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条件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哲学前提
任何伦理思想都有它的哲学理论基础。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就是建立在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的哲学理论基础上的。
实事求是是我们熟知的一个重要哲学观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先使用“实事求是”一语的见于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班固为刘德作传，称道“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对此作注释时，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是说研究学问务必注意掌握事实根据，再从事实中探求出真实的规律和结论。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中，“实事求是”主要指的是一种求实的学风和研究学问的方法。
对“实事求是”最早赋予哲学含义的是毛泽东。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重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不仅运用和肯定了中国古代学问家提出的“实事求是”命题，肯定了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且把实事求是的命题升华到哲学的高度，使实事求是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所在，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并构成科学体系的基石，贯穿在其全部论述之中，渗透到每一个论点之中。经济伦理作为邓小平经济理论、邓小平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可以说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伦理领域的体现。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世界观基础。
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处理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前导性、主导性和指导性的观念。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本分歧首先就体现在世界观上。在邓小平看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是以是否实事求是作为基础的，实事求是地看待和面对世界，就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基础，相反，则将导致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邓小平说：“实事求是，……这是唯物主义。”[1](P114)“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只能引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2](P118)邓小平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3](P382)他多次讲过“我是实事求是派”。[4](P113-114)邓小平的经济伦理观实质上就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经济伦理问题上的体现。
第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邓小平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办法和手段，毛泽东形象地把它比喻为过河的“桥”和“船”。方法论在内容上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解决“怎么想”的问题；工作方法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二者在实践中是统一的，统一于什么？统一于实事求是。邓小平说得很明白，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就是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的结果。
第三、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邓小平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4]实际或实事求是是我们一切认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实事”不同，“是”也不同；“实事”变了，“是”也会变。因此，整个认识和实践过程都要从“实事”出发，从出发点到中介过程，到最后结果都要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相当然作决定，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落空。
实事求是的“善”与实事求是的“真”是有机统一的。“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是实事求是之“真”的内涵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它反映了人们认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认识的目标选择。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实事求是之“善”的内涵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是人们行动的准则。邓小平曾经指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1](P45)早在建国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60年代初，他又说：“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是我们党的传统。”[3](P302)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揭示了实事求是的伦理内涵，体现了邓小平在经济伦理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二、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文化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的思想文化渊源。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是在批判、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经济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在学习、借鉴和扬弃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和方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进行历史总结、现实反思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的。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有着丰厚的伦理文化遗产，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优秀文化资源，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容忽视的文化垃圾。传统既是一种历史存在，又是一种现实存在。消除传统经济伦理的糟粕，承继传统经济伦理文化的精华，这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学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2](P308)传统经济伦理文化的糟粕至今仍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残余影响，“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淡薄；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用；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理，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出完全不应有的困难”等等。对此，我们必须加以继承和弘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理念，“讲信义”的民族传统，“以义取利”、“见利思义”的伦理情怀，“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等等。要通过对优秀传统经济伦理文化精华的改造、转换，使之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活性因子。
世界在“开放”中发展，文化也应在“开放”中生长。邓小平把中国放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纵横坐标交叉点上，提出中国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就必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不仅包括经济、科技领域的开放，也包括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开放。开放就意味着要向世界各国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包括世界一切进步的道德文明。同时，要拒绝、反对和抑制一切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因此，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开”与“关”的辩证关系，清醒地认识“开哪方面，关哪方面”。[2](P308)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趋利避害”的原则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又不能全盘西化。他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一方面，不能“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另一方面，“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抑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1](P338)邓小平改变了过去长时间内人们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的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的认识上的片面性，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1](P167-168)就经济伦理文化而言，我们要借鉴、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平等互利、公平竞争、信守契约和注重效率等道德精神，并加以改造后融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伦理文化中去。
总之，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是与他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伦理文化的批判、继承、改造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文化的精华和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文化的精华，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文化因子。
三、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和时代背景
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有它的哲学理论基础，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有它坚实的实践基础。
任何伦理思想的产生都和其创始人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都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重大经济伦理问题的理论反映，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它体现的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一种价值要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邓小平对时代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也是他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洞察世界风云，冷静分析局势，改变了我们党过去对“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经济是当代各国的共同要求。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问题关键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沉思后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邓小平指出，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处于卑下地位，受尽了压迫和欺凌，人家看不起中国人。这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长期落后。如果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要使中国人民摆脱“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如何使中国人民“富起来”，邓小平以一个伟人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中国历史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制高点上，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正因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宣传、解释和强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也不应变，否则，中国就会走回头路，就没有希望，没有出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实践和最显著的特点。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就是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时代背景的，并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发展的。
邓小平的伦理思想是“以经济建没为中心”的伦理学。建国以来，在实现战略中心转移之前，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伦理学必然是政治的伦理学，是为政治服务，即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伦理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伦理学必然是经济的伦理学，是为经济服务的伦理学。邓小平的伦理思想集中体现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其根本内涵就在于既强调要转变观念，用经济办法、从经济角度、通过发展经济来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又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寻求道德的支持。
邓小平的伦理思想是改革的伦理学。邓小平是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和主要倡导者，他引导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改革之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几十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所取得的成绩与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还有差距，这种曲折和差距，既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有关，也与体制上的弊端有关。邓小平指出，我国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有自己的长处，在历史上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左”的思想逐渐抬头，形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经济上缺乏活力，分配上缺乏动力，管理上缺乏效率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旧的一套是不成功的。因此，邓小平明确断定：“不改革就没有出路。”[2](P237)“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P150)据统计，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1978年10月11日到1992年“南方谈话”，先后有13次谈到改革是一场革命。他曾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用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伦理道德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在改革的浪潮中，也必然要进行自身调整和变革，这种调整和变更的总原则就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1](P113)这也就是说，适应改革需要的经济伦理建设，既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盘否定，推倒重建，也不是墨守陈规，顽固不化，而应该是在保留传统的优秀的东西的前提下，大力革除不适应现代经济体制要求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树立新的与现代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使伦理道德建设有效地嵌入社会经济生活，为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人文动力。邓小平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不但预见了改革必然引起包括道德观念和伦理精神在内的“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而且对这一变化进行着不断地总结，并提出了如何引导这一变化、如何解决这一变化所带来的伦理道德新问题的方针和措施。可以说，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既源于改革，又指导改革，具有鲜明的改革时代特色，是改革的伦理学。
邓小平的伦理思想是开放的伦理学。当今的时代既是一个改革的时代，又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邓小平曾告诫人们要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野和胸怀看待和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2](P283)邓小平总结中国几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强调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在这方面，“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2](P7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内外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仍然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新中国成立时，由于反对中国、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对我国实行制裁和封锁，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虽然是对外开放的，但只实行了面向前苏联、东欧的短暂的、有限的开放。到了60年代，有了参与国际交往的条件，但我们自己又孤立、封闭自己，特别是“四人帮”把参与国际交往说成是“祟洋媚外”、“卖国主义”，从而把中国与世界彻底隔绝了，这种做法必然导致落后。邓小平说：“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由于闭关锁国，“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1](P232)所以，“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P132)“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P280)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都必须对外开放。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开放的世界”既然有共同利益，那么，世界各国就应为共同利益的发展而努力。在这里，开放的世界寻求到了一个普遍遵循的共同道德基础，这就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邓小平以宽宏的包容精神反复强调，各国之间可以不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来寻求共同的利益。他正是从平等互利和求同存异的原则出发，来倡导中国的对外开放的。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获得利益的不只是中国，“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甚至“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2](P70、80)。当然，对外开放“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开放伤害不了我们”，“影响不了的”。[2](P90)可以说，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既立足于本国，又放眼世界，对经济主体参与“开放的世界”的经济竞争提出一系列新的原则和规范，是开放的伦理学。
邓小平的伦理思想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道德辩护的伦理学。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则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生长的土壤。一定的伦理思想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用和发展，现在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社会引过来，因而不仅有一个同社会主义的结合问题，而且有一个同现实的人的结合问题，不仅有一个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问题，而且有一个伦理精神的辩护问题。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说明，一种新体制的建立，如果现实的人不从心理上、思想上、行为方式上实现与新体制运行要求相融合的转变，这种新体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即使建立起来了，也是不可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概括西方经济学史时写道：“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则，需要一套意识形态来为它们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们去努力实行这些规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必然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上产生极大的震动。如果不能从几千年自然经济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价值观念中摆脱出来，人们就难以在观念上承受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现实生活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困难，往往是同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观念出发有关。有的从计划经济的观念出发，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道义上的合理性；有的则相反，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来对待它，要求照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承认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由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道义上的正当性，甚至主张抛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正当性，而且从“重在建设”的角度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方针、原则、规范等。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就是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系列道德问题而得以展开和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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