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孔延《史通评释》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郭孔延论文,史通评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9-0101-05
郭孔延，字延年，江西泰和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卒年不详。郭孔延所撰《史通评释》(以下简称《评释》)，是第一部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名著《史通》进行注解的专著，包括校勘、注释、评论三项内容。《评释》不惟内容详赡，而且体例严谨，在《史通》研究史上具有典范作用。这样一部重要著述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既有的研究成果不仅较少，而且多停留在介绍的层面①。有鉴于此，笔者拟从《评释》的版本及内容入手，探析郭孔延的史学思想及其《史通》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一、《史通评释》的编纂
《史通》问世以后，在宋、元两代没有引起重视，流布不广，且篇目次序淆乱，讹舛百出。嘉靖年间，陆深重刻《史通》，并采其精要，撰成《史通会要》。此后，是书逐渐得到学者关注：张之象、张鼎思分别于万历五年、万历三十年对《史通》加以重新刊刻，并纠正错字、厘定篇章，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其文本原貌；与此同时，胡应麟等学者则对《史通》所涉及之史学理论问题作了评论[1]。版本刊刻的繁盛和史学评论的兴起，与明代中后期的《史通》研究热相得益彰。但刘知几所撰《史通》，包含史实众多，并且使用骈文、多用典故，学者籀读不易。因此，仅对《史通》加以校勘并不足以满足学者之需求。在此情况下，首部《史通》注释本——《评释》应运而生。
郭孔延撰著《评释》与其父郭子章有密切关系。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官至兵部尚书。郭子章虽然仕宦显赫，却不废读书，著述丰硕。郭孔延为郭子章次子，其撰著《评释》直接缘于郭子章的督导。郭孔延于《评释·序》中自述道：“张睿父先生再刻陆太史校定刘子玄《史通》于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家君读而喜，以新刻寄延曰：‘……予家有《史通》蜀本、吴本，再校之。’……延自长安归，循环校阅，再加芟正。”[2](P1)张睿父即张鼎思，蜀本、吴本分别为陆深、张鼎思刻本。据上引文字可知，张鼎思于万历三十年刊刻《史通》后，曾寄送郭子章一本，郭子章遂令其子孔延再加勘对。郭孔延“初据豫章刻《评释》……书既就，请正新市李本宁太史。公发云间本来，始得《补注》、《因习》二篇全文，而又为延正二百三十余字，于是《史通》始成全书”[2](P7)。云间本即张之象刻本，而李本宁即李维桢。可见，郭孔延藉由郭子章与张鼎思、李维桢之间的学术交谊，汇总陆深、张之象、张鼎思刻本，在充分吸取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注释、评论，最终促成了《评释》的问世。
《评释》现存两种刻本：一为郭孔延单刻本，由郭孔陵于万历三十二年刊刻；一为李维桢、郭孔延之合刻本，刊刻时间不详。《评释》两种刻本存有较大差异：第一，单刻本前列有郭孔延自定《评释凡例》，合刻本无；第二，郭孔延撰《评释》时曾自定凡例，其中有言：“评有总评、有细评，总评列于前，细评列于事之后。”[2](P8)而合刻本则将细评全部提前；第三，郭孔延将注释中“事少字少者”及“音义注”列于册巅，而合刻本将册巅所注全部删去；第四，郭孔延之注释及评论文字，合刻本多有脱漏；第五，郭孔延初据张鼎思本撰写《评释》，但其中《补注》、《因习》两篇脱误严重，后得张之象本两篇全文，在刊刻时两存之，合刻本则将张鼎思本《补注》、《因习》两篇删掉。此外，单刻本前录有《晁氏史通评》、《王伯厚玉海序史通》、《杨用修史通评》、《于尚书史通举正论》、《张碧山先生史通序》，合刻本仅存于慎行之《史通举正论》；单刻本郭孔延《史通评释·序》明确交待撰写时间为“大明万历甲辰岁夏五日”[2](P2)，合刻本郭氏自序题为“史通序”，并将时间删去。
郭孔延撰著《评释》，自定凡例甚为严谨，而合刻本却有多处自违体例，注释内容也多有脱漏，册巅所注更是全部删去，令人殊为不解。洪业更是直接断定《评释》中的李维桢评语是出于后人伪造②。尽管《评释》合刻本问题颇多，难免令人生疑，但《评释》现存刻本甚少，加之单刻本又多有缺页，合刻本恰可补其不足，因此两种刻本不可偏废。
二、郭孔延的“义理史学”思想
“义理史学”，又称“理学化史学”，是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的一种史学流派。“义理史学”肇端于北宋初期，历南宋、元，迄于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明中叶以后，博古考信、史学经世等思潮逐渐兴起，但是“义理史学”仍居主流。郭孔延生于万历二年，受此学风熏染，也有着浓厚的“义理史学”思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注重褒贬，推崇《纲目》
朱熹是“义理史学”之集大成者，其所撰《通鉴纲目》刻意模仿《春秋》书法，注重褒贬，成为“义理史学”的典范之作。因此，注重褒贬，推崇《纲目》，就成为“义理史学”的一项重要表征。郭孔延十分注重史学的褒贬功能，认为：“史臣论赞，正以寓褒贬，定功罪。”[2](P43)但在传统社会，史权作为一项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终极价值评判，褒贬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其功能效用，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史臣之心术，所以郭孔延又提出：“夫褒贬其易言哉!无瑕之口可以戮人，佞人不可执笔。”[2](P13)即认为并非所有史臣都可以行使此项权力。郭孔延将史臣分为君子、小人两类，指出：“君子而史也，是谓无瑕之口，监空衡平，毕照忠佞；小人而史也，是谓佞人之笔，口鸣铎喧，何益理乱，故所系人国非浅细也。”[2](P219)可以看出，郭孔延认为只有君子才能正确发挥史学的褒贬功能。并且，郭孔延还曾明确宣示：“左、马而下，若温公之《通鉴》、朱子之《纲目》，其庶几君子矣。”[2](P43)尤其是朱熹所著《通鉴纲目》，郭氏更是极尽颂扬之能事，认为：“《春秋》惟褒贬严也，故乱贼惧。马迁《史记》，帝纪法《春秋》而亡褒贬；朱子《纲目》，法《春秋》而有褒贬，而惜子玄未之见也。”[2](P13)将《纲目》与《春秋》比肩，视为《春秋》之下的又一圣史。郭孔延对于《纲目》可谓推崇备至，而究其原因，正在于蕴含其中的褒贬精神。
2.重视探讨正统论
正统论所探讨的是王朝政治权力递传秩序的合法性问题，后被引入史学，成为史书编纂的一个重要指导理念。正统论在宋代以前虽然也有学者作过探讨，但尚处于萌发阶段；“义理史学”兴起之后，正统论才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可以说，重视探讨正统论，也是“义理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郭孔延对正统论也极为重视，在《评释》中多有涉及，兹略举两例。
刘知几在《史通·编次》篇中指斥班固不应于平帝以后全用王莽年号纪事，批评范晔《后汉书》未将刘玄列入本纪。这一观点其实首发于东汉张衡[3](《张衡列传》)，刘知几系在其基础上加以申论，此后历代史家便论争不休。郭孔延也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其言曰：“莽弑平帝，在孺子婴改元居摄业已二年，又改初始元而莽始篡。以婴未成君，政由莽出而不纪之，亦当附平末，奈何入莽传中?此班抑子婴之过也。更始诛莽，建元二载，厥功甚巨，而降于赤眉，身死贼手，辱亦不细，《史通》乃谓兄亡弟及，当为作纪，此又子玄扬更始之过也。”[2](P51)正统论折射到纪传体史书中，主要反映在体例处理上，尤其是本纪归属。本纪作为纪传体之纲，藉以为纪年之用，与爵位无关，而后世史家却误将本纪视为帝王专属。因此，本纪的设立便与正统论相结合，本纪之归属即为正统之所在。郭孔延汲汲于辨析孺子婴与刘玄是否该立本纪，正是缘于正统论思想的支配。
本纪归属之外，分裂割据时代主权之系属也为正统论所瞩目的重要内容，其中由《三国志》所引发的魏蜀正统论争尤为引人关注。刘知几主张仿《通史》之例将蜀汉设为“世家”，而郭孔延则认为：“惟益本汉主，而訾为伪蜀，本承统而抑为家，《通史》、《史通》、《通鉴》俱属未通。《纲目》帝蜀，其名始正。”[2](P26)魏蜀正统之争在中国史学史上聚讼不已，帝魏帝蜀，与时势密切相关。郭孔延推尊朱熹，将正统归于蜀，其是非得失暂且不论，但由此即足可看出郭孔延对正统论的重视，并可判定他所持有的“义理史学”思想。
3.重视史论，以严格的伦理标准衡量历史人物
所谓史论，是就历史上的人物以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加以评论③。重视史论，是“义理史学”的又一表征，而明代尤甚。诚如四库馆臣所言：“明代史论至多，大抵皆八比余功，偶检《纲鉴》数纸，即妄以臆说翻案，徒侈游谈。”[4](P755)“这些史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故作翻案文章，惊世骇俗，哗众取宠；二是借论史大掉八股文书袋，意在文章抑扬顿挫而不在史事是非曲直；三是以更严格的封建伦理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事件，这一类史论占的比重极大。”[5]郭孔延的史论即属于第三类，注重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例如他在评论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时指出：“若李延寿《南》、《北》史，简整明饬，承祚之亚，而文采或过之，温公服膺似矣。第大义未明，诸目未备，不立逆臣传而尔朱荣、尔朱兆、张衡弑主之贼竟尔漏网；不立忠臣传而尉迟迥、王谦、元瑾、荀济勤王之义遂同埋玉。”[2](P19)郭孔延对李延寿大加批判，原因即在于其所设立之类传名目不完备，无法统属历史人物。纪传体中类传的设立，原是为反映不同时代所特有之历史现象，如《党锢列传》、《阉党传》、《流贼传》等。而郭孔延所预设的类传名目，如《逆臣传》、《忠臣传》，却具有浓厚的道德评判色彩，其目的在于依据儒家伦理裁量历史人物。这种滥立传目的观点遭到后世史家的强烈批驳，如钱大昕曾言：“史家之病，在乎多立名目。名目既多，则去取出入必有不得其平者。”[6](P202)邵晋涵也认为：“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7](P574)钱、邵二人反对多设类传，乃是汉学家“实事求是”治学理念的反映，而郭孔延以道德评判为出发点而主张多设类传，正是其“义理史学”思想的折射。
综上所述，郭孔延十分强调史学的褒贬功能，在对《史通》进行评论时，其对象主要指向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藉以抒发自己的正统论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郭孔延此种倾向，无疑偏离了刘知几“实录史学”的主旨。但对经典文本进行诠释，必然会受到时代学术思潮之影响。郭孔延身处“义理史学”风行之明代中后期，在对《史通》进行评论时透露出浓厚的义理化倾向，正是时代思潮的折射，故不应对其加以苛责。
三、郭孔延对史学编纂议题的阐发
葛兆光观察到，嘉靖、隆庚、万历年间出现了一股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的思潮，“而其形式则表现为对史书的批评与考证”[5]。钱茂伟也曾指出，在明代中叶史学转型过程中，史学理论的重建工作受到了重视[8]。诚如两位先生所言，明代中后期，史学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如胡应麟《史书占毕》、李梦阳《论史答王监察书》、瞿景淳《古今史学得失论》、梁梦龙《史要编》、卜大有《史学要义》等。《史通》研究热潮的兴起即是史学理论受到重视的表征，而研究者在对《史通》文本进行评释时，又必然会对蕴含其中的史学理论问题加以阐发，二者互为表里。郭孔延在《评释》中也有多处论述史学编纂的理论议题。
1.编年、纪传优劣论
作为我国历史编纂学上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编年、纪传二体优劣之争其来有自。刘知几曾分别总结二体的优劣短长，于《史通·二体》篇中指出：“考兹胜负，互有得失。”可谓持平之论。而郭孔延则认为：“史之题目，当以编年为正。一年之内，主臣华夷，诸事毕载，何其简其晰也。《春秋》孔经，《左传》为上；其次朱子《纲目》，纲法经，目法传；又其次司马文正《资治通鉴》，皆题目之正者。编年之体，坏于子长，自兹以后，滥觞逾甚，昔人谓之整齐故事，良有以也。即欲如《史记》体，当以《新唐书》为正。”[2](P46)郭孔延认为编年体史书具有“简、晰”的优点，而纪传体仅能“整齐故事”，所以编纂史书必须首选编年体，若不得已使用纪传体，也必须模仿《新唐书》，采用“春秋笔法”。郭孔延“编年优于纪传”之观点有失公允自不待言，但这恰恰折射出了其所持有之“义理史学”思想。《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又是最早的史书，其编年形制便因而被“义理史学”奉为圭臬。刘咸炘先生曾言：“优编年者大抵亢经媚古之儒，以繁为纪传罪，其言多偏曲。”[9](P428)可以说，推崇编年、贬低纪传是“义理史学”的普遍倾向。
2.班、马优劣论
自《汉书》问世以后，班、马优劣问题随即被提出，众多学者都曾参与其中，如王充、傅玄、张辅、刘知几、郑樵、倪思、王若虚、胡应麟、凌稚隆、许相卿、徐乾学、浦起龙等。作为传统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班、马优劣比较在不同的时期评判标准、主流倾向各有不同。就明代而言，学者多从文学角度加以评点，而郭孔延之评价班、马优劣则主要从史学角度着眼，其言曰：“子玄于《史记》有贬词，于《汉书》加伟称，优固于迁，似矣。……以愚论之，迁辟创业，固辟守成，创业纷乱，势难精密，守成太平，更易寻讨，此可以知迁固之优劣矣。”[2](P20)司马迁撰著《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但由于体例不够严密，也招致不少非议，如班彪就曾批评《史记》“细意委曲，条例不经”[3](《班彪列传》)，刘知几也于《史通·世家》篇中认为司马迁“名实无准”。郭孔延则一反前人论点，设身处地地为司马迁加以辩护。他从创业、守成难易之不同，认为司马迁优于班固。这一观点也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同，如赵翼认为：“司马迁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而语耳。”[10](P3)郭孔延从纪传体开创角度评价司马迁优于班固，洵为不刊之论，但认为刘知几“优固于迁”，却不符合刘知几本意，因为“刘知几对《史》、《汉》两家的评论是互有褒贬的，并无扬此抑彼之意，无法得出尊班抑马的结论”[11]。
3.反对另立“制册章表书”体例
刘知几鉴于纪传体史书中广载诏令、文辞，极为繁冗，因此于《史通·载言》篇中建议设立“书”部，主张“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对此，郭孔延评论道：“另立制册章表书，为目甚新，为体亦异，第云以类区别，又似一部类书文选，不似史体，故数千年来无遵此目。不若仍旧王言入纪，臣言入传，三章之约载于《高纪》，反骚之文编于《雄传》，更为妥焉。”[12](P23)郭孔延从史体角度着眼，认为纪传体中设立“制册章表书”，会使史书变为文集，因此持反对态度。这也得到浦起龙的认可：“且使此策果立，几与挚虞流别同科。即刘于《载文篇》亦言非复史书，更成文集，不且自矛乎?况乎后世，著述如林，弥滋轇轕矣。此论不可行。”[12](P32)
刘知几主张于纪传体史书中另立一“书部”，体现了一种不墨守陈规、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并确实有其合理性，而郭孔延、浦起龙俱以“总集”为忧，持反对态度，则有失偏颇。史书中收录诏令文辞，选取标准自然与文学不同，关键在于史家具体如何采择。并且刘知几这一主张，纪传体史书虽未遵从，但并非没有受其影响。张舜徽先生就曾指出：“后世若《唐文粹》、《宋文鉴》以及明清《经世文编》之类，皆足为史传羽翼。溯厥体例，盖皆本知几斯议而稍变通以为之者也。”(P362)
明代中后期，在史学理论受到重视的背景下，郭孔延藉由对《史通》的评论，阐述了自己对多个史学理论议题的看法。除上述所论几点之外，郭孔延对史学批评问题也曾作过阐发，指出：“史之优劣，一曰好恶有公私，私者劣；一曰书事有真伪，伪者劣；三曰义例有精疏，疏者劣；四曰笔力有整庞，庞者劣。字之烦简，未足以定优劣也。”[2](P201)郭孔延提出评判史书优劣，应从史家立场、史事考核、体例精疏、文字烦简四个方面加以审核，这是继吴缜所提“事实、褒贬、文采”三项范畴之后[14](P621)，对史书批评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史通评释》的评价与影响
郭孔延《史通评释》问世之后，学者褒贬不一，如黄叔琳贬之曰“援引踳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纰缪”[15](P435)；四库馆臣认为“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4](P757)，半毁半誉；李慈铭则认为郭氏是书“所附诸评，亦多佳者”[16](P555)。以笔者之见，《评释》之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促进了《史通》的传布
上文已经指出，《史通》所引典故甚多，学者籀读非易，而陆深、张之象、张鼎思所刊刻者仅为校本，没有注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通》的传布。《评释》的问世，则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清初学者黄叔琳曾观察到：“《史通》旧鲜训释，惟延年所注盛行书塾。”[15](P435)从黄叔琳所述可以看出，《评释》作为《史通》注释本已逐渐取代校本，且突破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范围而盛行于书塾等底层文化圈。可见，《评释》极大地促进了《史通》的传布。
2.在体例编纂与内容编排上，成为《史通》注本典范
郭孔延撰著《评释》，曾自订8条凡例，十分严谨；内容上则包括校勘、注释、评论，极其详赡。其后注释《史通》者，如王惟俭、黄叔琳、浦起龙等，体例与内容均未超出郭孔延之范围。平情论之，《评释》也确有不足之处，后人所批评者如注释冗杂枝蔓、引书不注出处、考证亦有舛误等，皆非虚妄。但《评释》作为第一本《史通》注本，舛误在所难免，且引书不注出处，乃明代学者普遍风气，不能对其加以苛责。诚如台湾学者李纪祥所言：“大致上看来郭本作为一个评释本已经成型，日后浦本的型式大体已奠基于郭本。”[17]总之，《评释》凭借其体例之严谨、内容之详赡，成为《史通》注本的典范。
3.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就《史通》本书之不同篇章，相互参照，指示其抵牾。如关于纪传体中“表”的功用，刘知几在《表历》、《杂说》两篇中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矛盾和歧异，郭孔延对此评论道：“一褒一贬，令人何所适从?”[2](P31)其次，参考唐前典籍，探究刘氏观点之渊源。如刘知几在探讨纪传体中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时，曾对司马迁大加指摘，而郭孔延指出：“第史迁之失，叔皮、章怀曾难之矣。子玄本纪、世家、列传三篇，尤羽黜胜，皆本彪、贤，然不序及二子，猥以己意排击，贪天之功，掠人之美。”[2](P27)揭示出刘知几观点源于班彪、李贤之情实。最后，征求唐后书籍，分析刘氏观点之影响。如刘知几曾在《史通·书志》篇中建议设立“氏族志”、“都邑志”，其后，郑樵所著《通志·二十略》中即有《氏族略》、《都邑略》。对此，郭孔延指出：“至宋郑夹漈《通志略》独详氏族、都邑，岂读《史通》而兴起邪?”[2](P39)揭示出刘知几观点对郑樵的影响。诸如此类，后世学者在研治《史通》时，亦多所采信。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宋、元时期的长期沉寂之后，《史通》在明代中后期被重新发现，出现了多种刻本。然《评释》作为第一部《史通》注释本，其精审虽然不及《史通通释》，但开创之功意义尤巨，理应得到学界重视。
注释：
①目前学界尚无专文对郭孔延及其《史通评释》进行研究，张新民《〈史通〉评释诸本述略》(《文献》1988年第2期)、杨艳秋《刘知几〈史通〉与明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杨绪敏《论明清时期〈史通〉的流传、整理与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诸文曾稍有涉及，但多停留在介绍层面。台湾范维范硕士论文：《明代〈史通〉学研究——以陆深、李维桢、郭孔延父子为中心》，对郭孔延《史通评释》论述颇详，但主要着眼于版本考辩、郭氏父子与江右王门之关系。
②洪业曾言：“又徐承礼藏之明刊本《史通》二十卷，是否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且附有伪李本宁评语者?”见王钟翰：《王钟翰清史论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70页。
③“史论”不同于“史评”，“史评”是指评论史书、史学问题或史学现象的言论与著作。关于“史论”与“史评”的区别，可参见瞿林东：《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东岳论丛》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