纂总集，必须“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这就是说，选择什么，删汰什么，编者必须有自己的选录标准。那么，什么是《文选》的选录标准呢？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大体有五说：
一、朱自清说。朱氏说：“（阮元）在《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里说的更明白：‘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为文也。……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这是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文选》的选录标准。
二、黄侃说。黄氏《文选平点》说：“‘若夫姬公之籍’一段，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例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这是认为，《文选序》“若夫姬公之籍”一段所论是《文选》的选录标准，同时还指出萧绎的《金楼子》论文之语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皆其“翼卫”。
三、日本铃木虎雄说。铃木氏说：“萧统对文学的意见，可以对文学作品的文质彬彬的要求为代表，其言曰：‘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遒耳。’（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萧统以文质兼备的思想亦即超越道德论的作为独立的文学的思想来编纂《文选》。……其作为文学的选录标准就正是‘文质兼备’，‘不以风教害文’。”铃木氏以“夫文典则累野”一段话作为《文选》的选录标准。
四、日本清水凯夫说。清水氏认为，《文选》的选录标准是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六朝文学论文集》）。
五、笔者认为，我们仅仅把“事出”二句看作选录标准，是不够的。应该看到《文选序》所说的“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这是袭用《毛诗序》中的话，表示了对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视。这种传统的儒家雅正的文学观，加上“沉思”“翰藻”，便是萧统的文学思想，也就是《文选》的选录标准（注：参阅拙作《萧统〈文选〉三题》，《滴石轩文存》，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
以上五说，朱说不够全面，黄说颇有道理，铃木说诚是，惜其不在《文选序》中。清水说另寻标准，令人难以接受。兹根据笔者浅见，以《文选》所选诗歌为例考察作品是否符合其选录标准？
先秦诗歌，最重要的自然是《诗经》和《楚辞》。可是，萧统认为《诗经》是经书，不能入选。《楚辞》又归入“骚”体。因此，先秦诗歌入选的只有荆轲之歌一首，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此歌声情并茂，悲壮感人，自是佳作。
两汉诗歌，《文选》选录36首。《古诗十九首》最为著名。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魂魄，可谓一字千金！”（《诗品》卷上）皆推崇备至。李陵《与苏武诗》3首，苏武诗4首，当系后人伪托。但是，这些诗写情款款，淡而弥悲（沈德潜语），确是好诗。张衡的七言诗《四愁诗》4首值得注意。 此诗写怀人之愁思，低徊情深，对七言诗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当指出，《文选》选录古乐府只有3首，是很不够的。 这与《文选》的选录标准有关。
魏晋诗歌，主要是五言诗。此时五言诗有很大的发展，《文选》所选约为二百首。
建安诗歌创作十分繁荣，主要诗人是“三曹”“七子”。《文选》选录“三曹”的诗歌，曹操有《短歌行》、《苦寒行》，曹丕有《芙蓉池作》、《燕歌行》、《善哉行》、《杂诗》2首，曹植有《送应氏》2首、《七哀诗》、《赠白马王彪》、《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杂诗》6首等，大都是佳作，其中曹操的《短歌行》、 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七子”的诗歌，选入《文选》的，王粲有《公宴诗》、《咏史诗》、《七哀诗》2首、《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 《从军诗》5首、《杂诗》1首。刘桢有《公宴诗》、 《赠五官中郎将》4首、《赠徐干》、《赠从弟》3首、《杂诗》。其他五人皆无诗入选，亦可见萧统掌握选录标准之严格。“三曹”“七子”的诗歌，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具有梗概多气的特点，形成建安诗歌的优良传统。
正始诗歌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文选》选录阮籍诗有《咏怀》17首。嵇康诗有《咏怀》17首。嵇康诗有《幽愤诗》、《赠秀才入军》5首、《杂诗》，都是优秀诗篇。刘勰说：“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道出了阮籍、嵇康诗歌的特点，十分深刻。
诗歌发展到太康时期，又出现了繁荣局面。主要诗人有三张（张载与其弟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与其从子潘尼）、一左（左思）。其中张协、陆机、潘岳、左思的成就较高，钟嵘皆列入“上品”。《文选》选录张协的《咏史》、《杂诗》共2首，陆机的《乐府》17首、《拟古诗》12首、《为顾彦先赠妇》2首、 《赴洛道中作》2首等共52首，潘岳的《悼亡诗》3首、《河阳县作》3首、《在怀县作》2首等共10首，左思的《咏史诗》8首、《招隐诗》2首、《杂诗》1首，共11首。潘岳的《悼亡诗》、 左思的《咏史诗》皆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影响深远。刘勰说他们“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揭示出太康诗歌的主要倾向及其弊端，深中肯綮。
永嘉诗歌深受玄学影响，诗风为之一变。刘勰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文心雕龙·明诗》）是说郭璞的《游仙诗》成就是最突出的。《文选》选录郭璞《游仙诗》9首。此诗借游仙抒写怀抱，词多慷慨，是古诗中的名篇。特别应该提到的爱国诗人刘琨。他的诗仅存《文选》选录的《答卢谌》、《重赠卢谌》、《扶风歌》3首。 刘勰评其诗“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钟嵘认为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卷中），颇有横槊建安的气概。
东晋时期，玄言诗盛行。沈约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宋书·谢灵运传论》）当时能独树一帜，卓然自立的是陶渊明。陶诗今存一百二十余首。《文选》选录《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作》、《挽歌》、 《杂诗》2首、《咏贫士》、《读山海经》、《拟古诗》，共8首。 比起《文选》所选陆机、谢灵运诗，在数量上少得多。但是，在《文心雕龙》只字未及陶诗，《诗品》仅将他列入“中品”的情况下，萧统能重视平淡自然的陶诗也十分难得。
南朝宋的元嘉时期有三大家，即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谢灵运是南朝山水诗派的大诗人。《文选》选录他的《登池上楼》、《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过始宁墅》、《七里濑》、《登江中孤屿》、《入彭蠡湖口》、《游南亭》等40首，大都是优秀的山水诗。颜延之，当时与谢灵运齐名。其诗雕琢藻饰，喜用典故，不能与谢灵运相比。《文选》选录他的《秋胡诗》、《五君咏》5首、《赠王太常》、 《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北使洛》等20首。以《五君咏》最有名。鲍照，是南朝的杰出诗人，《文选》选录他的《咏史》、《乐府》8首、 《玩月城西门廨中》、《拟古诗》3首、《学刘公干体》等18首。但是， 他的名作《拟行路难》18首未能入选，未免遗憾。大概这些诗不符合儒家“雅正”的文学思想，故而落选。
齐代永明诗歌，代表人物有沈约（按沈约之卒年，应归于梁代，但他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故列于此）、谢朓。《文选》选录沈约诗有《别范安成》、《宿东园》、《沈道士馆》、《早发定山》、《新安江水至清浅见底贻京邑游好》等13首。选录谢朓诗有《新亭渚别范零陵》、《游东田》、《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敬亭山》、《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和王主簿怨情》等21首。“永明体”有四声八病之说，十分讲究声律。沈约、谢朓诗体现了“永明体”的一些特点。
《文选》大约编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至中大通三年（531）之间。由于《文选》不录存者，所以，《文选》所选梁代诗歌，作者有范云、江淹、任昉、丘迟、虞羲和徐悱。其中以江淹选录诗歌最多，达32首，即《从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1首、《望荆山》1首、《杂体诗》30首，皆为佳作。
我们在论述《文选》选录标准时必须指出，《文选》所选诗歌四百三十多首，从内容上分为23个子类。一开始便是“补亡”、“述德”、“劝励”之类的诗。这些诗虽然从形式上看，并不是没有“沉思”“翰藻”，但是，其思想内容正体现了萧统“雅正”的儒家传统文学思想。因此，《文选》选录作品的标准，我们仅仅看到“沉思”“翰藻”还是不够全面的。
总而言之，《文选》所选历代之诗歌，大都是“沉思”“翰藻”之作，体现了《文选》的选录标准。由于这些诗歌选择精审，具有自己的特点，被后世称之为“选诗”，“选诗”对后世的诗歌有深远的影响。
第四，《文选》对所选作家做出了评价。如果说《文心雕龙》和《诗品》对一些作家做出了评价，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而我们现在说的是《文选》对所选作家做出了评价，这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因为《文选》只选录了一百三十余位作家的作品，编者并未做任何评价，为什么我们说《文选》对所选作家都做出了评价呢？因为我们认为，《文选》选录作家之作品多寡，正是从侧面反映了编者对作家的评价。
兹以魏晋的著名作家为例，看一看《文选》选录他们的作品多少？《文心雕龙》、《诗品》等对他们的评论如何？然后检查一下他们的评价是否一致。不论一致还是不一致，都可以看出《文选》对他们的评价。
有魏一代著名作家，前期有曹植、王粲、刘桢；后期有阮籍、嵇康。曹植，《文选》选录他的作品39首（赋1，诗25，文13）。 《文心雕龙》评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同，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明诗》）又曰：“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才略》）《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卷上）
王粲，《文选》选录他的作品14首（赋1，诗13）。 《文心雕龙》称他为“魏晋之赋首”八家之一（《诠赋》），评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辞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才略》）《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卷上）
刘桢，《文选》选录他的作品10首（诗10）。曹丕评曰：“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与吴质书》）又曰：“刘桢壮而不密。”（《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评曰：“刘桢情高以会采。”（《才略》）《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序》）又曰：“……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卷上）
阮籍，《文选》选录其作品19首（诗17、文2）。嵇康， 《文选》选录其作品10首（赋1，诗7，文2）。 《文心雕龙》评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明诗》）又曰：“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又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才略》）《诗品》将阮籍列入“上品”，评曰：“（《咏怀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叙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卷上）《诗品》将嵇康列入“中品”，评曰：“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哉，亦未失高流。”（卷中）
西晋著名作家有陆机、潘岳、张协和左思。陆机，《文选》选录其作品110首（赋2，诗52，文56）沈约评曰：“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称他为“魏晋之赋首”八家之一（《诠赋》），评曰：“至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镕裁》）又曰：“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烦。”（《才略》）《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才大，信矣！”（卷上）
潘岳，《文选》选录他的作品23首（赋8，诗10，文5）。《文心雕龙》称他为“魏晋之赋首”八家之一（《诠赋》），评曰：“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才略》）《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糓，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伦，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卷上）
张协，《文选》选录他的作品10首（诗2，文8）。《文心雕龙》论五言诗，谓“景阳振其丽”（《明诗》），评西晋诗歌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明诗》）这里包括“三张”中的张协。又曰：“应、傅、三张之徒……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这里“三张”，同样包括张协。《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采葱茜，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卷上）
左思，《文选》选录其作品15首（赋3，诗11，文1）。《文心雕龙》称他为“魏晋之赋首”八家之一（《诠赋》），评曰：“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才略》）《诗品》将他列入“上品”，评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卷上）
以上列举魏晋之著名作家，《文选》选录其作品皆在十首以上，选录在十首以下者从略。对于这些作家，我们首先说明《文选》选录其作品多少，然后以《文心雕龙》、《诗品》等评论对照，可以看出，《文选》选录作家之作品多寡，与《文心雕龙》、《诗品》等的评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说，《文选》选录作家之作品多寡，从侧面体现了编者对作家的评价。而选录之作品大都为名篇佳作，则从正面表现了编者对作品之评价。
应当指出，以上所列举的都是当时认为著名的作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后世的看法可能不同。例如，今天看来，《文选》选录陆机作品过多，而选录陶渊明作品太少。又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扬雄的《剧秦美新》、潘朂的《魏公九锡文》等，皆可不选。但是，从总体来看，编者的选择是慎重的，精审的。因此，《文选》所选作家之作品多寡，可以体现编者对作家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文选》虽然是一部诗文总集，但是，它与文学理论批评有密切的关系，研究《文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既可加深我们对《文选》的理解，又可丰富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思想宝库，是不该忽略的。其实，不仅《文选》如此，我国古代著名的总集，如南朝陈徐陵的《玉台新咏》、唐代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无不体现编者的文学思想。重视这些总集的研究，将大大丰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内容。对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标签：隋书·经籍志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文选论文; 读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诗品论文; 毛诗序论文; 楚辞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魏晋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