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翻译图书事业的两起两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两起论文,事业论文,我国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7623(1999)01-0103-05
图书依印刷载体上的文字符号之不同，有中、外文图书之分，中文图书中因部分图书系由外文图书翻译而来，又有中文著作图书与翻译著作图书（译著）之别。译著因其没有语言的障碍和便于普及，历来是传播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特别是引进当今世界优秀科技成果的重要手段，为我国出版物中一大品种，是图书大家族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根据对国家出版物及图书馆藏书的统计，译著一般占到全部中文图书的1／10左右，其中，科技类译著的比例更高些，大约占20%～30 %，外文图书在各类馆总藏书量中所占比例亦大致相仿。一般来说，读者需求以中文著作图书为主，译著和外文图书次之，但必须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否则难以满足社会需要。
民国38年间（1912～1949年）我国共出版翻译图书约1 万种（年均260种左右），新中国近50年间计出版翻译图书约10万种（年均2000 种上下），可见解放后我国翻译图书事业成就不凡，而这样的规模较之于世界发达国家也并不逊色。然而，建国以来我国翻译图书事业发展颇不平衡，忽高忽低，很不稳定，反映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先进和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同的发展特点。
建国近50年来，我国翻译图书事业经历的两起两落，即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或曰低谷），尤其是目前临近世纪末的第二次低谷，值得我们认真检讨和思考。
一、我国翻译图书事业的第一次起落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间（1949～1966年），我国翻译图书事业随着新生共和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全面高涨，迎来了它的第一次高潮。当时译著的出版主要集中在苏东版，特别是俄译汉图书的翻译出版方面。在哲学政治、文化教育领域，俄译汉出版了大量马恩列斯著作、共运文献及苏式教材和各类参考书籍。文学艺术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将俄国古典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大规模译介到我国读者中来。在自然科学技术体系，苏版俄译汉著作曾对我工农业、国防科技建设发挥过巨大推动作用。反映在公共、高校和科研三大系统图书馆内，该时期入藏的俄文版及俄译图书比比皆是，但英美日德法等所谓“资版”及其译著则相对很少。这种状况是由我国当时所处的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第一次高潮虽然将学术文化限制在单一狭窄的范围内，造成与全部人类文明成果扭曲和脱节的偏颇，却毕竟适应了共和国初期发展的国情和需要，成绩沛然，功不可没。如今这类图书多已尘封压架或被剔旧，成为一代陈迹，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它一度辉煌的历史则永远不会磨灭。
试以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半年间的出版情况为例（表1），我国共出版译著1140种，占同期我国全部出版物种数的7.7%， 其中科技类700种，占全部科技出版物种数的27.5%；俄译汉图书827种，占全部译著种数的72.5%。
表1 1959年10月～1960年3月全国143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图书（种）
类别 苏联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其他 合计
人文社科
173
13191413 349
284
外国文学945 612 8 625
156
自然科技
560
412519 5 941
700
合计
827
5950452618
115 1140
注：（1）“德国”含东德、西德（下同） （2）“其他”含表列以外国家、不明国籍者及编译作品（下同）
到了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时期，我国对外界学术文化与科学技术作品的译介传播基本上趋于停顿，造成一代书荒，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翻译图书事业的第一次低潮。
以1976年为例（表2），该年度仅出版译著215种，不及建国前的平均水平。其中科技类为184种。
表2 1976年全国88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图书（种）
类别
美国 苏联 日本 英国 德国 法国 其他 合计
人文社科 112
1 9 1 327
外国文学
1 3 4
自然科技53272317 4 159
184
合计5440231813 265
215
“文革”10年中，全国共出书12000余种， 且不论重复出版的政治运动文件及读物，加之“四人帮”的大毒草，而译著则不足1000种，年均不到100种。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和科技政策，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诸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而我国在此期间却“狠抓阶级斗争”，贻误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国民经济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我国翻译图书事业的首次衰落自然无法避免。但这次衰落是由国内原因造成的，与外部国际环境无大影响。
仔细分析10年动乱期译著出版特点，亦有与上次高涨不同的地方。首先是资版超过了苏版，其次是科技超过了社科，尽管俱数量甚微，然而仍可窥出我对苏政策的变化及“文革”间我工业、科技在困境中局部发展的状况。
二、我国翻译图书事业的第二次起落
粉碎“四人帮”，结束动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又迎来了我国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再次繁荣。在翻译出版领域，世界各主要语种的各个学科、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当代作品的翻译出版量激增。至80年代末，全国年均出版量不计课本和图片已达2～3万种，其中翻译图书达2～3千种。以1986年为例（表3），全国共出版译著3345种， 占全部出版物种数的9.9%；科技译著1239种，占中文科技类种数的16.2%， 显示出我国翻译图书事业进入第二次高潮后的可喜景象。
表3 1986年全国308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图书（种）
类别 美国 苏联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其他 合计
人文社科 266
183
236
1085737
188 1057
外国文学 238
15874
1129736
289 1031
自然科技 397
207
210
1172149
238 1239
合计 901
575
520
337
175
122
715 3345
第二次高潮虽与前次高潮皆为社会经济高涨的产物，但比前次高潮势头更猛、规模更大，且具有新的特点：（1）层次较高， 质量有很大进步。（2）结构合理，避免了前次高潮中的偏颇。（3）引进均衡，呈全方位开发之势。从表3可以看出， 苏版占垄断地位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美版对苏版占压倒优势，日版地位上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表列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引进量已占总量的五分之一强。
然而，上述高潮的势头并没有保持下来，进入90年代后，我国翻译图书事业再次发生逆转，终于从1993年起跌入第二次低谷。表4 是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新书目》1995年前各期（1995年该刊停刊）及复刊后的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编《全国新书目》1997～1998年1～10 月各期进行的统计。
表4 1989～1997年全国500余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图书（种）
年别 美国 苏联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其他 合计
1989 744
410228 226
10677
449
2240
1990 625
324246 2288263
492
2060
1991 582
345187 203
10266
466
1951
1992 534
406243 195
12693
605
2202
1993 187
115116
655837
120698
1994 14847 54
2173 984436
1996
9744 21
57441489366
1997 36119 39
52343096631
注：（1）1995年数字暂缺
除翻译图书种数呈下降趋势外，其与全部出版物种数之比亦不断下降，1989～1994年依次为8.6%、10.8%、7%、6.1%、3.3%、和1.2 %；其中科技类依次为10.4%、13.7%、7.9%、6.5%、3.1%和1.8%（1992年略有不同，概因该年度我国施行《著作权法》，各出版社多有“搭车”现象所致）。可是在同期，全国总出版量已大大上扬，不计课本和图片，1994～1997年已接近7万种，位列世界图书出版大国之首。 相比之下，两者形成极大的反差，从而失去了中文著作图书与译著出版之间的均衡发展。
如果我们将陡然下降的1993年视为翻译图书事业第二次低潮起点（实际上，从1990年起已初见端倪），那么，两次高潮恰恰各经历了17年，中间嵌着一个10年“文革”的低谷。从两起两落的全局看，耸立着两座高山和下陷两条狭谷。那么，后一个低潮是否相对应地再有一个10年呢？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从目前一切迹象看，步出第二次低谷的前景仍不容乐观。
两次低潮的本质区别在于：（1 ）第一次低潮是伴随着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低落，第二次低潮正好相反，出现在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最好时期。（2）前次低潮与科教文化事业衰退相同步， 后次低潮适与整体科教文化事业高涨反向发展。（3 ）造成第一次低潮的原因是国内政策的失误，而第二次低潮则不仅是国内问题，还牵涉到更为复杂的国际经贸背景而绝不是第一次起落的简单重复。
三、知识产权争端与我国翻译图书事业前景展望
众所周知，翻译图书系由外文图书翻译而来，翻译图书出版必然涉及国外版权。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概念，在90年代以前，我们尚比较陌生，自从我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变并逐渐与国际经贸秩序相接轨，与经贸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前。跨入90年代，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法规，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并多次参与了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失去机会较多，起步较晚，立法尚不完善，具体操作还有许多困难。表现在版贸上，因为缺乏经验、不得要领，往往处于迷惘状态，有时甚至疑虑重重，一筹莫展。近几年，译著出版中的名著热、炒冷饭和当代作品寥寥无几与此有关。
当前，国际经贸以集约化、高科技含量为主要特征，为确保知识产权措施和程序对合法贸易不构成障碍，普遍主张对知识产权进行高水平保护，并实行可中止履行其它产品关税减让义务的“交叉报复”，建立争端解决机制。
美国力据国际经贸市场的霸主地位，所以，较长时间以来，我国的主要贸易对手是美国，中美关系构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是症结所在。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始于1989年。该年在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时，因在“保护美国版权问题”上发生分岐致使谈判破裂。 1989 年4 月和1990年4月，美国两次援引其国内贸易法，将我国列为“特别301”重点观察名单。1992年1月， 中美以签订《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解除了双边的紧张关系。1994年6月， 美国再次以我国“侵犯”其知识产权为由，将我列入“301”，并于12月单方面宣布提高我进口28 亿美元商品100%的关税，1995年2月，再次宣布对我进口的10.8亿美元商品实施100%的关税惩罚。由于我国作出强硬反应并经双方努力， 终于在实施报复日程前再次达成协议，解除争端。不仅如此，美国还屡屡无视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处处设障阻止我入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美国长期以来对华贸易处于逆差状态，为平衡美中贸易逆差、打开中国市场，则是美国一再挑起知识产权争端的基本考虑。但由此可见，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双方是一个互补互利的交换系统，美国如能容我早日入世贸组织和结束争端，则两全其美，如美国一味打出版权牌、人权牌、关贸牌，甚至台湾牌对我实行遏制，则不唯于人不利，自己也损失多多。何况如今的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美国的霸主地位已日渐动摇。
我国翻译图书事业在此不定氛围中徘徊观望、踟躇不前实为无奈之举。为突破版贸瓶颈，我版权机构正抓紧建立基地培训人才，落实措施，开拓市场；各出版社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出现了许多版贸成功的范例。如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北大和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和宇航出版社以及东北财经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等等，近年来都在引进和合作出版方面做出了喜人的成绩，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但就整体版贸形势而言，毕竟杯水车薪，难成规模。
翻译图书事业的低迷衰落似未像经济震荡那样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可是长此以往必对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造成隐患，对知识经济的培育增长构成威胁。经过中国及国际社会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国将在入世和解决知识产权争端上迎来具有众多喜庆意义的’99契机。抓住这次机遇，奋力一搏，我国翻译图书事业有可能从此跃出低谷。如失去这次机会，估计世贸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新的规则将会增多，义务随之增加，条件更加苛刻，难度必然更大，第二次低潮延续10年的周期不是不可能的。
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这是目前我国翻译图书事业面临的总的处境，而重新振兴我国翻译图书事业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收稿日期：1998－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