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以死去？——论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作者主体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文论论文,性问题论文,主体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至今，各种流派纷然杂陈，新说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面临着各种新学说、新观念的冲击，我们何以言说？趋新求异、言必解构、文必主义固不可取；然敬而远之，固守某种思维定势，或一味斥之为“新潮术语”的乌合，也无补于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拨开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重叠繁复的话语迷雾，找出其主要的理论支点和发展脉络，以求对各种流派的基本方面作出一定的把握。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选取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关于文本中的作者问题作出一些梳理和阐发，目的在于说明这样一个观点：自新批评以来一直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重心之一，就是在文本分析中摒弃作者的中心地位，进而完全抹掉作者在写作中的痕迹，最终完成在一切话语中对主体性的消解。这是当代西方批评话语一条贯串始终的主要线索。
一
新批评以来，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出发点，对各种传统的人文主义文学观念大加挞伐。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人历来是文本创造活动和审美活动的主体。人作为活生生的客观存在，通过具有明确指涉性的语言进行交流，主动认知客体世界并希冀逐步达到某种预设的整体性和真理性。文学文本由具有一定意图的作者创作，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生活经历、情感和愿望，并且通过阅读引起读者的理解、共鸣与同感。人作为历史活动和理论话语的主体在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这个大写的人构成了西方自柏拉图形而上学以来最坚固的人文主义堡垒。然而，如果说19世纪末尼采大声呼出“上帝死了”的口号，震撼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文理性主义传统，那么法国文论家罗朗·巴特1968年发表的“作者之死”则宣告了上帝在文本中的化身——作者的消亡。“作者之死”一文否定主宰文本意义的作者及其创造活动，从理论上把主体的在场设置为中心问题并加以消解。“作者之死”的口号实质上道出了西方以语言不确定性为基点，摒弃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理论指向，而巴特对文本作者的强硬拒斥所引起的论战也从此贯串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演进过程。随着近年来批评风向转变，重新强调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人文主义批评理论似乎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其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在反击形式主义、本文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在文本构成和阐释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
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旗帜，开始把人的主体性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奠定了理性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理性的论证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存在本体论开始，经洛克经验实证主义的修正，最后在康德超验的感性、知性和理性范畴形式以及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中确立。人的理性成为历史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这场资产阶级自我合法化的启蒙运动中，近代理性的产生和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密不可分。这是因为理性的旗帜上大书着主体自由。启蒙运动主体理性的兴起，宣告着维系社会整体的宗教的衰微。启蒙高扬主体理性，使之被确立为一种与宗教相当的社会统筹力量。正是这种建立在对整体性真理的不断追求、主体不断获取客观知识来达到终极真理这一假设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使主体的自主性得以稳固确立。理性使主体表现出多方面的自由。在社会政治领域，主体有合法追求个人利益和参与政治权力构成的平等权力；在个人生活中，主体自由表现在伦理自主和追求个人价值最大限度的表现和实现。也正是主体自由的高扬，使文学的文本作者在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中获得了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
然而，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主体神话的致命点正是其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其中，主体赖以认识客体的语言在未加审视的情况下就被想当然地赋予直达真理的确切指涉功能。因此，当20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家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本，指出语言的不确定性，并据此提出历史和现实文本化时，主体在整个理性大厦中的地位便显得岌岌可危，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和终极意义等人文主义的观念也就开始模糊起来。于是，在文学领域，继英美新批评置社会历史和作者不顾，提倡文本本体论分析，俄国形式主义专注“文学性”和“文学技巧”以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竭力排斥、消解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其解构锋芒直指作者，力图一鼓作气将之逐出文本，达到无主体话语和写作的自由嬉戏。这的确是一条贯串始终的理论批评主线：诺思罗普·弗莱在其庞大的神话批评体系中排除“价值判断”；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主义人类学中坚持“人文科学的终极目的”不是去“构造人，而是消解人”[1]；德里达相信“人类和人文主义……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在梦想自己的全方位在场”[2]；而福科则把这个梦想化为泡影：“人不过是近代的发明……，正如海滩上勾画出来的一张脸庞，不久即被冲刷殆尽。”[3]巴特则把人的历史在场具体化为文本中的作者，在宣告作者死亡的同时，一笔勾销了人在文本产生和运作过程中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的确，作为理性的一种表现，人的主体性一直与语言相生相伴。当语言本身在解构的审视下不能自保其指涉客观事物的稳定性时，主体性便显得无枝可依、摇摇欲坠了。也许，理性的两难境地就在于，人不断超越自我的欲望本来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种主体的创造性冲动却不得不用语言来构筑自己；当用语言堆砌起来的现代文明越来越沉重，人就离真切的生活和存在体验越来越远。最终，人丧失了主体，转而膜拜无所不在的语言桎梏。这样，主体性就在语言的不断流动循环中隐没了。语言曾经是人获得理性、确立自身的福音，而今却成了主体性克星。这也许正是当代西方语言形式主义理论和批评最终要传达的信息。
二
文本作者逐渐消亡的过程应该始于英美新批评的理论与实践。[4]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反浪漫主义诗歌放纵个性和情感的倾向，为新批评的兴起定下了理论基调。艾略特指出，传统一词并非贬义，“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5]，首先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历史意识，包括“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内[诗人]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6]传统作为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超过历史的时空呈现在诗人面前，使诗人充分认识到个人的局限，并且能够在他与已故的诗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中改善自己的心智缺憾，使之富有意义。基于这个原则，艾略特反对浪漫主义诗论把诗歌说成是诗人在沉思中积聚的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认为那是形而上学灵魂整体统一观念的表现。“诗人有的并不是有待表现的个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媒介，这个媒介只是一种媒介而已，它并不是一种个性，……诗人的头脑实际上就是一个捕捉和贮存无数的感受、短语和意象的容器，它们停留在诗人的头脑里直到所有能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化合物的成份都具备在一起。”[7]这样一来，诗歌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非个性化的过程。诗歌不属于诗人，而是这个伟大传统的组成部分。“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脱离。”[8]这就是艾略特关于文学传统和个人才能关系论证的逻辑结论，这个论断对新批评具有奠基意义。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不再是统率文本意义和技巧的主体。诗人被中性化，充当着中介或催化剂的作用。这样，文学批评初步脱离了主观意志和情感意义，取得了某种科学的地位。这正是新批评一贯的目标，即细读“书页上的印刷符号”，“科学地”分析呈现在文学文本（主要是诗歌）中的整体性、相关性、反讽、悖论和张力等形式因素。
新批评对文本作者的拒斥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瑞恰兹在细读中重视读者的理解反应，排斥诗人在阅读过程中的作用；继而经过兰色姆等人在理论上作本体论概括，最终在威姆塞特和比厄兹列的反“谬误”论语中彻底清除了诗歌创作和阅读中的主体因素。
作为心理学家和语义学家，瑞恰兹关心的首要问题是诗歌意义在阅读中的多指向性。在他的论述中，对读者反应的兴趣超过了对诗人意图的关注。然而，诗歌“情感语言”表达的“伪陈述”造成的含混和歧义使瑞恰兹看到作者（诗人）意图在文本中的虚幻性。在有关《荒原》的讨论中，瑞恰兹认为诗中不存在维系着各种诗歌形式因素的理智线索。任何寻找这种线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阅读中“唯一必要的理智活动体现在对分散于诗中的各个形式因素的辨认。我们固然可以对诗中的整体经验加以归纳……，这样做实际上却加入了一些不属于原诗的东西。这种理性的框架至多是在诗歌建成后即刻拆除的工作台架。”[9]显然，瑞恰兹在这里不仅削弱了那种认为诗歌里存在着某种有待发掘的终极意义的形而上学观念，而且也预示出后来巴特的观点，即本文一旦书写成章，作者的“源始意义”即告废止。当然，瑞恰兹从来就不是一个所谓的反作者主义者。在他的诗歌语义分析系统中，作者一直占有一席地位，只不过在他区分的四种语义（意义、情感、语气和意图）中，意图是一种“更令人琢磨不透……，易引起混乱的因素”[10]罢了。另外，在瑞恰兹看来，作者的个性极不可靠：“诗人可以扭曲自己的陈述，使之在逻辑上与诗的内容毫不相干；他也可以使用隐喻或与之相反的手法，以此表达在逻辑上与思想毫无关涉的事物。”[11]由于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和诗人的随意性，读者无法确定诗人的意图。不管是诗人投射于诗中的生活经历和个性，还是诗人意图让读者领会的主题思想，都无法通过阅读得以再现。瑞恰兹的重要性在于，他对诗歌具体的语义分析进一步发展了艾略特的“诗歌非个性论”，为新批评最终摒弃作者（诗人）在诗歌文本中的作用标定了方向。
威姆塞特和比厄兹列的“意图谬误”和“情感谬误”两文把新批评建立本体论的努力推至极顶。所谓“谬误”，不外乎人的主观判断和推理不合乎逻辑而产生的失误。在文学批评中，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读者的阅读心理一直是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在威姆塞特和比厄兹列看来，这正是批评长期受制于主观判断的两个重大失误。文学批评既然要获得与其他学科相应的科学地位，就应与作者意图和读者心理这类与主体经验密切相连的非本体的外部因素彻底决裂，从而制定出客观的批评标准来。批评的标准蕴含于作品内部。诗歌既不属于批评家，也不属于诗人，而是一个自主的有机整体。“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存在，也无须顾及，因此不能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12]从逻辑上讲，“‘意图谬误’混淆了诗歌和诗歌起源的区别”[13]，把诗歌的心理起因等同于诗歌的客观优劣标准。批评最终沦为作者生平及其时代重构的附庸。另一方面，本体论亦不满意瑞恰兹对诗歌语言进行的语义分析。威姆塞特认为，我们没有语言学的规范来稳定阅读反应，因此就谈不上意义(meaning)和寓意(suggestion)之间的区别。瑞恰兹所做的“指涉性语言”和“情感语言”的区分便不可成立。[14]“情感谬误”的逻辑错误在于“混淆诗歌本身与诗歌效果的区别”。这是一种“认识论怀疑主义的特例……最终导致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15]显然，谬误论者在这里割裂的不仅是文学创作过程和接受心理的联系，而是整个社会历史和广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的联系。这种极端态度的背后正是对作者主体用语言表达的理性的不信任和对文学本体论的冲动。如果说，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原则从宏观上把诗人的个性消融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中，瑞恰兹从语言的微观上把作者主体推至文本的边缘，那么，威姆塞特和比厄兹列则力图把对作者的拒斥用本体论的批评标准框定下来，为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的建立添上了关键的一笔。
新批评在对作者主体的逐步消解过程中并未放弃文学批评对人的存在及其生活意义的信念。在新批评家的意识中，人始终是形而上学的中心存在。对作者和读者主体因素的否定与其说是对人文主体的否定，不如说是为了突出文学文本的形式而采取的权宜方策。实际上，新批评初期的理论家们在其批评实践中对人的因素和道德的关注一直持续不断。艾略特对伟大的心灵构造起来的经典(canon)文学传统持有坚定信念；利维斯在细察(scrutiny)中强调批评中的道德责任；瑞恰兹则对“有能力的读者”抱有充分的信心；还有在被称为“新批评的典范之作”的《精致的瓮》中，布鲁克斯精到地剖析了《麦克白》中在“狂风中健步”的“赤身裸体的婴儿”和“穿着血腥短裤的匕首”的意象，坚信这些象征一直在“纠缠着莎士比亚的内心”并“深刻地抓住莎士比亚的灵魂”[16]，甚至在威姆塞特和比厄兹列强烈的反作者论述中，这种深深植根于历史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始终是一种根本的在场：“诗歌属于大众，……是有关人类的诗歌；人类则是社会知识的对象。”[17]
然而，这个形而上学的人文主义观念在随后兴起的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强劲冲击下失去了自己最后的立足点。解构主义专注文本符号，主张“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在无主体、无中心的语言符号无限的延异和空缺中，人类的意义，不管是个体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都将飘散殆尽，荡然无存。文本作者的观念也就被埋葬在“空洞的能指”符号的自由嬉戏中。
三
在反作者主体的理论话语中，罗朗·巴特的“作者之死”一文论点鲜明，切中要害。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1.文本一旦写作完毕，语言符号即开始起作用，书写[18]开始启动，作者不复存在。
2.作者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衍生物；作者的观念体现了西方对形而上学整体性的信念。
3.文本中发言的不是某个人，而是语言本身，因为语言的运作有赖于语法意义上的主词，无须主体代劳。
4.文本不是由一串串表达某一权威声音的词构成，而是一个充满了互动的书写符号构成的多维空间，即“多重文体”(pluraltext)。
5.作者之死意味着拆除任何主导中心意义，使文本的多元书写意义获得解放。
不难看出，以语言不确定性为中心的论证和反形而上学整体论的立场是巴特反作者论的两个根本特点。正如英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罗门·塞尔顿指出的：“作者被剥夺了全部的形而上学身份，从而被简化为语言（即无限的引语、重复、回声和附注组成的语库）纵横穿梭的交叉场所。”[19]首先，作者的在场不仅仅是意图的谬误，而且是阻碍能指符号在多维书写空间穿行的形而上学中心。书写不再是人的心智活动结果，而是一个无数形式的文本互相抄印翻版的无限循环过程。巴特对此毫不讳言：“生命摹仿书籍，除此之外，无所作为，书籍本身也不过是一种符号，一种迷失了的、无限延迟了的摹仿。”[20]这里，能指符号的泛滥和堆砌对作者主体的排斥显得如此彻底！这也是一种极端的反历史主义倾向。文化传统和社会的未来与现时的联系在此中断。不论作者还是读者（包括批评家）都进入了一个毫无希望的语言樊笼，摆脱不了被语言不断书写描绘的命运。其次，巴特对“作者”一词具有追本溯源的热情，因为作者主体正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宠儿。启蒙运动中形成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标榜个体(individual)的主体自由不仅潜移默化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体劳动力的需求合法化，而且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永恒的人类真理”找到了形而上学依据。然而，巴特反对这个中心在场，并不是用另一种意识形态来取而代之。他指出“作者”一词的现代性，把它看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造的虚幻神话，最终为的是消解作者主体中心，打开文本，让读者从不同方向进入文本去体验放任阅读的快感(jouissance)。这是一种“理想的文本，其中充满了无数互动的网络，互不超载；这是由能指构成的、无所指结构的星系，它无始无终、无正无反……，”[21]一句话，文本中无形而上学的整体观念。
众所周知，巴特反作者在场的文本观与德里达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在德里达那篇堪称解构主义宣言的文章里[22]，对作者在场的消解包摄在对整个西方科学与哲学的解构之中。德里达坚信文本结构中的形而上学在场，即“固定的本源”（第149页），是任何文本的结构原则。这个结构“中心”处于结构内部，但又超乎其上，是一个不受置换和变形的稳定的整体性观念。它统筹结构内部的各要素，使它们在相互区别中相对于结构整体具有自身意义。在德里达看来，以往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包括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都建立在这个永恒“逻格斯中心”基础上，结果只能用另一个中心在场取代先前的中心在场。这是种难以抗拒的重复。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整体。批判的武器正是批判的对象。因此，德里达认为，要消解形而上学的中心在场，必须首先打破语言指涉客观事物的稳定性。德里达发挥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关能指和所指对立差异的思想，让能指符号在差异中无限延搁。这样，“……中心所指，即本源的或超验的所指在差异的系统之外找不到自己的绝对在场。超验所指的缺席就这样延伸了符号意义之间互相游戏的领地，直至无穷(ad infinitum)（第151页）。于是，阅读和阐释“不再指向本源意义，而是了越过人和人文主义这个一直令人慰籍的根基……”（第152页）。如果观，能指再也找不到所指，而是投入永恒的“不可简约差异的延异(différance)之中”（第152页）。人的存在被消解为一连串“自由嬉戏”的符号。在这个能指符号主宰的天地里，作者主体性的观念也就随之彻底瓦解了。
最后，我们还必须简要地讨论一下后结构主义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福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福科在“何为作者”[23]一文里集中表述了他的作者观。基于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立场，福科同样否认语言表达作者思想、指涉事物的确定性。写作不表现个体书写行为，而是创造一个无书写主体，由能指符号建构而成的动态符号空间。“写作就象一场游戏一样，不断超越自己的规则又违反它的界线并展示自身”（第288页）。福科与巴特的不同在于，在福科的视野里，作者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权力话语中展开。“作者之死”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运作的过程。它不是解构的终极目的。福科认为，“不断复述（尼采之后）上帝与人类的死亡是相同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必须标出作者消失以后腾出的空间”去找寻“作者消失后所开启的空间”（第291页）。取代作者主体的，不是无边的能指嬉戏和开放阅读带来的快感和欢娱，而是具有社会意识，形式多样又无所不在的权力话语。正因为这样，作者并未简单地“死去”或消失在无限度的书写之中。作者作为一种可变的复杂功能，存在于同样受制于社会变化的文本阅读过程中的某个空间。
综上所述，不论新批评的“意图谬误”和“情感谬误”，巴特的“多重文本”和阅读放任主义，德里达的反“逻格斯中心主义”作者在场，还是福科的作者“功能主体”，它们最终都在传递着一个共通的声音：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中的彻底丧失。现实的人的存在由文本化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所规定。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无所不在，人无法与社会意识保持距离，只能作为一种现刻瞬间性的存在。过去的是文本历史，无以重现审视，未来也无可预测。不断流逝、替换和累加的能指构成了人类的意识。人在其中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获得一种确定的本质。哲学家所谓“审视自己的生活”就这样成了一句永远不可企及的神话。
四
作者主体问题并没有在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这里划上句号。人们继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作者难道已从所有的话语中消隐？反传统的批评家的理论话语是否也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能指符号的堆砌和游戏？批评家是否也在无创造意识的本能中写作？重要的是，在文本化的历史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侵蚀下，主体是否完全丧失了选择行为的自由，成了文本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作出确切的回答。然而，理论在经过后结构主义的冲击后，又开始重新步入以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为主的领域。这使我们看到了讨论上述问题的前景。[24]我们看到，在近年理论的转向过程中，作者主体仍然是热点问题。这里举隅一二，即可见一斑。1993年出版的《何为作者》的编者这样写到：“有关作者主体的争论持续不断，但不存在单一的‘理论’方法……只能是各种策略、见解、学术和政治责任的多元讨论。”[25]该书汇集的论文观点丰富多样，方法新颖，内容多涉及作者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作者主体在文本中的自主性。书中既有米勒关于女性作者地位问题的女权主义讨论，也有伊格尔顿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还有斯皮瓦克基于解构主义立场对拉什迪事件与作者问题关系的讨论。在《作者的死亡和复活》(1992)一书中，伯克对巴特、福科和德里达的反作者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伯克指出，作者之死的鼓吹者对本世纪一些重大理论置之不理，有以偏概全的毛病，例如他们虽然认识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中主体不可质疑的强大在场，却有意回避其锋芒，“绕过现象学的深远影响”[26]，单方面宣布作者的死亡。
看来，作者主体的解构者们还需要对他们的理论面临的那个难以克服的困境作出必要的说明。这个两难境地十分明显：作者的话语既然无意义，那么，宣布作者死亡也是无意义的。用塞尔顿的话来说：“他们抵制作出确定判断的愿望注定行不通，因为，他们只有保持沉默，才能让人们不去注意他们想说什么。”[27]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他们保持缄默，他们也就不是作者，这样才能证明作者之死的说法有道理。
当今的文学理论批评正在重新审视主体性在文本互文状态下的积极作用。毕竟，理论终究必须调整视角以不断说明人类不断变化的生存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的确，历史、传统、文化都以文本的方式存在，但是，作者对文本的理解和书写却是联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必要条件。
注释：
[1]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思维》，伦敦，1966年，英文版，第247页。
[2] 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自由嬉戏”，见纽顿，K.M.编《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集》，麦克米兰，1988年，第153页。
[3] 福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伦敦，1970年，英文版，第387页。
[4] 巴特、福科都认为“作者之死”说始于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斯蒂芬尼·马拉美。（参见59页注5，第155页，60页注3，第291页；亦见马拉美《诗歌的危机》，魏斯特，T.G.编《象征主义文集》，伦敦，1980年，第8—9页。本文认为，这似乎是对马拉美的误解。作为象征主义诗人和理论家，马拉美讲究诗歌语言结构特征，追求梦幻般的诗歌语言，以造成神秘的纯粹美感。但是总体来看，作者（诗人）在马拉美的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作者希望引起我们对丰富的人类情感本质的兴趣”；马拉美之所以成为诗坛领袖，原因还在于他“对新兴诗人的创造性贡献怀有诚恳的尊重。”参见本文58页注3，第698—699页。）
[5] 引自《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7，11页。
[6] 同[2]。
[7] 同[2]。
[8] 同[2]。
[9] 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引自兰色姆《新批评》，康涅狄格，1941年，英文版，第18页。
[10] 瑞恰兹《实用批评》，1929年，英文版，第187页。
[11] 见埃登斯，H.编《柏拉图以来的文学理论》，纽约，1971年，英文版，第851，1015，1022—1023页。
[12] 同[3]。
[13] 同[3]。
[14] 同[3]。
[15] 同[3]。
[16] 见杨周翰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55页。
[17] 见58页注3。
[18] 巴特在这里对书写作如下定义：“所谓书写，即某种中性的、合成的、间接的空间；我们的主体在这个空间内遁隐。”（见本页注4），第154页。
[19] 塞尔顿，R.《当代文学理论引论》，伦敦，1993年，英文版，第132页。
[20] 巴特“作者之死”，纽顿，K.M.编《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集》，麦克米兰，1988年，英文版，第156页。
[21] 巴特《S/Z》，伦敦，1974年，英文版，第5页。
[22] 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自由嬉戏”，见纽顿，K.M.编《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集》，麦克米兰，1988年，第153页。
[23] 见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4] 这些以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批评话语颇有论战性。例如，维克发现，解构主义仅仅抓住索绪尔《普通语言学》中的一个方面大做文章，却有意忽略了索绪尔强调语言与文化和语言交际的一些关键性论述。同时也忽略了当代语言学其他优秀的成果。一旦指出这一点，解构主义的根基就随之动摇，解构将被解构。（参见维克，B.《征用莎士比亚：当代文学理论分歧》，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英文版，第4—14页。）
[25] 见比利欧提，M.编《何为作者》，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英文版，第2页。
[26] 伯克，S.《作者的死亡与复活》，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2年，英文版，第14页。
[27] 见本文59页注4，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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