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183;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本质论文,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崇尚解构和颠覆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中，马克思所努力构筑的总体政治视野和宏大社会理论遭遇了质疑和瓦解。但由此而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行将就倾，是极为不妥的。且不说解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墨菲、拉克劳等）往往承继了马克思的革命性话语，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马克思的一些理论原则和方法也往往成为其进行自我反思和重构的重要资源依托。在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托尼·本尼特，他借鉴马克思的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对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建构的唯心而僵化的文学本质主义进行了质疑和解构，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通俗文学关涉文学本质主义问题
通俗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呈现何种关系，是托尼·本尼特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严格意义上而言，马克思本人对于通俗文学并没有明确论述，只是在个别文章中偶尔提及。例如，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民间故事具有使底层劳动者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忘却劳累的作用，并要求民间故事书的内容应具有诗意、谐趣和道德的纯洁；① 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通过对卡尔·海因岑文章的驳斥，马克思批判了德国16世纪的粗俗文学，认为其“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造成“美学上的反感”。② 在这个意义上，不难知晓马克思对于通俗文学总体上是肯定的，但又不失却理性的批评。不过，相比于马克思在通俗文学上的辩证认识，在后继的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通俗文学却遭遇了忽视抑或贬斥。托尼·本尼特对此分别进行了评析：卢卡奇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伟大而经典的“世界历史性的文学”，虽然鼓励“人民”的创造性，但并非自由发挥，而是由别人代理；戈德曼认为世界观分析法只适用于伟大作品，因为只有伟大作品包含或表达世界观，而通俗文学则不适用；阿尔都塞设定了真正的艺术与一般或平庸的作品的差别，但对后者完全忽略不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基本持批判态度。③
至于原因，大同小异。例如，卢卡奇肯定严肃的现实主义艺术，而否定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通俗艺术，认为通俗艺术容易导致纯粹主观的、脱离现实的映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缺乏控制性的决心等。如果据此理解托尼·本尼特的耿耿于怀似乎也合情合理：通俗文学固然有其弊端，但也不至于全然被否定，而应像马克思那样作辩证理解。但实际上，托尼·本尼特耿耿于怀的深层原因在于，通俗文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是一个关涉文学本质主义的问题，而这是违背马克思的理论逻辑的。
托尼·本尼特认为，通俗文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实际上是“一个残存的概念，是对文学进行过描述和解释之后的残余之物。……特定品质是由一系列据说与已经确立的文学特点相区别的属性（如情节的标准化或缺乏性格）所组成的”。④ 即是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定义中，根本没有为通俗文学预留位置，不能视其为文学。而这个所谓的“文学”，在托尼·本尼特看来，并非是托尼·戴维斯所言的“中性的想象或虚构创作的总体”，而是“以特定和确定的方式由教育机器中或围绕教育机器运作的意识形态所构建的经典或一批文本实体”，⑤ 即“经典化了的传统”。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筛选和复制那种经典产生影响的批评和制度化过程”以及“文学概念所表明的应该如何看待创作领域之内部组织的历史相对性”⑥ 进行质询和检讨，反而认为其文学范畴可以超越特定社会语境，成为文学的唯一标准，其他“文学”（如通俗文学）则予以排除。这样无疑就把文学僵化、非历史化了，完全是文学本质主义的作法。对此，托尼·本尼特指出，这“不光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的遗憾，也不光是政治的遗憾，而且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工程的错误理解，结果损害了构想和进行经典化文本（这种文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纵横驰骋的领地）研究的方式”。⑦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形成的深层缘由是什么，又如何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如何重新定义文学，这些便成为托尼·本尼特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文学本质主义的成因及文学的政治转向
任何一种文学本质主义观，往往与其背后的哲学、美学理念不可分。按照托尼·本尼特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文论的根源在于其形成的哲学美学传统。所谓哲学美学传统是指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由葛兰西、卢卡奇、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列斐伏尔、戈德曼、阿尔都塞等人形成的美学遗产。虽然他们把哲学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哲学美学中难以寻觅到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对于卢卡奇来说是黑格尔，对于科莱蒂是康德，而对于阿尔都塞则是斯宾诺莎。”⑧ 这样一来，不由让人想起马尔赫恩的警告：“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作出的判断到头来是前面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下短语的幽灵，那将是令人愕然的。”⑨
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一个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革命性科学，“不仅意味着它是一门为社会和政治革命服务的科学，而且表现在处理问题的方法论革命上。我们现在普遍所知的马克思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思想，并非是对预先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旧问题提出新答案，而是以一系列新问题彻底置换了旧问题”。⑩ 但在美学方面，马克思却没有完全置换资产阶级美学的问题域。这样，后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便无法从马克思那里汲取到真正属于马克思的美学问题域。而现实语境的改变，又使他们不得不从社会、政治、经济转向文化、美学的理论探讨，这就更难以提出切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因此，他们的理论只能是“关于马克思的而非属于马克思的，他们力图通过其他哲学理论体系重新解读马克思，像把马克思与黑格尔联系（卢卡奇）或与席勒联系（马尔库塞）而导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便都属于这种情况”。(11) 这样，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丰富的美学传统，坚称可以挑战资产阶级的文论和美学，但实际上，这些美学传统更多地展现出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域，是通过转借已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批评和美学体系而发展起来的，遵循的依旧是资产阶级美学的轨迹，而偏离了马克思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革新：“社会化与历史化的逻辑”。(12) 这样，资产阶级形而上的、唯心主义的美学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文论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唯心主义的简约论。以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哲学在处理主体／客体、精神／现实的关系时，虽然试图弥合两者的分裂，但终究陷入僵硬的形而上学对立。表现在哲学美学上，往往“将艺术作品从现实琐事中分离出来，却遗忘了现实琐事在不同语境中调节着艺术作品的生产与接受，结果达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艺术作品的效果总是处于永恒不变的审美关系的影响之下”。(13) 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陷入了此种困境中，一方面宣称尊重艺术的超验性，无法接受单纯从艺术的社会状况视角来解释艺术；但另一方面又不想回避从社会历史状况解释审美，以回避形式主义的审美先验性观念和唯心主义的主体既定性观念。为了弥合这两者，他们采取了一种将审美对象和审美判断主体均置入历史生成过程的策略。但由于审美关系的存在，为防止审美主体和对象受到社会历史过度的、复杂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采取一种理想化的处理，即把复杂的社会历史影响过滤掉，而使审美主体对应于精英分子，审美对象对应于经典作品。在这个过滤后的社会历史中，主体不断克服劳动异化，意识最终完善，而艺术作品体现了这种过程，并被主体认识到。这样，无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多么复杂，审美作为一种精神与现实之间的不变模式，“都被预先确定，以至于这种关系被坚持，最终被抬升为普遍的易受哲学规定影响的主客体关系”。(14) 这就是唯心主义简约论，而这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故被托尼·本尼特称为“疲软的唯物主义”、“失败的唯物主义”。(15) 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卢卡奇，他认为，文本的价值是根据它们与历史的自我认识规范的接近程度来判断的，当文学作品“将重要的社会阶级的经验凝聚起来，并且赋予一种形式，它们就在世界历史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16) 而通俗文学则因受历史影响较浅，容易导致纯粹的、脱离现实的幻想，故被蔑视。此外，唯心主义简约论致使艺术作品的价值完全由生产背景决定，并且成为一种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永恒不变的价值，而这也违背马克思的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
二是审美多元决定的逻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与意识形态保持何种关系往往是区分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个界线：文学疏离于意识形态，通俗文学亲近于意识形态。例如，卢卡奇认为文学由于其社会总体性或历史深刻性而高于意识形态；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和拜物教等日常意识形态合谋的产物，因此，应倡导一种超越于现实生活的现代主义艺术。不过，在托尼·本尼特看来，这种区分是自相矛盾的。从经验上说，一些通俗的电视节目往往蕴涵着颠覆阶级、民族及性别歧视等意识形态话语的潜能，并非与意识形态合谋；从理论上说，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必然都包含意识形态，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文学”的审美形式可以疏离意识形态，而通俗文学的审美形式则亲近意识形态，这显然不符合理论逻辑。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据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定义文学是欠妥当的。那么原因何在呢？
托尼·本尼特认为，这主要归咎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把文学视为相对自律，即文学具有一种与其他符号形式相区别的审美形式特性，无论它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作用、呈现何种关系，这种审美形式都是预先规定的，以给予文本“文学性”的称号。马尔库塞的美学便体现了这一点，他承认艺术实践依托于变化的社会历史关系，并据此得以生产、传播、接受，但真正的作品并不存在于社会历史中，而是预先存在于超历史的艺术形式中，是这种艺术（审美）形式决定了艺术的本质。(17) 托尼·本尼特还说，审美形式的功能是恒定的，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文学的相对自律和决定自身的能力，那么这种恒定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托尼·本尼特认为，在于“它帮助我们‘看’、‘感觉’或‘感知’它所暗指意识形态的能力”，即文学的审美形式具有感知意识形态冲突，疏离意识形态的能力。(18) 因此，文学与意识形态便被视为一种等级关系：意识形态是第一层次的符号体系，文学是第二层次的符号体系。实际上，文学的这种内在规定性也是受到哲学美学的影响。那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借鉴康德对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三者之间关系的超验解释，然后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变体，在上层建筑中将科学、意识形态、文学抽象地区分，即建构一种“上层建筑的三位一体”。(19) 这样，文学便依据科学与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被定义为：文学不是科学，也不是意识形态。殊不知，由于科学与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是处于流动中的，而将两者本体化、固定化，作为一种相互关联来定义文学，显然犯了本质主义错误：“本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的内部组织的讨论已经造成了许多危害”。(20) 危害之一便是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俗文学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包含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也不是文学（没有文学的批判‘锋芒’），所以必定是意识形态。”(21)
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学定义上所遭遇的这种本质主义困境，托尼·本尼特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化、历史化逻辑，认为“文学应从审美领域转向本来就属于的政治领域”，(22) 即把文学从审美中解脱出来，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意识形态性。他还尝试着对于这种“文学”进行了描述：文学是特定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的指称；是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话语的商定，调节着社会实践场所；是一种社会现实和手段，与其他社会实践相互影响。这样定义文学，便能把文学“作为特定社会历史组织和维持的文本运用和作用的场域”(23) 来进行分析，由此实现文学的政治化。
三、阅读型构作为一种解构策略
尽管托尼·本尼特为了解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尝试着对文学定义进行政治转向，但他认为这依旧不够彻底，还欠缺对于文本阅读效果的政治化考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要么从多元性被删减为一元性（唯心主义简约论），要么被固定为文本的内在价值（审美多元决定的逻辑），但共同的弊病在于把文学的价值单一化、固定化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此并非没有人察觉，比如伊格尔顿，他就很反对文学的“内在价值”，但由于他“急于避免文本散失于杂多和多元的读解之中，他随即强调文本必须对可能的阅读方式形成约束”，(24) 这便又回到了文本中心论立场。托尼·本尼特对此显然不满意，更何况他早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一书中，就对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性与社会历史相脱离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文本形而上”。(25) 因此，为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彻底社会化、历史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审美对象，不是揭示已经先验地构成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必须开始从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批评实践形式才能将阅读过程政治化”。(26) 这实际上是吁求阅读政治学的介入。
阅读政治学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阅读理论，它试图消解读者反应批评所一致赞成的“阅读理论的任务是确立解释的权威”(27) 的观点，转而强调读者是被社会和历史建构的，存在种种差异性。阅读政治学的代表有史蒂芬·梅劳科斯的“修辞的解释学”、罗斯·钱伯斯的对抗阅读理论等。托尼·本尼特的阅读型构理论也是阅读政治学的一种。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阅读理论在处理读者与文本关系时，要么忽略读者身份的多变性和接受的主动性；要么把文本作为一个客体、一种结构，无论如何阅读，阅读效果都是预先规定的，因此，托尼·本尼特希望文本与读者应被看成“文化激活文本与文化激活的读者之间的存在，这样的相互作用被物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联系构建而成，文本与读者都不可逃脱地铭记于此种联系之中”。(28) 这就是阅读型构，实际是指读者、文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变动不居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不断变动，由此，在阅读型构中产生的阅读效果也是变动不居的。
此外，托尼·本尼特认为阅读型构尤其适用于大众文本的阅读，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通俗小说的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们遮蔽了通俗小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可能具有的多种价值和意义。因此，大众阅读型构对于解构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文论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总之，托尼·本尼特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文论的反思和解构无疑是行之有效的。这对于当前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无以言说的论调不啻是一种反讽，对于我国如何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启示颇多。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2—323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③④⑤⑥⑦⑨(20)(21)(24)(26) 托尼·本尼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第205、203、203、207、204、206、220、218、212、2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12)(14)(15)(16)(18)(19)(23)(28) 托尼·本尼特著，王杰、强东红等译《文化与社会》第14、22、26—27、14、27、32、14、44、7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⑩(11)(25)(22) Tony Bennett.Formalism and Marxism.London:Methuen & Co.Ltd,1979:107,112,64,3（托尼·本尼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第107、112、64、3页，伦敦：梅苏恩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13) 强东红《理论与实践：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17) Tony Bennett.Outside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141～142（托尼·本尼特《文学之外》第141—142页，伦敦和纽约：罗特里奇出版社1990年版）。
(27) 安德鲁·本尼特，李永新、汪正龙译《读者反应批评之后的阅读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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