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阶段”的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中国体育论文,人口论文,阶段论文,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67X(2011)01-0010-09
修订日期：2010-12-10
当前，虽然我国体育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就体育事业促进国家人口发展的作用来看，我国与其他体育强国相比还存在着不小差距。面对我国“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这一重大国情转变，探索我国体育事业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和应对策略无疑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1 “人口红利”理论综述
1.1 什么是“人口红利”
通常概念上的“人口红利”(或称“一次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人口红利”从开始出现到结束的时期称为“人口红利窗口期”。从指标判断上，人口负担系数(14～64岁的人口比例)≤50％称为“人口红利窗口期”。
1.2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正是得益于通过市场机制得以释放的低成本和高供给的人口优势，并以此构建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中国式的“人口红利”。
1.3 “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经济意义
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关键取决于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健康投资的水平。
2 我国人口走势和由此带来的主要影响分析
2.1 第一次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1964-2013年是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在这一阶段，通过丰沛的劳动力供给和生产性人口结构带来的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基本源泉，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释放出了这种人口结构的潜在优势，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2013年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拐点，这一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由之前的下降趋势转变为上升趋势，老年人抚养比大大超过儿童抚养比，社会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至203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将达到并超过50％，人口结构进入人口负债龄段。由此可见，当前(2010-2030年)正值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窗口期逐渐关闭的关键时期。
2.2 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将带来的经济影响
随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从红利变为负债阶段，并由此给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重大影响包括：
第一，劳动力供给数量不足。21世纪初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不断减速态势。这种态势大约在2015年前后开始转变为负增长阶段，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劳动力绝对数额减少将成为未来20年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
第二，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与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相对应，劳动力的价格也由于供求矛盾而不断上升。过去我国经济增长所能利用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充分供给的优势不复存在。这不仅影响到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更对我国的经济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三，人口老龄化加剧。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7％以上，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当前，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根据目前人口增长速度，到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64亿，占总人口比重16.1％。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第四，社会保障性开支剧增。最重要的表现是医疗保障支出规模不断攀升，政府财政压力加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社会保障绿皮书》指出，1990-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5.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4.89倍，而同时期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加了19.57倍和5.86倍。可见，我国居民卫生支出的增速远超出其收入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人均医疗费用支出的绝对数与相对数都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2007年，我国城镇人口人均医疗开支为900元人民币，占人均收入不足3％；而美国2009年人均医疗开支为7 421美元，占人均收入16％。而且，我们还应看到，目前我国公共医疗的政府负担率非常低：2003-2007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56％，比发达国家普遍低很多，如美国(2000年)为20.5％、德国(1998年)为18.89％、英国(1999年)为15.41％、法国(1997年)为21.71％。总之，在我国初次人口红利优势即将消失的关键时期，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也正面临着增速快、比重低和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这将成为下一步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2.3 未来我国人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否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按照新增长理论和最新人口经济理论，第一次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之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将取决于能否实现“二次人口红利”。从国外经验看，“二次人口红利”实现取决于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两个条件。从储蓄率来看，主要是通过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从劳动力供给来看，在劳动力绝对数额减少的背景下，只有通过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保持发挥老龄人口的“生产性”，才能获得与第一次人口红利具有同等意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老龄化社会中要继续保持老龄人口的生产性，首先取决于能否保持其健康性。因此，在老龄化社会形态中，无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来说，“健康投资”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关系到全社会经济增长潜力的“生产性”投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卫生组织相继提出了“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健康老龄化”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是指老年人在晚年保持躯体、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将疾病或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推迟到生命的最后阶段。“积极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采用的，指对老年人个体来说，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在机体、社会、经济和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状态，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参与社会。
就老年群体来说，“积极的老龄化”的基本要求就是“健康且有生产能力”。这传达出一个比健康老龄化内涵更为广泛的启示，并且，认识到除健康照料之外的因素，如体育锻炼如何影响个体老年人和老年人群体。当前，“积极老龄化”相继为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采纳并因地制宜地构建出各自的国民健康体系建设方案①。
2.4 人口变化对体育事业的新要求：促进“国民健康”是未来中国体育事业的首要任务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识到，在不同的人口结构时期，“国民健康”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有所不同。如果说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由于有充分的人口红利优势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可以，也应当以物质基础积累为首要目标，健康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尚未充分体现出来，那么，在这种人口优势不复存在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阶段”，“国民健康”问题则成为了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首要经济问题。在这一时期，无论对国家还是居民个人而言，健康投入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消费性开支，更是一种关系到人本身生产力提高和生产性延续的战略性资源。
因此，作为与“国民健康”最直接相关的公共事业——中国体育事业，面对当前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重大国情转变，必须从“体育、健康、人口、经济增长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把促进“国民健康”作为未来的首要任务，从而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3 新时期体育促进国民健康的作用分析
3.1 体育是公民健康体系建设中最活跃的要素
与医疗保障相比，体育健身活动具有非常独特的经济属性。
首先，在人进入老龄之后，医疗保障往往是在人失去工作能力时候才需要的消耗性支出，而体育锻炼则相反，体育恰恰是继续保持老年人工作能力、发挥其余热的保障行为，在人类生命前期的体育健身投入不仅是保持当期就业人群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的基础，更是这些人群在步入老龄化之后继续保持其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与医疗保障等健康手段相比，体育实现的是一种“有生产能力的健康”，它是健康构建系统中“生产性”最强的组成部分。
其次，体育活动既是一种需要社会公共投入扶持的公共事业，同时，更是一种具有个人私用性和独享性的行为。因此，它不但能够有益于整个社会健康环境的改善，而且，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带动相关健康产业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体育产业空前繁荣的根本原因。
第三，从人类生命周期看，医疗与体育两者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健康保障作用。也就是说，老年退休阶段，医疗为主、体育健身为辅，而年轻从业阶段，则是体育锻炼为主、医疗为辅。因此，对于当前正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就业人群而言，体育健身支出既是一种活跃的消费行为，又是居民个人生命周期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健康投资行为。
最后，与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面对的医疗保障开支刚性急剧增长相比，体育锻炼活动通过对国民健康的根本载体——“人的身体素质”的良性促进作用，不仅促生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政府的医疗开支压力。正因如此，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发挥体育健身活动对构筑国民健康的积极作用，这些国家目前的健康保障体系正在由过去的医疗保障为主向医疗与体育并重的“国民健康计划”模式转变。
可见，在国民健康体系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体育建设具有产业成长性最强、市场化程度最高、需要公共投入少而投资回报率高的特点，这是其他健康事业所无法替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体育是公民健康体系建设中最活跃的因素。
3.2 体育投资成为未来老龄化社会中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资本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不再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突出。以往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教育资本投资问题，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度量老龄化社会的人力资本的时候，健康资本②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
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人力资本的主要内容。而在健康资本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体育健身、营养、医疗、卫生免疫等)中③，体育健身投资对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体育健身投资的收益时间最长。与医疗、卫生免疫等其他健康资本投资不同，体育健身投资往往伴随人的一生，正如“生命在于运动”的口号所描绘，体育健身投资应当而且能够贯穿人的全部生命周期，其投资和获益的时间跨度最长久。
其次，体育健身投资的投资回报很高。体育健身的方式多种多样，体育健身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弹性较高，消费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条件选择最经济的方式从事体育运动。体育投资的这种特点与不断攀升的刚性医疗保健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体育投资虽然需要投入的数量相对较少，但获得的健康收益却往往很高，在国民体质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体育投资甚至可以抵消一部分的医疗保障投资。
第三，体育健身投资能显著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和投资水平。经验告诉我们，适当的体育运动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从而提高教育的回报率。而且，人们能够从教育投资中获得多少回报，与个人的身体素质，尤其是体能状况有很大关系。体能越充沛，可持续从事生产劳动的年龄越长，从教育中获利就越大。因此，国民体质必会影响人们的教育投资行为，父母在决定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时候，子女的身体素质越来越成为考虑因素之一。因此，体育健身投资不仅本身就是构成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健康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还间接促进了教育资本积累，从而带动了人力资本投资总体的大幅度提高。
当前，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我国未来经济政策取向将逐步由重物质积累向重视人力资本积累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日趋完善，体育投资作为健康资本的重要构成因素，必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3.3 体育促进健康的根本原因——体育是构建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
现代人类生活方式转变给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带来了新的健康风险。
笔者认为，体育虽然不能直接解决那些影响人类健康的现代疾病，然而，却是最有效的预防和改善手段。体育改变的不仅仅是身体机能对抗疾病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体育能够建立起现代人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克服那些影响现代文明对人本身健康造成威胁的新威胁。这是在我国人口结构即将发生重大改变的今天，体育与健康之间的最本质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未来人口条件下我国体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4 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体育健身投资严重不足
当前，我国体育发展的最突出问题是投入不足，体育在国民健康体系中的地位不高，体育对国民健康的促进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从国家的角度看，当前我国体育公共支出的规模偏小，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0.54％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都在2％以上，并且，近年来这一比例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更为严重的是，在有限的体育财政投入总量约束下，我国体育公共部门面临“为国争光”等刚性公共目标，体育财政经费支出结构失衡，50％以上的财政收入只能用于竞技体育，导致公共投资对国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极为有限。
从企业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中与健康最直接相关的“体育休闲健身产业”发展滞后，产业地位不高(2008年该产业只占我国体育产业总量的3.61％)。尤其让人担忧的是，该产业近年来出现了不断下降趋势(表1)，说明我国目前的体育健身业缺乏政策引导和扶植，体育健身产业自身的投资环境不断恶化与产业投资吸引力严重不足。
从个人的角度看，作为人力资本积累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健身消费支出在我国却未能引起居民的普遍重视。据统计，2008年我国家庭体育健身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不足2％，与教育和医疗支出相比，体育消费的比重仍然偏低，说明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意识及体育观念仍有待提高。
4.2 国民体质连年下降
根据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的绝对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其比例不高，仅为28.2％，远低于其他体育强国的水平。另一方面，我国体育人口的结构非常不合理，呈现明显的“U”型分布，主要表现为非就业人口的少年儿童(尤其是在校生)和老年人体育人口比例高，正在或者即将就业的中青年(尤其是离校就业人群)体育人口比例很低。
从上述我国人口发展趋势来看，2013-2030年是我国人口由“红利”转变为“负债”的过渡期，这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素质，尤其是就业和即将就业人口的国民体质能否得到有效提升将直接影响到我国能否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一方面，从目前在校生人口来看(12～22岁)，这部分人是未来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为人口负债阶段(2030年)的主要生产劳动者，他们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比例最高，锻炼机会较多，但其体质健康状况却呈连年下降趋势。根据2005年全国学生体制与健康调查结果看，2005年与2000年相比，我国大、中、小学学生的肺活量、速度、爆发力、力量、耐力等指标持续下降，肥胖检出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从目前已经就业人口情况来看(22～55岁)，这部分中青年人群在2030将进入中老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消失阶段(2013-2030)的主要压力人群。目前，这部分人口处于我国体育人口“U”型分布的最底端，是人数最多、体育锻炼却最少的人群，其身体素质下降更加严重(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提到的我国休闲健身产业不断下降的事实得以反映，因为这部分人群也正是休闲健身产业的主要消费者)。按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未来该人群进入老龄化阶段之后，显然无法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基本要求——“健康且有生产能力”，无法通过其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继续为社会生产提供动力。
由此可见，当前如果不能采取措施制止我国国民体质的下降趋势，那么，在未来我国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失去原本可以拥有的新源泉，“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目标无法达到。
4.3 体育事业运行机制不畅
目前我国体育事业的运行机制却未市场化，导致体育产品的供求矛盾突出。
从供给的角度看，当前无论是体育硬件基础(如体育场馆规模、人均体育面积等)，还是体育软件基础(如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化程度、体育服务的种类、规模等)，我国现有的体育供给已经满足不了未来老龄社会的“压力主体”——“中青年”对体育的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娱乐化的体育需求。造成这种供需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当前体育产品的供给体制依然遵循传统体制下由国家组织安排体育产品的模式，体育市场化进程未能跟上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其他体育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传统体制虽然对于体育系统内部的资源循环与利用其效率较高，但是，一旦这种体制面对社会需求，尤其是面对市场化环境中消费者的多样化私人需求，其资源配置的效率远远不如市场机制。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市场化不充分的突出表现就是：公共部门动用了大量公共资源，直接提供了相当规模的传统体育产品，但这种产品却并非市场选择的结果，客观上造成了体育事业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反差，并引发了种种社会争论。
从需求的角度看，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公民的体育消费需求不足，体育消费观念落后。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我国体育文化建设落后，我国传统体育观念中，体育需求不同于衣食住行、医疗等人的“生存需求”，而是属于人的“发展需求”，只有在生存条件改善、闲暇时间增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进入兴旺发展期。而西方体育观念在形成之初就是按照“生存需求”发展(如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斯巴达文化)，并且，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制度建设加以完善。当代西方体育强国在体育文化建设上实际是融合了体育在人类生存、发展两方面的内涵。我国传统体育观的这种差距最直接的经济表现就是体育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高，非常容易被其他非体育行为所替代，并由此导致了我国国民体育活动的种类、家庭体育消费的比重、体育观念普及与重视程度都与西方体育强国存在巨大差距，这是制约我国体育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本原因。
第二，我国体育消费缺乏充分的引导与支持。对我国而言，在国民体育消费观念落后的条件下，体育公共部门更应该将大部分资源和精力用于对体育消费的引导和对体育健康产业的支持上，这方面我国体育公共部门的职能“缺位”严重。
5 结论和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由于第一次人口红利优势的消失，国民健康事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制约因素和可充分利用的新的生产性力量；第二，在人口不断深入老龄化的背景下，作为与“国民健康”直接相关的体育事业，已经不仅仅是以一种产业经济的作用方式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更转变成一种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内生性力量；第三，“体育、健康、人口、经济增长四位一体协调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体育事业提出的根本要求和变革方向；第四，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在促进国民健康方面尚面临着投资不足、国民体质下降、运行机制不畅三大严峻问题，无法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第五，在2010-2030年这一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性历史阶段，我国体育事业必须采取改革措施，确立新的体育战略发展方向。在此，提出4点建议：
1.将我国体育工作中心转移到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上来，大力发挥体育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与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力发展体育健康事业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因此，在强化“奥运争光战略”，继续保持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同时，应把中心逐步转移到“全民健身”、“发展体育健身产业”上来。“全民健身公共投资”和“发展体育健身产业的产业引导政策”是国家提高国民健康的两大公共手段，体育部门应当与卫生、文化等其他部门密切配合，研究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综合政策体系，发挥出体育对健康促进的核心作用。
2.切实提高我国人力资本中的体育健身投资比重。
由于人口红利优势的客观存在，我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抓住机遇，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资本积累，包括体育物质资本。在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新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结构改革和发展重点应当，也必须转移到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新的发展模式。本文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方面——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中，体育是健康资本中最活跃、最长期、最有效的要素。在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提高体育健身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比重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也必须重视对体育人力资本的研究深度，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拓展社会各界对体育人力资本的投资渠道，激励企业和个人增加体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市场行为，最终提高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中体育健身投资的比重。
3.建立体育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体育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知识产权和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服务”。体育健身公共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国民健康保障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在国外，体育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发达国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纲领，也应当是我国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最终目标。在我国国民体质不断下降的严峻挑战下，我国体育公共事业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通过自身结构改革，确立起全新的体育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以均等、高效的体育公共产品满足全社会公民对体育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
4.根据人口结构制定出针对特定压力人群的体育健身措施。
这里重点提出对目前我国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U”型分布的最底端，也是人数最多的就业人群(22～55岁)给予重点关注。一方面，与目前尚在校接受体育教育和退休后闲暇较多的人群相比，“中青年就业人群”由于工作压力、生活方式等客观制约实际上是参加体育锻炼机会最少、参加体育健身的方式最不稳定的特殊人群，其身体素质下降也最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正是这部分“中青年就业人群”在2030年将进入中老年(42～75岁)，是我国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后延长生产时间，继续从事生产劳动的首批压力人群，其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我国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动力。最后，从改善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角度，这部分人群也是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群，是下一步振兴我国体育休闲健身产业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笔者认为，这些人口最值得当前体育部门认真研究，并推出与之相适应的体育健身激励方案。
注释：
①以美国为例，美国从2000年开始，每十年建立一期“健康公民”计划项目，它是由美国联邦卫生和社会服务部牵头，与地方政府、社区和民间及专业组织合作，旨在不断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其中，居民体育锻炼水平为该计划的首要指标。其他发达国家也都有类似计划项目，区别仅在于关注的侧重点和执行部门不同。我国的公民健康体系主要由卫生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实施，如卫生部2005年制定的《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2005-2010年)》，1995年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②“健康资本”这个概念首先由GROSSMAN(1972)提出，之后CUTLER(1997)对美国的健康资本活动进行了实证分析。中国学者杨建芳和龚六堂(2006)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健康资本和教育资本两者都通过影响对方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同时，两者对增长也存在直接影响，一旦忽略健康资本的因素，则经济模型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因此，在老龄化的今天，健康资本已经构成了人力资本中的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在对健康资本的构成要素分析中，WENER W.K.HOEGER(2009)认为，经常性体育锻炼投资是影响美国居民健康状况的首要因素，原因在于体育通过改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避免了影响公民健康主要不利因素。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国内尚不多见，但必然是我国未来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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