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2005—2015年土地利用效益 及耦合协调发展
李佳欣1， 杨庆媛2
(1.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2.西南大学绿色低碳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 ：土地利用效益是反映区域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社会-生态”三重视角构建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内部耦合协调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1个省(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具有较高的关联性，且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具有明显冲突，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的区域分布在东部3省(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生态效益较高的区域以西部为主。从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来看，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布局，时间上大部分省(市)以保持稳定和波动上升为主，且制约各省(市)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不同，应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土地政策，加强各省(市)土地管理与保护等方法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关键词 ：土地利用；效益；熵值法；耦合协调；长江经济带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深入推进，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如何对有限的土地资源高效合理地利用，推进区域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当前社会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1]。在这个过程中，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是缓解土地供求矛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2]。土地利用效益是指土地数量、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和优化给区域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总和[3]。土地利用效益作为衡量土地资源利用水平的指标之一，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管理水平和资源优化配置程度，土地利用效益越高则说明资源优化配置越合理，土地利用的集约水平越高。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4]，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区域差异研究、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评价方法研究等[2-9]；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方向也从单一的土地经济效益[10]、土地社会效益[11]、土地生态效益[12]向土地综合效益[13]转变，同时，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14]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研究对象从之前的单体城市研究到现在的经济带、城市群研究转变，并突出其时空演变模式；研究方法也变得更加丰富，熵权法[15]、层次分析法(AHP)[16]、变异系数法[17]等方法逐渐被引入，近年来也与耦合协调度模型[18]、神经网络模型[19]、广义最小二乘法(GIS)技术[20]等方法结合应用，进一步丰富了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的研究内容。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关注区域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效益研究，但探讨土地利用效益内部各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性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有必要深入探讨。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市、西至云南省，涉及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江西省、贵州省、云南省等11个省(市)。面积约205万km2，占全国幅员面积的21%，人口、经济总量的占比均超过全国的40%。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
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在2005、2010、2015年间进行土地利用效益测算，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社会-生态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定量研究，探寻10年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时空演变规律。
当时岳麓书院有百分之五十是由刘崐主持修建的。他亲自上书朝廷请拨银两,主持清代最后一次对岳麓书院的大规模修建。其结果是“因旧制而修复者十之五，新建者十之二，或增或改十之三”。他亲自撰写《重修岳麓书院记》，弘扬经世致用思想，稳固了湖南士人经世致用的学风。岳麓书院御书楼前长廊嵌存的《重修岳麓书院记》，便是刘崐撰写。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1.1.4 耦合协调度模型 根据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得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评价值，分别记为U 1、U 2、U 3，步骤如下：
1.1.1 文献计量法 首先要确定指标，依据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内涵，遵循指标科学性、层次性、全面性等原则，采用文献计量法对30篇有关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核心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对于指标频数达到20以上的指标直接选入，再结合长江经济带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参考相关研究结果[6-7，21-22]作为补充。
1.1.2 熵值法 通过熵值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步骤如下：
(1)借助物理学中耦合协调模型，得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系统耦合度公式：
商人与文人——明末徽州书画商王越石与鉴藏家的交往………………………………………………范金民（4）：112
正向指标：
(1)
负向指标：
(2)
式中：
为标准化值；X ij 为某一指标的数据；X jmax 、X jmin 分别为某一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
(2)计算标准化后的第j 项指标对应的熵值U j ：
(3)
式中：p ij 为第j 项指标下第i 个城市指标值的比重；
(3)计算指标j 的权重w j ：
(4)
式中：d j =1-U j 。
式中：C 为耦合度，反应各个系统间要素彼此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当C =1时，表明各个系统处于最佳耦合阶段；当C =0时，表明各个系统内部要素之间无关，系统向无序发展。
(5)
式中：S 为土地利用效益；w j 表示单个评价指标权重；表示各指标单因子评价分值。在具体应用中，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以指标标准化值作为单因子评价分值。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方法多种多样，本研究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三大效益耦合协调关系进行评价，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指导。
(1)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6)
1.1.3 多因素综合评价 采用综合评价模型，对土地利用效益进行打分，公式如下：
(2)耦合度只能说明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程度，无法说明协调水平的高低，因此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反映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
(7)
T =αU 1+βU 2+δU 3。
(8)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各系统综合协调指数；α 、β 、δ 分别表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重要程度的权数，文章参考相关研究成果[18，23-25]将权数设置为α =0.4，β =δ =0.3。
3.2.2 社会效益 从图6可以看出，在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方面，2005年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中，浙江省、江苏省处于最高水平，上海市、四川省、湖南省紧随其后，其次是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云南省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处于倒数第2水平，排在最后的为重庆市和贵州省，大致呈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图6-A)；2010年江苏省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依旧处于领先位置，浙江省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下降了1个等级，与四川省、湖南省处于同一水平，云南省的效益等级则上升了1个等级，与湖北省、安徽省同等级，其他省(市)保持不变，201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呈现均匀分布的格局(图6-B)。2015年除了上海市和江西省的社会效益相较于2010年下降了1个等级，重庆市的效益等级较2005年上升了1个等级，其他省(市)较2005年效益等级没有变化，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图6-C)。
参考现有的研究成果[24-26]，C 和D 对应的耦合阶段与耦合协调程度分别见表1、表2。
表1 耦合度值对应的耦合阶段
表2 耦合协调值对应的耦合协调程度
1.2 数据来源
以长江经济带涉及的11个省(市)为研究区域，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土地利用效益的内涵
土地利用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3个方面，是指单位面积土地投入与消耗在区域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所实现的物质产出或有效成果。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是指土地利用所获得的有用经济成果；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是指土地利用后，对社会的促进程度及其产生的影响；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是指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则是对这3个方面效益进行综合性分析与判定，从而为协调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进步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在研究过程中，虽然研究的区域或者对象有所差异导致选取指标有所差异，但是在构建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要全面反映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情况，本研究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3个方面的指标。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依据一般系统论，假设土地利用效益为一个综合系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其子系统。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循环系统，受到3个子系统的共同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三者共同推动着土地利用效益综合系统的发展。
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系统、社会效益系统和生态效益系统三者间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如何扬长避短并发挥各自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态积极作用，最终达到3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对区域协调和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2.2 土地利用效益指标选择
土地利用的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因此在选择影响土地利用效益的指标时也要考虑这3个方面的因素。
陈小华：基本上这个行业里大部分创业者都认识，往往他们做不下去的都会来找我们沟通，姚劲波（58集团CEO）还经常感叹悲剧一再重演。很多创业者会和我们说，你再给我一个亿我就能干到一百亿，因为我这个模式实在太好了。但我们在这个时候往往有一种无力感，这个教训只有自己走过才能算教训，别人提醒，你还会觉得是不是别人看我收入这么多眼红？这种案例很多，我们会建议一些公司在现金为零的时候停止，出售企业或者放缓节奏，活下来就好。但是这些企业往往会进行最后一搏，就是去让用户充值，等到了不得不去找投资人救市的时候，这些公司就不仅是一个价值为零的公司，而是一个负数，一个非常大的坑，没有投资人会愿意进来。
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是指土地的投入与取得有效产品之间的比较[27]。产出类指标有：(1)产品的实物量；(2)总收入；(3)净收入；(4)利润。投入类指标有：(1)土地面积；(2)劳动力；(3)资金(开发或基建性投入)；(4)成本。区域间由于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人力物力投入不同，从土地上产出的物品价值也不同，投入产出率越高，则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越好。在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产出类指标有人均GDP、地均GDP、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投入类指标有地均固定资产投资。这5个指标能基本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经济结构等。
我是多么厌恶这些伪装成白天鹅的长舌妇。这时，在我眼里倏地闪过一道奇异的光彩：“是的，你可以相信我，我和他们不一样。”
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主要是指土地利用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在选取指标的时候主要考虑与人相关的影响因素。人口密度代表一个地区的人流聚集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水平；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则是代表一个地区医疗的先进水平；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代表一个地区的城市道路面积是否合理；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代表一个地区的公交发展水平，和失业保险人数共同反映社会保障水平。这5个指标能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保障、人口等方面的情况。
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是指人类在利用土地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选取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面积，均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绿化程度。但是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所以选取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指标，同时也选择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环境生态治理的效果。
通过文献计量法等方法，选取15个指标基本能满足土地利用中对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选择要求，构建出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运用熵值法来得到评价指标权重，土地利用效益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3。
3 结果与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时序变化
3.1.1 经济效益 从图1可以看出，2005—2015年期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有升有降，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上升的省(市)有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云南省等7个省；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下降的省(市)有上海市、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等4个省(市)。2005—2010年期间，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下降的省(市)有上海市、浙江省、云南省等3个省(市)，其评价分值分别下降 0.063 7、0.005 4、0.006 8；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上升的省(市)中，重庆市、江苏省的提升幅度位于前2位，分别提升了 0.027 4、0.019 9，其次是贵州省、四川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湖北省。2010—2015年期间，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等3省(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下降，分别下降了0.012 7、0.000 4、0.007 0，3个省(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均由上升变为下降；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上升幅度较大的省(市)有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等4个省，上升幅度均超过0.06。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等3个省(市)较其他省(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差距较大，并且10年间差距并未缩小，说明长江经济带的区域间宏观经济差异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依旧存在，并且短期内不会有较明显的转变。
表3 土地利用效益指标体系
为了分析长江经济带不同时段土地利用效益的变化情况，以5年为1个时间段，以终止年份和起始年份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分值作为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分表征。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分值及内部三大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分值分别见图1～图4。
3.1.2 社会效益 从图2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土地利用社会效益的评价分值，总体而言，2005—2015年期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有升有降，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上升的省(市)有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9个省(市)；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下降的省(市)有上海市和江西省。2005—2010年期间，大部分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呈现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较大的省有江苏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云南省等5个省，分别上升了 0.038 2、0.030 7、0.029 8、0.044 9、0.020 0；只有上海市、重庆市在这期间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出现下降，上海市下降幅度较大，较2005年下降了 0.064 3。2010—2015年期间，上海市、重庆市、贵州省等3个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有所提升，其中重庆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上升幅度最大，提高了 0.025 5；其他8个省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全部下降，其中四川省、江苏省等2个省的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0.021 0、0.018 6。
3.1.3 生态效益 从图3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评价分值，总体而言，2005—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大部分以上升趋势为主，除了江苏省、江西省、重庆市和云南省4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在2010—2015年有所下降，其他7省(市)(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均呈上升趋势。2005—2010年期间，大部分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呈现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较大的省(市)包括重庆市、江西省，分别上升了0.069 2、0.044 2，四川省、湖南省、上海市、安徽省、贵州省、江苏省、浙江省紧随其后；只有湖北省、云南省在这期间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出现轻微下降情况，分别下降了 0.003 1、0.014 0。2010—2015年期间，江苏省、江西省、重庆市、云南省等4个省(市)的生态效益出现下降情况，江苏省下降了0.003 4，另外3个省的下降幅度均较大，分别为0.018 8、0.023 3、0.029 3；在土地利用生态效益上升的7个省(市)中，湖南省、上海市的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上升了0.021 0、0.019 6。
3.1.4 生态效益 从图4可以看出，四川省、重庆市在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方面分别处于第1、第2位，贵州省、云南省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发展也较好，相比较之下虽然湖北省、江西省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较低，但这2个省在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方面相较于其他省(市)处于中等偏上地位，说明生态保护、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并不冲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可加强生态保护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如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生态文明、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等。且土地利用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发展趋势比较相近，说明保护生态环境对经济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土地利用社会效益评价值以先升后降的变化方式为主，大部分省(市)相较于10年前的社会效益水平有所提高，只有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水平较之前上升幅度过慢，在2005—2010年期间，下降幅度较大，初步认为是由于近10年来上海市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且远高于其他10个省(市)，导致人均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的减少和用地压力的增加；在2010—2015年期间，下降速度明显放缓，这也得力于上海近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致使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上海的用地压力。
3.2 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差异
根据自然断点法将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三大效益及其综合效益空间分布图划分为5个等级，其空间分布分别见 图5～ 图8。
在每根骨架上划出“十”字定位线，实际测量后，将数据与三维模型数据进行对比并对数据进行修正。最后，减去玻璃之间的离缝得出最终的玻璃尺寸。汇总玻璃数据信息提交专业生产厂家生产。
3.2.1 经济效益 从图5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在2005—2015年一直呈东高西低的空间布局。200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等级最高的省(市)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次之，湖北省、重庆市紧随其后，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四川省为第4等级，云南省、贵州省处于最后，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图5-A)；2010年相较于2005年，除了贵州省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上升1个等级外，其他省(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空间分布格局保持不变(图5-B)；2015年，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分布格局依旧保持不变，安徽省、江西省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上升了1个等级，而贵州省则下降了1个等级(图5-C)。大致上2015年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
城市水生态文明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建议通过教育、宣传，引导每一位城市居民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水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居民规范节水护水、垃圾分类等生态环境行为，培养绿色低碳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努力成为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者、行动者、示范者；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营造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格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采用混凝土H型立柱装配式围墙方案。围墙柱采用钢筋混凝土柱，柱距为4 m，基础采用现浇混凝土基础，预留400 mm×400 mm杯口基础。基础间设宽240 mm、高300 mm的连梁。
3.2.3 生态效益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2005—2015年的生态效益空间分布见图7，2005年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中，四川省、云南省处于最高水平，浙江省紧随其后，其次是江苏省、湖北省、重庆市，上海市、贵州省、湖南省的效益等级处于倒数第2水平，排在最后的为安徽省、江西省，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大致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图7-A)。2010年，重庆市的效益等级上升到最高等级，与四川省一样，云南省的效益等级下降了1个等级，江西省的效益等级上升了3个等级，与浙江省处于同一水平，湖南省、上海市的效益等级上升了1个等级，与江苏省同等级，湖北省的生态效益等级则下降至最低水平，与安徽省同等级，贵州省保持不变，201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大致呈现中间低两边高的分布格局(图7-B)。2015年与2010年相比，四川省、湖南省、上海市、贵州省、湖北省、安徽省等6个省(市)的效益等级不变，其他省(市)的效益等级均有所下降，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大致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图7-C)。
3.2.4 综合效益 从空间上看，除了四川省外，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布局，相较于10年前，安徽省、江西省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等级有所上升，云南省的综合效益等级有所下降，其他省市的效益等级均保持不变(图8)。根据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空间分布(图8)可将沿线省(市)划分为五大类：第一类为上海市，10年来一直处于第1位；第二类为江苏省、浙江省，二者在10年间一直保持在前列水平；第三类为四川省，四川省凭借着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水平的优势，使其综合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第四类为中部的5个省(市)，包括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第五类为西部的云南省、贵州省。由此可以看出，除了四川省以外，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生态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财务管理是施工企业内部管理的构成部分，其对施工企业进行预测、决策、计划、分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国有施工企业来说，合理的财务管理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成本，还能够保障工程质量。但是，国有施工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是好的，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为了保证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求我们发现问题并且着力解决问题。
3.3 耦合协调时空分析
将2005、2010、2015年的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评价分值分别代入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公式，最终得到3个效益的耦合协调度(表4)。
一阵低音马达的轰鸣，车库卷闸门被打开了，露出两辆轿车，一辆银灰色奔驰，一辆黑色桑塔娜。张仲平把车钥匙递给徐艺，让徐艺开他的车。徐艺接过，把旅行袋放进大奔的尾箱里，“啪”地一声关上，又往上拉了拉，确定已经关严，这才拍了拍手，对张仲平说：“姨父，左达已经是个输得精光的赌徒，这五十万说是借，可他能还得上吗？我看难，不，几乎不可能，别的拍卖公司可都不敢借啊。”
从时间演化来看，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2005—2015年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耦合协调度主要以保持稳定和平稳上升为主，总体上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但个别省(市)出现相对下滑趋势。其中，浙江省、云南省等2个省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固定区间，说明这2个省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系统协调发展关系较为稳定。江苏省、江西省的耦合协调度相较于10年前都上升了2个耦合区间，江苏省由初级协调上升到良好协调，江西省由轻度失调上升至勉强协调。除了上海市之外的其他6个省(市)(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均上升到优一级的耦合区间，但上海市由2005年的良好协调下降至2010、2015年的中级协调区间(图9)。虽然在2010—2015年间，上海市的耦合协调度有缓慢上升，但相较于2005年还是比较低，因此应该采取综合措施来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系统间的协调性，防止区域间结构陷入失衡状态且恶化。如上海市这种特大城市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与人口过多密切相关，导致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运营安全等方面难以承受。上海市提出在“十三五”期间严控人口红线，保持常住人口在2 500万人以内。同时也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控制人口：调整落后产能，合理控制就业年龄段人口；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疏导非就业人口；加强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调控无序流动人口；控制建筑总量过快增长，抑制人口过度涌入。
表4 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益 耦合协调度时间演化
为横向对比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土地利用三大效益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分别计算2005、2010、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耦合协调度及耦合度等的平均值(表5)。从空间上来看，三大效益的耦合协调度同三大效益的综合评价值大体分布相似，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东部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中级协调，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及四川省的勉强协调过渡到西部轻度失调的贵州省、云南省。形成这一空间布局的原因主要是东部各省(市)的经济水平同西部相比占优势较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效益方面的不足。
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吉隆纳市的奥卡那根中学在2012-2013学年进行了＂翻转课堂＂教学实践，这种新式教学模式一经使用便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极大支持。为了提高实验效果，同时方便教师之间进行交流，该校还专门成立了＂翻转课堂＂教学网站为教师提供服务。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高中和昆士杰大学针对＂什么是翻转课堂＂、＂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教学形式＂和＂如何开展使用这种教学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研究结果显示：翻转课堂能为学生提供充裕的时间发展高级思维，其结果能促进学生转向主动学习。
高速公路运输以其点多面广、方便直达、机动灵活、服务能力强，既可为其他运输方式提供集疏运服务，又自成体系等特点，在交通运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 近年来，全国高速公路网在规模总量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据交通运输部《201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2.35万km，国家高速公路里程达7.96万km，全国高速公路车道里程达54.84万km[2]. 随着高速公路建设规模的不断增大，相关的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日趋增多，从而对高速公路营运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表5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2005 、2010 、2015年耦合协调度均值比较
同时，各省(市)制约其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不同，东部3省主要由于社会因素和生态因素制约，中部4省属于经济因素制约，西南4省除了生态效益较好外，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均制约了其发展。这就要求各省在未来规划发展中，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努力克服或者突破其自身制约因素，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及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三者协调同步发展、共同提升。
4 结论与讨论
(1)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水平地域差异明显，各省(市)经济效益水平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绝大部分省(市)的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水平呈现缓慢下降态势，同时大部分省(市)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水平呈上升趋势，各省(市)经济效益水平受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水平的影响，因此要想保持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也得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平衡发展。(2)从时间上来看。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益的耦合协调度在2005—2015年10年间以保持稳定和缓慢上升为主，但个别省(市)也出现小幅度的下降，所以要注重社会基础建设和生态保护共同发展。从空间上来看，由于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及政策对生态的影响程度不同，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益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布局，在空间上形成了三级阶梯的分布格局。同时，各省(市)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也不相同，东部3省属于社会因素、生态因素制约型，中部4省属于经济发展制约型，西南4省属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双制约型。(3)从耦合协调度来看，贵州省、云南省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安徽省、江西省处于濒临失调状态，虽然耦合协调的程度不同，但这4省的制约因素却相似，均是由于经济因素制约了其协调发展。安徽省的社会及生态效益发展良好，经济效益同其相比较低。这要求安徽省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要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完整有序的产业链条，增强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江西省主要由于经济效益较低而制约了其协调发展，但江西省的社会效益也急需加强，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健全社会基础设施和保障设施，推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发展。贵州省的发展情况同江西省类似，但其经济效益过低，导致发展处于失调状态，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坚持改革创新，引进人才，推动经济建设。云南省的社会效益良好，且生态效益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可以依托当地自然环境大力发展旅游业，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以旅游推动经济发展。
本研究确定的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信息还不够全面，须要收集更多数据并对各个评价单元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同时，在评价方法上须进一步考虑如何在客观计算的基础上对权重进行修正，也未考虑到主观因素与实际相结合，可以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改进。其次，仅对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整体分析，但长江经济带包含100多个城市，不同城市间由于经济基础、社会保障水平及基础建设、生态环境、区位条件等各不相同，可以通过城市间的横向比较后再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通过构建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评价体系与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探讨了长江经济带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分布特征，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将该系统与旅游、城市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等结合研究，还可将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趋势作为后续研究的内容。科学制定区域规划，为了更好地在耦合协调的基础上提升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生态条件并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科学制定规划措施，对于优化开发区域主要要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对于重点开发区域要增强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农产品主产区则要发挥劳动力优势，建立现代特色农业体系；优先把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控制开发强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各省(市)对接措施大多局限于本省以内，要多思考类似省(市)的规划工作，努力衔接好省与省之间的沟通协作，共同发展。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土地利用集约发展。在进一步优化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元化，大力改善公共服务条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加入地方政绩考核机制，完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和环境责任考核机制，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本研究发现，第2代320排螺旋CT机较第1代CT机辐射剂量(CTDI、DLP及ED)显著减小(P<0.01)，降低幅度约46%，更符合利用尽可能低的放射剂量达到临床诊断(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ALARA)的要求。此外，两代320排螺旋CT机之间的肝脏灌注参数值(PAF、PVF及P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说明可以用这2台CT机对同一病灶进行动态监测、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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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9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9)03-0319-08
收稿日期： 2017-11-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4YJAZH097)。
作者简介： 李佳欣(1994—)，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E-mail：ljx940212@163.com。
通信作者： 杨庆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E-mail：yizyang@swu.edu.cn。
李佳欣，杨庆媛. 长江经济带2005—2015年土地利用效益及耦合协调发展[J]. 江苏农业科学，2019，47(3)：319-326.
doi： 10.15889/j.issn.1002-1302.2019.03.075
标签：土地利用论文; 效益论文; 熵值法论文; 耦合协调论文; 长江经济带论文;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论文; 西南大学绿色低碳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