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生死观的理论内涵及现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死观论文,道家论文,内涵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旨在寻求解脱人类生存困境、超越生存有限性的途径。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便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即生与死的问题。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道家对生与死进行过极为广泛而又独特的思考。因此，深入探讨道家生死观的理论内涵及其现代价值，对于现代人全面了解中国传统生死文化，建立科学生死观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理论内涵
道家对生与死进行过极为全面而又深刻的考察，其生死观主要涵盖了贵生乐死、生死必然、生死自然、生死气化、生死齐同、不死不生等系列理论。其中流贯着道家对个体生命的理性执著和对死亡困境的精神解脱。
1.贵生乐死论：道家生死观的两大向度
道家生死观呈现出两大明显的趋向。一方面，它重生贵生并积极寻求养生之道；另一方面，它苦生乐死并坦然面对死亡到来。这是道家生死观的一大特色。
(1)重生贵生论 道家学者有明确的重生贵生意识。老子从“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的贵生思想出发，极力主张“见素抱朴”、“去甚、去奢、去泰”，要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致虚极，守静笃”，以求能够“长生久视”。庄子更是认为个体生命本身的价值高于一切：“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身，又况他物乎！”由此出发，他反对“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反对“以人灭天”、“以故灭命”、“以得殉名’，而主张“法天贵真”、“缘督以为经”，以求“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道家杨朱学派更是明确提出“贵生”、“重生”的口号，认为行动是否以“贵生”为原则，这是评价得失其情的标准，也是生死存亡的根本：“由贵生动则得其情，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生死存亡之本也。”稷下道家同样强调“无以物乱官”，认识到“和乃生，不和不生”，所以要拥有“察和之道”。所有这些都说明道家诸子极为重生、贵生。道家贵生论的进一步落实，便是其养生论的提出。仅以《庄子》为例，纵观全书，庄子主张以养神为主：“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形神兼备。而“有生必先无离形”，“养形必先之以物”。但有物也未必能养形：“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形也未必有生：“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故“养形果不足以存生”，真正的养形应注意物养尺度，因为“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与养形相比，庄子更注意养神，因为神为形之主，无神则形不活，生命也就不复存在。《庄子·刻意》篇说：“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认为，养神之道就在于虚静无为。所以庄子反复强调“抱神以静”，认为养神贵在虚静，而“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故“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可见，庄子的养生之道极为重视心、物、形、神俱养，如由“及物”到“外物”就是由“物养”进到“心养”；由“保身”、“养形”到“心斋”、“坐忘”就是由“形养”进到“神养”。“心养”并非舍弃“物养”，而是不止于“物养”，超越“物养”；“养神”也并非舍弃“养形”，“养神”是“养形”的深入和提高。只有心、物、形、神俱养，不偏于一端，才能守住本性之真，合于自然之道，从而“尽其天年”。
(2)苦生乐死论 道家在重生贵生的同时，却并不贪生怕死，而是以生为苦以死为乐，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在道家学者看来，整个人生就是一个“苦身疾作”、“夜以继日，思虑善否”而又“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辛苦劳作过程，那么死就是一种解脱、一种休息：“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夫夫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况且，人生充满痛苦：“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自然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
溃痈”。因此，“死……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更何况，生为漂泊，死为归家：“以生为丧，以死为反”、“生寄也，死归也”。照此说来，死并不可怕，相反却是一种休息、一种归家、一种人生痛苦的解除，是可乐之事。道家以生为苦以死为乐，并不意味着他们“悦死恶生”。相反，道家是反对自杀的，《庄子·盗跖》篇庄子借盗跖之口，批评了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等六人“离名轻死”，认为他们自杀其生是不珍惜生命本根的行为。他们这样做仅仅为了告诉人们生并非绝对的好，死也并非绝对的坏，要人们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心理，改变人们贪生恶死的错误态度。
2.生死必然论：道家对生死现象的认识之一
在重生贵生的同时，道家深刻认识到生死必然这一现象。老子用天地万物变化的普遍规律来观照人生死的必然性：“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由此，生死必然各有定分：“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庄子更是深刻感受到生命的短暂性和死亡的必然性：“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在他看来，个体的人作为“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的自然万物的一分子，是始终处于“万化而未始有极也”的“始卒若环，莫得其伦”的客观规律之中，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而个人的生死现象乃由“命”所定：“死生，命也。”庄子所说的“命”，既有命令必须服从之意，又有命运、命中注定之意。对于这种客观存在能决定个体生死大限的必然性因素，庄子却并不能深刻把握其存在的内涵和发生的机制：“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于是，对于庄子来说，这种必然性只能是外在于个体生命的必然性：“吾命其在外者也”。正因为这样，个体生命是无法改变它的：“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夫不可损益。”既然“命”作为必然性，意味着人生的际遇是定然如此而不可改变的，是既无力抗拒也无法逃避的，个人所能做的只能是改变对命运的态度，安于现实，听任命运安排，随顺事物变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样，思想上有了一种自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处于什么环境，内心就不会受到伤害，就会始终使自己的心境处在“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的“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的安宁、恬静的状态，从而在精神上也就会体会到一种自由的满足。庄子的这种安命不是否定“命”这种必然性所带给人生的困境，而是表现为对这种必然性的顺从。而顺从涵盖超越之义。这样，庄子在“安命”的态度下，实现了对生死之困的超越。
3.生死自然论：道家对生死现象的认识之二
道家哲学是自然哲学。其以自然主义的道论为逻辑起点，建立起自己的生死观。他们侧重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探讨生与死的问题。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论是个体的人，自然的天地，还是玄虚的道，都应以自然为其基本原则。同样，生与死的变化也是自然之道在个体生命中的体现，非人力所能改变，个人应以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对待生死，而绝不能人为的求生避死。老子说：“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个体生命中，生死各占三份，但有些人为了求生却往往步入死地，结果使死的因素又增加了三份。之所以这样，就因为其求生欲望太强，违背自然之性过分益生，反而害生、损生。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相关思想，在“通天下一气耳”的自然观基础上，建立起自己极富超越精神的生死观。在他看来，人的生死本质上是气的聚散变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之有死乃自然之道，亦为必然之理：“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因此，个人应以安命即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对待生死：“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有生必有死，这是固然之理，本然之性，不可违抗。人只能对之采取不执即安命态度，顺其自然，做到“安时而处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克服，达到“逍遥无待”的精神境界——“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可见，道家完全把个体生命与自然现象融合为一，认为生死乃自然发生过程，个人应以顺其自然的态度来面对之。其生死观的自然价值色彩极为明显。
4.生死气化论：道家对生死现象的认识之三
道家对生死气化的现象有深刻并独到的认识。老子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的生死变化都由来自于“道”的阴阳二气所决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更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相关思想，认为从本质上说，天地万物通于一气：“通天下一气耳”，人的生死不过是气在流行变化中的离散聚合罢了：“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而随着气的聚散，人的生死也在不断交替变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因此死亡并非是生命绝对意义上的终结。而气的聚散变化、万物的生死转化是通过“物化”过程来实现的。在庄子看来，宇宙中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万物间存在的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变化：“万物皆化”、“天地虽大，其化均也”，而这种变化又是无条件、无界限的自由转化：“万物皆种，以不同形相禅”。这种物与人、物与物之间无条件的自由转化，庄子称之为“物化”：“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此之谓物化。”这样人的生死本身就是一个“物化”的过程：“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本身就是自然一气的不同变化形态。道家生死气化的有关思想，实质是用自然物质之“气”，来揭示人生与死的本质及其转化问题，带有鲜明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色彩，具有重大思想解放意义。
5.生死齐同论：道家对生死之别的主观消解
老子虽未明言生死齐同，但在其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思想中，就隐含着对生与死对立统一的认识，其所谓“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就已涉及到生与死的转化问题。而从认知层面上说，庄子认为，生死是否有别，全在于认知主体是否能够“齐物”，以超越的心态对待生死的束缚。在庄子看来，事物的差别虽然客观存在：“万物殊理”，但物之差别对于具有不同“心”的认知主体的意义却是不同的，在“成心”即“不齐”之心的观照下，则诸种差别宛然而生。而在“道心”即“齐物之心”的观照下，则万物的差别可以混化为一。因此，庄子主张“齐物”，而反对“师成心”。在庄子看来，宇宙间的具体事物尽管纷繁复杂：“计物之数，不止于万”，差别众多：“恢诡谲怪”，但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万物皆种也”、“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在根源上却是同一的：“道通为一”、“万物一齐”、“万物皆一”。所以，认知主体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应该是齐一万物的：“将旁礴万物以为一”，消除或兼容事物之间观念上的界限和实际的对立，所谓“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这是对认识的感性执著的破除，其结果便是形成一种宽广的胸怀、宽容的眼光，一种洋溢在庄子思想中的那种独特的超越精神。在齐物的态度下，庄子进一步提出齐生死的主张，认为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死齐一，本无差别，从而成功地跨越了构成其生命困境的首要界限——生与死：“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可见，从齐物的立场来看，个体生命所面临的永远无法跨越的生死之自然大限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庄子反复强调：“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死生存亡之一体”、“有无死生之一守”。这样，庄子运用相对主义，从本体论的角度实现了对生死之困的观念性突破，具有巨大的精神解放意义。
6.不死不生论：道家生死观的理想境界
道家生死观的最高目标是达到死而不亡、不死不生的境界：“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寿也。”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在庄子看来，只有通过“体道”，进行精神修养，达到“与道相辅而行”的境界。为此，庄子特意提出了两种具体的“体道”方法：一是“心斋”，二是“坐忘”。他所谈的两种“体道”方法，无论是“心斋”还是“坐忘”，都旨在为超越必然性的生命困境提供方法，确定通向心灵自由的途径。其中所显示的通向“道”的途径和终点，是对作为某种世界总体、根源的观念——“道通为一”的体验，最后达到“与道徘徊”、“与道相辅而行”的精神境界。其所达到的“道”的境界，就表现为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体悟，从而产生一种将自我与自然融合为一的思想意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而这种境界，具体到生死问题上，便成为在经历了“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的精神修养之后而达到“无古今”、“不死不生”的境界。这一境界，恰如“至人神矣……死生无变于己”、“彼游方之外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生”，为庄子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道家在境界层面上超越了生死之困，达到了死而不亡、不死不生的境界。
二、现代价值
对道家生死观进行理性观照和现代诠释，可以为现代人建立系统的生死哲学和科学的生死观念提供原则与思路，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建构现代系统生死学的模本和范式：道家生死观的理论意义
受儒家文化影响深重的中国人一向忌谈死亡。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生死观总是把思考的重心放在“生”上而忽略了对“死”的关注。这就造成有关“生”的哲学极为发达而有关“死”的哲学极为贫乏的不平衡现象。这就导致国人对“死”知之甚少。而正由于对死亡的无知，人类才无法克服对死亡的畏惧和悲哀等负面影响。只有把死亡当成庄严人生的一部分，才能充分体认个体自我死亡的独特性、自然性、尊严性和不可替代性，从而认清生与死的完整意义；只有深知死的意义的人，才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承担一切人生的苦难和挑战，才能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尊严。而道家生死观的首要价值正在于此。它对“生”尤其是“死”的全面系统的论述，与儒家“乐生”的文化互补，构成了全面壮观的中国传统生死哲学，从而有助于弥补中国现代生死哲学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为国人深刻认识生与死的本质，全面了解中国生死文化乃至建构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生死哲学提供了最佳模本和范式。
2.树立现代科学生死观的文化资源：道家生死观的实践价值
道家生死观告诉我们，与“生”看似不同的“死”本质上是气的聚散变化之一种，实际上是自然大化演变的一种形式、一个过程，和“生”实际上是贯通为一的，既是必然的、“命定”的，又是自然的、客观的，“生”与“死”本质上是齐同为一的，没有区别的。个体不必为“生”而喜，为“死”而忧。同时，道家生死观还告诉我们，个体虽然不必为生而喜，为死而忧，但作为自然造化的一员，个人还是应该积极参与到大化流行之中，努力活够自然所赋予给我们的生命时限，这就是说，要尽力“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以求成为“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道家对生死的这种智性认识有助于现代人理智清醒地认识生与死的本质，充分珍惜、重视自己宝贵的生命，并积极采取措施让自己活得更久一些，更有意义一些。同时，有助于现代人加强对死亡价值和尊严的认识，从而消解对死亡的恐惧，摆脱对死的感情上的痛苦，消除贪生怕死的错误倾向，坦然地迎接死亡的来临。总之，当生之时，能热爱之，珍惜之，好好地生；当死之时，能面对之，接受之，坦然地死。