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妇女运动起因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大革命论文,起因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法国革命中的妇女运动则是大革命绚丽色彩中的一笔亮色，大革命中的妇女之大胆和豪迈更甚于她们的男同事，大革命的各个重大事件中都有妇女参与的踪迹，有时妇女甚至走在男人的前面，成为革命事件的主导力量。妇女组织的产生亦可谓大革命的一个创举。大革命中的妇女不仅参与男子俱乐部的活动，像男人一样在政治俱乐部里大谈国事，并且还组织了妇女单独的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被誉为“西方史上第一个妇女大众的政治利益组织”。这些妇女组织往往采取直接行动干预国家政治，对当时法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革命中妇女的政治觉悟不仅仅表现在对革命事件及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上，还表现在更高层次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对平等权利的理论探讨及追求上。她们一方面从理论上明确提出男女平等的要求，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对议会施加影响，最终促成了1792年9月20 日的法令——当时世界上对妇女最宽容的法律。正如大革命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拥有特殊地位一样，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也是独特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以及其后的那些革命都没有出现像法国大革命中如此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及启蒙思想的教育为妇女运动的产生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使妇女运动的产生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一
中世纪的法国妇女享有一定的权利。由于天主教推崇处女及修行的寡妇，未婚姑娘、寡妇、特别是贵族阶级及宗教界的妇女拥有几乎和男人相当的权利。例如领有采邑的妇女及宗教界的妇女可推举代理人出席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的一些妇女特别是寡妇，亦可设法参加初级议会。而劳动阶层的妇女，特别是从事妇女的传统行业如纺织、服饰、食品加工及助产士等行业的妇女，最关心的经济利益亦可由中世纪的行会提供一定的保护。如1261年巴黎的121个行会中，许多都是男女混合的， 有两个是妇女单独的。〔1〕到十八世纪， 这些来源于中世纪的一点平等权利大多已被废止，或者说不再适用。尤其是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妇女在法律上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如贵族妇女失去了在其领地内为案件辩护或对纠纷作出裁决的庄园领主权，劳动妇女也失去妇女行会的大部分权利。无论是在刑庭还是民庭， 妇女的证词均不具备法律效力。 18世纪法国著名的法律专家罗贝尔·约瑟夫·波蒂埃说：“我们的习惯法将妇女置于这样一个依附于其丈夫的地位，除非是得到其丈夫的特准，她们不能做任何依法有效的事情，她们做的任何事情都得不到民法的承认”。〔2〕法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同样低下， 一般妇女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关于“失去权利”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息过，只不过随着时代的演进被赋予新的内容和意义。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法国妇女——以及男人——一直就妇女的教育问题、经济地位及其和父亲、丈夫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次又一次地争论。关于两性之间的法律上的平等以及政治权利的平等的争论，其实在革命前就已提出。这些辩论日趋激烈，直至大革命的最初几年才正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18世纪法国妇女的经济地位同样低下。尤其在下层阶级家庭中情况更是如此，办公室职位是排斥妇女的。法律和习惯都将妇女囿于家务劳动、重体力劳动以及诸如花边业这样一些低报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18世纪的法国已开始步入工业化道路，但对劳动妇女来说，革命前所取得的那一点工业化只是令其处境更恶劣。工业化对封建行会的冲击使劳动妇女失去曾保护其经济利益的妇女行会。大革命中许多第三等级妇女的陈情书均提到她们失去的这部分权利并要求革命政府予以保护。几乎所有关于大革命起因的专著及文章都提到革命前的饥荒及骚乱。在这些饥荒中深受其害的首推劳动阶层的妇女。哈代曾写道：“为了迫切获得面包，人们竟把家里的女人赶开。他们甚至虐待妇女，以便自己首先吃上面包。”〔3〕很显然， 法国劳动妇女革命前的处境比同阶层的男性更悲惨。更深重的压迫必然孕育更激烈的反抗。从革命前的那些骚乱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革命事件的惊人预演。在1740年及1775年的面包价格飞涨及随之引起的动乱中，在1789年4月的累维伊扬暴动中， 都记下了愤怒的妇女发起的攻击以及对主要商品的限价。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1789年10月事件及1795年芽月——牧月事件等以食物缺乏为导火索的革命事件中，都出现了妇女走在男子前面这一法国大革命所独有的“妇女暴动”现象。由此，我们亦可联想到在1793年要求实施最高限价法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那些女斗士。
法国妇女具有参与公共生活、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传统。瑟诺博斯甚至认为在造成社会风气方面，妇女扮演主要的角色是“法国生活独有的特点。”他说：“犹如她们十二世纪在礼节方面、十七世纪在文学方面曾经造成风气一样”，“她们在十八世纪造成了政治的风气”。〔4〕这主要是指十八世纪的那些贵妇及有钱的资产阶级太太， 在她们的沙龙里，将作家、学者、宫廷大臣及金融家集合在一起，女主人选择被邀请的客人，暗示谈话的情调，甚至指定谈话的题目。这些沙龙对形成当时的思想方式及社会风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十八世纪中期，哲学革命的到来使这些沙龙的谈话内容从文学及文化思想转向哲学思想讨论。哲学、宗教、历史、经济无不包括在讨论范围内。新思潮给从未停息过的有关两性关系问题的讨论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使这一争论超越了对“失去权利”的怀念而建立在人本主义和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及社会意义。在这一背景下，1759年巴黎出版了第一本鼓吹女权的期刊《妇女》。“在这些不怕警察干涉的贵客的集会里，人们使用叛逆的语言，养成革命的批评习惯。”〔5〕这些沙龙培养出许多大胆且雄辩的妇女，这些人在革命中充当了妇女运动的领袖，以及国民议会、国民公会和妇女大众之间上传下达的角色。
二
大革命时期的权利观念和平等观念，产生于启蒙运动。同带有经验主义烙印的英美革命相比较，法国大革命具有更浓厚的哲学思辩色彩。大革命中的妇女在参与革命实践的同时，亦参与了革命理论的探讨，并从女权角度，对大革命的中心问题“平等权利”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大的成就，当数奥林普·德古日于1791年9 月发表的《妇女的人权宣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要求男女平等权利的宣言，标志着女权运动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大革命是启蒙思想的实践与贯彻一样，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亦以启蒙思想为理论指导。大革命中的妇女提出消灭性别特权、提高妇女地位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卢梭的自然权利理论，更激进的男女平等权利思想及对公民权的要求则明显地是受到孔多塞理论的鼓舞。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两性是平等的。由于社会的进步、私有制的建立，才产生了两性之间的差别：“我们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6〕“于是，在男女两性生活方式之间， 产生了最初的差别。在此之前，男女两性本来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的。”〔7〕正是由此出发，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艾塔·帕尔姆·代尔德1791年夏在制宪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提出，妇女“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被长期忽视了”，她呼吁制宪议会从法律上给妇女完全平等的权利，“自由人的法律，必须像空气和太阳一样，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8〕1792 年4月， 她在立法议会发表的讲话中以全体妇女的名义要求还给她们“被长期剥夺了的自然权利。”〔9〕奥林普·德古日则在《妇女的人权宣言》中说：“自由和正义包括归还一切属于他人的东西。”她们所要求归还的东西，显然是指在卢梭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妇女所拥有的平等权利。因此德古日相信“自然法和理性将改变对于妇女行使自然权利的限制。”〔10〕
这些激进的女权鼓吹者在运用卢梭的自然权利学说论证女权的合乎理性方面其实比卢梭本人走得更远，卢梭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并非大革命中妇女所要求的平等权利，但却是大革命中绝大多数男性革命者心目中合理的性别秩序观。虽然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两性本来是平等的，但他并不主张回到原始时代。他追求的是一种均贫富的小生产的社会。从他的社会理想出发，他主张给妇女受教育的权利，认为“大自然使妇女们具备了那样聪慧和那样可爱的心灵，”它希望她们有思想和有眼光。希望她们有所爱和有所认识。希望她们像培养身体那样培养她们的心灵。”〔11〕但男女完全平等的思想并不符合他的“男耕女织”的小生产的社会理想。在他所追求的社会里，妇女的一切教育都应和男子相关连，因为“她的尊严在于不为人知，她的光荣在于她的丈夫对她的敬重，她的快乐在于她一家人的幸福。”〔12〕由于卢梭的这一性别秩序得到绝大多数男性革命者的赞同，因而得到了革命政府的采纳，1791年革命政府通过了一个包括妇女在内的大众教育计划，由塔列朗主持。塔列朗在他的《教育方案》中宣称：“妇女教育的目的在于教给女孩子家庭生活的德行以及对抚养孩子有用的技艺。”〔13〕卢梭还认为，“按照自然的秩序来看，妇女也是应当服从男子的。”〔14〕这一观点亦为大多数男性革命者所采纳，并将其发展为妇女的“自然职业”就是妻子和母亲。因此，妇女的“自然位置”就是家庭而非社会。革命政府拒绝了艾塔·帕尔姆·代尔德的要求，否决了奥林普·德古日的宣言，并解散了曾一度非常活跃的妇女俱乐部，但却在1792年9月20 日的法令中给予妇女在婚姻、财产及继承等方面和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
启蒙思想家都提倡妇女受教育，并不同程度地支持提高妇女的地位，甚至男女平等。如孟德斯鸠提出，那种认为妇女比起男子来是低级动物的观念，根本不能用自然法则来解释。按照他的意见，男子对妇女的统治并不基于高等动物的权利，而是基于强者的权利。他认为男子强加于妇女头上的统治与压迫完全是人为的、不自然的、非正义的、仅仅是暴虐的权力。他提出的改变妇女地位的办法是平等的教育。“如果男子教育平等，力量亦必相等。”〔15〕革命中，几乎所有各时期各阶层妇女的要求，都包括受教育的权利，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完全的男女平等权利思想，源自“最后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大革命的直接参加者，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主要奠基人之—孔多塞。他最早提出了妇女的政治权利问题。他根据第三等级的口号“无代表者不纳税”推理道：“既然不允许妇女选举，那就是无代表而被征税，因此她们应当拒绝纳税才是正义的。”在《人权宣言》颁布后的一片赞誉声中，他即指出了《人权宣言》对妇女权利的忽视。他认为人权的产生仅仅由于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可以接受道德的思想，可以按这些思想来进行思考。同样具有这些人的本质的妇女却不能享有与男子同样权利，这是对自然权利的扭曲。因此他提出，“家庭的权威应由夫妻双方分享，社会公职及各行各业的职位均应向两性开放。”并提出，凡是满足他提出的选举权财产资格要求的妇女均应有选举权。〔16〕1790年，孔多塞在社会俱乐部办的《社会报》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论给妇女以公民权》，明确主张给妇女以政治和法律的平等。他提出：“由于剥夺了人类的一半的参与制定法律的权利，由于不给妇女公民权，那岂不是歪曲了权利平等的原则吗？”他继而问道：“为什么不让那些会怀孕及行经的人行使权利，却从未想过剥夺那些痛风患者或感冒患者的权利呢？”〔17〕
孔多塞的女权理论在男性革命者中反应冷淡，但亦有少数支持者。1792年，来自伊泽尔省的代表奥贝尔·杜贝伊在议会提出：“法国的法律不能再让妇女继续处于奴隶状态。”〔18〕1793年，来自北滨海省的代表皮埃尔·基约马尔就男女平等问题在议会发表讲话，他指出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于生殖系统的不同，因此他反问，何以身体结构的差异竟会导致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他将性别歧视比作种族歧视，说这是“男性的贵族形式”。〔19〕孔多塞的理论在妇女中，尤其是在知识妇女及上层妇女中反响强烈。她们从孔多塞的理论中汲取思想，展开了对男女平等权利问题的理论探讨。如当时比较激进的小册子《妇女进入三级会议的要求》、《法兰西妇女的谏书、诉状及陈情书》等都是根据孔多塞的理论提出妇女政治权利的要求。德康比夫人的《妇女之现状》亦根据这一理论要求“占人类一半”的妇女享有政治权利。奥林普·德古日的《妇女的人权宣言》亦提到妇女的选举权，并要求建立一个妇女的代表机构，同样的思想在艾塔·帕尔姆的讲话中亦多次出现。
三
法国大革命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对平等权利的格外强调。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格外地强调绝对的平等，是由于大革命所面对的反动势力格外的强大、顽固，以及革命者们同旧世界决裂的态度格外的坚定、彻底，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就格外艰巨。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动员人民大众的革命伟力来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其中包括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力量。正是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大民主”的特殊环境中，在这种对平等权利的炽烈追求的气氛中，妇女运动才走出沙龙，步入社会，并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法国大革命同时面临国内外封建势力的进攻与反扑；又由于物资匮乏和物价飞涨，迫使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同劳动人民结盟，以寻求人民大众包括妇女大众的力量的支持。为此，资产阶级革命者们一方面要动员人民，教育人民，向他们传播革命理论，一方面不得不向人民大众的要求作出让步，以至在一定阶段造成了人民大众的亚政治文化取代了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局面。这样，就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一个充分教育人民、充分发动群众，下层“贱民”乃至“贱妇”都能参与国事的轰轰烈烈的特殊环境。革命期间大量的报刊及小册子则传播了革命思想。它们是用通俗语言写成的，能直接面向大众，包括妇女在内。大多数不识字的下层民众，则从广场上的报告、辩论、交流中得到革命的信息和道理。一些俱乐部及社团对妇女的接纳以及妇女俱乐部的建立，使妇女有系统地接受了革命道理。议会、公社及各区大会旁听席向公众的开放，给她们提供了经常地、直接地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以及直接向权力机构表达观点，提出要求的场所。无疑，这样一种民主气氛促进了妇女对革命运动的参与，而她们的参与又改变了革命环境，加强了民主气氛。在这一段非常时期，妇女享受到实际上的政治权利，妇女俱乐部的力量达到顶峰，妇女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革命运动的进程产生影响，在大革命史上留下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印记。
法国革命具有十分强烈的与旧世界彻底决袭的信念。这种信念集中地表现在追求政治权利平等。英国革命也提出《权利法案》，但更多的是追求自由。由于革命激进派在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中表现软弱，因而对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追求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果，《权利法案》中甚至没有权利平等的内容。美国革命发表的《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在美国革命的实践中，真正追求的还只是承认人人有参加自由竞争的平等权利。法国则由于旧时代的贵族阶级没落、寄生，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他们已深痛恶绝，表现出要与这种没落、寄生阶级对立的强烈的平等观。又由于法国大革命所面临的异常艰巨的任务，使革命者们表现出一种更豪迈的、更激进的绝对的平等观。
平等是革命者的最高追求，亦是他们的骄傲和自豪。但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平等口号一开始就有妇女的平等要求伴随着。资产阶级一提出消灭等级特权的要求，同时就出现了妇女的消灭性别特权的呼声。随着对平等权利的探求的步步深入，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从对“失去权利”的呼唤和对被排斥地位的不满，上升到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对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公开追求。她们责问议会：“既然妇女和男人分担了革命的风险，为什么不能和男人共享革命成果呢？”革命使“男人最终获得了自由，妇女却仍然是千万种偏见的奴隶”，〔20〕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她们公开提出“正如在议会中贵族不能代表平民一样，男人也不能代表女人。”〔21〕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在热烈拥护93年宪法的同时，要求将新宪法中男性普选的条款扩大到妇女身上。93年的法国妇女比男性革命者更激进，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更彻底。然而，同样的对平等权利的执着追求，同样的理论根据，却并不符合大多数男性革命者心目中的平等观。尽管男性革命者们不同程度地赞成妇女享有身份和财产方面的部分权利，但对男女政治平等则完全不能接受。即使是雅各宾派也不赞成妇女参政。主张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西哀耶斯将妇女列入“消极公民”之列，反对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丹东对妇女参政亦很不以为然。显然，男性革命者在授予妇女“女公民”这一称号时，并不真正赞成妇女行使完整的公民权利。由于男性代表们不愿看到妇女对政府有直接影响，议会最终还是拒绝了妇女对公民权的要求。法国妇女虽然最早获得了“女公民”的称号，却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享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
法国大革命的特殊环境和大革命对平等的偏爱，使妇女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和整个大革命同步，在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时期达到高峰，并呈现出一种“超前”状态，随着热月的“倒退”，又退回到适合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尽管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没有完成它所提出的所有任务，甚至没有完成其主要任务，但它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妇女群体的力量对民族的命运、对国家的前途产生影响；第一次用妇女组织的声音，以全体妇女的名义提出了妇女权利的要求；并第一次从人权的角度论证了女权的合理性。正如绝对的平等权利对于法国大革命中豪迈的男性革命者来说，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对于更为豪迈的女性革命者来说，更是个美丽而又悲哀的幻想。但她们的斗争作为法国及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历史上闪烁着眩目的光芒。尤其是她们所提出的女权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注释：
〔1〕，Marie Collins et al,LES FEMMES EN FRANCE,New York,1974,p.1—2.
〔2〕，Jane Abray,FEMINIS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 (February,1975)p.44.
〔3〕，乔治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中译本， 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4页。
〔4〕，〔5〕，瑟诺博斯：《法国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下卷，第372页。
〔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9页。
〔7〕，同上，第116页。
〔8〕，Darline Gay Levy et al,WOMEN IN REVOLUTIONARY PRAIS1789—1795,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p.76—77.
〔9〕，Ibid,p.123
〔10〕，Marie Collins et al,ibid,p.44—51.
〔11〕，卢梭：《爱弥儿》，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38页。
〔12〕，同上，第617页。
〔13〕，Jane Abray,ibid,p.53.
〔14〕，《爱弥儿》第614页。
〔15〕，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
〔16〕，17,Jane Abray,ibid,p.44.
〔18〕，〔19〕,ibid,p.48.
〔20〕，Darline Gay Levy et al,ibid,p.123.
〔21〕，Jane Abray,ibid,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