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学引论

经济伦理学引论

刘庆华[1]2000年在《经济伦理学引论》文中研究表明经济伦理学是研究社会经济中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并对经济进行道德评价的学科。本文把人类的经济过程看作是经济主体在一定经济体制下推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从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逻辑前提(经济活动的道德相关性及其道德判断标准)开始,依次研究了经济体制伦理、经济主体伦理和经济发展伦理,试图以此探索性地建立起一种的经济伦理学分析框架,并研究其主要内容和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章: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经济伦理学的逻辑前提——人类经济活动的道德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宏观方面,认为无论从人类经济演进的历史长过程——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看,还是从经济运行与道德调节的内在联系看,人类的经济活动都与道德密切相关。微观方面,认为经济活动道德相关性的基础,在于经济活动中的人既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具有经济人和道德人双重特性的“人”,是经济与伦理的“耦合点”。 其次,本章从利己、利他这一基本的经济-道德关系出发,研究了经济伦理学的另一基础性课题——经济活动的道德判断标准问题。其一,从纯理论的角度,构建了经济活动道德判断标准的纯理论模型:(1)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判断标准是:一个人经济活动的结果至少增进了一个人的利益(含他自己的利益)、且没有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而不管他的动机和行为如何。(2)经济活动的最高道德判断标准是:一个人具有利他的动机和行为,同时能够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并在结果上增进了所有人的利益。(3)经济活动的最低道德判断标准是:一个人经济活动的结果增进了一个人的利益(含他自己的利益)、且没有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而不管他的动机和行为如何。其二,在构建纯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时间变量、物品的性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和历史因素,把理论模型现实化,使之更加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二章:以经济体制本身所蕴含的伦理——即“经济体制中的伦理”,以及经济体制的合义性——即“经济体制的伦理”两方面为主线,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两种主要的经济体制,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伦理问题2 经济伦理学引论进行了研究。 为此,本章首先提出了经济体制的伦理判断标准,即: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且不存在贫富悬殊。在此基础上,认为市场经济蕴含了产权明晰、主体平等和契约自由三项基本伦理原则,体现了人的自利性和互利性,经济行为自由,尊重人格独立,彰显个体价值和主体价值等伦理特。质;并从市场经济体制沿革的角度,对自由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进行了伦理分析。然后,对计划经济进行了伦理分析。基本观点是:计划经济虽然具有在某一时间内动员社会经济资源,集中发展经济某一方面(如重工业)的巨大优势,但从伦理角度看,计划经济却蕴含着对纯粹道德人的企求,对“计划万能者”的迷信,以命令.服从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关系等巨大缺陷,因而不是一种。在目前主产力水平下符合人类道德进步的经济体制。最后,对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伦理创新和制度化建设进行了研究,提出要从制度性道德体系建设的角度进行体制转轨时期的伦理建设。 第三章: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和消费者,以及作为经济调控主体的政府进行了伦理分析。 关于企业伦理,本文认为,企业作为经济组织,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作为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同自然人一样,也有伦理属性.企业不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要在处理经理与员工、企业与自然、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等内外关系方面,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 关于消费者和消费伦理,本文认为,消费既是一个自然过程和物质现象,也体现和内含着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本章先后分析了禁欲主义、纵欲主义、节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消费伦理观。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建立生态化适度消费伦理观,即:淡化人对自然的“主人”意识,以“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来衡量人类消费的度,将人类的消费活动纳入到物质再生产、人的再生产、自然的再生产三重社会再生产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中,并修正某些过去认为是“善”和“美”的人类行为(如对“扫地恐伤犊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的肯定生命的行为给予理解和尊重人 关于政府的经济伦理,本文认为,一方面,政府是行政组织,另一方面, 内容提要3 现代市场经济产生后,也确立了政府的经济调控主体地位。作为行政组织,由 于政府的权力是公众赋予的,因而,政府要为公众谋福利:作为经济调控主体, 虽然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的行为具有经济性目的乃提高经济增长率、优化产业 结构等),但这种行为和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政府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公众 利益。因此,对

王泽应[2]2002年在《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回溯与前瞻》文中认为我国经济伦理学萌芽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期,发展于党的十四大确立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至今仍处于第三阶段之中。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集中体现在对经济伦理的界定,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的探讨,经济伦理学研究问题或内容的阐释,经济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的论述等方面。展望新世纪我国经济伦理学的未来,其发展趋势表现在:首先经济伦理学将成为一门包含众多子学科的母学科;其次应用经济伦理学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再次中外经济伦理交流将揭开新的一页;最后面向未来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将日趋兴旺发达。

王薇[3]2016年在《知识产权正当性证成路径研究》文中提出通说认为知识产权正当性证成路径主流上分为道义论和功利论,二者之所以难分高下,其逻辑上的原因正在于二者各自不同的证成路径:道义论依赖理论的共识,而功利论依赖效果的明证。但无论哪一种都在逻辑上无法证立,又无法说明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多元化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证成路径的突破性发展则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法学只能调整现存之物,不能决定或改变调整之物的本性。所以,法学永远是第二性的。”[1]在此意义上讲,法学只有沐浴在哲学之光中方可借的几分灵性。以科技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是信息,如果没有规制,信息熵将逐渐增大,直到临近“热寂”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无疑是“负熵”,进而从科学的角度理解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一种关于法律权利正当性的多元主义相比较于道德政治理论的一元主义可能更为可行,也更符合当下社会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在知识产权多元理论的构建中规范基础是边界条件,中层原则(“效率原则”(efficiency)、“公域保留”(non-removal)、“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和“尊严原则”(dignity))构成了知识产权操作层面概念性支柱的基础性原则,该理论的突破点在于将正当性理论进行分层,事实上也将正当性问题分层:根本性的知识产权为何正当的问题,与操作层面的知识产权何以如此的问题,将两个层面的问题区分对待。在具体实践中,中层原则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那么深层次的概念性规范基础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论证。从内容来看,这四个原则之间是有冲突可能的。那么对具体冲突中的原则选用标准的讨论就尤为必要。以多元知识产权理论在知识产权集团化和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问题的适用为例,论证效率原则是解决权利冲突的标尺,其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是市场的智慧,而并非法律首创,那么我们不能就制度而论制度而脱离对其市场环境的描述。效率原则内涵源于对知识产权客体价值属性的认识,对知识产权制度全球化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有启示意义。

杨雪林[4]2009年在《二十一世纪经济伦理学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发,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伦理学也应运而生。经济伦理学是当前伦理学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体现了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融合,在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人们就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及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

张锁超[5]2017年在《“分享经济”的伦理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分享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近两年分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正日益改变、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对分享经济及其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其中大部分研究还是集中在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范围,哲学界尤其是伦理学界对分享经济的研究还很少,分享经济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引论部分,包括对现代分享经济的理论研究概述,讨论了国内外分享经济的不同术语表达,从对经济理念和特征的把握出发,最终确定使用"分享经济"这一术语;然后对国内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分享经济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了经济学、法学等视角的研究所具有的局限性以及分享经济领域中有待挖掘的伦理价值空间;最后主要以国内分享经济领域中最具话题性和争议性的网约车代表企业滴滴出行为案例,并结合近几年政府对滴滴出行的政策变化,分析了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种经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引起的劳动者的劳动公平、异化问题和资本热捧对分享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展开论述分享经济领域中政府政策带来的劳动公平问题、资本热捧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新旧经济形态竞争所引致的冲突问题。第三部分则以经济伦理学的主要理论、概念为依据,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论、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和社会伦理预期变化的分析,来论证分享经济的合法性地位及其对社会伦理生活的拓展之可能。第四部分通过对劳动者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新旧经济形态相互关系的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以及资本对分享经济市场的影响的讨论来明确政府、企业在分享经济领域中的伦理责任,并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讨论了分享经济促进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赵祥禄[6]2016年在《一部既重理论也重应用实践的伦理学力作——评《伦理学引论》(二版)》文中指出伦理学在真善美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部优秀的伦理学教材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哲学素养、提高鉴别善恶的理论思辨能力、提升道德实践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山大学哲学系章海山教授主编的《伦理学引论》(二版),就是为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理论水平和素质而编写,该教

魏玮[7]2017年在《生态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经济新闻报道研究》文中认为经济新闻报道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经济建设应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是当今社会谋求发展的共识,各领域专家从不同角度总结思考二者间的矛盾与关联,生态经济伦理学家从伦理角度进行反思,在经济领域里提倡生态道德原则和规范。在此背景下,经济新闻类报纸出现了大量以"绿色经济"即生态经济为主题的报道,本研究跳脱出对经济新闻研究的常规视角,也尝试打破新闻伦理研究多重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思维模式,从生态经济伦理学角度切入,主要探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生态经济伦理观念,尝试分析当经济新闻涉及生态经济主题时,其内容呈现有何特点,蕴含着哪些具体的生态经济伦理原则,如何在文本中体现,报道的呈现策略,方式方法等。本文以生态经济伦理为理论基础,以《经济日报》"绿周刊"专版2016年1月5日至2016年12月27日一整年总计514篇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经济日报》在全国经济类报刊中的权威性、公信力,以及"绿周刊"专版对生态经济的集中报道,其中必然蕴含丰富的生态经济伦理实践。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运用ROST系列内容挖掘工具对"绿周刊"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研究发现,内容分析部分,"绿周刊"专版报道主题除"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生物保护"等一般环境类新闻通常包含的内容之外,还将生态保护主题置于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产生了个人消费活动、企业经济生产、地区绿色发展、官方生态经济政策制定、"绿色金融"等主题报道;报道对象主体的侧重点在中观层面的企业和地区,以及宏观层次的政府、国家机关;报道地区的绝对重点在我国东部地区;报道的情感倾向以积极正面宣传为主基调,这些内容呈现特点的总体成因是《经济日报》本身作为中央级党报的报纸特性和定位所决定的。根据主题分析呈现结果,从生态经济伦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出发,同时回溯新闻报道文本,继而总结出该版报道所体现的三大生态经济伦理原则:生态经济绿色消费原则、生态经济效率原则、生态经济公平原则,分别结合具体文本分析。最后,研究展示现阶段经济新闻传播生态经济伦理观念的呈现策略和说服技巧,包括:兼顾报道官方意见与民众社会活动、热点聚焦与"另辟"线索相结合、利用历史教训凸显当下所做努力、情感诉求和人文色彩相辅相成。《经济日报》"绿周刊"专版聚焦生态经济报道,为生态经济伦理道德的传播做出了努力。

李志祥[8]2005年在《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双重向度》文中认为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缘起于八十年代的“内引”说与“外灌”说之争,突现于九十年代的道德功能大讨论。经济伦理学研究应当坚持两大向度:一个是目的向度,从人的生活出发,确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一个工具向度,从经济的内在要求出发,提供经济发展的道德手段。只有将这两大向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确立经济伦理学的社会地位。

戢斗勇[9]1997年在《经济伦理学述要》文中研究指明经济与道德是互动的关系并最终达到目标和价值的统一,经济伦理学就是研究经济与道德二者关系、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的新兴学科,是研究经济领域以及一切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利益关系并能以善恶进行评价的规范体系。经济伦理学在初创期主要应解决六大问题:经济伦理学的本质与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道德的扬弃;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经济伦理中的内在矛盾;经济伦理的基本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郑若娟[10]2006年在《经济伦理:理论演进与实践考察》文中提出近年来,国内外商业丑闻的不断曝光,再次引起人们对经济行为中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也促使人们进一步探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应该掺杂伦理关怀和价值判断的议题,经济伦理应该成为当代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领域。历史上,经济学是作为道德哲学的分支出现的。然而,对经济思想史的考察,表明这一渊源已经裂变为两条不同的发展轨迹:一是将经济学视为纯实证的学科,在经济研究中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导致经济研究的“无伦理性”;二是沿袭经济学中既“科学”又“人性”的特点,明确表达经济研究中对伦理与价值判断的关注,体现经济与伦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无独有偶,经济实践再次提出经济研究以及经济实践中重建伦理之维的主张和要求,因此,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经济伦理逐步从多种学科中独立化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且,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经济伦理研究开始与企业实践进行广泛的结合,形成全球性经济伦理实践的热潮。国际社会、各国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企业与个人,以立法、倡议、制定国际通行认证等多种方式,全面推动了以企业为核心的伦理实践。综合国内数年及美国一年访学中对经济伦理专题理论和实践考察之所得,本文在经济思想史的视野中,对重要经济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对当代经济伦理学在国内外的发展进行探讨;从纵向考察经济伦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进程,从横向比较中西经济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和差异。研究表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也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尽管存在着种种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但对伦理与道德议题的关注,均能赋予经济研究更加深刻的思考、更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对经济伦理实践考察的结果也表明,尽管实践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但伦理管理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正在改善全球的商业实践。在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和特有的传统经济伦理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为指导,借鉴欧美经验,深入经济伦理研究、推动企业伦理管理实践,对于构建中国和谐社会是紧迫而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经济伦理学引论[D]. 刘庆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2]. 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回溯与前瞻[J]. 王泽应. 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3]. 知识产权正当性证成路径研究[D]. 王薇.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4]. 二十一世纪经济伦理学研究综述[C]. 杨雪林. 伦理视野下的社会发展——第17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论文汇编. 2009

[5]. “分享经济”的伦理问题研究[D]. 张锁超.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6]. 一部既重理论也重应用实践的伦理学力作——评《伦理学引论》(二版)[J]. 赵祥禄. 伦理学研究. 2016

[7]. 生态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经济新闻报道研究[D]. 魏玮. 南京大学. 2017

[8].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双重向度[C]. 李志祥. 第13次中韩伦理学讨论会国内学者论文集. 2005

[9]. 经济伦理学述要[J]. 戢斗勇. 佛山大学学报. 1997

[10]. 经济伦理:理论演进与实践考察[D]. 郑若娟. 厦门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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